生态哲学：道学与后现代健康取向的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后现代论文,取向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要论述的是以生存论哲学、深层生态学、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的健康潮流，与中国传统道学是高度契合、一致的，是对道学的辩证回归。
一、后现代生态文化哲学视野的形成的约束条件；“现代性危机”
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继石器革命、 农业革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类的理性之光揭开自然神秘面纱的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理性化的过程，“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国家主义、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都是“理性化”的不同表现。在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工具一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客观物质对象，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但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工具目的理性的“现代性”导向下的现代化使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付出的代价有二：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一是自然人化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通称之为“现代性危机”。
详言之，一方面，现代化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 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义”服务的是现代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目的价值理性”价值观：在此工具目的理性的视野和功利目的价值观中，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以致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和负效应日益显露出来，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现代性危机”从社会文明的视角来看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 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中，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从精神实质来说属于“神圣文明”，工业文明则是理性的世俗文明，是对神圣文明的否定。“现代性危机”表明：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形态。
“现代性危机”或“工业文明危机”使人类的先觉者们认识到， 必须根本否定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了后现代健康思潮为标志的后现代生态文化哲学。
二、后现代主义健康思潮蕴含的生态哲学
（一）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 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
“现代性危机”使学多思想者和学者们认识到， 必须根本否定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二战以后出现、七八十年代震撼思想界， 首先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随后波及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种流派繁杂的批判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情绪、思潮和理论，集中反映了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恶性膨胀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德性传统的精神家园失落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意义危机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生存危机。
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就揭露工具目的理性的实质，他感慨，在的“官僚制铁笼”中，“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肝，如此浅薄的人类自负登上人类文明顶峰”。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批判了科技理性专制下西方社会的“单面人”现象。20世纪后期，哈贝马斯则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目的理性的政治经济体系过度膨胀对“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利奥塔通过对“科学知识”对于“叙事知识”扩张进逼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发达西方社会“叙事危机”和“合法化危机”；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精神已失落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性的维度，只剩下资本无尽扩张“贪婪攫取性”的一面，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麦金太尔指出，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过程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德性传统失落“道德无序”的“黑暗时期”。
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学者， 不赞成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组建了“后现代世界中心”，和“过程研究中心”，企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即提倡一种有机主义的自然—人类—社会有机统一的“后现代的”（post-modern）生态文化观或世界观。
其一、剖析了现代二元论机械唯物论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世界观的渊源， 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如下六个特点：客观论、现象论、机械运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种还原论的科学世界观，解除了前现代世界观中的精神性和生命性的“魔力”，使人生价值失去本体依据，是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导致了人类数千年建构的精神文明世界的坍塌。“从短时期内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他正在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西方工业思想体系产生的直接后果”。
其二、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返魅”（reenchantment）有机论的“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它赞同“深层生态学”否定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价值观”：“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事万物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个体是作为整体的一员而存在的，只有他们投身于整体的复杂关系网中才是有价值的”。后现代生态伦理的首要准则是：“若一事物保持生态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他准是对的；反之必错。”但与深度生态学不同的是，它还承认生态系统中“每一活动本身有的独特价值”。尤其是“人类向这个星球注入了许多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所不能有的经验。人际关系和人类创造力所特有的享乐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是竞争的，但竞争不是最终原则，协同共存是根本原则。一个具有生态世界观的人，既可以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为人类服务，又善待自然资源，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潜在和先在价值。
（二）现代生存论哲学：揭示了生态哲学的“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思维方式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是一种知识论路向。“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马克思哲学使哲学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即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寻求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的生存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当代西方哲学同样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哲学的“生存论路向”“要求自身达于使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得以成立的更本源性的领域，因而其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现代生存哲学转向起点是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都丰富了生存论哲学。
海德格尔是现代存在论哲学集大成者， 他认为：全部的西方形而上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都在谈论“存在”，但实际上，人们谈论的只是“存在物”，人们忘记了“存在”和“存在物”之间的“存在论的区分”：存在（Being ）不同于存在者（Beings）：存在的含义是过程，是动词（to be）；“存在物”的意义是实体，是名称的含义。因此，存在论不能直接从存在的一般本质开始，它的出发点必须是“从存在物身上拷打出存在”，是这样的存在物，他的存在是其他存在物的存在的基础，人就是这样的存在物。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其他事物才能得以显示自己，人的存在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先决条件。为了强调人的存在，海德格尔以“生存”表示人的存在。人是存在原本意义上的存在物。海德格尔用dasen（“此在”、 “缘在”）这一名称指人的存在的存在者，表明人是具体的关系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的存在主体， 其基本的存在方式， 是“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也就是与世界共存，以及“与人共在”（Bing-with-others）。
马塞尔把人的生存处境分为两种：问题和奥秘。在问题的处境中， 问题的对象是明确，呈现在我的面前，发生在我的外部。我可以问题保持距离，对他加以观察和分析，得到普遍有效的答案。其思维方式是主客体的外在的抽象思维方式。人们的共同的问题处境构成了我们的日常世界，这是一个分裂的功能世界，每一个人也按不同的功能被列入不同的类别、按照它在不同社会组织中的功能，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他的人格是分裂的。在奥秘的处境（如宗教信仰或溺水）中，一个人接触到最切己的生存状态，处境中的一切与他的生存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他们的意义和作用都因他的生存而转移。其思维方式是“你—我”之间的第二反思的体验关系。
梅洛—庞蒂以“知觉世界”的“身体—主体”的概念，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 “身体—主体”之间、“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具有“可逆性”（reversibility）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关系。
我们认为上述哲学从“知识论路向”向“生存论”转向， 是一种从实体论的存在论向生态存在论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这首先要把握人与自己与自然的存在论上的内在统一关系，这种内在关系可以表达为以下命题：“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
“人以自然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人源于自然， 以自然之性为自己的“根性”，与自然形成了一体共生、“内在统一”的关系，探讨的是人的“类本质之根性”的问题，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所遗忘了的。
“自然以人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自然靠人的生存而显现其存在， 自然以人为其自组织演进的最高目的和价值，人是自然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个命题在承认“人以自然而存在”的前提下，以人与自然内在“生”之本真目的和价值为基础，探讨人自为的目的和价值，谈人与自然共同的价值实现问题，研究“人与自然内在统一关系”指导下的“外在关系和谐论”问题。人与自然就构成了两种和谐的关系：
一是“主体间的”存在体验的关系， 在主体间基于“生”之“根性”的本真整体体验中，自然和人从真上被把握为一个生命的主体所共生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人不是中心，自然也不是中心，而是一体感应、共鸣的关系。在存在体验中，自然—社会—人的是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系统。
一是以主体间存在关系为前提的主客体的实践认知关系， 也就是再把世界体验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把握人作为自为主体的对自然有机整体的调控、适应关系，以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为媒介，人和人也发生了主体间共在的关系，即“主体—客体—主体”关系。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影响人与自然的主体间关系，人与自然的主体间关系也影响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互为变量，组成一个“共在”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前代人与子孙万代的关系是以自然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平等“共在”的关系。
（三）深层生态学：提出了的生态价值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深层生态学运动的兴起， 在西方人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以“生态”（eco-,ecologyical）冠名的学科，如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 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 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在这些新兴学科中， 其核心是一种深层生态价值观与伦理学。深层生态伦理学，大体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个脉络。个体主义代表是泰勒（Paulw.Tai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他建立了以“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为核心理念的生态伦理学体系。 整体主义又被称为“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利奥波特（Aldo Leopold）1949年著的《大地伦理》中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则：“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克利考特（J.Baird Callicott）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从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对其进行论证，而奈斯等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集其大成。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和自然界事物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生命中心论者从边沁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动物也有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因而也有利益，也具有道德地位，应该得到道德关心。生态中心论者克利考特根据“休谟—达尔文”道德哲学传统，利他主义感情是包括人类祖先的许多物种间自然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进化人类道德情感也不断进化，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员，其命运决定于生态系统整体的性质，所以应该忠诚于生命共同体，由利己主义转向环境主义的大地伦理。生态中心论者罗尔斯顿认为生态价值包括三部分：生态系统内物种间的“工具价值”（对人除外）、每一物种的“内在价值”以及生态系统不断进化的“系统价值”。广义地，这都属于内在价值范畴。
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边缘经济学”新的生态经济学。 在西方随着环保运动、绿色
三、中国传统道学观与后现代生态文化哲学同构互补， 可以导后现代主义之健康潮流于博大精深
美国年轻物理学家卡普拉在他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中指出：“现代物理学几乎总是朝这样一个方向，即持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所持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说物理学今天把我们带向一种世界观，它在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那么这就是以某种方式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上。”“和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东方的世界观是‘有机’的。在东方神秘主义看来，可以感知的所有事物与实在都是相互联系的，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的表现。”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东方世界观具有“生态智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用卡普拉的观点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显然也赞同后现代主义科学世界观与东方世界观的平行性与相似性。
中国传统道学在如下几点上与生态哲学高度契合：
（一）天人合一：天地人同源同构的生态有机世界观与内在关系存在论。 中华道学认为，人与天地不仅同源同禀，而且同构同律，因而有“人身即是小天地，天地即是大人身”的说法。老子早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而天地人形成有机统一的生态复合结构系统，“域中有四大，道大，地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天、地、人和道四种伟大要素组成的有机复合系统，其中“道”是这一系统的自组织机制，是无目的之合目
的性，道生天地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虽然未显示出强烈的主宰性、目的性，但“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如水之就下，万流归海，逃不脱“道”自组织力量的控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实际上以朴素审美直观的方式揭示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普遍的有机规律。
在中华道学生态智慧开来， 人作为天—地—道—人四种伟大要素组成的有机复合生态系统的伟大要素之一，其行为应该符合效法宇宙的自组织的自然法则或有机生态规律，参与天地造化，即《礼记·中庸》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正如道教的《阴符经》所说人若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宇宙的律动，则可以“天人合发，万变定基”，达到人与环境共振的和谐之美。中华道学的天人感应说，实际上揭示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感应共振的广义因果规律，蕴含着“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的内在关系的生态存在论。
（二）道在万物：自然生态价值观。中国传统道学认为， 自然界是一个自组织自演化的过程，“道”就是这一自组织自演化的动力、过程和状态的勉强描述。老子认为“道生之、德畜之”的，万物都是道的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内在具有“道”赋予的大德即客观价值，正如庄子所说道在瓦块。与此一脉相承，唐代道士王玄览在《玄珠录》说：“道能遍物，即物是道。”《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载道士潘师正对唐高宗说：“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唐代道士孟安排《道教义枢》亦称：“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因为万物皆有道性，所以万物平等，人类并无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特权，并非是宇宙的中心，并非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庄子·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高度来看，人与万物之间不存在贵贱关系。正如唐代道士成玄英在疏释《庄子》时指出：“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正如《西升经》明确宣称，“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由于“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一切万物皆包含“道”的种子，皆可达到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万物都有按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人类不应该随意对它们进行干涉，阻碍它们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承认人与万物皆含道性，万物平等的前提下， 中华道学承认人在宇宙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地位：道家认为“域中有四大，道大，地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人是与天地万物道并列的四种为大要素之一。儒家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承担着“体道”“弘道”的独特作用，人“与天地参”，是天地生态系统的看护者、调节者。人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在自然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处于较高的层次，他的价值以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为参照，离开天地万物就没有人独特的价值。
总之，“道”是中国传统有机主义生态世界观道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轴心概念，它既是宇宙发生的“原初混沌虚无状态”， 又是世界的“所以然”的存在的本体根据，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的普适“天理”，因而是人的世界的价值源泉和最高价值尺度，是主体自我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因此万物生生不息，阴阳有序，天人合一，形成了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生态复合系统。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虽然具体学说不同，但皆尊道而贵德，属于同一的中华道学体系。道的学说兼具宗教、哲学、科学的三重优点，而又无三者的偏失，还可以成为生态社会人们树立信仰的最佳选择之一。道是广大而无形的道路，它可以通向四面八方。道的学说能与现代科学相容，能够走向世界，从而有可能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