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自觉：走向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自觉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反思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所谓反思研究，指的是对文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研究。反思，强化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增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由此，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富于学理与建设的历史时期。
一、来自反思社会学的启示
皮埃尔·布尔迪厄（一译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国内文学理论界耳熟能详的人物。布尔迪厄之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开启了一个反思社会学的维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所言：“如果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途径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1](P36>的确，反思性，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最独树一帜也最具魅力之所在。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社会理论本身，而在更广阔范围内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布尔迪厄毕生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反思社会学研究。这种反思社会学的要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追问思维得以深入的可能方式，二是对社会理论本身的批判性质询。在布尔迪厄看来，有三种类型的偏见导致社会学的“观注点”（gaze）模糊不清：第一种偏见是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这是最明显的偏见，较容易通过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第二种偏见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有关。这种位置不是指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域这一“小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此外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所谓学术场域，也就是在一个既定时刻向分析者提供的可能的学术位置的客观空间。社会科学家处于权力场域中被支配一极，容易受到那些影响所有符号生产者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摆布。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这种唯智主义偏见导致我们把世界看做是一个旁观的场景（spectacle），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significations），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唯智主义偏见比起那些根源于分析家的社会出身或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的偏见更具歪曲性，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2](P48>布尔迪厄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中的反思不是局部的反思，而是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内部的一种基于特定知识前提的系统反思。布尔迪厄要求将反思性予以制度化，对观察者的位置也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确保社会学的知识叙述始终处在警醒之中。
按照社会理论家I.沃勒斯坦的观点，反思能力是一个学者或科学家的基本能力。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重思（rethinking），更需要否思（unthinking）：“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讲，重思（rethinking）争议问题是相当正常的。当重要的新的证据推翻了旧有的理论和有关的预测无法成立时，我们就会被迫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前提。就这个意义而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一直在被人们重思。但是，除了这种常规性的重思以外，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否思’（unthinking）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为它的许多预设——在我看来，这些预设是误导的和阻碍性的——对于我们的心智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这些预设，曾一度被认为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但在今天却对有益地分析社会世界构成了核心的知识障碍。”①
这里，沃勒斯坦谈到了反思的两种形式，即重思和否思。作者尤其强调否思之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需要否思，根本原因是那些一度作为人的精神解放的理论预设，已经不能适应或用来解释新的情况了，甚至构成了分析社会世界的“知识障碍”。他提醒我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自明的或不加批判的理论预设或前提，更不存在永恒的超乎时空的正确命题。一旦把某种理论预设、前提或命题提高到“元叙述”的位置，就可能误导乃至阻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的知识叙述。所以，保持“反思”或“否思”的激情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社会理论学家史蒂文·塞德曼所著的《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着眼于“对社会学理论史的重新梳理和诠释”。作者对从孔德开始经过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到后结构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知识叙事进行了反思。他相信，反思得以确立的前提，是任何一门社会学的理论都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起源，根植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从这一框架看此前的社会学理论，他发现，那种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社会学理论知识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被称为“正确”的知识，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丰富性和差异性的根源。所以，后现代社会学方法论格外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3](P1>。这种研究可以看做是反思社会学的一个应用。
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理论家不遗余力的提倡和实践，使得反思性成为全球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现代化理论家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面对战后世界多元格局，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主张。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现代性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反思意识，尽管他们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4](P8>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E·马尔库斯则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反思是人类学研究获得突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人类学领域的反思主要聚焦在对那些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的重新评估，以及围绕表述这些观念的“范式风格”上面，他认为，人类学“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5](P18>。周宪认为，在有关现代性的知识叙述中，审美现代性承担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即反思的功能：“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既体现在作为文化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反映在作为一种观念或价值反思的美学理论形态中。从世俗的‘救赎’，到拒绝平庸，再到对歧义的宽容，所有这些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只是艺术自身的形态，更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过去和现在的反省辨析，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别一种理解和解释，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生存现状新的意义和解释。”[6](P175—176>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一个特点就是对某种元叙述的怀疑。怀疑，其实也是反思的一种特殊形式。怀疑，产生重新提问的可能。
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反思的学问。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反思是一种事后思维：“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7](P7>这是对反思的一般理解。反思还包含着“自我反观”这一形式，即从人得以思考的种种可能性角度思考人的意识活动的一切前提、展开方式及其效果。黑格尔在《小逻辑》和《逻辑学》中曾先后对反思概念做过六种不同的使用和说明，他认为，“本质自身中的映象是反思”。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不同于存在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本质是对存在的直接性的扬弃，提高到间接性。他说：“本质是扬弃了的有，它是单纯的自身等同，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之范围的一般否定。这样，本质就与直接性对立，它是从这样的直接性里变出来的，而且直接性在这种扬弃中保存和维持了自己。”[8](P8>黑格尔认为反思和本质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反思是认识真理的方式。通过反思认识真理，就是通过思想的关系认识真理。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我思主体对思本身的思考与审视”，“反思性的核心在于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就好像一个赶路的人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走错方向，不停地审视已经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的成败得失。”[9](P174—175>反思帮助人的认识摆脱了直接性而上升到间接性，体现出较高的知性品质。
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后现代语境下的学科反思意识，对国内当下人文学术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维方法的启迪。反思社会学提醒我们对自身言说限度和知识有效性的警觉。任何一种言说都受制于言说人置身的特定的场域，受制于言说者的知识背景、文化立场和身份归属，因此不可能“价值无涉”，而言说经由话语的塑造也成为体现某种权力的知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对自身言说限度和知识有效性的警觉就成为研究者的基本素养。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的富于启发性和引导性的视角。其二，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提供了一系列进入反思的概念：场域、视角、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和文本等，这些概念有利于丰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反思的方法武库。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某种大理论的营造，习惯于从一个先验的本质或自明的理论预设出发推演理论的学科体系，也习惯于真理在握、满怀豪情、不加批判地讲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果，“体系”和“思想”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而问题却依然丛生林立。现在，是从高天云端回到理论思维的地面的时候了。
二、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的反思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目睹和遭遇了一个如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所说的“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因为，人们需要检验理论写作为什么得到修正以及如何在经历着修正。因为，人们要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10](P2>
拉尔夫·科恩从四个方面梳理和概括了文学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等。[11](P2>这四个方面，既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理论新变化的梳理与概括，也是对文学理论学科现状理性反思的产物。这部由欧美20余位文论家联袂撰写的文集，带有明显的反思色彩。贯穿书中的一条线索，是对过去一些约定俗成的命题、观点、陈述和分析模式的反思。这些论文的作者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存在于文学研究中的行之有效的观点，现在变得如果不是全部失效也至少是部分失效，正遭遇着被修正或被取代的命运？反思，加深了对过去文学理论知识有效性的认识，也强化了研究者着眼于文学现状积极找寻新的“批判的武器”的自觉意识。
周启超主编的《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丛书②，对于客观认识西方当下文学理论的现状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对国内理论界关于文学理论的混乱认识也具有明显的纠偏意义。曾有一段时间，“文学理论边缘化了”、“文学理论死了”、“文学理论终结了”等论调不绝于耳，给人的印象是西方文学理论走到了尽头，已经没有什么人搞文学理论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澄清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事实上，西方仍有一批学者在做着扎实和细致的文学理论知识的推进工作。与20世纪前的文学理论状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少了一些彼此间的盲目排斥，而多了一些相互的尊重与吸纳。专注于自己学科的历史，在对自身学科的反思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和寻找化解危机的出路，是西方当下文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周启超用“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构”来概括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理论新特点，是颇有见地的。无论是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祥地德国，还是在现代文学理论的重镇俄罗斯，抑或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想的策源地法国，或是在一向以抵制理论而标举实证主义著称的英国，乃至在文化研究或后现代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美国，对文学理论学科及其历史的反思，几乎是一个共同特点。这一反思表现在以下几个路径的开拓上面：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轨迹的梳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不同范式的梳理，对文学学的当下境况与运行机制的梳理，对文学理论最为核心的范畴或关键词的梳理。[12](P17—9>可以说，反思贯穿在新近出现的西方一些文学理论著作当中。如美国新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戴卫·赫尔曼和他的同道确立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反思性与建设性是其基本特点。“后经典叙事学可能缺乏初生牛犊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激情，纯粹发现所带来的不可抑制的激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符号学大革命所引起的对方法论的美好幻想，但是它的长处在于对自身范围和目的进行了更有力的反思，更好地意识到周边其他批评理论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和更具探索性的姿态，在研究叙事（或任何其他对象）时，更愿意承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13](P3>从这一意识出发，后经典叙事学有机吸纳了传统经典叙事理论的合理成分，也拓展了叙事学关注的领域，丰富了叙事学的建设路径。戴卫·赫尔曼用叙事学的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表征后经典叙事学对传统经典叙事学的超越姿态和对多种可能问题的建设性的态度。他认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构成新千年伊始叙事分析的新特点。[14](P24>
反思，不仅加深了文学理论对本学科历史和特性的认识，也带动了文学理论不同流派、不同哲学背景和不同文化资源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美国学者马可·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一书中对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影响作了如下描述：“可以说，福柯的思想渗透了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哲学、历史、政治学以及性学领域，英美教授们对福柯作出了或褒或贬的评价，其反映之强烈，几乎无人可比。在所有抓住福柯不放的学科中，文学研究最为突出。在近20年中，大量美国英文系出产的最有见识的著作都以福柯的思想为核心。米勒、伊夫·科索夫斯基·赛奇威克和斯蒂芬·葛林伯雷以及许多追随葛林伯雷的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们都从福柯那里找到了最重要的灵感。有人说，文学研究已经步入了米歇尔·福柯时代。”[15](P168>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学理论各流派，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彼德·威德森所言：“大多数当代理论流派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在分享彼此的要义。”[16](P84>如一向以反学科、跨学科著称的文化研究，就是吸纳了多种理论资源，在多个知识谱系之中发展而成的。英国学者阿雷斯·鲍尔德温等在《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中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至少包括：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理论，福柯的关于权力、知识和主体性的理论，汤普森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等的批判理论资源，大卫·哈维的城市与空间的理论，保罗·基尔罗伊的种族的文化政治学理论，爱德华·W·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和狂欢化思想等。[17](P3>文化研究理论资源之驳杂，从中可见一斑。
可以看出，进入后现代语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各流派之间，越来越呈现杂糅和吸纳的趋势，而少了些彼此排斥、相互敌对的状况。这是因为，“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态势。其实，任何一种理论与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18](P2>。
从这个分析出发，下面一段对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流派状况的概括就显得不那么准确了：
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都极力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既不愿意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吸纳。这种各自为政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19](P2>
因为，仔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西方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派别之间的微妙关系，那就是在表面上的排斥当中存在深度的学习和吸纳。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视角进入对象的一种方式，视角的褊狭性决定了观点和结论的相对性。因此，理论本质上不具有排他性。既然这样，对理论局限性的反思以及多种理论派别之间的交流对话，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反思研究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在这一领域，讨论热烈，用力较多，系列化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主要有：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借鉴西方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论展开的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以董学文为代表的以建构“文学理论学”为标志而展开的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以李春青为代表的着眼于立法者和阐释者框架而展开的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除此以外，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等前辈学者以及诸多中青年学者也都在反思的视角下对文学理论的形态、特性、问题以及前景等展开过讨论。这些成果共同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面貌和格局。
文学理论反思研究的引进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反思作为人的理性自觉的产物，是文学理论知识叙述可靠性的保障。文学理论的“反思”，对于揭示文学理论的“本质”有巨大作用。经过反思，“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和认识中的文学理论内容，必然有所改变。而只有通过以‘反思’为中介的改变，文学理论的真实本性才可呈现于意识面前”[20](P10>。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基本徘徊在两种方式的建构之中，一种是从某种先验的、自明的命题出发推演建构文学理论的知识大厦，这可以看做是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建构方式。思辨是文学理论研究摆脱感性和经验的必然环节，不能丢弃。但是这种“思辨”的主要问题是，思辨赖以依托的现实文化问题被忽略了。在某种先验的思辨中，文学理论的真实命意被遮蔽了。另一种方式，是把文学理论看成高度主观化的个人经验的结晶，以纯粹的个人言说支撑文学理论的学科叙事。结果，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受到很大影响。这两种文学理论建构的方式，都对当下文学理论的状况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也是现行文学理论日益苍白、失语失态的一个原因。所以，像人类任何一种知识生产需要反思一样，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这种反思研究局面的形成，首先是中国文学理论向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现状和走势开放和回应的结果。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深刻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渗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频繁、这么广阔和这么深刻。尽管面临着并不相同的现实问题和文化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价值关切，然而中西方文学理论之间的互动却是自然而通畅的。中国文学理论讨论的几乎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中找到言说的根据。而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状况，也都在中国文学理论内部得到显形。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化研究以及围绕图像、文学经典、文学性和文学终结论的讨论等，都既是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是中国文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尽管有语境的差异，但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分别。而越来越多的既通晓外国语言又有专业优势的人加盟文学理论共同体，带来了文学理论共同体成员身份和文化资本的新变化，国际化的背景和眼光带动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他者”视域的介入，引发了对于本土问题的新一轮的思考。在这个空前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理论资源其实早已成为中国学者言说本土问题的参照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异域文化资源的强调与重视，往往发生在本土文化内部渴望化解内在焦虑的时刻。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正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落实。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反思构成一种互文关系。
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局面的形成，还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构成文学理论言说的语境和制导性场域，而文学理论言说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生产，也都在一定层面上汇入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总体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状况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80年代思想文化状况的主调是激进的、理想主义式的，无论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还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抑或是关于新诗的方向或先锋实验小说命运的争论，激进的或理想主义吁求始终是论争的基调、底蕴和引发新一轮讨论的动力源。激进的或理想主义话语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为立论之基础，在言说方式上，则以审美主义为修辞性外衣。审美主义是指把审美的法则不适当地放大到一切领域如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或道德领域。由于这种理想主义话语更多地停留在对自身体验的诉说之中，缺乏对自身可能性的反思和知识学意义上的规范，也对自身所遭遇的现实情境和发展变化了的文化生态缺乏应有的敏感，因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已不多见，深刻的思想诉求让位于学科分门别类的建设中。学术与思想的论争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再合适不过地说明新的语境下人文学术的新变化了。
文化保守主义，又名文化守成主义。按照陈来的解释，由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有两个基本规定：“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21](P6—7>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在处理传统时所导致的文化价值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流失状况的一种纠偏。文化激进主义那种传统-反传统、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已经无力解释晚近以来人文学术的新特点，也不足以产生新的富有创造力的思考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尊重态度，警惕那种傲睨一切的妄自尊大的自由，显然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观点。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那种粗疏的、空泛的议论，越来越怀疑那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对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性。既然如此，懂得对差异的尊重，注意从“他者”和传统当中汲取智慧，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这样一种氛围里，文学理论研究变得从容、冷静和更具学理性了，这种氛围客观上有助于反思研究格局的形成。
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气候，也是与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和跨学科的影响分不开的。固守于学科内部，反思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反思的愿望，其反思也不过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内视角，不可能获得洞见。这正如在一个封闭的区域文化内部很难发现这种文化的特殊性一样。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异域文化资源大规模构成对本土文化冲击的时候，本土文化的根性才容易格外强烈地凸显出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成为一种气候，是与相关学科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的。关于文学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英特雷·伊格尔顿有一段话作了很好的概括：“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中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22](P3>这可能揭示了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即现代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现代文学理论无论就其来源还是其理论旨趣，都并不仅仅与文学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勒认为理论是跨学科的，即一种理论凭借某种方法上的有效性而进入到众多学科里，如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并不只是关涉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是众多人文学科用以分析问题的有效工具。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科间的隔膜和互不来往的状态，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扫描当下文学理论的景观，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理论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与从相关学科汲取智慧有关。例如社会学、人类学领域里的研究成果，格外强烈地刺激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更新，甚至影响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向。李春青坦言，他的文学理论反思研究，是受惠于布尔迪厄的思想的。③ 陶东风对文学理论反思的系列文章，也明显借鉴了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和视角。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析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文章[23]，以此为触媒掀开了他对文学理论反思的序幕。陶东风反思文学理论的另一理论资源，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④ 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跨学科性和对大众文化的关注等，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陶东风解构现行文学理论内容和框架的一个赖以凭借的资源。例如，在对现行文学理论的危机的讨论中，陶东风就把文学理论的弊病之一说成是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正是文化研究所强烈反对的。可以说，陶东风反思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主要是来自于跨学科领域，文学理论自身反倒为其次了。从相关学科的视角观照，可以格外强烈地发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弊端和问题，提出的观点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反思深度的形成。
当然，文学理论反思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况，也是学科内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像任何一门人文学科一样，文学理论的发展是积累性、渐变的，而不可能是爆破式、突变的。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则。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受惠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突破和超越”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和特点，创造的热情高涨，批判的力量强烈，而反思的理性显得不足；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在经历了政治文化思想运动的历练之后，由激情主义的呐喊转向理性主义的分析，由审美乌托邦的营造转向知识的积累和建设。而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如消费文化对文化主导型的僭越、图像文化对话语文化的排挤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格外强烈地刺激了文学理论对自身如何可能的追问与思考。在这种问题情境的压迫下，反思，作为校正自身不断前行的方式，被文学理论应用于自身的建设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反思性，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反思成为众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化解危机、超越自身的基本方式。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既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反思构成一种互文关系。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跨学科间的互动以及学科内部发展的需求等，是中国文学理论反思成为一种现象和得以深化的主要动因。反思，强化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增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由此，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富于学理和建设的历史时期。
注释：
① 这里采用邓正来的翻译。见邓正来：《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序”，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另见I.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② 丛书包括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③ 李春青在《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后记中写道：“2001年我给北师大中文系03级全体文学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文艺学专题’的大课，当时我正在读布尔迪厄的《实践与反思》一书，颇受启发，于是就根据布尔迪厄的所谓‘反思社会学’之说，私下将这门课称之为‘反思文艺学’。”
④ 陶东风和一些博士生合作翻译了阿雷斯·鲍尔德温等著的《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可见他对文化研究投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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