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农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和农民问题的理论要素，都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80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及理论创造。“三个代表”作为党的建设科学理论概括，作为完整的三大目标体系的纲领性表述，完成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性思维。本文以8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为主线，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关系。
一
1848年2月，当欧洲资产阶级正为它在不到一百年统治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而得意忘形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宣言》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增强，科技革命速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和平和发展虽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相当潜力，苏东巨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的世界新形势；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社会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等方面的多样化和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农业和农村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国内形势。有着80年光辉历史、拥有6000万党员、领导着近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在21世纪她要做什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热切地期盼，而一切反华反共的政治势力在密切关注。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这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是对党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面向新世界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回答了党过去、现在、将来做了什么和要做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深化了对党的性质的理解。一句话，中国共产党80年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未来的征程，就是把“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不仅是面向21世纪党的建设的宣言，在回答时代的要求和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上，也是党的政治宣言。
“三个代表”都强调“始终”，这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所应坚持，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80年来一以贯之，今后也必须坚持的原则和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提出了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三大目标体系，即“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80年历史中，这三个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内涵，在21世纪，它也必然有新的内涵。对于我们思考未来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极深远的意义。
党成立初期，中国工人阶级只有约200万人，但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替者”（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页。）。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1940年2月，毛泽东将当时和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期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78页。）。新中国成立不久，党曾把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概括为“国家工业化”（注：《中国共产党通志》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164页。）、“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注：《毛泽东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注：《毛泽东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使党对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表述进一步明确和臻于完善。此后，“四个现代化”一直成为党所追求的目标的理论概括。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呼唤理论的创新。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党的十五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是“三个代表”中的“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指。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的理论概括，都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80年来，党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以下阶段性的概括：自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4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先进文化已具备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已成为党和人民群众文化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的主流。改革开放以后，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概括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以江泽民同成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五大上，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且指出它的主要内容，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它的前进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三个代表”中“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指。
“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党的80年的历史上，“人民”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并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使“人民”的内容及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发展壮大革命和建设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胜利，把一切拥护、赞成和参加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台港澳同胞、华侨也纳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范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中“中国最广大人民”这一概念的所指。
在“三个代表”中，特别具有理论价值的前瞻性思考，并需要加以准确理解的，首先，是中国的，不是世界的，也不是别国的。但是，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办好，就是对人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其次，在“三个代表”中，又强调了“发展要求”、“前进方向”和“根本利益”。这里所指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指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支配的趋势和走向，并不完全是指已经达到的水平和已经实现的目标；不仅是相对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而且是相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整体利益而言，它是决定和影响上述各种利益，是上述各种利益的统一。因此，“三个代表所提出的三大目标体系，既是党的历史经验，也是现实追求，更是未来奋斗的方向，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把继承性与创造性、实践性与理论性、历史感与时代感、使命感与紧迫感、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高度统一。
二
农民问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中，其内涵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农民问题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对于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理解、实践“三个代表”更具有基础的地位和全局性的影响。“三个代表”，关键是真正能代表。在中国，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是能否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标志。
在毛泽东思想中，农民问题不仅是政策和策略问题，而且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主要是指依靠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解决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群众基础问题。尽管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设上，农民问题已涉及到农业和农村工作，但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居多。新中国成立后，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农民问题的内容已开始形成以农民为中心，包括农业和农村工作内在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以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问题逐渐成了包括农民、农业、农村工作在内的三位一体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国情中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大的特点，当作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在实践上，农民问题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础和突破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础和突破口，是中国式的“三大改造”的基础和突破口，是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在理论上，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突破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灵活运用、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逻辑起点和思想营养。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全面把握，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丰富发展。二是对中国当代国情深刻的认识和对世界潮流的准确把握。前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后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它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先导性作用和理论支撑的作用，是任何别的问题所不能替代的。
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突出农民问题经济层面意义的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村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邓小平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国情中最基本的内容和最大的综合制约因素，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找准了突破口，并竖起了最坚实的理论支柱。邓小平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他把传统的农民问题同当代农民问题结合起来，把解决农民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农民问题和重要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既根源于也体现在一个“农”字上。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和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始终把农民问题放到全局的重中之重的地位。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不只是一个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大政治问题”（注：江泽民：《在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12月3日。）。此后，又不断地强调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初，集中体现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世纪之交，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解决农民问题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对农民问题的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这集中反映在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历史性的文献之中，为“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典范。
要深化对“三个代表”的学习认识，要实践“三个代表”，离开了农民问题这一观察中国问题的最佳视角，都难以得出准确全面的认识。
三
8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经历了失败、坎坷的磨难和成功、胜利的考验，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为“三个代表”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铺垫了理论创新的阶梯。农民问题的内涵不断更新变化，农民的概念也经历了由阶级的农民，到阶级、户籍、职业相含混的农民，再到作为阶级的农民已不存在，而户籍、职业的农民逐渐被区分开来的变化。
80年来，中国农民问题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突破，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受到三次历史性的冲击。
第一次突破和冲击，是大革命时期兴起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内形成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农村的封建势力受到亘古未有的冲击，蕴藏在相互分割甚至局部隔绝中的城乡间的革命资源有了第一次局部的沟通和融合，由此开辟了中国革命由农村走向全国的道路。
第二次突破和冲击，是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开辟了中国式的三大改造的成功道路。中国农民受到了反封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为主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意识的教育。传统的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受到巨大的冲击。城乡的革命和建设资源有了更大范围的沟通和融合。由此开始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艰难坎坷的探索。
第三次突破和冲击，是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而建立、发展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扶贫攻坚，实现小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句话，以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社会变革，形成了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城市现代化引导农村现代化的城乡互动，造成了城乡现代化资源的沟通和融合，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在一些典型的经济发达地区受到冲击。传统农民以土地为命根，以丰衣足食为追求的目标观念开始动摇。中国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正向小康社会迈进。
21世纪的前5年，实现“十五”规划，加速西部大开发，开展以城镇化为中心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第四次大突破，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第四次大冲击已经开始。
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的第二次创业和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在新形势下再次凸现出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进入新世纪，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的工作仍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刻都不能放松。在我国农业和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比城市要多。农民问题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而且也影响着实践“三个代表”的全局。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人口比重高，城镇化水平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约80%左右，下降到1999年的69.11%。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79014万人，1999年增为87017万人，21年间净增8003万人，平均年增381万人（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这成了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现代化虽然不同于任何国家，但却不能摆脱城市化（或城镇化）这一基本规律。1999年我国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而目前世界各国平均城镇化水平为50%左右，一些发达国家已达80%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45%左右。目前，我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3.5倍，从经济结构上看，已进入工业化国家；而城镇化提升幅度仅有它们的46%，从就业结构上看，依然是农民社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上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0年版，第628页。）。
二、乡镇企业滑坡，农民收入低，增收难。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由于在经济规模和科技投入上的双重缺陷，管理水平低，在近几年来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速度回落，效益下降，亏损面超过15%，约40%的乡镇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1999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较1996年减少804万人（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第119页：《目前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和任务——陆学艺访谈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农民收入低，从表面上看，与乡镇企业不景气和城市国企改革的阵痛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低，农业生产组织落后。目前全国2.83亿个农，户差不多就有2亿多个农业生产单位，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经营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是导致农民收入减少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农业自身的良性循环难以形成，国有和其他行业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能力有限。农民收入低，而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支出却有增无减。目前开始启动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而治本之策仍在于加速发展农村生产力。
三、农民阶层分化迅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困难。改革开放使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农民阶层的分化提供了前提：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农民阶层分化的背景。目前，农民大体已分化为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注：陆学艺等著：《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2-119页。）1978年，农村劳动力除了从事农林牧渔业外，几乎没有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的人。随着改革开放，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1990年，在上述各业中，从事农林牧渔业以外各业的总人数为8673.1万人，占当年农村总劳力的20.6%；1999年，从事农林牧渔业以外各业的总人数为13984.6万人，占当年农村总劳力的29.8%（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72页。）。他们的一支脚已迈进现代农村或走进城市，而另一支脚还停留在传统的农村。他们是未来工人阶级的后备军，但他们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却阻力重重，难以实现。
四、农业受到资源和需求双重制约，出现劳动力和产品双重过剩。我国农业人口比重虽高，但农业科技人才却十分紧缺；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都短缺，人均耕地不足1.6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7%。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农业比较效益降低，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农产品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相对过剩。按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有1.5亿劳动力就可以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社会的需求。而1999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却高达33493万人，富余劳动力约占55.2%。这种双重制约和双重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五、农村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素质亟需提高。面对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阶段，农村党员的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示范带动作用迫切需要提高，在一些地方，农村党员、干部出现年龄偏大，甚至老化现象。科技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普遍存在。以贵州省为例，全省农村党员约占全省党员总数的44.6%他们的文化层次结构比例如下：大专以上约占0.31%；中专约占1.14%；高中约占5.73%；初中约占33.8%；小学约占46%；文盲半文盲约占13.2%。贵州农村党员文化层次尽管处于全国农村党员平均水平之下，但从中可以概见全国农村党员文化层次的一斑。根据1999年抽样调查统计，农村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高达30.37%。此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六、农民精神文化状况堪忧，农村教育严重滞后。中国农民尚处于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过渡的状态。这不仅表现在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上，更突出地表现在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上，当前一些地方农民精神文明活动相对贫乏，封建迷信、文化糟粕、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农民的思想观念虽有很大改观，但较之城镇居民，却有很大差距，虽然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但农村教育普遍落后，“普九”工作在一些农村成效不佳，目前还在加温的非义务教育产业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加剧了城乡间享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公平，不仅给农民子女接受高中以上教育造成新的经济困难，而且引导大专院校毕业生和更高层人才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高收入的发达地区城市，以寻求个人教育投资的最大回报，更加剧了农业现代化所需的科技人才短缺的矛盾。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80.4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3060.5万人的2.62%（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20页。）。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就成了大问题。
七、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进一步突出。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造成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间的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和良性互动，不利于城乡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几十年一贯制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不仅阻碍了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而且造成了新形势下城乡间经济社会事实上的不公平。当改革深入到城乡利益关系时，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向农村、农民倾斜扶持的措施，但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是农村现代化障碍的意义上说，农业问题，在农业以外；农村问题，在城市；农民问题，在体制，是有道理的。
进入新世纪，我们再一次感觉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在于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成败，关系着实践“三个代表”的成败；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种教育，必须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内容，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目的。当前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党在新世纪解决农民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建设，是新阶段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教育农民和农民自我教育的重大决策。
中国已经走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新的历史关头。实践“三个代表”的基础、难点和重点，是农民问题；实践“三个代表”的最深厚的潜力和最大动力也是农民问题。80年来党解决农民问题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为提出和实践“三个代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面对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寄希望于对中国也“不战而胜”。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以骄人的成就屹立于世，而且以“三个代表”的响亮宣言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进入新世纪，一定能够沿着80年来所走过的光辉道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基础和突破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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