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孰为因？孰为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需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前提。我国自1997年下半年起，告别了长时间的短缺经济，进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内部经济供给过剩的局面。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关键，我国从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起，就着力采取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如开征利息税、公务员加薪等措施。一直到2008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政府又采取“家电下乡”、发放“消费券”等措施来启动居民消费需求。但是长达10年政策实践，不但没有明显改善供需失衡局面，反而从统计数据看，供过于求局面越来越加重。
什么原因造成我国供需失衡局面持续得不到改善？这需要从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过旺两方面找原因，对此理论界已有大量的分析。①这些研究对揭示中国经济供需失衡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文献比较缺乏的是从财政政策角度研究供需失衡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财政政策日益成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从1994年到2009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上升到20.4%，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2.4%上升到20.8%。长期的财政收支扩张，势必对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
从财政收入规模扩张看，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曾连续12年保持高于GDP速度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规模上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这必将影响总需求规模及结构。但是，是否税收增长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居民流向政府和企业，文献中尚未作出明晰判断，因为这涉及到复杂的税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即税收归宿研究。目前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税收归宿研究，已产生大量的税收归宿研究文献。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国有制的普遍存在、价格和生产数量的管制、地下经济的盛行等因素，使得税收归宿估计变得异常困难(Whalley，1984；Shah & Whalley，1991)。尽管没有我国整体税收归宿的精确估计，但是从一些实证结果看，现有税制结构扩大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李绍荣、耿莹，2005)，基于居民消费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增值税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4)。税收的高速增长加上税制的累退性，势必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强的约束。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种具有累退性税制结构是如何影响供需关系、增长路径和财政政策选择的。
从政府支出角度看，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政策扩张性更为明显。理论上，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同时扩大需求与供给。就对总需求的扩张效果而言，研究发现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有限(Cargill & Parker，2004)。就对总供给的扩张效果而言，其推动力主要体现在财政投资的扩张上，然而，近年关于财政投资的政策效果的研究结论却出现似乎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定性的研究普遍认为当前政府治理结构对地方财政投资激励明显，由此导致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产能过剩等问题(Alwyn，2000；吕炜，2004)；另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财政投资不但没有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排挤作用”，还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庄子银、邹薇，2003；陈浪南、杨子晖，2007)。这是否意味着在当前阶段，一方面，财政投资确实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而另一方面，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和风险累积，它又难卸其责？正如其他轻消费重积累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投资浪费、供给过剩的伏笔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判断财政支出效果时，就不能仅仅聚焦在经济增长上，我们还需要综合分析税收增长、财政支出扩张与供需失衡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判断中国财政扩张的利与弊。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普遍认为经济失衡是因，财政扩张是果，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扩张也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即财政扩张与经济失衡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本文的第二节对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进行现象观察，第三、四、五节分别通过理论分析、现实分析、计量分析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第六节则提出政策建议。
二、现象观察
(一)我国税制的累退性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收入比约是0.6︰1。间接税是累进性的还是累退性的，取决于它是否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否随收入递减。由于我国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覆盖生活中大多数商品和劳务，该税种又普遍实行比例税率，根据经济学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的假说，实行比例税率的间接税会使得低收入阶层交纳的税收占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阶层，即增值税和营业税具有累退性。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刘怡、聂海峰(2004)利用住户调查资料分析，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约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累进性税种的代表是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并且个人所得税中体现累进性的是对工资薪金所得征税部分，而转型期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很少以工资薪金为主，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有限。因此，从我国税制结构特点判断，税制具有较强的累退性。
(二)间接税增长与消费约束的强化
居民部门消费需求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水平。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看，从1996年起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门所占比重由1996年的68.4%大幅下降到2005年的59.4%。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但是居民收入分配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居民部门的消费约束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
那么，消费约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机制使得国民收入分配由居民流向政府和企业，并且使得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呢？理论界重点对后者进行了不同解释，如将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归为“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李实、赵人伟，2006)；腐败的蔓延和垄断(吴敬琏，2006)；政府再分配调节不力，非营利组织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未得到应用发挥(安体富、任强，2007)等。这些解释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消费约束的形成原因，但是一个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很少涉及财政收支手段特别是税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税制的整体累退性对居民部门消费约束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发生作用：
第一，税负转嫁。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涵盖生活中大多数商品和劳务，商品经过多次加工环节后，最终商品和劳务大多数与居民部门生活需要相关，需求弹性较低。根据税负转嫁理论，在需求弹性较低时，需求方会承担大部分税负。在这种税制设计下，虽然企业交纳的税款较多，但是企业部门却可以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将税负转嫁给居民部门。
第二，税收高速增长。1995-2008年，增值税和营业税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7.5%和19.0%，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税收高速增长一方面使得大规模税负转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部门所占比重因税收增长而迅速上升，抑制了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
图1 分税制改革以来消费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三)供需失衡的现象观察
消费约束的形成导致居民部门消费不足，而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又可使政府和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消费和投资的反向运动结果，就是内部市场供需严重失衡：内需不足，供给过剩。我们可以用居民消费支出和资本存量的比、居民消费支出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流量)的比表示供需状态。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就供给而言，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存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反映的是当期资本投入，它有时更能影响当期生产能力，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固定资本存量的规模可反映经济中供给能力；就需求而言，它分成居民消费需求与政府消费需求两部分，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因此可以用居民消费需求反映经济中的需求状况。消费和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本存量是根据吕冰洋(2007)提供的测算方法测算得出。图1显示，1997年后，居民消费支出与资本存量或流量的比均处于迅速下降状态。
三、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设
本节我们在一个增长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与供需失衡的关系。为使研究集中，我们将间接税范围进一步缩小，集中在商品税上。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并根据我国经济运行中表现出的特点，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三个不同于传统增长研究的假设。
假设1(供需失衡假设)：消费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不一致，市场持续处于供需失衡状态。
假设2(累退性税收假设)：商品税具有累退性，商品税率提高致人均消费下降，形成消费约束。
假设3(外需依赖假设)：消费约束的存在导致内部市场商品未出清，未出清的商品通过出口销售他国，即通过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
需要解释的是，假设1和假设3表面上有点类似，但是实质不同。因为在发展中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或重工业化需求，投资往往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投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可能是正常现象，未必出现市场未出清情况。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中，普遍假定“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率=资本积累增长率”，假设1改变了这个假定。假设2也改变了传统假设，在引入政府收支变量的增长文献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税率一般设定为比例税，并且税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假定人均消费c与税率无关。假设2体现了两点思想：商品税具有累退性；商品税税率是可变的。商品税税率可变的原因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效率较低，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差异较大。典型例子如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增值税征收率从1994年的57.5%上升到2004年的85.7%(李德森、许光建，2007)，说明在此期间，名义税率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税率却在不断提高。
(二)模型结构
假定经济是由连续同质的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构成，每个家庭只有一个个体，家庭的效用是建立在自身消费基础上，一个代表性行为者的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d>0体现假设3，表示由于消费约束的存在，内部市场未能出清。该值越大，未出清的消费品越多，说明内部市场消费约束越强。
(三)增长路径
我们通过构造汉密尔顿函数来求解最优化问题：
上式中，
、ф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作为体现外部需求的d也是外生变量。通常在增长模型分析中，一般假定消费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因此v为常数，但是在非均衡增长路径下v是不稳定的。v不但反映经济中供需关系，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我国过去常强调的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v值，那么该值过大或过小都表示供需失衡。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可以认为当v值由大变小，即资本积累速度超过消费增长速度时，经济就会出现供过于求趋势。在(12)和(13)式构建的增长框架下，下文我们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影响。
(四)财政政策目标
按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的界定，财政职能主要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三种，本文中我们集中分析第三个职能。在财政的第三个职能中，财政政策目标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稳定；二是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的政策含义不同。如果用数学语言表示，那么体现在(12)和(13)式中，财政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如何选择财政工具使得消费和资本增长率最大，所用的分析工具是求微分极值；财政促进经济稳定表现为在消费和资本增长率稳定前提下(即为常数)，分析财政政策与各变量之间关系，所用的分析工具是隐函数定理。又根据假设1，消费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不一致，这样政府实际上有四个政策目标：
即提高商品税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会强化市场结构失衡局面。因为提高商品税税率会抑制私人消费，而提高政府支出结构中用于投资的比率会强化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激励，从而强化市场结构失衡。由此得到命题3：
命题3：在消费增长稳定的目标下，商品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的提高会加重供需失衡。。
命题4：在投资增长稳定的目标下，商品税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提高强化了对外需的依赖程度。
(六)供需失衡与财政政策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成
命题1-4从理论上归纳了不同政策目标下财政政策选择，那么现实中财政政策该如何选择呢？结合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商品税特点，我们利用命题1-4总结财政政策的选择，使其现实意义更为明显：
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这时经济不景气一般伴随外部需求萎缩且内部需求信心不足，供需失衡情况变得严重，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命题1+命题2)。只有在政府目标设定为拉动消费增长情况下，才需要降低商品税税率(命题1)，但是从世界范围的政策实践看，由于商品税税率具有稳定性且是保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很少国家采用降低商品税税率来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
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克服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更为紧迫，政府的优选目标是提高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来启动私人部门投资。为保障财政支出扩张，在商品税征管空间较大情况下，政府往往不得不采取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增加商品税的政策。例如，我国在2009年为拯救经济危机，国家税务总局为保证税收增收计划完成，发布了“加强税收征管二十条措施”。
第二，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为克服市场供需失衡和降低外需依赖，政府需要降低商品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命题3+命题4)。但是这一时期外部需求的高涨，弥补了内部经济结构失衡情况，政府调整消费与资本积累的意愿往往不强。反而随着外需扩张，私人部门投资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也提高，最终又强化了市场供需失衡和外需依赖局面。由于前文所提的商品税对消费需求影响效果不彰的原因，政府降低商品税税率的迫切性也不强。③
因此，不论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或稳定增长期，供需失衡都容易导致政府支出扩张。而为了维持政府生产性支出增长的需要，在商品税税收征管空间较大的前提下，政府不但不会通过减税政策来削弱供需失衡局面，反而会通过税收计划安排，实行增税政策，这进一步强化了供需失衡局面，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加深，于是形成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其循环关系为“累退性税制下的税收增长——消费约束——供需失衡——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张——增加商品税”。
四、现实分析
(一)消费约束的存在与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可主要归为控制财政收入与支出两部分，在面临通货紧缩时，政府的调控手段是采取增加支出和减税的措施；在经济过热时，政府的调控手段是采取减少政府支出和增税的措施。但是由于消费约束的存在，那种试图通过税收增减来控制财政乘数，从而影响有效需求的政策效果就打了很大折扣，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也比较单一，财政调控经济手段存在很大局限性。下面我们以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政策的局限性来说明这点。
首先，财政通过税收规模调整来控制财政乘数的余地很小。应对经济危机的两大重要财政政策是增加支出和减税，但是当建设和民生等领域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并且发债空间较小情况下，减税政策将导致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为保证财政支出需要，现实中往往采取一系列强化税收征管、催缴欠税的实际增税政策，这势必严重抵消财政支出的扩张效果。④
其次，减税政策难以启动居民消费需求。要通过减税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其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来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商品税来降低物价。由于我国税制特点，很难实行这两种减税政策。就第一种形式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占整个税收比重的6.4%左右，政策作用空间有限；并且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充当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不适合对税级高的纳税人减税。就第二种形式而言，一者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实行比例税率，这两大税种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保障，税率基本不会调低；二者我国2009年增值税已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将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起到降低实际税率的效果，但是它影响的主要是投资需求而非消费需求。除此之外，减税能够拉动消费需求的前提是消费者有消费意愿，而增强消费意愿需要以养老、医疗、教育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跟进，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最后，政府投资对经济的直接作用效果大于间接作用效果。由于减税政策难以奏效，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就不得不过多地依赖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张政策。在扩大各项政府支出中，最易见效的是扩大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两个方向。供给效应是通过政府投资带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它主要体现政府投资对经济的直接作用效果。需求效应有三种：一是乘数效应，这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面对经济危机政策，其政策传导途径是“政府投资增加→政府采购→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投资需求增加→经济增长”；二是关联需求效应，其政策传导途径是政府投资产生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关联需求，从而带动民间部门投资需求扩张，也是体现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三是排挤效应，由于政府投资导致市场资金紧张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民间部门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在这几种效应中，乘数效应传递链条较长，并且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背景下，很难起到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效果，因此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就主要体现在其直接作用效果上。
我们以1998-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为例说明这点。面对巨额的居民储蓄，为拉动内需，政府一度采取降低利率、开征利息税等方式来“驱虎出笼”，可是政策在促使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效果始终有限，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节节下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一直在100左右徘徊，商品供过于求现象仍很严重。积极财政政策可采取的主要工具只能是增加政府投资，而为了满足政府投资扩张的需要，就需要实行增税和发行国债为支撑。如从1998年到2003年，税收由9262.8亿元增长到20017.31亿元。增支与增税政策的同时实行体现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性约束。
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的工具性约束不仅表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也表现在经济“过热”时期。在经济过热时，一般可采取减少政府支出、增税、提高利率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但是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低和消费约束的存在，政府增税政策和提高利率政策的效果仍有限，政府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措施可能就是通过减少土地供应、压缩贷款和政府投资等强烈的行政手段来完成。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几次经济过热局面，经济的自发调节能力始终难以发挥作用，政府所采取的“降温”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⑤
(二)投资的体制性冲动与产能过剩风险的累积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重新上收了财政收入权，但却没有相应调整地方政府支出任务，并且目前干部人事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偏重于经济增长方面，过于关注地方领导任职期间招商引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情况。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普遍把增加GDP以及税源作为头等大事，而为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动地方投资增长。
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吕炜，2004)。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先天带有重复性建设的弱点，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某些领域需求转旺诱导地方政府带动企业在该领域的迅速扩张，重复性建设特别体现在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上，由此形成市场的过度竞争，极易形成产能过剩局面。然而，在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候，旺盛的外需导致这种供给过剩风险及时通过外需释放，没有形成大量商品积压。但是一旦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引起外需萎缩，长期累积的供过于求局面就会迅速引发国内经济衰退。
(三)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图3 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供需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图3直观地显示本文研究的逻辑，实线部分表示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循环，虚线部分代表所观察不到的消费约束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居民部门相对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费谨慎性预期增加等三重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上存在严重的消费约束，国内商品市场处于供需失衡状态，失衡的国内供需关系通过出口得以释放。而当外部需求萎缩时，国内市场消化不了过剩的商品供给，导致大批工厂歇业或倒闭。为拉动经济，政府可以采取减税或增支的政策，可是由于消费约束和税制特点，调整税收的政策效果有限，政策工具选择不得不过多地依赖增加政府支出政策，而要增加政府支出势必要增税或发行国债。由于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体，累退性较强，税收增长的结果又进一步强化了消费约束。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和政府考核机制激励下，这一切又强化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短期内，虽然通过政府投资的直接作用，拉动投资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看，这进一步扩大生产供给能力，恶化国内市场失衡状态，最终会导致新的一轮经济不景气。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1.模型选择
在本节中，我们将对财政政策与供需失衡之间是否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由于我们要检验的是循环因果关系，因此最恰当的估计方法是将财政政策和供需失衡作为互相影响的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估计。在估计方法上，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能够同时估计模型中的所有方程，并且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样本信息，在大样本下其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要高于2SLS和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
2.被解释变量选择
要检验财政政策与供需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首先要确定被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分别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ric、资本存量与居民消费的比rkc作为反映供需失衡的变量。就财政政策的扩张而言，可以采用的变量为财政支出比率和消费税基平均税率。
财政支出比率指财政支出与GDP之比。本来，体现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最好变量是财政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但是有两点原因使得我们用财政支出比率代替财政生产性支出比率变量：一是理论界对哪些项目属于财政生产性支出存有争议，并且我国财政预算科目在2006年后进行改革，财政生产性支出前后口径不可比；二是供需失衡导致财政生产性支出规模的扩张，而由于我国大多数财政非生产性支出具有刚性特点，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扩张势必导致整体财政支出规模扩张，两个变量体现的趋势是一致的。
前文分析，财政政策与供需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将导致间接税增长，从而提高间接税的实际税率。但是间接税包含的税种很多，在实证研究中，无法独立归纳出一个间接税平均税率，为此，我们选择消费税基平均税率作为间接税实际税率代理变量。税基构成可分为劳动、资本和消费三部分，以消费为税基的税种均是间接税，因此可以作为反映间接税税率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对OECD组织的平均税率测算研究(Mendoza et al，1994)，结合我国税制特点测算出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在本文附录2中详细介绍测算过程。
3.解释变量选择
第一，财政支出比率的解释变量。对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因素，各种《财政学》教科书均有大量介绍，本文根据传统变量设置和前文分析，选择的解释变量有：(1)供需失衡rkc或ric，为内生变量；(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该变量反映经济周期波动对财政支出的影响；(3)工业化进程ind，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表示，是根据财政支出的瓦格纳法则，体现工业化进程对财政支出的影响；(4)财政收入比率rev，用财政收人占GDP的表示，反映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约束；(5)人均GDP，用pgdp显示，仍是反映财政支出随着人均GDP增长而增长的瓦格纳法则。
第二，供需失衡的解释变量。凡是影响供给能力或居民消费需求的变量均会影响供需失衡，根据前文分析和既有文献研究，选择了如下6个变量：(1)财政支出比率rg，为内生变量。(2)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tc，为内生变量。(3)制度变量ins。我国转轨期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一系列制度变革，增加了居民消费的谨慎性预期，也降低了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人均居住支出加卫生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制度变革。(4)收入分配差距变量rgi。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得整体经济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抑制居民消费。由于缺乏各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本文用城镇家庭人均年实际收入与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5)经济开放度变量open。经济开放对供需失衡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国民经济恒等式中，国内市场的失衡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弥补，因此净出口扩大反映了国内市场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对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助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本文中，我们用经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开放度。(6)投资比率inv。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表示，反映投资扩张对供需失衡的影响。
第三，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的解释变量。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无非是税收征管效率、税源和财政压力，对此，本文选择如下3个解释变量：(1)税收努力指数te。常用的测算税收努力指数的方法是潜在税收法(Leuthold，1991)，其步骤为：第一步是将税收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税源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是将真实税源代入回归方程，得出潜在税收大小；第三步是将真实税收与潜在税收相比，得出税收努力指数。这种测算方法得出的税收努力指数会存在大于1情况，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比较各样本税收努力的相对高低，那么税收努力绝对值的大小不会影响基本判断。本文根据上述步骤，用各省税收和GDP数据测算出税收努力指数。(2)经济结构str。我国间接税的主体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增值税的税基等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加上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后再减去建筑业增加值，营业税税基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减去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再加上建筑业增加值，消费税的税基分散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因此间接税的税基大致对应二产和三产的增加值，我们用二产和三产的增加值与GDP的比反映间接税的税源变动。(3)财政收入比率rev。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反映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整体需求情况，这种需求压力会传导到间接税征收上。
由此本文建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为：
其中x代表rkc或ric。以上数据来源分别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7-2008年，样本选择为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中国资本存量的数据引自吕冰洋(2007)的测算。为使得数据可比，各变量的价格均根据价格指数换算为1997年基年价格。
(二)实证结果分析
现在我们对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其中表1供需失衡变量选取ric，表2供需失衡变量选取rkc。考虑到ric和rkc是独立得出的两个数据系列，因此检验结果有互相验证的作用。
从估计结果看，大多数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先观察以rg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估计结果：无论是rkc还是ric，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供需失衡确实促使财政支出扩张，即供需失衡是因，财政支出扩张是果，符合理论判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rg的影响很小，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财政扩张是长期趋势，消费价格短期波动对财政支出影响较小。工业化指数ind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化进程推动财政支出扩张，这与理论分析一致。财政收入比率rev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转轨期政府资金来源丰富多样，如发行城投债、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其他制度外收入，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较小。pgdp数为负，说明人均GDP低的地区财政支出比率相对较高，原因在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民生建设等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压力高于发达地区。
在以rkc和ric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中，财政支出比率rg和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tc的系数均严格为正，说明财政扩张导致供需失衡状况加剧，即财政扩张是因，供需失衡是果，这是本文论证的核心观点。制度变量ins和投资比率inv的系数严格为正，说明两者与供需失衡正相关，与预期估计结果一致。收入分配差距变量rgi没有完全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开放度变量open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前文分析的经济开放对供需失衡影响存在双面性。
在以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tc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中，财政收入比率rev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支出扩张将产生财政收入增长压力，由此迫使间接税的实际征收率提高，这也是本文论证的核心观点。税收努力指数t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税收努力加强会促进消费税基的平均税率提高。经济结构str的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在于间接税存在多种重复征税机制，如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品的双重征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并行产生的双重征税、营业税中对建筑业双重征税，税源增长将推动tc提高。
因此，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供需失衡导致财政支出扩张；财政支出扩张又强化供需失衡；财政支出扩张产生的财政收入增长压力，迫使间接税实际税率提高。这说明了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之间确实存在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轻消费重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最终妨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我国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就不断采取各种措施，着眼于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虽然几经努力，但是内需不振、供过于求的局面一直没得到明显改善。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扩张政策与供需失衡之间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即供需失衡不但是财政扩张的原因，以间接税为支撑的财政扩张，也成为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打破供需失衡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呢？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其落脚点无非是抑制盲目投资、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此国内已有大量文献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思路是，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扭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收入中居民部门分配所占比重下滑局面。从调整手段上讲，向居民部门倾斜的手段无非以下几种：在初次分配中，直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其方案有减税、增加工资等；在二次分配中，增加对居民部门的支出，主要有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些政策手段有的正在实施，如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最低工资方案等；有的操作空间较小，如减税等。我们认为，既然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结果，那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在通过扩大财政投资，关注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的同时，还应将积极财政政策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矛盾问题。
与经不起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的小国不同，中国目前实际上仍具有多方面巨大的潜在发展优势，如极广阔的内地纵深、广大农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潜力巨大、城市化率尚低、产业链远未充分展开等，积极财政政策完全可以在节省资金的同时大有作为。例如，我们可以在政策方案选择中，淡化扩大财政支出的“硬政策”，强化改善市场环境的“软政策”。举例来说，扩大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地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当前中国不是没有就业岗位需求，而是市场环境使得一些就业需求受到抑制，如社区服务、集贸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能很强地吸纳劳动力。政府在这些领域应显示更多的作为，如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建立、对家政公司实行统一管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等，既节省财力，也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附录1：参数校准
附录2：消费平均税率的测算
我国税制中属于以消费为税基的税种有：部分增值税、部分营业税、消费税、筵席税、烟叶税、屠宰税、部分城建税(全称城市维护建设税)。我国在1994-2008年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购买固定资产的部分增值税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所以增值税必须在资本和消费之间分摊。根据文献中做法，我们按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将增值税分割为对资本收入和对消费支出征税两部分。分摊比例为：
增值税或营业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增值税或营业税×(最终消费/(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
城建税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附加税，因此它也要随之分摊对资本和消费征税两部分。
城建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城建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消费税基为最终消费支出，于是计算消费平均税率公式为：
以消费为税基的征税总额=增值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营业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消费税+筵席税+烟叶税+屠宰税+城建税中对消费征税部分
消费平均税率=以消费为税基的征税总额/(最终消费支出-以消费为税基的征税总额)
注释：
①如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归结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大额刚性支出增加、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对投资旺盛的原因，研究归结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影响、外部经济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要素价格体系的扭曲等。研究文献非常丰富，这里不一一列举。
②在增长模型中，市场利率r一般是内生变量，但是在金融压抑的体制中，市场利率r一般是外生的官定利率。为反映这个特点，模型将其假定外生变量。
③典型例子是在2005-2007年经济平稳增长期，税收大幅增长，税收理论界普遍认为此时是增值税转型的最好时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面转型方案最终搁置。
④如在2008年随着经济危机到来，下半年我国税收开始出现负增长局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增值税转型、契税减免、利息税停征等措施，但是在各地方政府的税收计划安排中，却是普遍强调税收要“保增长”，税收计划确定的增长率大多定在10%以上。这导致2009年税收同比增长9.1%，这还是在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5000亿元下取得的。进入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0.8%，再现高速增长趋势。
⑤如1978-1983年第一次经济波动时，采取压缩投资和基建项目、冻结企业存款等措施；1984-1986年第二次经济波动时，国务院派出检查组分赴各省检查、监督压缩基建项目；1987-1990年第三次经济波动时，中央决定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1991-1995年第四次经济波动时，中央宣布了稳定经济的“16点计划”，措施中以重新审定投资项目、加强对贷款额度控制等行政措施为主。而在2004年上半年，面对当时急剧升温的经济形势，中央陆续发布冻结土地审批、清查投资项目、提高准备金率等六项强烈宏观调控措施，条条措施指向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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