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民素质发展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规律论文,国民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11)03-0098-05
目前，学术界对人的素质生成、发展规律等问题有少量研究，但基本上都是泛泛之谈，并往往带有很强的猜测色彩[1]，关于国民素质发展规律方面的专门性研究尚付阙如。因此，对国民素质发展规律问题进行探讨，是国民素质领域研究的新突破，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遵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学理上对国民素质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确证。这不仅能促进国民素质领域的深化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民素质的天赋资源开发与后天教育提高相统一的规律
人的生命源于遗传，具有生物的机体组织和生理机能，人的生存和素质发展必须遵循生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显然，人的繁衍必然要受上一代遗传基因的影响，国民实行优生的目的就在于改善遗传素质，阻止不良遗传素质在后代群体中的蔓延，用遗传工程不断改进和提高人的遗传素质，以保证国民素质天赋资源的开发与后天素质的提高。大量事实证明，对一个先天愚笨的人，后天智力投资再多，教育方法再科学，也是不会收到效果的；反之，对一个遗传优良、天赋素质高的人，进行智力投资和教育培养，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事实上，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就是人自身的再生产过程，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内在地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人的肉体生理状况的再生产，即生命的再生产或种的繁衍；其二是人的主观精神、智力状况的再生产，这是具有人类文明底蕴和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2]。
遗传素质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开发天赋资源的前提条件。但是，无论多么高的天赋资源，都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后天素质的全貌。人由自在性向自为性的提升、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提升、由天赋素质向现实素质的转化，必须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诸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后天教育是影响和培育国民素质的温床。卢梭认为，“人的形成由于教育”[3]。荀子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4]马克思也强调：“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5]174实践证明，国民理想的树立、品质的养成、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法治观念的加强，都不是自发形成的，都必须依靠有计划、有系统、有目的地进行教育和培养。
正因为如此，国民素质的天赋资源开发与后天教育提高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是国民素质可持续提高或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国民素质发展中的观念内化与实践外化相统一的规律
国民素质是国民通过对获得的素质观念与知识内化后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性质。国民对素质观念与知识的内化水平，是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内在属性表现出来的。客体性的物质、能量不能认为是人的素质，而是国民的外在属性，未经内化的观念和偶发的行为也不能认为是人的素质。因为，人自身的素质结构的形成和提高，决不是与社会环境的简单联结，也决不是接受教育的单一过程，更不是依赖于个人的主观思索，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把自身置立于社会性活动的实践之中，并把在社会性活动的实践中学习或接受的素质观念与知识，通过心理的中介作用内化，这样才能转化为素质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6]。因此，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心理引起、调整和决定的，人的素质观念与知识的内化水平如何，都是通过心理的交互作用而得到反映的。国民素质的形成要比相应的观念与知识性信息的获得缓慢得多，但一经形成某种素质或达到某种层次，就能在国民的一生中持久发挥作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延续数千年而无大的改变，国民素质中的一些特质更是世代相传，这不仅是历代国民对素质观念反复内化后传留的结果，更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肯定和强化的结果。实质上，这是国民素质内化属性和功能的必然表现。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与人之间的素质差距日益拉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个体之间对素质观念的认识和内化水平的差距所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在现实的社会中，国民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接受较为相同的教育，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素质水平，这主要是由国民对素质观念与知识内化水平的高低所决定的。因此，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素质是否能够得到提高，则取决于他对素质观念与知识的内化能力。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56国民素质是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发展和确证的。因为实践是人的自觉活动，所以基于实践的人的素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人的自然属性、物质活动能力和人的社会属性、精神活动能力。人的素质生成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不是任何外在于人的力量所强加与人或恩赐与人的。马克思从人的本质中分析人的素质生成的动因，即以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通过人的需要产生劳动，这种劳动是自由自觉的过程，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体现出了理性个体存在和社会性特征。因此，他认为，人的消费需要是发展和完善自身素质的自觉能动过程，“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求”[5]10。可见，消费需要是人的素质发展的动力因素，而人的消费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素质发展需要行为的外在表现，是人为满足自己的素质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有效活动，人的素质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同理，个体人在生活、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素质观念与知识，能否在实践活动中认真总结和提高，则是素质发展的根本所在。不同个人的实践水平，决定着不同个人的素质水平。
由此可见，国民只有对素质观念与知识的内化自觉，才能在实践中提高素质水平，而实践的功能内在地包含着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实践才体现出对人的素质和能力的确证。因此，国民素质发展中的观念内化与实践外化是相统一的。
三、国民素质提高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的规律
国民素质是人在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所生成的体魄、智力、德性的总体水平，生产力是人们自觉拥有和支配的能力或力量，国民素质与生产力不仅在内涵上具有内在统一性，而且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上具有共时性或同步性。因此，国民素质提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具有互动性和价值同一性。就此问题，国内有学者早就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作为主体自身的能力，生产力从来都是人们“自己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不只是主体的“物质力量”，而是同时包括主体的“精神力量”。他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对应于人的智力素质结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种“精神生产力”、“智慧的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较之“物质生产力”更深刻、更具广阔发展前景的生产力，它将随着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由此日益增加生产劳动过程的理性自觉和劳动产品的科技含量[8]。在此意义上，生产力就是国民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来的较高的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体现出来的创新能力。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又是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9]。这是因为，首先，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或用相同的劳动量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物质产品，这就为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普遍提升国民素质水平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再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只有在接受高等教育和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才得以形成，这就需要教育超前发展。正因为如此，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使国民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为国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才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757，进而保证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从国民素质与生产力发展提高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方面国民素质结构的每次大的调整，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另一方面，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也进一步证明，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必须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国民素质建设，才能促进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只有“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11]，才能使国民素质提高与生产力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四、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塑造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规律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被文化所塑造。文化促进着人们在生理与心理上的、思想与道德上的、能力与创新上的等观念的不断进步，进而促进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可见，文化是人自觉实现素质发展的内在尺度，并塑造着国民素质特质的形成。
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观念的开放性发展和繁荣，必然促进国民素质内涵的提升与扩展，而文化思想的旧守、封闭与僵化，则会导致国民素质的倒退或畸形。中国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每次大融合，都会出现文化大繁荣的局面，促进人们开放意识的提高和素质内涵的扩展，为国民素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动力。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中华民族的遗传素质：各民族间的文化相互认同和吸纳，促进了人们的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的提高；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互动所产生社会回应力，使“独尊儒术”的文化制度全面解体，儒家纲常名教由此失控，促成了儒、佛、道同时并存的局面；儒、道、佛文化相互融通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使人们的文化交流力度加大，促使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在范围、内容上得到扩展与更新。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自觉背离，表现出了内在人格的普遍觉醒，进而促进了重家族、“不唯上”和重利欲、轻世俗的风气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素质的内涵，在国民素质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公元755年)的唐盛世，长达128年，促进了传统汉文化和异域文化相互融合，给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瑰丽篇章。唐代文化表现出了以无所畏惧、兼容并包、吐纳百川、吞吐万象、熔铸古今的大气派。儒家正统而不独尊，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道、佛三家鼎立，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身”的思想文化观念，促进着人的素质全面发展。文学艺术可谓天高海阔、气象万千，璀璨绚丽的唐诗光芒四射，体育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卓越创造，充分说明了人的文化素养之高。文化的开放与繁荣，体现了包容大度的文化风格，儒、道、佛文化深化融合与共同发展，给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一个任意发挥、自由驰骋的天地，为唐人素质的均衡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环境，使国民的社会文化素质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准，心理素质呈现出以儒家为主、兼容并蓄、全面开放的成熟博大气象。
近代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抗，思想家们在反思中提出批判传统文化，孕育着新文化思想的形成，“新的国民”意识开始形成，促进着国民思想观念与心理素质向现代性转变，人的主体性明显增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根本转变，科学与民主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生存意识空前觉醒，开放意识在斗争中提高，科学技术在“实业救国”浪潮中得到发展，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培育着新的民族精神，如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以及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与发展的历程，也是国民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促使国民素质内涵的提升与扩展的历程。
五、国民素质差异性与国民素质同一性相结合的规律
人的差异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与他人不同的生理结构、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的不同等性特征，经过后天接受各类教育和参加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差异性能力。国民素质“差异性是指使形成或构成个体的智力性素质和非智力性素质都有别于他人，因而在智力的水平与智力的质量、创造潜质等方面存在着量的不同和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形成了个体风格、倾向、潜力、动机的差异，个体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上的差别”[12]，也源于后天接受教育和参与实践活动的认知水平。“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具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必然要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是无法也不应被主观消除的”[1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在人的素质方面，人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人的活动的自身条件是不同的，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在素质方面完全相同的人。首先，人在生理素质方面存在不平等，“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别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10]438，性别上的不平等也就是生理素质的不平等。人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特征上，或是在生理解剖特点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其次，人在心理素质方面存在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果断而有毅力，B优柔、懒惰和委靡不振；A伶俐，B愚笨”[10]440。不仅如此，人的意志、愿望也不存在绝对的平等，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被转化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即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时，平等就不存在了。再次，人在社会文化素质方面也存在不平等，“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10]441。显然，每个人的身体、心理、文化与科技知水平、思想素养、道德境界、综合能力的不同等性与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
与国民素质的个体差异性相对应，个体的能力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这样一来，不同个人的分工协作就等于各种不同的个体生产力的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到，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7]677。法国国民由缺乏个性差异的广大民众所组成，他们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几乎是一些同名数的简单相加，既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力量，又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最终影响到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分工是从各个个人的生产活动中所生成的力量的表现，而不同个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7]85。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素质能力又总是存在差异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构成系统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将形成远远大于各要素的原处功能简单相加的新功能。每个人的共同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以分工的形式表现出来，国民素质差异性与国民素质互补性相结合，便能够产生出远远大于个人力量简单相加的“扩大了的生产力”。例如，一个企业或经济实体的整体经济效应，需要各类的人才，即决策、管理、公关、研发创新等各种特质类型的人才，正是这些不同的人才具有自身的素质差异性，并在一定的分工协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价值得到实现，才华得到展示，最终形成了扩大了的互补效应。因此，从国民素质的差异性走向国民素质的同一性具有必然联系性。
国民素质发展规律启示我们：各个历史时期的国民素质发展水平是相应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它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但人们在认识到国民素质发展规律后，就能通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优生优育，尊重人的素质差异性，发挥人的无限潜在的创造力，促进国民素质均衡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