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考辨——兼论“判决”是法的一种起源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决论文,起源论文,形式论文,意考辨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 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注：《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第202页。)前代法学著述例多援引，近年出版的法学新著如《法学基础理论》、《法学 原理》、《法学通论》、《中国法制史》等一律因袭这一近二千年的传统论断。
近代以来，对于《说文解字》有科学的评价。学者们都确认它为我国文字学的先驱，但错误甚多。因为它经过数百年辗转传写，后人多有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还有外行增补，“不免穿凿附会”。同时，如众所悉，金石之学发源于宋，繁荣于清，及至近代才发展为专门的、成熟的科学。《说文解字》没有这种科学作为基础。虽说许慎“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注：《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4页，前言。)近来地下陆续出土大量甲骨金文，可以证明他“实则未加采录，其所载古籀之文，未必见于鼎彝”；(注：朱剑心：《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7页。)“尤可考订许氏原文之失”。(注：朱剑心：《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7页。)我们还要看到，封建时代，“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近来出土汉、秦竹简、帛书，足证斯言不谬也。《说文解字》所录、释的 字。正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历代学者多持异议。对它的构成部分和结构形式，现代 学者也提出了新鲜的见解。历代和现代学者的有关见解，很能帮助我们弄清它的原始面 目和最初含意。
，(注：为便于制版和印刷，暂用(即《说文解字》所录)代替盂 鼎和克鼎中两个不同的铭文。下均同此。)甲骨文未见，而见于金文。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说明它出现较晚，在西方古希腊早期史诗荷马诗中没有“法律(Nóｍǒｓ)”这个词， 它也出现得比较晚，是属于后期古希腊社会的名词。(注：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 馆1959年版，第2-4页。)见于铭文载在出土的(大)盂鼎和克鼎。两鼎
文互有同异，和《说文解字》所录也互有同异。为便于考辨，描录如下：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注：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版，第165页。康殷所录文形同盂鼎之文，不同于《说文解字》所录。)根据盂鼎铭文对
字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说文解字》的诠释，抄摘于后。
“金、甲文未见。从人，从
(器)，从水，从。
原意未详。或为沉双角兽于水，或以水诱之意?
彝铭中的用法是‘保先王’和多见的‘勿朕命’。
后者文义甚明，经典作废。引、借为刑法字。许说……。这分明又是儒家‘托古改制’的伎俩……”(注：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版，第165页。康殷所录文形同盂鼎之文，不同于《说文解字》所录。)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康殷对的构成部分和结构形式提出了新的看法， 和《说文解字》颇不相同。除了“从水”、“从”相同外，没有“从去 ”，又增加了“从人”和“从器()”。对于字义康殷也持异议，批评许 著“托古改 制”，在“愿意未详”前提下提出带问号的“沉兽，诱”的 说法。
(大)盂鼎和克鼎铭文，康殷对它们的结构形式和构成部分的意见，给我们进一步探索
的原始面目和最初含意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首先，在我们看来，许著对“从水”的诠释犯有以今度古的弊病，因为“刑(法)平如水”的思想或观念，其产生时代实在要比造这字的时代晚得多了。我们知道，正是由于阶级、等级的对立和差别，才产生法并构成法的本质和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在最古的自发公社中，最多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公民和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只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平等的立法和“刑(法)平如水”的法观念才得以产生。古罗马法的发展史正是这种道路的典型；它告诉我们罗马法怎样从不平等的基础上产生、发展为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这种历史进程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情形。在我国古代最初也是公开承认和宣示法的等级特征。所谓“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远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后才出现。当然，刑(法)平如水的思想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早已流行；这或许是《说文解字》以今度古的客观条件了!因此，必须抛弃许慎以水平喻法的本质和形式的比喻说。上引康殷所论，足见他早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他提出的沉(兽)诱(
)说虽不足以服人，但却引发我们联想到东方各国古代法中诉诸圣河(水)一类 的神判；这对认识的原始面目颇有助益。同时，从文字发源于图像和
字产生的远古时代出发，将“水”落实为实物——水，取缔了抽象的比喻说 ，这是值得赞扬的。后面，我们将从这样的出发点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关于“从”的意思，历代学者颇多争论。《文字源流浅说》与《 说文解字》也持不同意见。“。解兽也，似山羊一角。 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注：《说文解字》，第202页。)意思就是说是 一种用于神判的兽。见于经传的有《墨子·明鬼》。(注：《墨子·明鬼》，唐敬杲选注 ，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1-92页。)历代学者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如东汉王充和近代 章太炎曾加以非难。杨遇夫(树达)先生所著《说》(注：杨树达：《积 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82-83页。)一文则多方加以维护。杨先 生论述神判规范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虽史书所不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文诚可谓 “真知灼见”，论证了古代神判的社会基础。兹将《说》摘抄于后。
“说文十篇上部云……。决讼触不直之说，王充《论衡·是应篇》已疑 之 ，近世余杭章君著《文始》，谓……非蔽狱之恒制。愚谓王、章之说未然。夫解
之所触不必为不直，而不直者或竟不为解所触，此在今 日，夫人知之。其在初民，未必竟知，即一二贤智知之，亦不必人人悉喻也。当两曹争 执之会，物征人征之制不立，无已而假无知之物以为断，使颛愚之民有所慑服而无辞， 固古代人事之所宜也。以文字证之，字从从去，非以决 讼触不直之说释之，斯义无所取。且以汉事言之，《汉书儒林传》记辕固生得罪窦太后 ，太后使固入圈击彘。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假固利兵。固刺彘，正中其心，太 后默然，亡以复罪。又《李广传》记李禹侵陵中贵人，中贵人诉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夫刺彘中心，则太后亡以复罪，知不中为有罪矣。此制虽《刑法志》所不载，然孟坚一 再述之，其为事实明矣。夫能刺兽与否，岂足为有罪无罪之衡。时至汉世，文治大进， 而犹有此制者，正古人以触不直之遗法矣。特古人以兽触人，汉世以人 刺兽，时差后则制亦较进耳。王章二君以晚近之事疑古人，斯为不达于理矣。夫今日俗 习之所存，岂能一一衷诸理!吾辈虽知其不衷诸理，而以积重之势，莫如何也；千百年后 ，文物大进，吾辈今日莫如之何者势不复存，而彼时之士乃以当时之所无，疑今之所有 ，不为惑乎?”
再次，分析的其余部分，这些部分在《说文解字》中当作一部分，并确 认它的意思为去；而在《文字源流浅说》中作为二部分：即人与器()。 两书分歧甚大。其释义亦大相径庭。《说文解字》：“去，人相违也。从大，凵声。… …。”(注：《说文解字》，第104页。)《文字源流浅说》：“去，从大，
许误解作……。”(注：《文字源流浅说》，第144页。)康殷从人、从器 两部分说，我们比较能够接受。许著的从去——部分说，很可能将这本来是两部分的结 构误作一部分了。这两部分重叠合二而一，实与去相似。(注：《说文解字》，第104页 。)这是许著误会产生的客观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恐怕还由于许慎未看到古 鼎铭器上的原始字形图像，我们认为康殷之说正确，主要还从字的结构 要求和造字原理来考虑。既说用来决讼断狱，以其触击定谳，必有触击 的对象，这是文中应有之义，也是字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然而，照许著之说 ，它们都不存在了。康殷之说，确定了抱器的人便是触击的对象。这就满足了铭文的整 体结构要求，也符合古人造字象形的原理。《墨字·明鬼》记载齐庄君进行神判：“乃 使之共一羊……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注：《墨子·明鬼》，唐敬杲选注，商 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1-92页。)这个场景使人们看到触击的对象——当事人的显著地 位。的铭文形体正是记录古代神判的速写画图。很难相信在这画图中置 当事人于不顾。
最后，在分析了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后，我们来分析它的结构。
如前已述，由于寡于对水的比喻说，《说文解字》对于的结构分析实不 足取；康殷的沉(兽)诱()说由于他否认的决讼属性，也 就寻不出原始的意义了。杨遇夫先生说得好：“从去， 非以决讼触不直之说释之，斯义无所取。”康殷裹足不前，只能维持他对的 “原意未详”的结论，原因正在这里。因此关于的诠释我们同意杨氏 《说》所维持的 《说文解字》的诠释。
根据这样的结构关系，的最初含意应是“判决”。它是我国古代神判的 一种速写记录。它描绘触逼人抱器进入流水，去接受神明(流水)的考验 。这在两鼎铭文()的结构相同。所不同的一个判定为有罪，或应否定， 或应废弃(人、器沉入水底)；一个判定为无罪，或应肯定，或应祐护(人、器浮 于水面)。我最初作出这种推测乃根据东方古代各国圣河神判中以沉为罪、以浮为无罪 的通例。后来，我试拿这种诠释来应证两鼎的()铭文，觉得很有意思。
克鼎：“勿朕命”，由于多见于经典，经典作“勿废朕命”。因而学者 们认为克鼎此字与废同，因而得出了“其义自明”的结论。(注：康殷：《文字源流浅说 》，荣宝斋1979年版，第165页。康殷所录文形同盂鼎之文，不同于《 说文解字》所录。)这是用传统办法确认铭文意义。即王国维所谓“本之诗书，以求其文 之义例”。(注：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
盂鼎：“保先王”，却不见于经典。同时，如果以克鼎 文之义来套，也说不通。所以学者们对它的意义便不“其义自明”了。我认为，盂鼎此 字与克鼎彼字也有相通之处，即其意同为“判决”，同为一种神判的描绘；但又有所不 同者，即相反的“判决”。概言之，一个是否定的判决，一个是肯定的判决。拿肯定的 判决来诠释“保先王”，意思是：“神的肯定的判决保护先王。”
由此可见，克鼎和盂鼎这两句铭文能够容纳我们对的释义。并且又不违 经典所记。
其次，我们确认的最初含意是“判决”，还由于它后来、借为刑、法字 。这是现代学者所共知的。这不同于《说文解字》认为其本意即是刑(法)(“法，今文省 ”)。(注：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版，第165页。)从字音的发展史来 说，上古无轻唇音ｆ，的上古音不会如法之中古音或今音。《释名》云 ：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法，音属帮母，葉韵，入声，其音 值可拟为[biap]。逼， 描绘了这幅神判图画的动态。又《管子·禁藏》云：“法者天下 之仪也”。(注：郝懿 行：《尔雅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翻印，据同治四年郝 氏家刻本，第21页。) ……。许多对法的诠释都值得参考。它们都可以说明古铭文
的意思与今文“ 法”的这种源流关系。
“法”字的意义从判决引、借和发展，不仅我国一例。古代许多国家的文字发展史中也能见到的，如前文所引梅因早就发现希腊荷马诗中并无“法”字，而常见的地美士(Themis)和地美士第(Themites)，其本意即为裁判；其中的“达克”(Dike)也具有判决的意思。(注：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盎格鲁撒克逊语
doom，最初仅有判决的意思，后来才兼有法律的意思。又：orda’l，或ordeal，开初仅有判决之意。属于拉丁语系的后拉丁语ordatium，后英语ordeal，后法语ordalie和后德语ordal，大抵都以同语用于神判。神判词语的普遍存在也正足以说明神判的普遍性。它们大多被引借和发展为法的后来(或今天)的意思，自然也证明这种演化的普遍性。
在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文字中最初出现的法律语词也是“判决”(“di”)。此外并无别的表示法观念的用语了。在塞姆系古语中相当于“di”(判决)的有“d
nu”、“
kettum”、“m
aum”。它们表示“坚”、“正”。苏美尔语亦兼有“正”的意思。暗示法观念：判决当依正的标准，区分邪正。
法的文字由判决引、借和发展而来，在古希伯来语中也有类似情形。“Forah(孚拉)”含有法的意味，它由“Horah(贺拉)”演化，贺拉是导、教的意思。贺拉由“Yarah(雅拉)”演化而来，它有“投”的意思，即投骰以占神意，或在神殿中占卜的意思。看来
Forah也本于神判、判决的意思。
许多古代文字或近代文字，法与誓的意义相近，或相通，这也足以说明法的原来意义和神判、判决联系很为密切。如北欧语lagh，有誓的意思；拉丁语jus与jurara誓相联系；lex在日尔曼时之英吉利法用为“证据”和宣誓，德语Recht在萨克逊法也常以Eid(誓)的意思来采用它。
这许许多多法的文字发展的共同(或相似)道路，说明在古代，法的后来意义和文字产生较晚，法由判决等字演化而生。即我国文字学者所谓引、借的结果。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反而是极其平凡的。因为，既然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有自己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事物的名称及其发展亦同此理。正由于事物的产生、发展，反映事物的概念的词语和文字才会因之产生、发展。法的起源在最初表现为多种形式，它们终于由低级而高级、由简单而综合为法的今天(或后来)意义也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法的起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法除了古代种种习惯、习惯法引发以外，还有民众大会，或元老院的“决议”，军事酋长或“王”的诏书、命令，或某个立法机构、立法家制定的法律，……等等。除此之外，法的起源的一种重要形式即判决。这是
(判决)得以被引、借，得以演化发展为法的根本原因。英美法中“遵循 先例”的原则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必然产物和滥觞!
古代成文法最早的形式不是法典，或法律条文，其表现形式是“判决”。我们还可以从最古老的法律文书和法典中找到相应的证据。
我们知道苏美尔人最早记录法的石、泥板文书，(注：中原与茂九郎，杉勇：《西南亚细亚文化》，杨鍊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其中法的用语诸如法庭裁判官审度案件所作的宣告中的常用语：
dnu gamru：完成的判决。
didibba：发出的判决。
didibbug：宣告的判决。
许多泥板文书“判决”可能即是最早的“法”。在我国古代有所谓铸刑鼎。近年出土刑鼎甚多，只是囿于成见和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考古学家似尚未确认它们为“刑鼎”罢了。例如1975年陕西歧山董家村出土的铜器：《
匜》虽已是晚周的器物，其铭所记即是一种“判决”。不能只肯定它是为了写成“辞”留存而便于查考。(注：《法律史论丛·第三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它很可能便是刑鼎的初型，它记录着这一判决对后世具有判例——法的意义。不能认为只有记录了系统化和概念化的法律条文的“法典式”的鼎彝才是刑鼎。即令我的这种提法还极不成熟，因之亦可弃之而不顾。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古苏美尔人的法律石、泥板文书和我国类似西周晚季的《匜》的鼎彝中的“判决”具有最早法的形式，它们是法的一种起源形式。
稍晚的苏美尔人的法典和《乌尔纳姆法典》、《亲属法》及其他法典较之这许多古代石、泥板文书所记录的法的形式(判决)又有较大的进步。它们是法的较为高级的反映形式，即系统化、概念化了；脱离了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形式了。但是，我们无论从早期石、泥板文书和较晚的法典泥板、石柱的形式类似，或从前后两者的源流关系，很容易确认法从判决演进、发展而生。被我们确认人类所知道的最早法典——《乌尔纳姆法典》来说，它的法文保留了显而易见的、完整的判决形式，即便到了汉穆拉比王统治时代，即法形态已经被认为相当完善的时代，我们依然不难遇到这种形式。汉穆拉比王在其法典中称法典是“我的判决”。(注：《巴比伦皇帝哈漠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其法典的条文的形式还未脱尽判决的原始形式的羽毛。 其 他民族的法、法典也多经过这样的发展道路。
我的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的：，他的原始面目是我国古代进行神判的一 种速写图画。他的最初含意是“判决”。“判决”是法的起源的一种最初形态；后来发 展为法律。亦因之被引、借为刑、法字，赋有新的，比前更确切、更广 泛的意思了。
甲骨金文的考辨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年代久远，变迁繁复，形音难测，假借至多，学者考辨又多附会。许多字不能求其本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历代学者辛勤劳动，所获甚多；他们对我们考辨的这个字亦多真知灼见。我不揣贸然，试以考证辨之，目的只在于求教!并希望专家们来推进这一考辨。如果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很满意了。顾不得为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