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周边乡镇的演变&以天津地区为例_农业论文

近代城镇化进程下的“环城圈”村镇衍变——以天津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镇论文,天津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城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K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01—10

       区域是城市的生存基础与发展前提，其中城乡关系是城市与区域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与周边村镇则是城乡关系中最直接的一环。任何一个城市的发育成长，都离不开周围村镇的辅助支撑，反之，城市的发展也会给周围村镇以深刻的影响。“城市工业的发展必须以该城市近郊、至少是附近地区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为基础才有出路。在近代交通运输力量有限和封建关卡尚存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附近地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是很难与帝国主义竞争而立住脚跟的。可以这样讲，城郊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往往是衡量该城市近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对农村经济，首先是近郊或附近区域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状况的考察，对于该城市近代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特别着重考察附近地区农村经济与该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并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对研究今天城乡关系，市管县体制都有积极意义。”①

       在城镇化浪潮汹涌而来的背景下，城市周边村镇的发展去向何方，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环城圈”村镇的发展有何特点，它们与城市怎样互动，是挟城市之势转化为次级中心，还是被城市吞并而成为城区一部，它们的发展趋势如何，而影响它们发展的因素又有几何，各个地区相比又有哪些异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命题。

       作为华北区域体系的中心城市，关于天津与其腹地的研究颇丰，②但是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环津圈村镇③发展衍变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以历代天津志书及时人调查为线索，试图探讨在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周边村镇区域内相关农业及工商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并与江南环城村镇发展特点做一简单比较，以求揭示华北区域城乡发展的某些特质及其原因。

       在工业城市兴起之前，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呈现同质化发展，彼此之间区别甚微。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周围村镇会因为在地理位置、特产优势等空间和物质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构成村镇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格局。

       天津城市的成长和城居人口的增加，在狭小的城厢地区，聚集了数十万人口，城市对农村出产的农副产品需要量增加，刺激了城郊农业和渔业的开发，改变了清代以前那种“野多未辟之土，家无担石之储，阛阓熙穰，田畴萧寂”的状况。④总体来说，天津周边村庄，因为靠近城市，多以农商人口混杂，“各农村邻接市尘，农民多有副业，驶船拉车作工等各因其便，经济宽裕，生活尚多安定”。⑤“靠山吃山、靠城吃城”，邻近城市的村镇经济自然与城市生活发生密不可分的关系。

       蔬菜是城市必需品，且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因涉及到保鲜、成本等因素，天津市场所需之蔬菜，多采取就近供应原则，又因为“天津环境溪流，随处皆可戽水浇畦，故园圃蔬茹之饶，四时弗绝”，⑥因此在天津城“东南城角之华家场、河东王家场、西沽武库等处及附市四乡多有菜园”。⑦据时人调查，“沿河居民在廿年前，多业船为生，本无所谓农业，迨轮船发达，旧船渐被淘汰，只得另谋生计。此为农民经营农业之始……园地均在河之两岸，最远不过二里，作物以马铃薯、韭菜、大麦、白菜、萝卜为大宗……销售每多出口，到上海、香港等处，来天津者则一小部分也”。⑧

       大直沽，包括孙庄子一带是冬菜原料的主要产地，“土、水、肥均属上乘，但因市区不断扩大，制材场地无法解决，是唯一缺点。以白菜品种讲，虽系青叶菜，但棵小帮薄，色泽质量尚好”。其销路不仅供内销，“从1910年正式批量外销，主要地区是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老挝等华侨较多的国家”。⑨杨柳青作为濒临天津的大镇之一，“日常所用的如茄子、韭菜、葱、蒜、菠菜、豆荚、土豆、黄瓜、白菜、罗葡等类无不齐全，产量不但能供本镇的吃用，还能运到天津销售，其中更以罗葡白菜两种，质良驰名”。⑩北斜村村民也有“冬季载车赴津贩卖青菜为商者，日挣日食”。(11)灰堆村“距离津市甚近，又有水陆交通之便，农产物均运往津市销售。其中以白菜为特产品，有大量的产额，行销上海、汉口、香港、大连等处”。(12)天津租界建立后，菜农们又因时就市，“近年来城南之东楼西楼，多种外国菜种，专向租界售之”。(13)于是每值产菜季节，或有满载蔬菜之小船沿河而上，或由菜农肩挑入市，至东浮桥一带销售。“每晨村民肩挑入市，盈筐累担，能供城中一日之需……灌园者赖以为利。”(14)

       在水果方面，则有香木梨和葛沽的桃，梁家嘴的葡萄，瓜类有高丽瓜、西瓜，因所产不足济用，往往舟载而来。其中在海河南岸的李家楼“居民二百余户，围地种马铃薯、大麦外，尚栽桃树甚多。此与各村不同，桃为伏桃与六月先二种，多销售于天津”。(15)赵家庄所产的大面瓜，“多在天津市及近郊销售”。(16)张贵庄附近的“排地香瓜”畅销远近，最为驰名。(17)作为天津县东郊大镇的葛沽镇“盛产非常丰富，除麦豆蔬菜外，要以桃和稻为大量之出品……果实的滋味清香甜美，为他处出产者所不及，每年运售天津市东三省北平上海等地的，大约值数万元”。(18)

       菜果之外，鱼类为供给城市之大宗。天津本为鱼盐之地，清初虽有片板不许下海之令，但渔民可徒步采捕或用木筏捕鱼。海禁解除后，渔业生产逐渐恢复，渔民于每年谷雨后、芒种前驾舟出海，“旧志谓，滨海之区每岁谷雨后渔人驾舟出海，约三百号，所捕鱼不下三十种”。(19)除供给天津城市消费外，名贵品种如黄鱼、对虾及银鱼等多销往北京。王秦庄“沿河为街，故住民多习水性，是以捕鱼为业者颇多”。(20)泥沽、葛沽一带则盛产裙带蛏，曾有诗赞曰：“鸬鹚艓子小于萍，贩得鲜回尽入城。青鲫白虾充馔好，登盘须逊女儿蛏。”(21)柴家庄除农产外，有鱼产甚丰，除供本地食用，余皆四外销售，河中产有鲤鱼、银鱼、紫蟹等，虽产额不多，而价值颇贵，“惟居民墨守陈规，捕鱼之术不求改进，以致终古如斯，是尚望提倡生产教育者，促其改进也。渔业在此数村不过副业，但与居民有莫大之助益，亦生产事业之应当提倡者”。(22)

       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津县大沽一带，素为产鱼之区，渔民赖以生活者达七千人，据津县建设局最近之调查该处有大小渔船七百只，鱼之种类每年产额约在三百万斤，渔民就其所获，或腌之使碱，或晒之成干，运销各处，平均售价在一角至贰角之间，获利颇厚。”(23)据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显示，天津有五处渔港，其中小站南天门上沽林渔港，每年得四万余斤，运往小站销售；葛沽李家圈官港，每年得三万余斤；高沙岭漫口港滩，每年五万余斤；小站潮水边港，每年四五千斤；小站南甸子，每年三千余斤，皆在城市周围售卖。(24)

       在肉食方面，天津作为华北各省门户，商业荟萃，中外商人咸集，因此消耗巨大，“昨据实调查，天津全市每日所消耗之牲畜肉类，每日共计需猪五百七十余头，羊四百五十头，牛五十头”。很多村庄成为这些肉类的产出地和屠宰场，当时的调查显示，“天津城北西于庄每日宰猪约三百头，天津城西宜兴埠每日宰猪约二百头，天津城西习艺所每日宰牛约十头羊约一百五十头，天津城北穆庄子每日宰牛约三十头羊约二百五十头，天津城东郭庄子每日宰猪五十头”。(25)

       而作为主食的粮米，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城市供应，绝大部分来自江南与华北各地，“麦则取给于河南，米则受济于苏浙，秫粟菽豆之属亦莫非仰食于邻”。(26)但天津郊区农民也培育出一些优质粮种，如邑南梨园头一带所产之麦，称“压车翻”，有诗赞曰：“麦田刈得压车翻，饼饵风吹香满村。何处午凉堪卸驮，青帘斜飐小黎园。”(27)小站“位居天津县之东南部，光绪年间，周天培驻兵此地，率领士兵人民开荒种稻，后来人户渐增，始成农镇，本地的居民经过周武庄公的指导，几乎全数依靠种稻生活，所以稻米是本地的特产，其质甚良，全国闻名”。(28)至1930年代，“津东南小站镇，为华北产米奇著之区，该镇年产大米，至少四百五十万石以上，销售于平津及鲁豫一带”。(29)另外，城市的燃料也多由周边乡村输入，秦勾庄“河滨产河滩苇，细而短者，供建造及燃料之用，粗而长者劈之，以织席篓之用，除供给本地之用，贩运他处者，亦甚夥”。(30)

       此外，为适应城市消闲生活的需求，一些专业化的种植花卉的村落也出现了。其品种主要有茉莉、玫瑰、晚香玉、菊花以及诸唐花。这些花的大量种植，一方面适应了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对观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不断增加的茶店、鼻烟铺、明目散铺等店铺及娱乐消费场所对它们的需要。(31)“本市鲜花业，在华界设立者约有二十余家，在东马路为中心地点，设于英法租界者十余家，则以售于外人为生意大宗，至养花农户，则均在津西一带，约有三百家之谱。”(32)

       种花者多集中在城西运河沿岸之芥园、大觉、大园、小园等处。其中大园、小园均以种花为业，《沽河杂咏》中有云：“小园村与大园村，艳紫嫣红花朵新，五十二村春正丽，相逢都是卖花人。”(33)据1925年统计，大园村耕地面积的43％被用来种花，芥园村种花土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的比重也达到了近29％。(34)大觉庵村也以鲜花事业为本村特产，类如每日市上所卖的白兰花及各种草花；杨家庄也以产花著称，乡人的职业除去少数供职在市里以外，其余的都是艺园繁殖花卉，“四时之花供人玩好，业此者多在西郊，临流设市，群芳满圃”(35)。有诗词赞花厂：“火窖花开种种奇，买栽磁斗插军持。金迷纸醉耽清赏，稼穑艰难恐未知。”(36)由此可见天津城居人口对观赏花卉的需求之大。

       应指出的是，这些农副产品的种植已不同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因为这些种植已是纯商业性的生产活动，无论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的多少或经营时间的长短，都受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其产品有的由农民直接运到城市销售，有的则由商贩以市场交易方式由农民手中购取，再到城市转售。

       在城市对周围农村地区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的前提下，又有城市商人开始投资于农村，从事经营性农场，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天津的屯垦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有万历年间汪应蛟“滨海屯田”，天启年间左光斗也曾主持屯学，入籍屯童俱赴天津开垦，清代更有著名的蓝理“蓝田”与周盛传小站屯垦，很多村庄由此而来。而开埠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由于天津城市化的加速，又催生了新一轮的垦荒热潮，随之又衍生出在此基础上新的聚落村庄。如军粮城镇大安村，它位于军粮城之北、袁家河之东，原为卞德梅家购置的土地，王德庆为经理人，由荒地开垦为农场，主要种植棉花和水稻。由于土地盐碱，技术落后，收入不佳，遂转让他人。后被日本人买下，改为大安农场，由于更换稻种，实施科学种田，产量大为提高。东五村亦然，民国初年，倪嗣聪、王祝三等集资购买了军粮城东大片荒地，开辟为“开源公司”，面积一万多亩，分为五个区，以种水稻、棉花为主，即今一二三四五村之前身。兴农村在军粮城镇北，则是民初何怀德购于赵永德之手的荒地，后由朝鲜人金铃开辟为“兴农农场”转化而来。(37)

       城市工业的开启无疑对周边农村更有直接的影响和带动。近代天津工业起步较迟，直到20世纪以后才有飞速的发展。早期的天津近代工业多集中在政府建立的铁路、军事工业和外国人开办的打包工厂等，没有建立起近代工业的体系，“在上海，一般来说，外国投资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在1895年到1905年之间，这在天津则不是事实。在1914年之前，这座城市只有仅仅大约20家外资工厂，大多是从属于那些贸易公司的小型印刷包装厂，从事清理羊毛用于出口”。(38)而1914至1928年则是天津近代工业的迅速腾飞时期，这一时期新设工厂达1286家，每年平均建厂92家，而且广建大型工厂如裕元、裕大、北洋、恒源、宝成等纺织公司大丰、寿丰、民丰等面粉公司，这些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庞大，是天津近代工业的主体企业。

       工业的兴起促进了郊区乡村工业化进程，上述许多大型工厂都开设在市区边缘地段或周围乡村。其中，“天津机器局经始于同治六年，讫光绪二年凡十捻……规模于是大备。初在城东十八里曰贾家沽道者，得田二十二顷有奇。……其间巨栋层栌，广场列厂，城堞炮台之制，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城遥遥相对，隐然海疆一要地焉”。(39)在河北西窑洼则开办了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铁工厂，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天津道周学熙、江苏候补道孙多鑫呈请直隶总督袁世凯创立。厂设于河北西窑洼”，(40)不但能为天津及附近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基础设备，而且效益甚佳，年销售额达六七万两白银。另外，华新津厂在河北区火车站外的小于庄，裕元、宝成、裕大和北洋纱厂建在德租界南小刘庄、挂甲寺和郑庄子；面粉公司有的在河北堤头，有的在陈塘庄；大型制盐和制碱公司则在塘沽。

       工厂的出现使得原来是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工人的集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及耕地的减少，改变了农村人口相对分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工业区和有一定社区意义的居民聚居区，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居民放下农具，“若夫贫苦居民，与工厂近者更以余润资生，不为行乞窃盗”。(41)

       地处郊区的纺纱厂不惜投资为工人盖宿舍，结婚成家的工人也在工厂周围租房定居，形成工人围厂而居的模式，成为天津郊外工业区的早期形态。如小刘庄随着1917年裕元纱厂的兴建，农业遂废，出现了脚行、理发店、照相馆、说书场、杂货铺、粮店、饭馆、当铺等行业，形成了贯穿小刘庄的一条繁华街道，“工房及分租房林立，有数千工人寓其间，瓦屋栉比，俨然如一市镇。每在上工放工时，厂门及各工房门口，小贩吆喊之声，刮人耳鼓，买卖颇为拥挤，形甚热闹”。(42)郭庄子，据《津门保甲图说》记载，该村早年人烟稀少，只有几处土台住有人家，20世纪20年代后，因铁路地道建成，人口逐渐密集，多为铁路、棉纺厂、烟厂做工的工人和扛河坝的(码头搬运工)、打小工的(车站货场临时搬运工)等。而秦勾庄“以农商为生者居多，农占全乡户口的百分之三十，商占百分之三十五，工人及其他与失业者占百分之三十五，商人多外出营业，若在乡之肩负小贩，终日游街叫卖，不得一饱，幸对岸咸水沽有大规模的造纸厂，乡人多入之做小工，稍得救济”。(43)东大沽村“本地居民近海滨……民国初年商民集资创立北方航业公司及直东轮船公司……外人在本地之营业，有英商大沽驳船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等，雇佣之员工多本地人”。(44)

      

       在此形势下，“环津圈”村镇中的种植业结构随之发生了改变，各地“耕地多改为栽培工业用农产品(如棉花、烟叶、罂粟、麻类等)，果木等”。(45)“海河葛沽、大沽两处种靛地一顷三十五亩，每亩产靛一百五十斤，共年产二万余斤。”(46)而依托天津的这些工矿企业，村镇中也兴起了与之配套的手工工业和家庭作坊。如王蓝庄“出产砖瓦，该地有砖窑十余座，津市建筑用之砖瓦，多自该地用船只载来，有转盘窑、梭窑之分，转盘者以砖建筑，梭窑者以土建筑，转盘占地最多，资本最大，工人亦得多用，梭窑则次之，砖瓦有红蓝之分，又有方砖、料半、行砖、底瓦、盖瓦、铜瓦各种名称，近数年来，又有机器窑之设立，故又有机器砖之名”。(47)另外，“烧瓦花盆者，在西头新庄家后，烧瓦盆、瓦壶者，小于庄及王串场皆有”。(48)

       北沿海河，东临咸水沽的高家村，虽然面积不过十数里，但村落修整，物产富饶，“该村自办有铁工、造纸、碾米等厂，铁工厂，在民国十九年间成立，出品各种新式农具，此项出品极佳，故极畅销，于二十年再成立造纸厂，利用过剩之稻草精造各种纸张，产量甚多，行销津市”。(49)另外，“城西李家坟、姜家井等处有纸坊造草纸、毛头纸、铺鞋底用纸、包茶叶用纸等”。(50)姜家井村因附近茔地占大部，谷类产量不多，园圃因临运河便于灌溉收获尚丰，村民住民十分之四经营手工制纸生活，原料以津市废纸为主，除粗制灰纸供给津市外，间有精制漂白者，津市绸缎庄及茶药店之包装多有用之者。张钰珄在《天津造纸行业史略》中也写道：“远在1920年以前，天津西郊姜井村一带，就有不少农民在农闲时用手工操作抄造卫生灰纸行销本市，以此作为家庭副业补助生活。”(51)杨柳青则“工业有简单的捞纸作坊不少，它的出品不过灰纸和本地毛头二种，津市所用的这两种纸，多仰给本镇”。(52)

       位于杨柳青镇西北的线河村，交通便利，柳林茂盛，“每当秋末冬初农余之时，有剁柳之举，柳杆大者作大材，稍细者充作画杆，再其次作为炭材，在农工方面，不无小补……其用柳条之细者，编成种种样样之柳条器，如柳条包、柳筐、柳篮等器物，销售于城市”。(53)北斜村在家的妇女“除缝纫、烹饪、煮茶、育婴儿外，其余时间供给工厂纺羊毛、捻麻绳、锁线袜等得资以补家用”。(54)堤头村“有炭厂十数家，专营津市木炭事业”。(55)

       另外，天津纺织工业的兴起也带动了郊区农村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的种植。天津四乡原本产棉很少，“自劝业所成立以来，对于蚕桑、植棉、植木各事，极力劝导……查去年植棉之乡，除南乡蔡家台，及姚家村附近各地土地咸卤，不能植棉外，其余各地植棉颇多。而产棉最盛之区，首推东乡大孙庄、贯儿庄、排地、宜兴埠、大毕庄一带”。(56)

      

       双街村“除种日用杂粮外，以产棉为最多，棉田约有三千四百七十亩”(57)。程林庄则在改良棉田的基础上，利用邻近天津市的优势，“对于工业一项，自近年来乡中知识较高者鉴于棉业之发达，遂组织规模较大之轧花工厂，其中轧机数十架，工人数十名，自买自轧，以便运销各地，不但可以发展当地棉业之销路，亦可藉免奸商之剥削，因此棉业益行发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此即吾乡工业之进展也”。(58)杨柳青也产有棉花，“近来外国人买棉花出口，价格提高，所以种棉花的很多，棉花工房开设的不少，棉花收获以后，天津洋行去人收买，成为一大宗买卖了”。(59)

       同样的，天津本地的工厂也充分利用本地乡村的劳力和资源，实行共赢。锦昌地毯厂称：“天津地毯一业，为我国出口大宗，每年统计三四百万金之数，纯系国货……而羊毛必须弹纺成线方能织毯，本厂弹后多系发交四乡贫苦者为之纺线，以求工廉，藉济贫民生计，尚属两益之事。敝厂亦在西关外及四外村庄散放羊毛于各贫苦民人，每日有敝厂伙友亲身散发，逐日收线。”(60)振华造纸公司则选址在咸水沽，“地处产米区，每年有大量闲置的稻草，这是制造草板纸上好原料……同时可以就地雇佣农民为其劳动，条件非常优越”。(61)

       正是因为依托了天津作为中国通商口岸、工业中心和近代都市的特有地位，天津周围村镇在农业不发达的背景下，得以通过调整生产内容或另辟谋生途径，较快地由小农式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转向依附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外向性经营，这是一种既立足于自然经济，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传统商业本质，也带有适应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增长和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城市经济的新兴产业特点，从而有助于天津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带动了四周村镇农民的经济生活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从局部看，天津与其周边地区的城乡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良性互动，“在近代中国，一个外向开放型的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不仅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向近代社会的迈进，也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62)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津当水陆之冲，如绸缎、洋布、杂货，采取货物，屯聚兴贩，所以备直隶一省之需求，非仅为一县计”。(63)作为近代华北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的腹地囊括了直隶、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在旅蒙贸易以及对俄恰克图贸易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是由于天津城市的这种区域中心的地位，一直以来在招商引资、政策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都享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待遇上的不平等直接造成天津对周边资源的“虹吸效应”(64)，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周边村落集市的工商业。

       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认为的那样：“江南水路运输抑制了村庄初级市场作用”，(65)天津周边便捷的水运导致了村民的交易圈远远大于村镇交易市场，而趋向于城市。如武清县因距平津皆近，10元以上物件多由平津购买，天津县“以四境均与天津市接壤，凡民众购置价额稍昂或数量较多之物品，俱至市境商店购买，是为本县商业不易发达之主因也”。(66)就连建有火车站、水陆交通甚为便利的西沽，也因为“有天津东站、总站及津浦西站之关系，以致业务未能发达”。(67)与天津市相距9里、以产花著称的杨家庄“虽然距市很近，可是因为交通的网系和思想的守旧，到现在依然是乡味十足，无甚进步”。(68)杨柳青虽然号称“巨村”“大镇”，但也是村落+市镇的结构构成，即以当地的御河为界，御河北岸是传统市镇中以鱼骨街为中心的居住格局，御河南岸则存留着传统华北乡村内聚封闭型居住格局，(69)“查津西杨柳青烟火万家，务农者居大多数”。(70)北仓镇也是如此，“无多买卖，皆系农家大商酒店质铺而已”。(71)还没有完全成长为中心城镇，仍然属于乡村范畴的经济中心。即便是号称“城市次中心”的塘沽，也不可避免地受其间接影响，“塘沽地方原属交通重镇，自近两年来，因海河淤塞，轮船不能赴津靠岸，多就近在塘沽停泊，因之商业发达一时”，但一旦“轮船纷纷直津靠岸，致失业情况，日渐萧条，各项业主颇受打击”。(72)这也是近代以来环天津地区村落向城镇转变的数目偏少，而且经济职能突出的城镇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华北京津冀村落城镇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种现象与同时代上海与周围村镇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这些村镇也是位于大都市周边，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虹吸效应”，但近代上海，“都市工业区的拓展，使一些昔日村落因邻近工厂林立而人口剧增，形成消费市镇”。(73)而传统商业大镇也向区域工商业中心过渡，久负盛名的“小上海”周浦和“赛苏州”新场则转型为浦东地区工商业中心，相继实现了农业加工业的机器生产，建立了面向地区农村市场的商业系统，表现出了乡村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势头。

       究其原因，一方面天津周边村镇本身基础薄弱，“津地滨海，田畴斥卤，莫修莫厘，其亩获数钟者盖所罕有。至近河下湿，沟洫不修，民又常罢于水旱”。(74)“天津商人资本原不雄厚，而势若散沙，争目前之利，无远大之图。”(75)大部分村镇仍为传统时期的农业社会，如大任庄“位津县之南，跨卫津河之北岸，人口约二千许，大多以耕种为业，为一纯粹之农村”(76)。双口镇“在天津县西北，永定河西岸，距天津有四十余里，村民有千余户人家，大都靠着耕种为生，村中都是些诚朴的人物，终年勤恳工作，过着古朴的生活”。(77)前辛庄“男子业商者十分之六，然大所属充同事伙友，而个人出资本以立商号的，甚属寥寥，足以证明家有恒产者少”。(78)而市镇崛起，“归根结底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实力(主要是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强，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也就没有乡村市镇的勃兴。市镇勃兴是农村经济兴盛的标志”。(79)

       反观上海周边农村，开埠之前最著名的农家手工业当推手工棉纺织。除此之外，诸如黄草编织、竹器制作等等也都是颇具特色，虽然在开埠后受到洋货和20世纪初国货的冲击，但相应的转型较没有基础的地区更为便利，就如《宝山县续志》称：“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谙纺织，改习极易。”而另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在开埠以后却由于迎合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而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如嘉定黄草编织。因此“农村经济不仅没有因为传统手工棉纺织的中落而一蹶不振，反而还在以毛巾、织袜、花边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农家手工业，以及地方乡村工业中获了新的生长点”。(80)

       另一方面，是天津作为畿辅门户、政治中心所无可避免的“政治因素”，这既表现在政局兴替、战乱频繁对近代城市工商业的摧残，也表现在军阀政客对城市郊区土地的疯狂占有。比如，冯国璋的华成垦殖公司占地达75万亩；曹锟则是在天津静海最大的地主，占有巨额土地，并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北马集村为“津绅李善任所有权，以田亩大多数为其治产”。(81)“几乎在所有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82)这使得城市对乡村的超经济手段剥削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农业近代化的进程，使得天津周边村镇一直陷入传统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城镇化脚步缓慢。

       城乡工农业分工是城乡经济关系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工农业生产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促使城市与乡村形成天然的产业布局结构，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乡村农业向城市工业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城市工业向乡村农业提供工业品和技术服务。与之相区别的，因为地缘经济使然，城市与周边村镇中的产业布局更多地表现为城乡工副业分工，这一点在天津与“环津圈”村镇发展上可见一斑。

       自1860年开埠至1937年间，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天津周边村镇逐渐被纳入以天津为终点市场的华北区域市场体系中，其乡村经济也在城市的带动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城市—工业、乡村—副业”互补的完善，城市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人力与资源，各个村镇也因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产品特色而获得了不同的发展机遇和道路，出现了具有“环城”特色的专业村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诱因。尤其是借助大城市的工业发展，周边村镇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区位优势，产生了许多下游辅助行业，这使得部分村镇成为非农产业集中布局的场所，而这种集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财富，这样就衍生出了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和资源要素，周边村镇在服务城市的基础上完成了自身由农业村落向专业村落再向工业村落转变的过程，从而完成了乡村城市化的“乡村—村镇—城镇”的顺序衍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限制，天津周边村镇并没有出现像江南那样的质变和跨越，但已然形成了经济关系中的一系列“链条”和网络构建，而一旦负面因素得到控制或消除，天津与周边村镇衍变必将会在这个先天基础上进入良性互动的发展阶段，从而真正实现天津及“环津圈”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建立起以天津为中心，以中小城镇为节点，以乡村为附属的新型城乡一体化体系。

       注释：

       ①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②相关天津与腹地关系的研究多从经济角度考察，可参见龚关：《腹地、军阀官僚私人投资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熊亚平、安宝：《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熊亚平、任云兰：《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史林》2004年第4期；郭锦超：《近代天津和华北地区经济互动的系统研究(1880年代—1930年代)》，南开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③本文所指环津圈村镇，主要以近代天津县(1860—1937年)的村镇为主。村镇数量1840年前后为351个村、15个镇(《津门保甲图说》)；1899年为358个村、15个镇(《重修天津府志》)；1934年为377个村、5个镇(《河北月刊》1934年1月)。

       ④乾隆《天津县志》卷11《河渠志·附漕运营田》，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⑤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

       ⑥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第1057页。

       ⑦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第九区调查报告书》，直隶省商品陈列所1917年版，第82页。

       ⑧赵淮洲、赵璜：《海河沿岸之农业状况》，《益世报》1922年7月10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⑨钦文：《天津冬菜六十年产销简史》，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1984年刊印，第135—136页。

       ⑩庞德荫：《乡土材料》，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1)邱汝栻：《乡土教材》，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这套资料系民国期间天津县各小学教员所撰写的所在乡村情况介绍，其用途大致作为乡土教材之用。撰写时间不详，据笔者考证应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特此注明，下同。

       (12)李承绅：《天津县属灰堆村之概述》，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3)同上。

       (14)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第1057页。

       (15)赵淮洲、赵璜：《海河沿岸之农业状况》，《益世报》1922年7月10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第646页。

       (16)张锡庆：《赵家庄》，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7)王醒生：《乡土特产》，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8)张信一：《乡土教材》，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9)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第1059页。

       (20)阎麟符：《天津县王秦庄概况》，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21)钱塘汪等：《津门杂诗事》，来新夏主编《梓里联珠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22)朱向明：《海河区对于乡土教材之片段供给》，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23)《津县大沽一带产鱼区县建设局拟筹设水产试验场》，《益世报》1930年4月24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第621页。

       (24)徐兆光：《天津各渔港之调查》，《益世报》1924年8月28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第665页。

       (25)《本市消耗肉类调查》，《益世报》1932年8月17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第648页。

       (26)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第1056页。

       (27)钱塘汪等：《津门杂诗事》，来新夏主编《梓里联珠集》，第49页。

       (28)张世英：《小站》，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29)《小站产米今年收成较佳》，《益世报》1932年6月20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第630页。

       (30)谢恩诏：《天津县秦勾庄乡土概述》，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31)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第七区报告书》，第40页。

       (32)《津市商业贸迁概观》，《益世报》1936年1月22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三)》，第485页。

       (33)仁和蒋等：《沽河杂咏》，来新夏主编《梓里联珠集》，第89页。

       (34)据1925年《天津县实业调查报告》所载数据统计。

       (35)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第1058页。

       (36)崔旭：《津门百咏》，来新夏主编《梓里联珠集》，第155页。

       (3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东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东郊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75、86、89页。

       (38)转引自贺萧(Gail Hershatter)：《天津工人，1900—1949》(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28页。

       (39)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4《防御·军械制造局》，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68页。

       (40)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9《工艺·北洋铁工厂》，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40页。

       (41)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7《货殖·制造厂附》，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32页。

       (42)王达：《天津之工业》，《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4月20日。

       (43)谢恩诏：《天津县秦勾庄乡土概述》，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44)曹振华：《河北省天津县东大沽村乡土教材概要》，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45)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版，第49页。

       (46)齐耀珹：《天津县请调查津地水靛种植产量情况函并复函》，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1页。

       (47)李恩洪：《天津县王蓝庄乡土述略》，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48)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第九区调查报告书》，第88页。

       (49)《民厅传令嘉奖津郊模范村足食足衣无人失业》，《益世报》1935年4月14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三)》，第456页。

       (50)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第九区调查报告书》，第88页。

       (51)张钰珄：《天津造纸行业史略》，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第58页。

       (52)戴桂年：《我的故乡：杨柳青》，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53)郝希曾：《线河村的乡土政治》，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54)邱汝栻：《乡土教材》，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55)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第742页。

       (56)邓澄波：《天津植棉成绩之报告》，《益世报》1922年4月1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第644页。

       (57)王凤书：《天津县北乡双街村通讯》，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58)王维深：《乡土经济》，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59)庞德荫：《乡土材料》，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60)天津地毯同业公会：《锦昌地毯厂诉陈于郊外农村散放羊毛收线织毯税卡勒索情形文》，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775页。

       (61)张钰珄：《天津造纸行业史略》，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第59页。

       (62)戴鞍钢：《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

       (63)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7《货殖·百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32页。

       (64)也称为“虹吸原理”，最初指的是其物理学意义上的连通器原理，虽然两边的大气压相等，但来水端的水位高，压强大，推动来水不断流出出水口。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区域经济的某一地区，由于特定的源于区位优势条件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会将其他地区的投资、消费或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被吸引地区的发展，加速要素引入地区的发展；对“抽夺”地区是一种正效应，而对其他被“抽夺”地区是一种负效应。

       (65)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66)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第622页。

       (67)同上，第741页。

       (68)王燮：《乡土杂凑》，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69)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70)《杨柳青呈报农会成立》，《益世报》1922年12月31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第658页。

       (71)调查股编《津商会关于城区及市郊各镇社会经济情况的简要报告》，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1963页。

       (72)《塘沽商业日益萧条》，《益世报》1929年10月27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第650页。

       (73)罗苏文：《论1895—1927年上海都市郊区市镇的变化》，《史林》1994年第4期。

       (74)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6《田赋》，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27页。

       (75)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卷7《货殖·商栈》，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33页。

       (76)王冠英：《大任庄》，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77)张成中：《双口村的情况》，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78)王树桢：《天津县前辛庄乡土述略》，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79)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80)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81)郭橘勋：《北马集村》，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82)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上海出版局1931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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