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传体论文,机制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6-0184-07
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对自己过去经历事件的记忆。William James(1890-1950)很早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在某一天的清晨中醒来，发现有关自己的所有记忆都被抹去了，那么他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个问题突出了自传体记忆对人们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重要性。但是，个体提取自传体记忆的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是该过程可能发生的非常态现象之一，它表现为个体在回忆与自我有关的事件时，不能按要求提取特定时间内的具体事件或情节，而倾向于回忆那些范畴性或具有延展性的事件[1]。
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现象源于Williams和Broadbent(1986)的研究，在该研究中，曾有自杀行为的患者相对于控制组来说，对积极的或消极的线索词反应更慢，不能根据这些线索词提取精确的记忆，而且，他们在近一半的实验中，都倾向用同一范畴的事件进行记忆反应(如，我每天都遛狗)。随后，研究者们不但深入考察了有自杀行为的个体，也对具有不良心理健康状况个体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进行了研究，如抑郁、创伤、精神分裂、焦虑、边缘人格障碍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过度概括化可能主要与情绪障碍及创伤经历有关。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的机制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本文就近期对该现象的产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人们试图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其一为情绪情感角度；其二是认知资源角度；最后为自我调节的角度。具体包括情绪调节假说、情感图式假说；捕获/沉思假说、执行功能削弱假说、提取诱发遗忘假说；功能性回避假说与CaR-FA-X模型。
一、过度概括化的情绪情感机制
(一)情绪调节假设
情绪调节假设认为记忆搜索在精细化记忆出现之前停止，目的在于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Williams指出，概括化记忆比精细性记忆所具有的情绪强度弱。因此，经历创伤的个体在记忆搜索时为了弱化由精细的消极事件、创伤记忆所带来的强烈不良情绪，搜索到达范畴化的描述性表征后会停止并重新开始新一轮搜索。虽然概括化的控制搜索进程能够弱化情绪，但这种方式的持续使用会造成记忆连接(mnemonic interlock)，即形成范畴性的记忆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一个范畴性描述会激活另一个范畴性描述，使得搜索只能在范畴水平上进行而不能随意通达精细性记忆表征[2]，也正是这种以情绪调节为目的的记忆连接产生了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现象。
许多研究运用情绪调节假设来解释过度概括化现象，但对该假设进行直接验证的研究却不多。Raes等研究者发现习惯于使用高精细化模式提取自传体记忆的被试在不能成功完成任务的情况下，相对低精细化提取风格的被试出现了更多的情绪波动，首次证明记忆精细性对情绪的影响[3]。而Philippot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却与Raes的相关研究结果相反，研究者为了排除干扰变量，对正常学生的记忆提取模式进行诱发，使之分别成为低精细化与高精细化的提取模式，再进行情绪诱发，却发现具有高精细化提取模式的学生所表现出的情绪紧张性要小得多，这与情绪调节假设的预测正相反[4]。Raes等随后比较了以上两种研究指出，正常群体的低精细化模式与临床或焦虑群体的低精细化模式不同：前者可能表明了情绪调节作用的搜索停留，而后者可能表明了严重的心理病理性的操作方式[5]。最初的低精细化的提取策略可能会避免产生消极情绪，但是反复的回避可能会形成一种压抑的应对模式而出现不良的症状，使部分群体发展出过度概括化检索的心理病理类型。
Hermans等人对大学首次考试失利的学生进行了9周的观察，发现低精细化的学生经历情绪压力的时间相对高精细化的学生要短，这一结果同样验证了情绪调节假设[6]。研究者指出，以选择性、弹性的方式降低记忆精细程度是一种自然、健康的应对方式，成功地重复创伤事件的生成回忆能作为一种延迟暴露的技术有助于减缓过去创伤带来的压力，而对于临床患者来说，过去起帮助作用的灵活的降低精细化提取方式已成为一种呆板、习惯性的范畴性提取模式，使心理健康状态受到影响。因此，对过度概括化过程改变的研究视角值得关注，它对诊断、治疗具有借鉴价值。
(二)情感图式模型分化(differentiation in affect-related schematic models)假说
Ramponi等研究者考察了图式模型分化程度与记忆任务执行模式对自传体记忆测试与记住——知道任务成绩的影响，指出与情绪相关的图式模型的分化程度与沉思模式能够预测那些需要的意义加工、背景细节意识或基于范畴确认的任务表现[7]。启发型子系统(implicational subsystem)与命题型子系统(propositional subsystem)是交互认知子系统(interacting cognitive subsystems，ICS)的两个成分，前者由隐喻性含义或经验的图式模型组成，包含了反复发生的类型、主题以及从经验提取的深层意义，这是ICS中唯一能够直接产生情绪的表征水平，后者则包含意思明确、以单句形式表述意义的表征，图式模型的引申意义源自命题提供的精细、外显的信息，而从图式模型提取的知识又可以提供命题信息，这种信息也可以帮助形成新的图式模型，随着思考和理解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巩固，精细化信息与高层级水平上的信息往复转换，在许多操作中起重要作用[8]。如果图式模型分化不良，它也会产生分化不良的命题信息，那么在信息提取阶段，精准的命题记录难以通达，提取的记忆也不具精细性。
(三)对过度概括化情绪情感机制的评价
情绪调节假设从记忆精细性对情绪影响的角度，将个体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作为过度概括化过程的形成机制，但对于这种调节是如何从具有适应性的作用转变为消极的过度概括化提取模式，该理论并没有给予解释，这也是一些问题得不到恰当解释的根源。比如，为什么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PTSD)或急性压力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的个体比不具这些障碍的创伤暴露个体显示出更强的过度概括化现象，在没有PTSD或ASD的情况下，事件的严重性或创伤暴露是否与过度概括化有联系？再如，如果对给个体造成消极影响的精细记忆可以通过对记忆的概括作用得到抑制，那么，为什么具有消极影响的侵入性记忆与过度概括化有时却会同时发生？这些现象说明即使情绪调节作用存在，作用也是有限的，可能正是由于个体过度使用了这种有限的调节，从而导致记忆过度概括化的形成，如果是这样，揭示其实质不但对完善其理论具有意义，而且对具有过度概括化症状临床患者的诊断、治疗具有借鉴价值。
此外，情绪图式模型分化假说在解释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现象中也需要其他理论的补充。Ramponi认为，受损的记忆并非由单一原因所导致，而是情感相关的图式模型分化程度不良与沉思模式的结合决定了记忆提取的低精细化水平。
二、过度概括化的认知资源机制
(一)捕获/沉思假说
记忆提取在早期阶段进行的操作内容多为与自我有关的特征、范畴性的经历及语义性记忆等概念性表征，如果个体具有高度激活的与情感相关的概念化自我表征或者具有沉思倾向，则在该阶段难于提取精细性记忆。抑郁的个体具有易激活的与情感相关的概念化自我表征，当线索词带有情感特性时，具有高度通达性的消极自我表征更容易激活，捕获个体的搜索注意，使精细性自传体记忆提取产生困难。而沉思是一种抽象、分析性地思考自我相关问题的原因、意义，并对其进行推论的思考模式，操作内容具有高度的言语性特征[9]。因此，沉思也能使言语性的自我表征高度激活并捕获提取注意，使具有该倾向的个体提取自传体记忆时表现出过度概括化现象。
Watkins与Teasdale的一系列研究考察了沉思与过度概括化现象的关系，他们发现，抑郁的被试进行分心操作后，提取的记忆精确性会提高[10]。Raes等人以没有临床诊断的学生为被试，也发现抽象、评价性(沉思型)的思考方式能产生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现象，而具体、关注于过程的思考方式则能降低该现象[11]。Barnard指出，不同水平位置上的表征的变化率决定了在特定时间该位置上特定表征的构造，根据这一观点，研究者要求被试提取自传体记忆前对相同或不同主题进行范畴生成任务以类比沉思操作，结果发现，每次返回同一个与自我有关的主题的被试，相对返回不同主题或与自我无关的相同主题的被试，针对线索词产生更多的概括性记忆[12]。这表明：重复地返回同一个与自我相关的高层主题也是沉思导致概括化记忆的重要因素。
(二)执行功能削弱假说
记忆提取需要一定的执行资源来进行主动的操作，如果执行功能受损，可能使个体不能保持对任务要求的关注或难于控制在搜索过程中出现的无关自传体知识，使执行资源在水平上进一步分散，最终无力通达精细性表征，导致搜索停止在范畴性表征上。Roberts等研究了实验过程中过度概括化现象的变化，发现随着实验的进行，具有低自尊或抑郁分数高的被试表现出逐渐增多的过度概括化记忆，说明过度概括化现象可能与上升的疲劳感有关，疲劳削弱了执行功能进而影响了提取进程[13]。Yanes等人在被试提取自传体记忆时，得到指导语提示的被试所提取的记忆质量要高于得到无关提示的被试所提取的记忆质量。这说明随着执行资源的消耗，被试会削弱对指导语(“精确地提取有关记忆”)的保持，不能良好地定义并约束操作进程，最终提取了过度概括化的记忆[14]。提取操作需要执行功能抑制与任务要求无关的表征，如果抑制作用不足，无关表征可能会代替目标表征，如当要求提取精细性记忆时，提取的却是范畴性记忆。Dalgleish等为了验证执行功能削弱会影响表征筛选的完成而导致提取任务失败，将任务改为提取概括化的自传体记忆，结果发现，由于高水平的抑郁被试缺乏良好的执行控制能力，不能抑制与任务要求无关的表征，反而提取了更多的精细性记忆[15]。
但是，执行资源并非总能影响自传体记忆的提取。当线索能够直接激活精细性表征时，则无需执行功能来抑制无关表征。因此，即使执行功能削弱，过度概括化现象也较难出现。Williams等研究者要求被试提取自传体记忆的同时还要操作次级任务，结果发现，当线索词高度可视化时(可能直接激活精细性表征)，精细性记忆提取并没有受到干扰，而当线索词可视化低时(可能需要根据线索进行有意检索)，则出现了过度概括化现象[16]。
(三)提取诱发遗忘假说
Brewin曾指出回避或产生侵入性记忆会占用有限的工作记忆空间，以致提取其他记忆的工作记忆资源变少而受到抑制[17]。在一些临床研究中，侵入性记忆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表现出了同时发生的关系，针对这一现象，Wessel与Hauer在研究自传体记忆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effect，RIF)时，指出提取诱发遗忘可能是侵入性记忆导致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潜在机制[18]。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是指当某一范畴的部分内容经过练习后，该范畴内其余部分内容的提取成绩将低于基线的提取成绩。该效应的研究范式一般分为学习阶段、提取练习阶段和最后的回忆阶段；实验材料分为经过提取练习的材料、与前者属于同一范畴但是没有进行提取练习的材料、与该范畴无关且没有经过提取练习的基线材料；在回忆阶段，对练习过的材料的回忆成绩高于基线的回忆成绩，而对同一范畴内未经练习材料的回忆成绩要低于基线成绩。目前，对该效应产生原因的主要解释是抑制说，它是指对一个目标项目的努力提取也会激活提取线索下的其他联结项目，与之产生竞争，在练习阶段，为了提取目标项目，就需要对这些竞争项目进行抑制，即对未经练习的项目进行抑制，而正是这种抑制使得未经练习的项目在回忆阶段的成绩下降[19]。
Wessel与Hauer在研究中用表示情境的名词或表示特质的形容词(如，situation-theft或trait-sneaky)为线索，收集了具有被试消极情绪的自传体记忆材料，三周后，让被试对其中一个范畴的部分内容进行再学习，最后对所有的材料进行提取测验，结果发现，被试表现出了显著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他们指出，该效应对日常生活与心理病理学上的记忆现象均有意义。对于同时发生的侵入性记忆与过度概括化来说，在某一语义范畴内，以侵入性记忆为特点的重复提取操作可能会抑制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提取，造成过度概括化现象，即侵入性记忆占用了工作记忆的多数资源，降低了与之竞争的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可利用性，进而导致了过度概括化的产生。
Williams认为这种观点值得未来研究的关注，并将这一解释比作“兄弟之争”，一个人把他的兄弟从餐桌前赶走而自己享用食品，结果他的兄弟因为得不到食物而比留在桌旁的客人还要消瘦[20]558。如果过度概括化现象是由提取诱发遗忘造成的，那么可以预测，具有低精细性记忆的个体会对提取诱发遗忘表现出很强的记忆易损性。此外，由于提取诱发遗忘与沉思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都涉及抑制与线索有关的记忆表征，因此两者的关系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察。
(四)对过度概括化认知资源机制的评价
过度概括化的认知资源机制从执行资源有限的角度，强调了要提取的精细性表征由于其他表征的较高激活而分配不到足够资源或由于受到抑制，从而难于提取。对这一机制研究的控制条件可操作性强，能将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到正常被试，加大了对过度概括化产生机制解释的普世性。但在有些情况下，精细性表征的抑制是有条件的，被试只有在消极的记忆上才会表现出过度概括化，显然，仅仅在认知资源的层面上解释这一现象是不够的。
三、过度概括化的自我调节机制
(一)功能性回避假说
Conway与Pleydell-Pearce所提出的自我记忆系统将具有抽象、精细表征的多层级自传体知识库与工作自我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机制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该系统中，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方式有两种：一种为自上而下、由抽象范畴性的一般事件过渡到精细化的特定事件的生成提取；一种为直接由内部或外部线索激活具体精细化表征的直接提取[21]。由于人们具有一致性动机来保护自我概念不发生变化，寻求并信奉与自我相一致的信息，回避不一致的信息，因此自传体记忆为了保持与自我的一致性，提取的内容有时会与实际发生偏离。过度概括化通过回避与目标相冲突的精细化信息来保持自我一致性。在这一过程中，工作自我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地说，自我记忆系统中工作自我的主要作用是激活驱动行为的复杂等级目标，也组织个体当前的经历，定义、改变当前的心理状况，降低目标状态与实际状态之间的差别。因此，对于经历过创伤的个体来说，消极的特定事件知识与其对自我世界的信念不一致，它所释放的精细性信息与工作自我中的目标发生冲突。因此，在对这类记忆进行提取时，高层的执行操作会对它进行抑制，对它的搜索就会缩短甚至停止。由于这种作用，在生成提取过程中，当个体将搜索停留在较高水平上时，就只有范畴性的描述信息可以通达，由此产生了过度概括化记忆。
功能性回避的假设将过度概括化地提取自传体记忆归结于个体为了避免消极的记忆与工作自我的目标发生冲突而影响自我一致性所作出的反应，然而有研究发现，积极的线索词也能使被试产生过度概括化现象。因此，只用功能性回避来解释该现象显然是不够的。此外，提取诱发遗忘假说与Conway等人的自我记忆系统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解释存在矛盾。Conway等人认为侵入性记忆发生在直接提取阶段，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过程，而记忆过度概括化发生在生成提取阶段，是有意识的加工过程，两者之间似乎并不相互影响；Hauer等人以具有儿童期性虐待史与侵入性记忆症状的成年人为被试，首次通过控制AMT线索词的可视化程度来区分直接提取与生成提取，也指出诸如情绪调节这样的过度概括化操作在对自传体记忆的直接提取中没有影响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直接提取可能更针对以表象为基础的心理表征的记忆，这些表征会通过包含与其内容相关的图像性线索信息被直接提取[22]。因此，Wessel与Hauer用提取诱发遗忘来解释侵入性记忆对提取其他自传体记忆的精细性的影响仍有待验证。
(二)CaR-FA-X模型
Williams在提出情绪调节假设后，整合了捕获/沉思(capture and rumination，CaR)、功能性回避(functional avoidance，FA)与执行功能削弱(impaired executive control，X)这三种机制，提出CaR-FA-X模型[20]561。在该模型中，每个成分既可以独立地对认知或行为产生影响，也能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自传体记忆提取的精细化程度。捕获/沉思与执行功能削弱能够相互影响：当生成提取通达自我相关的概念性信息、抑制无关信息来提取特定事件知识时，执行功能削弱会导致抽象的概念性自我表征捕获注意的能力相对增强、任务导向的策略性加工减弱，而抑郁个体本身就容易通达概念性自我相关信息，并且沉思使这些概括性的心理表征缓慢激活。因此，当自我概念性表征高度通达时，执行功能削弱对习惯的、沉思性反应的抑制就变得更加困难，使得特定事件知识无法通达。
其他的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CaR-FA-X模型提供了证据，说明各个机制有时独立作用有时相互协同。抑郁个体提取过度概括化记忆主要是由执行功能受损所引起的，而有过去创伤压力的个体提取过度概括化的记忆主要是由功能性回避所造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在进行双重任务以控制执行功能时，过度概括化现象才会发生。
上述机制独自或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自传体记忆提取的过度概括化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例如，由于提取过度概括化，人们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及时详细地获得过去的经验、策略而使问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Williams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人们提取特定经历的过程好比走在通往某一目的地的途中，在中途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路标的有效性与个人的选择、表现，这个十字路口就叫做CaR-FA-X[20]566。
(三)对过度概括化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评价
过度概括化的自我调节机制突出了自我对记忆提取的主动操作，以避免当前状态与自我目标状态因差距而产生冲突为视角，强调了自我一致性这种动机的作用。CaR-FA-X模型更是综合了自我动机与认知资源两种机制，较全面地阐释了过度概括化的产生机制，但对于每种机制在何种情况下如何独立作用、联合运行、相互制约，目前的解释仍有待清晰、具体化，这些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探讨。
四、展望
目前，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不少有待探究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第一，直接提取模式与自传体过度概括化的联系。普遍观点认为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不会出现在直接提取的过程中，但对此的证明却很少。在日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操控心理负载量、测量所检索出记忆的感觉特征、或检查不同线索词检索所需的时间进程来区分生成提取与直接提取模式，深入研究自传体记忆精细化或过度概括化的提取过程。
第二，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与其他记忆缺陷的关系。运用其他的记忆任务来考察过度概括化现象与其他记忆缺陷之间是否拥有共同变量，或已知的过度概括化现象的机制对其他记忆现象有何影响，这对揭示自传体过度概括化的机制会有进一步的帮助。由于抑郁症等心理障碍会导致其他记忆功能的损害(如语义记忆、情节记忆等)，而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是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一个临床性特点，那么其他记忆缺陷就有可能会与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将对发现该现象潜在机制具有推动作用，也助于弄清有关情绪与记忆的问题，建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第三，严格区分被试样本。由于过度概括化现象的发生经常涉及抑郁、创伤等症状，所以需要仔细考察各种症状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多以具有抑郁或创伤史的个体为被试，对于所发现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异，研究者们很自然地将其归因于感兴趣的变量(如抑郁或创伤)，却很少对其他变量进行检验，而实际上，所得出的不同解释很可能反映的是同一种机制。因此，为了确定过度概括化产生的原因，被试的选择需要严格地把握，比如筛选时要测量其抑郁的类型、目前的抑郁状态、创伤史等。
第四，正常被试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目前大部分研究的对象基本为具有抑郁、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而对正常被试可能出现的过度概括化现象的关注较少，这可能对多视角地研究该现象的产生机制、利用这一现象来预防可能出现的心理疾病等问题造成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过度概括化现象被认为不仅能标志抑郁持续或复发的易损性，还能预测非抑郁个体患病的潜在可能性之后，研究关注未经临床诊断的群体可能存在的过度概括化提取显得更有意义。此外，当前研究过度概括化的主要范式是自传体记忆测试，但该测试多用于研究具有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障碍的人群，对于没有经过临床诊断的被试可能不具敏感性，而Raes等人提出的过去事件句子完成测试能够弥补上述不足[23]。因此，在对正常被试进行研究时值得应用。
第五，拓展横向研究，增强纵向与横向研究的结合。目前对过度概括化现象的研究多数局限于用横向研究来探讨它与心理障碍因果关系，如创伤经历是否会对记忆提取精细性造成干扰？过度概括化是不是加深抑郁程度的原因之一？这些研究仍难于解释记忆提取精细性降低的作用，即精细性降低能够避免消极情绪，但当提取精细性消失时，这种帮助作用也消失了并成为一种病理学的特征。也许存在这样的可能，即过度概括化是抑郁诱因与抑郁之间的一个中介或调解变量。临床实践表明，人的抑郁与自尊有很密切的关系，追求高自尊的人或接近自尊目标的人具有高度的抑郁症状，倾向追求完美，如果追求不到，就会产生过度概括自我价值的消极特征体验郁闷、痛苦或绝望[24]。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机制的研究对人们如何提取与自我相关的知识、利用过去经验解决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下，有关自传体记忆提取神经机制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一些研究结果能很好地对应自我记忆系统的假设，这不仅深化了自传体记忆提取机制的研究，为自传体记忆精细化研究提供依据，也为研究过度概括化提取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