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史诗论文,格尔论文,内涵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此笔者依据的是色道尔吉先生的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是卫拉特蒙古人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卫拉特蒙古人沧桑历史的艺术写照。众所周知，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江格尔》从产生到最终成型，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这不同阶段的文化内涵在史诗中都有所表现。但本文的研究重点则在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部最终成型了的《江格尔》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文化内涵，亦即带有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烙印的文化内涵。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在结构的宏大、构思的精巧、措辞的细腻，还是想象的丰富、场景的复杂，以及保存的完好情况等来看，《江格尔》都比其之前的蒙古英雄史诗要胜一筹。根据仁钦道尔吉先生的研究，《江格尔》属于蒙古英雄史诗中单篇史诗、串连复合史诗、并列复合史诗三大类型中的第三类（这三大类型反映了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并且在体裁、题材、主题、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套语、固定诗句等方面对前二类一定程度地有所继承和发展，从而使蒙古英雄史诗进入了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仁钦道尔吉《〈江格尔〉与蒙古人民英雄史诗传统》，载《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因此可以认为《江格尔》是一部系统性、集约性很强的史诗，并且其最终成型的时间也不会太早。以下笔者拟从精神的及制度的层面对《江格尔》的文化内涵作一初步探讨。精神的层面包括价值观念范畴、社会理想范畴等，制度的层面包括政治制度范畴、法律制度范畴、经济制度范畴等。
一、史诗《江格尔》的政治、伦理价值内涵
对于一个盛行英雄崇拜，并且处于正在生长中的社会来说，崇拜什么样的英雄，即意味着采取了什么样的生长形式，因此这种代表社会生长形式的英雄也就成为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的代表者，成为该社会和该文化中值得称许的典范的伦理行为的表现者。而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价值观念，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典范的伦理行为使得史诗具有了显而易见的世俗性及积极意义。对于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歌颂以江格尔为首的众英雄，正是处于生长中的卫拉特蒙古社会正在寻找出路的表现，这些英雄是卫拉特人对未来的精神寄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代表者。
纵观整部史诗可以看出，与古典的英雄史诗相比，《江格尔》中的英雄们除了具有相似的外向的、开拓的、理想主义的英雄精神外，更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江格尔的描写上。在古典史诗那里，一切的征战、探索、苦难等都由英雄一个人来承担，人们通过英雄讴歌了人的精神之伟大，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之重要，这是早期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江格尔身上，人们则寄托了对社会、对国家的无限期望。人们在被英雄的业绩吸引的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社会的召唤及应负的责任：“在东方的七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的梦想，／在西方的十二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的希望。他是英明的博克多，／占据着周围四大可汗的心灵，／在千百个异地外邦，／他是人民爱戴和崇敬的首领。”（第199页）“‘……我有一个名叫宝木巴的大海，／我有一个名叫白头山的高山，／七十二个可汗的国土都是我的领地。／我享有最大的幸福和荣誉，／西方的七个国家里，／没有人能和我相比。／东方的七个国家里，／我是人民的希冀。……战场上，我所向披靡，／我说的话，都是真理，／我就是荣耀的诺颜江格尔。’”（第251-252页）在人们看来，江格尔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孤胆英雄了，而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社会的核心。他有广阔的领土要守卫，他有亿万的属民要统治，因此他的所做所为，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他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超凡的勇敢，而是“治国的哲理”。我们看到，虽然史诗被限制在它由所承袭的那个古老的英雄史诗的传统中，但它却含蓄地承认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更为广泛的精神追求。这种理想和精神追求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政治性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更为广泛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史诗中英雄们的好战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这个广泛的时代背景。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将自己时代对现实的要求及对理想的追求都寄托于江格尔这个艺术形象中，用传统的方式表明了这种要求及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江格尔更象是真实的人物，更象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江格尔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们的时代及社会所要努力达到的，江格尔式的英雄是他们的时代及社会最理想的人格形式，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的典型代表者，他们期望用江格尔这样的英雄来迎接时代的挑战，促进民族、社会的发展。
作为政治价值观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到，人们通过江格尔表达了自己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要求，表达了对统治者集权思想的欣赏及认同。
以往的蒙古古典英雄史诗大多以氏族、部落时代为背景，以婚姻、征战为两大题材，流露出浓郁的氏族、部落意识。而在《江格尔》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氏族、部落意识的淡漠，国家意识的增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江格尔》中，许多勇士都被描绘成是孤儿或独生子。如：江格尔“在他上面，没有抬举他的父兄，／在他下面，没有辅佐他的亲人。在家族中他是独生子，／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他是孤儿。”（第198页）“这里的主人富贵而煊赫，／他是达赉扎木巴可汗的孙儿，／嘎吉嘎·阿拉达尔可汗的独生子，／天资聪慧的千里眼阿拉谭策吉。”（第202页）“萨布尔三岁那年，／身材矮小象大姆指一般，／阎罗王夺走他的爹娘，／他无依无靠，形影孤单。”（第306页）“‘四海辽阔，／我，西克锡力克，／却只有洪古尔一个。／穹宇无垠，大地辽阔，／洪古尔无兄无弟，／孤单一个。’”（第323页）在氏族、部落时代，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部落内部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的乃至唯一的纽带，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虽然蒙古族的古典英雄史诗大多以描述英雄的个人业绩为主，但这种血缘亲属关系的痕迹还是在一些史诗中被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如，在《祖拉·阿拉达尔罕》中，祖拉·阿拉达尔罕的双胞胎儿子布尔罕和布赫同他们的叔父杜南一道与恶魔进行斗争。后来布尔罕的儿子乌兰·巴拉珠尔继承父辈英雄传统，出征战胜了敌人。最后，祖拉·阿拉达尔罕和夫人，长子布尔罕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乌兰·巴拉珠尔，次子布赫和叔父杜南全家欢聚一堂，共庆胜利（《蒙古族文学史》〈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33页）。虽然史诗主要描述的是这些征战，但如果没有长幼间、兄弟间这些亲人们的互相帮助协作，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智勇的王子希热图》中，“希热图王子一心为了：／‘保护父母，／解救百姓，／繁殖后代……’。”（《蒙古族文学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家族、乃至氏族部落的繁荣兴旺是他的主要职责。而在《江格尔》中出现如此多的孤儿、独生子，则表明在其中氏族、部落时代的血缘关系已退居次要地位，氏族、部落这一背景已隐退、淡化。孤儿和独生子们代表的已不是某个家庭、氏族、部落，而是某种更为广泛的东西，即为了宝木巴的和平、繁荣、幸福，英雄们的家系背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业绩，他们为宝木巴所做的一切才是人们所关心的，这些不分家庭、氏族、部落的英雄们走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这才是人们所期望的。英雄们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与他们的才能相连的价值，而不是取决于由自然而稳定的亲族关系所规定的价值。对独生子、孤儿的强调，表明了人们试图突破氏族、部落的界限束缚，追求更为广阔的领土空间，更为自由的情感行动的要求。我们认为，这种要求就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体现，它的产生是以忽视乃至否定氏族、部落制度的神圣性及其最高权力为前提的。
第二，婚姻主题在《江格尔》中也有反映，但各章里所反映的婚俗有所不同，有的较古老，有的则较晚近。在以前的蒙古英雄史诗中，不论是抢婚型还是考验女婿型，最终结局都是英雄与心爱的人喜结良缘，双双返回家乡。尤其是考验女婿型史诗的产生，“说明当时婚姻关系已成为联合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一种手段。因为考验女婿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个人前途，而是女方氏族要通过考验选择一位英武非凡的女婿，并进而与其氏族联合，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可以认为考验女婿型英雄史诗的产生与氏族联合或者部落联盟的形式有密切联系。”（见前引仁钦道尔吉文）也就是说，在以前的史诗中，婚姻主题所反映出来的氏族、部落意识不外乎是父权制族外婚及氏族、部落间的联合。而在《江格尔》中我们却看到了某种新的东西。在《江格尔》中，专门描写婚姻主题的只有一章《雄狮洪古尔的婚礼》，其中既有对传统的考验型的描写，又有对后来产生的包办型的描写，而结局却很有意思，洪古尔不但娶了格莲金娜，而且格莲金娜所属的汗国也并归于宝木巴属下：“查干兆拉可汗问女儿：／‘你要什么陪嫁？’／格莲金娜望着父亲微笑：／‘爸爸，你答应我，／就把一年的幼畜给我吧。’／查干兆拉听了女儿的要求，／立即召集众大臣商议：／‘一年的幼畜做陪嫁，／是要我们归属江格尔，归属宝木巴。’查干兆拉答应女儿的请求，／向人民发布命令：／‘做江格尔的属民，／举国上下迁往宝木巴。’……”（第164页）这种归属恐怕与从前的氏族部落间的联合不完全一样，倒是有点象武力征服所取得的结果，只不过这是一种“婚姻的征服”，可见从中所反映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氏族、部落意识了。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看来，江格尔是天底下万物的主宰，所有的汗国，无论它属于何氏族、何部落，都要向江格尔臣服，不管是用武力还是其它方法，就连在对婚姻这样的古老题材的描写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集权的要求，这是一种恢宏远大的意识，是氏族、部落意识所容纳不了的，只有在国家这一形式中人们才能将这些意识、思想、要求变为现实。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就是这样将自己那尚属朦胧的国家意识，借助于这种古老的方法，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第三，征战是《江格尔》中所表现的主要题材，根据仁钦道尔吉的观点：“在古老的单篇史诗和串连复合史诗中，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斗争的形式反映的是氏族、部落征战，其战争规模不大。然而在《江格尔》中不再是这种形式的氏族复仇战和财产争夺战，而是汗国之间进行的大兵团作战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见前引仁钦道尔吉文）可以将这种题材称为征服型题材，从中我们看到了对国土及属民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的要求：“萨布尔摘下赫拉干的金盔，／叫他跪在江格尔的足下叩头，／萨布尔给他打上宝木巴的火印。赫拉干向江格尔发誓：／‘一千零一年归属江格尔，／永不背叛。’”（第108）类似的描写在史诗中比比皆是。征战行为已超过了复仇和掠夺的范围，而变为一种征服了。征服的结果是领土的扩大和属民的增加以及政治的统一，而氏族、部落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及众多的属民的。
在国家意识出现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史诗中人们对统治者权力的理解及认同。
首先，人们用史诗的传统方法表达了对最高统治者江格尔其权力的不容怀疑。在古典史诗中，人们通常认为主人公英雄生来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其英雄品质与特征是与生俱来的：“他具有惊人的臂力，／他具有超人的智慧，／他用左手扑灭了东方的精灵，／他用右手扑灭了西方的魔鬼。”（《勇士谷诺干》）而在《江格尔》中，人们除了描绘歌颂江格尔那些天生具有的英雄特征外，还特别强调了他那与生俱来、承及天命的权力：“摔跤手／仔细端详小英雄，／看出他有高贵的命运。／如果把他留在人世，／他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主宰阳光下的生灵。”（第15页）“……认出江格尔是阳光下万物的主宰，／看出江格尔是洪福齐天的可汗。”（第47页）“在这阳光灿烂的大地上，／江格尔主宰万物。／……他是宝木巴的圣主，／他为民造福。”（第51页）在人们看来，这是无须被怀疑、被论证的。江格尔之所以是江格尔，他区别于其他勇士之处在于此；宝木巴的建立、发展与繁荣在于此；众勇士之所以能团结一心也正在于此。如果说宝木巴是史诗情节上的主线的话，那么，江格尔的这种“天赋权力”就是史诗思想、精神上的一条主线。在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及认同的背后，我们看到，一方面人们渴望建立某种社会的、政治的秩序，另一方面，人们的这种理解及认同还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色彩，还相当朦胧、幼稚。虽然如此，但它毕竟产生了，从思想发展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意义都是很重大的。
其次，人们对江格尔所具有的权力进行了史诗性的描写。按照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关于一位史诗中汗的概念，江格尔被赋予了一系列权力的表征：数以千计的光荣的勇士“八千名宝通”、“六千又十二名勇士”；雄奇无比的宫殿“要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在芬芳的大草原南端，／在平顶山之南，／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在白头山的西麓，／在宝木巴海滨，／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建筑这座奇迹般的宫殿最为吉祥。”（第6页）象征宝木巴、江格尔的黄花旗，江格尔那非凡的相貌，生活在宝木巴数以万计的属民，等等。这一切都是江格尔至高无上的象征，是其权力的具体体现。
至于那种“典范的伦理行为”，即伦理价值观，在《江格尔》中是被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江格尔以外的众勇士们性格复杂，很难用“善”、“恶”二字简单概括，在他们的身上透露出某种非伦理、超善恶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令人倾倒，在于他们的强大，他们不是救苦救难、律己甚严的有“德”者，而是勇猛威武、叱咤风云的有“力”者和有“技”者；他们力大无比，也凶猛无比，有着出众的技能；他们并不在乎杀多少人或用什么方式杀，只要达到目的就行，史诗中对这种杀戮场面的描绘比比皆是。其次，众勇士的对手“蟒古斯”、“暴君”们，也很难简单地归入传统的“善、恶”范畴中，他们也都是些有“力”有“技”者，除了他们是众勇士的对手，并且最终会被降服或消灭外，其它方面与勇士们并无不同。从史诗的内容来看，他们和众勇士是相互衬托的，只有他们的不同一般，才能衬托出勇士们的非凡勇敢，而另一方面勇士们的非凡勇敢反过来又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一般。因为只有双方旗鼓相当，才能使史诗的内容得以铺展开来，使情节得以继续下去，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勇士。第三，在江格尔身上，除了体现了人们那种社会化、政治化的追求外，又表现出了某种历史化、伦理化的倾向。作为广阔领土及亿万民众的统治者，江格尔不仅要有不同寻常的出身及非凡的才干，而且还要有神圣的威严及神秘的色彩；不仅要象征战英雄那样英勇无比所向无敌，还要象长者那样稳重宽厚，象圣人那样睿智高尚。只有这样方能显示出他是个真正的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完全能够承担起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在江格尔身上，不仅具有“力”与“技”，还要有“德”，虽然江格尔是生来如此、承及天命的，但当他放弃自己的责任时，灾难同样会降临（详见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第195页），在此，他所承及的那个“天命”是根据他的威德及能力来显示的，因而具有了更多的伦理性质。
由上述可知，这种非伦理的与伦理的倾向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观念上的变革。前者来自于史诗由所承袭的那个古老的传统及观念，而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的思想及观念。具体来说，非伦理、超善恶的出现，原因在于那种对力与技的崇拜，这是蒙古族古典英雄史诗的表现核心。而在对江格尔的描述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伦理化倾向，则表明了在这一形象或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社会分化已相当深刻，其社会结构已在需要某种“秩序”（伦理的、道德的）来维系，并且社会斗争越激烈，这种“秩序”的价值也就越高。实际上那种与生俱来、承及天命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该社会对社会集权的伦理要求。
在“典范的伦理行为”中还包含有另一个较为主要的方面，即人们间的相互关系，这点在《江格尔》中的表现也是很独特的。纵观整部史诗，我们看到，整个宝木巴、亦即江格尔汗国的内部是靠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来维系的，即靠的是众勇士与江格尔之间的“誓言”，这种誓言在史诗中比比皆是，如：“勇士们一同歌唱自己的心愿，／勇士们向圣主奉上自己的誓言：／‘我们把生命交给刀枪，／把希望寄托给江格尔可汗。我们对圣主忠心一片，／为着宝木巴永远披肝沥胆。虽然有众多的敌人聚集侵犯，／我们也无人后退，只是勇往直前。虽然有崇山峻岭，／我们的坐骑没有不能攀登的顶峰。不怕那咆哮的大海，波涛猛卷，／不怕那熊熊的火焰，烈火燎原。’”（第274页）这种誓言的核心是忠诚，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相互间的道德权利与道德责任。实际上双方的责任义务是相互的，承及天命的江格尔要想完成使命就必须将勇士们团结起来，这既是他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从史诗性的描述中我们看到，江格尔对自己的勇士也是尽心尽力的，如在《黑那斯全军覆灭记》中，当江格尔得知洪古尔遇难时，他悲痛万分，发誓要救出洪古尔（第341、349-350页）。我们认为，史诗中这种以忠诚为核心维系起来的关系，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江格尔的众勇士们大都有自己的汗国和属民，为了伟大的江格尔和宝木巴，他们走到一起，靠着誓言成为江格尔手下的勇士，他们与江格尔之间的那种基本的忠诚纽带，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唯一力量。这一方面体现了对那种古代军事首领与侍从之间传统关系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新的愿望，即这些各有领地、属民的勇士们应该联合起来，统一于一个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强盛无比。
二、史诗《江格尔》的社会理想内涵
在《江格尔》中，宝木巴是被作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度而加以描绘的。在此，史诗的创作者们不惜笔墨，用丰富的想象和华丽的词藻抒发了自己对这个理想国度的憧憬和向往：“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没有衰败，／没有死亡，／没有贫穷，／粮食堆满田野，／牛羊布满山岗。／没有酷暑，／没有严寒，／夏天象秋天一样清爽，／冬天象春天一样温暖，／风习习，雨纷纷，／百花烂漫，／百草芬芳。”（第309页）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亿万人民在这里生息蕃衍，／在江格尔的福荫庇佑下幸福无疆。”（第197页）没有繁重的劳动，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也没有衰老死亡，“人们彼此不分，没有私心，／他们生活得幸福，欣欣向荣。”（第201页）
对于人类而言，“人注定是（或者被选择为？）行进在臻于完美（或曰赎罪）之路上的‘空缺环节’（半人半兽的），所以永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需要乌托邦观的超验色彩。”人的这种关于正义社会的梦想，就仿佛是萦绕着人类的想象力一样，乃是人类一切时代无不具有的不可根绝的梦想，不论人们以什么样的名称称呼它们（《第欧根尼》1994年第2期第1页）。卫拉特蒙古人的正义社会宝木巴，毫无例外，也是人类这种梦想的产物。
对于全体卫拉特人乃至全体蒙古人来说，宝木巴是新奇的、令人神往的，代表了他们的最高社会愿望；对于他们的整个历史来说，宝木巴是其新的社会理想的集大成者。根据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总有某种新的特殊的社会理想或思潮作为先兆，因此我们认为，宝木巴的出现预示着卫拉特人一个新的时代——新的英雄时代的到来。亦即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必须创立并保持一种新的最高的社会理想，因为要想从野蛮状态上升到秩序，就必须有假想的力量（保罗·瓦莱里语）。在宝木巴中我们看到了神圣和永恒，看到了时代的巨大力量，人们的一切历史由此出发，最后又归结于此，一切开始于宝木巴，又结束于宝木巴。对于演唱者和听众来说，宝木巴一直是存在的，存在于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由于特定的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使得英雄崇拜乃至英雄精神在蒙古人中始终兴盛不衰，可以说已经成为其传统文化之核心、民族文化之灵魂。从最初崇拜力大无比式的英雄，到后来崇拜智勇双全式的英雄，社会在发展，文化在进步，人们头脑中的英雄形象也在发生变化，但那种对英雄精神的渴望赞美却始终如一。不论在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中，还是在见诸文字的历史作品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感觉到这一点，甚至在16世纪的《卫拉特法典》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凡王公自己蔑视自己的尊严，与臣下进行丑恶争执者，纵使招至臣下激愤而身受伤害，乃系自作自受，不得因此处罚伤害者。王公不应为此而自伤其威严。”（田山茂者，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附录一《卫拉特法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虽然这是封建领主借以抬高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古代英雄注重名誉的那种精神的一脉相承。因此，在这样的英雄主义传统的熏陶下，宝木巴这个蒙古人第一个以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高社会理想，也处处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宝木巴的存在给各路英雄们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好场所，他们为宝木巴而生，为宝木巴而长，他们的生命事业均系于宝木巴，是宝木巴将他们联合在一起，而他们的存在、联合则又是宝木巴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宝木巴就没有他们，而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宝木巴。从某种程度上说，宝木巴是英雄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英雄主义传统的最理想、最完美的体现，是蒙古人寻求终极价值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通过对史诗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宝木巴是由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们在统治者着，英雄统治下的国家自然有其英雄主义的特色：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用武力来解决，战争中的胜利者被奉为全民族的楷模，人们的性格特征也大都属于忠诚、勇敢等英雄主义的范畴，战争的残酷在这里被看成是英雄精神的一种体现和衬托。人类关于至善至美境界的梦想在这里与传统的英雄精神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起来。这个靠英雄们以武力的方式建立并维护的理想国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动态的、热气腾腾的景象，虽然从文字描述来看宝木巴是和谐宁静的，就象所有的理想社会一样，但从整部史诗中透露出来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动感，并不全是和谐宁静，也就是说，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意识里，传统的英雄征战仍占有重要地位，和谐宁静只不过是他们基于现实的一种幻想，这也充分说明了卫拉特蒙古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思考及设计的幼稚与不成熟。
在对宝木巴的描述中，我们还看到了土地——人民二者的结合。这是以前的蒙古英雄史诗中所没有表现过的，人们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结合的愿望：“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快马奔弛五个月，／跑不到它的边陲，／圣主的五百万奴隶，／在这里蕃衍生息。”（第4页）“额尔齐斯河流域，／草原辽阔，／骏马奔驰七个月，／也跑不到它的边界。／这般辽阔的土地，／却容不下江格尔的众多奴隶。只好用江格尔的名义，／征服了沙拉的四万个属国，／并入宝木巴的版图，／众多奴隶才有了落脚的土地。”（第294页）
实际上根据传统，土地并不是游牧民族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由于地广人稀，他们有足够的土地从事游牧生产，即使是部落间的战争，也大抵不会超出血亲复仇、掠夺牲畜、掠夺人口等范围，因此最初的英雄史诗所反映的也大都是这类范畴。那么在《江格尔》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土地——人民的结合到底说明、反映了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江格尔》中，人们在赋予英雄以传统使命的同时，又使其担负起了新的职责，即征服新的领土及人民，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使这种征服具有了新的意义，一种广泛的、国家层次上的意义。土地和人民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必备因素，而二者的结合则是立国的必要条件，人们借助于英雄史诗这一传统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结合，表明了人们希望这种结合的实现，客观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立国愿望。
第二，对这种结合的强调，我们认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某种社会危机的来临，某种因外部的压力与威胁而引起的社会危机，对这种结合的要求及渴望，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压力与威胁的一种反应。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乡土观念在他们那里并不显得很重要，各氏族、部落间的游牧地界限通常也并不很分明，人们游动放牧，空间足够广大。可是当外部的压力与威胁来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压力与威胁通常表现为某种征服的形式，包括对人们生活空间的占领或控制及对人口的掠夺或管理，因此人们只能渴望自己拥有足够的土地及人口以使自己强大起来，以便对抗这种压力与威胁。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在压力作用下产生的精神上的对抗，并且通过史诗这一古老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第三，对这种结合的表现，反映了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及复杂性。在生产力及社会发展还比较简单、原始的时代，土地与人口还没有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对游牧民族来说，只要有人就有足够的土地从事放牧，土地与人的联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无须去想、去要求这种结合。而当生产力及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阶级，出现了社会集团的划分，随之就出现了竞争，包括对土地、对人口的竞争。谁争得了这两项，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人们出于对自身集团的考虑，不惜一切代价地参与到竞争中去，人们渴望得到土地，得到大量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渴望使自己的集团强大起来。《江格尔》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在史诗中刻意表现这种结合，正是上述这种社会现实在史诗中的反映。
宝木巴这一社会理想的诞生，对于卫拉特蒙古人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宝木巴是卫拉特蒙古人第一个以幻想的形式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理想社会，是卫拉特蒙古人思想及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一个民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设计并表达自己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时，说明该民族的文化心态已相当成熟。对于卫拉特蒙古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已经能够对自己民族的过去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改造，对未来进行设计。在他们的社会结构内部已经具备了应付未来变化的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文化结构中已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是卫拉特蒙古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他们就象是精神抖擞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满怀信心，充满希望。
其次，宝木巴使人们懂得了一个民族应该有更高、更广的追求。宝木巴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完美、高尚的精神，人们在追求并表达这种完善、高尚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接受着它的熏陶，它使人们懂得，在一个环境险恶、矛盾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力量，思想上精神上也要成熟、强大起来，而完美、高尚就是这种成熟、强大的表现。当人们越过现实去关注未来的时候，已经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已经在使自己去追求更为高尚、广泛的东西。作为这种追求结果的宝木巴，反过来又使人们懂得，保持并发展这种追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重要，没有这样一种追求精神，就没有行动的动力，整个民族的发展将陷于停滞衰败的状态中。客观的环境机遇固然重要，但主观上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否抓住机遇在于此，能否有足够的实力迎接挑战也在于此，而这种向着更高、更广的目标追求的冲动则是主观准备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
第三，宝木巴是卫拉特蒙古人崛起的一种精神支柱。宝木巴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幅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即使未来的一切并不如宝木巴那么完美，这种期望也一定要保持下去。当卫拉特蒙古人面临崛起的机遇与挑战时，这种期望给了他们以巨大的鼓舞，无论情况如何变化，环境如何险恶，他们都没有放弃。就是凭着这种期望及由此产生的勇气，他们才敢于入主蒙古汗廷与黄金家族一争高下。对于卫拉特人来说，崛起的机遇是非常难得的，挑战也是非常艰巨的，他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什么振撼人心的政治宣言，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战斗口号，他们只能以史诗这种特有的、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将自己捕捉、感觉到的关于现实、关于未来的信息融入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中，将其以一种极度夸张了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宝木巴既是人们对未来思考与关怀的结果，又是人们面向未来的一个新的起点，一种精神上的支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