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与亚太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亚太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风暴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金融风暴骤然浮现
去年6月底，泰国面临严重货币贬值之压力， 加上因其经常帐户大量赤字，政府几经努力，以抛售美元抢救，但外汇储备不堪负荷，而泰币仍然贬值不止，于是于7月2日终于放弃坚守与美元挂钩之固定汇率。当天泰币兑换美元汇价即暴跌15%。此乃因为泰国的重要金融机构及投资集团皆从去年年初开始相继发生危机，导致大量外资开始外撤，泰国主要银行都面临偿债困难；泰国各公司及经济金融界为保护其资产又纷纷抛售泰币，贷借美元。虽泰国政府为维护其币值，在短短八个月中，竟抛售了260亿美元，但仍末能挽救泰币颓势。
泰币贬值引起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到去年八月中旬，印度尼西亚在耗费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不得不宣布放弃保卫固定汇率，自此印尼盾对美元的贬值趋势亦呈江河日下。此后，或由于外汇短缺而危机爆发，或由于抵不住国际资金投机炒作，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亦先后调降其对美元兑换的汇率。有的国家匆匆执行提高利率抛售美元储备，以期挽救其固定汇率，然而效果有限，除香港、新加坡暂时得以稳定其货币之跌势外，其他亚太国家及地区皆被迫放弃固定汇率，令其货币经受巨幅贬值。截止于1997年年底，上述各国及地区货币至少贬值都在30%以上，而最高的贬值幅度如印尼盾则在60%左右。
上述亚洲金融风暴来如旋风，气势汹涌，短短数月，横扫亚太地区各国及地区。事实上，现在回顾起来，也末必如此突然。据《远东经济评论》所载（见1998年2月12日）上列亚太新旧“小老虎”于1993 年至1997年期间，除了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省之外，香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经常账户几乎都是负数，外汇收支差距甚大，其中韩国及泰国情况尤为严重，1996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分别为250 亿美元及150亿美元左右，唯香港之差距较小。
以泰国为例，泰国短期外国贷款在1994—1996年期间只占其GDP 的7%—10%，而其公私外债则由1990年占其CDP的38%上升到1996年 GDP的51%，而韩国的外债增幅尤为惊人，到1997年底，韩国外债竟高达其名义GNP的135%～140%之间（见《远东经济评论》1998年2月12日）。在如此巨额的外债下，一旦市场景气低迷，即刻发生危机，1997年在韩国最大的50家财团公司之中，就有8家宣告破产。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亚洲金融风暴骤然来临，连续近三十年成长的亚太经济突遭厄运。即使象韩国这样已是全球名列第11位的经济规模也濒临绝境，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到底原因何在？
此次亚洲各国或地区连续纷纷爆发外汇汇率骤贬的金融危机，虽各有其特殊缘故，但也有共同原因。各国及地区共处亚太地区，地缘接近，经济关系密切，危机爆发后，因信息传播快捷，导致相邻国家（地区）立即承受压力受到负面影响。
为了清楚地说明亚太各国或地区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共同原因，我们有必要对所谓“亚太发展模式”作一分析。
二、亚太发展模式的若干特征及其利弊
最近数月，西方经济学界舆论界的评论从过去几年对亚太发展模式的高度赞扬变为极度贬伐，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或以强烈指责亚太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干预过分，甚至贪污盛行，人为地制造经济需求，过份依赖房地产、股票及高消费奢侈品的进口，泡制虚假繁荣形成所谓“泡沫经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突然间，往日备受赞誉的“亚太发展模式”所创造的“东亚奇迹”却变成无一是处贪污腐化的“裙带关系资本主义”。
然则，所谓“亚太发展模式”到底是指什么，有什么特点？
过去经济学界在描述亚太发展模式时，有的强调其发展战略以外向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有的则从文化角度，着重提出亚太发展模式是以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重视教育与人力投资为发展的基本方针，又有的认为亚太地区储蓄率和投资率较高，劳工素质较佳等等是该地区的比较优势。为了说明此次亚洲金融风暴的来龙去脉，我们着重分析下列三个主要与金融有关的特征来讨论“亚太发展模式”：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成长方式；快速扩张的金融市场及银行机构；势头迅猛的投资热潮。根据这三个特点，我们再探讨目前经济学界如何估计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提法：亚洲金融风暴是所谓“亚太泡沫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呢？抑或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景气循环”所产生的暂时现象？
（1）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经济成长模式。
过去20年，经济学界所赞誉不已的“东亚发展奇迹”包括了原来的“四小虎”：香港、新加坡、韩国及中国的台湾省，以及后来的“新四小老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及菲律宾。这八只新旧小虎，大抵彷照日本战后的发展模式。他们都是以外向出口产业为主导，大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率，公共政策都以发展及支持该国或该地区经济为主要目的。而众所公认的尤其是以出口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则是东亚诸国及地区快速发展的主要策略，而其政府则扮演着设计、领导、促进以及实施这项以外向出口产业为主导的主要角色。
据世界银行总结，东亚诸国及地区政府都追求一套较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环境较为平稳，同时引导或鼓励出口产业以利经济成长。在强调产业政策之时，东亚各政府努力推动出口产业，引进技术，同时着重发展必要的中间产品，例如钢材制成品、塑胶原料等。在财税政策方面，东亚诸国政府也大体上以税收为手段奖励出口产业，同时给予各种补助，加速扶植出口产业的成长。
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韩国政府为支持某些萌芽产业，甚至给予这些产业以相当的垄断特权，使之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企业集团，充分享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以期实现大规模的经济效益，以便与国外跨国公司展开竞争。韩国的水泥业、造船业、肥料业、石化工业等都是以此模式而快速发展成为巨型企业集团，实现高速成长率，垄断国内市场，从而涉足国际竞争。泰国则是由政府鼓励倡导加重投资于服装、玩具及电子等出口成长潜力较大的产业。中国的台湾省在70年代也是由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的税收政策，诱导电子加工业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快速发展。由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政府以发展经济、支持其本身产业的成长为主要施政目标，仿效日本战后重建方式，这些政府有时被戏称为“东亚公司”。过去20—30年期间东亚经济成长极快。1969年亚洲占世界人口57%，但生产总值仅占全世界16%。今天，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59%，但生产总值却已是全球总生产值的25%。东亚各国或地区进入90年代仍发展迅速，1991—1996年期间，其平均增长率为7.9%—8.5%，其中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则表现尤佳。
一般说来，在过去几年，亚洲金融风暴未发生之前，东亚诸国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甚快，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则皆有所降低，储蓄率也能维持较高水平，大都是处在其国内总生产值的25%—35%上下。也正因为如此，东亚各国或地区显现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外投资财团也相应看好东亚之投资回报率，由是之故，外资进入东亚地区亦甚踊跃。
（2）快速扩张的东亚金融市场及投资机构。
除了香港及新加坡两地之外，东亚诸国及中国台湾省对其内部金融市场之开放及投资机构设置皆采取较保守的态度，政府干预甚强，同时扮演主要的资金引进分配、安排的角色。对外资的限制也较多，政府有计划有意识地企图控制外资的投资渠道，特别对某些产业或某引进企业集团则给予特殊待遇。无论这种特殊待遇是出诸于政府政策的倾斜或是由于如同西方经济学家所指责的裙带资本主义式的私人亲密关系，外资及外汇运用都不是真正公平开放，依照市场的供需要求而操作的。这种引进外资及分配外汇的政府行为，在早期确实为东亚诸国或地区的某些主要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争取到了快速发展所需的外汇资金，然而同时也埋下了日后东亚金融机构未按市场规律运作的隐患。一旦外汇供需发生问题和危机出现，这种政府干预的金融政策及投资机构就不易运作，难以解决困难。这种脆弱的应变能力及不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政策现在则成为亚洲金融风暴骤然出现的直接原因。
东亚金融市场及投资机构长期在政府干预及操纵之下，操作缺乏透明度及公开度，而规章制度亦不够规范化，检查监督方式也难以彻底。例如，印尼银行有严重的分配不公、贷款泛滥的流弊，相当部分则是因为政界人士与企业财团利益挂钩所至，遂成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另外泰国银行则是急功近利，大量投资房地产、高消费设施，以图暴利，也是因为缺乏严格的监管制度，造成投资过度，大量浪费外资，出现所谓“泡沫经济”，一旦危机来临，则难以因应。韩国情况则不同，政府大力支持某些财团急剧扩张，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大量投资，希求建立跨国公司，一则追求多元化，二则企图掌握所谓的“大规模经济效益”。但是这些巨额外资外债仅仅分配到少数大型企业财团，则是由于政府保护给予低利优惠，而且强力包容其特殊之垄断利益所致。于是日积月累，经济效益逐步降低，形成包袱，酿成危机。一旦国际市场景气低迷无法吸收这些过份急速膨胀的巨额投资产品，韩国就发生灾难性周转不灵，产生金融危机。在贷款过程中，韩国少数大型企业财团得到优待，银行在政府压力下，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条件贷款支持企业财团的快速膨胀，应有的监督评估，几都形同虚设，未曾彻底落实。从某种层面来看，这种由政府出面施加压力，迫使金融机构不按市场规律支持财团的畸形膨胀，也是一种“政企不分”的弊害现象。
另外，在这种扩张过程中，金融机构也未能及时建立应有的监管制度。在其操作过程中，普遍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此，乃有贪污不法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情况较为严重。下表中列出东亚诸国或地区去年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由表中的几项系数可以看出其银行机构的危机隐伏，急待采取措施以图解决。
表中，高于一般银行正常运作的坏帐比率，过份依赖房地产贷款及高于一般的办公楼空房率都说明了东亚诸国金融机构面临的许多问题。
东亚诸国银行机构的问题系数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银行周转资金/银行总资产(%)
9.9 6.3
5.0(私人)
滞帐、坏帐之百分比例(%) 17.0(国家银行)
4.1
办公楼空置率(%) 12.0 3.5
房地产贷款/总贷款(%)20.1 25.5
菲律宾
泰国
银行周转资金/银行总资产(%)
13.29.8
滞帐、坏帐之百分比例(%) 2.2 7.7
办公楼空置率(%) 3.4 14.5
房地产贷款/总贷款(%) 12.215.5
资料来源：Golomus Suchs，1997年9月
（3）势头迅猛的投资热潮。
这股热潮是以外资外债为主要资金来源而涌入所谓亚太“新兴市场”的。近十余年来，世界资金市场发展迅速，发达国家的资金为追求较高的回报率，积极投入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较高的地区。而东亚诸国或地区则成为国际资金的投资热点。以泰国为例，1983—1989年时期，投资占其国内总产值28%，而1990年则高达42%。而投资资金中几乎半数以上来自国外的外资及外债。马来西亚及韩国同样也是大量依赖外资外债作为本国产业的投资来源，其增长率从80年代占全国投资的30%左右急速上升到90年代的40～45%（见世界银行，Word Ecomomic Outlook，1997 ）。而韩国、印尼、泰国的外资外债更多集中在其国内少数规模庞大的私人企业财团手中。90年代，这些财团信心十足，同时又为抢占世界市场，扩充甚快，依赖政府优惠政策及发达国家充沛的资金市场，大量投资厂房设备，而且更向多元化方面扩张。到了90年代，他们几乎都背负了大量的长短期外债，急欲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赚回外汇，始能周转维持，因此，东亚地区的大型企业财团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景气来决定他们的延续及生存。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竞争对手相比，东亚的企业财团就显得十分脆弱了。
尤有甚者，东亚诸国或地区的银行不仅坏账比例较高，而且大量投资在房地产业，一旦市场低迷，偿还率立即骤降，导致银行产生困难。在80年代，房地产价格急骤升涨，许多企业财团着重短期投机利益，大量借外债，投资房地产行业。到了90年代，此种“泡沫经济”因各国的总需求下降，遂告破灭。于是这些外债累累的企业财团乃宣告破产，波及贷款的银行，也相继倒闭。另外，东亚诸国或地区的股票市场中也含有高比例的外资，例如雅加达股市于1993年其总值达25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外国投资基金及散户竟占80%以上。在泰国、韩国的股市中外资大约也占有70%上下。一旦形势不利，这些游动于股市中的大量外国基金及散户投资可以在极短时间撤出，造成股市崩跌，加重该国地区的金融危机（见《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9月25日）。
东亚金融市场于80年代中期及90年代初期曾充斥发达国家的投机热钱，原因可以归纳为二：第一，东亚地区各大型企业财团过分乐观，大量投资房地产、高消费产品及实行过份多元化的扩张。第二，发达国家的投机热钱也在寻求短限期、高回报的投机机会，而东亚地区则被选定为最佳投资投机之处。这股投机的流动热钱能在短时期为地主国带来大批资金，促进发展。可是若是运用不当，或是经济景气下降，这种投机热钱也会立即撤走，造成金融危机，风险甚大。如何更好地规范管理这种国际流动的投机热钱是当前国际金融界应研究筹思对策的重要问题之一。
除了中国及越南之外，东亚诸国或地区都是这种国际流动投机热钱充斥的地区。而在中国及越南的外资投资项目中，是以外资直接投资于企业公司为主，因此稳定性较大，限期多属长期固定投资，流动性较少，资产撤走的风险自然也较小。然而在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则外国投资多半是短期股票买卖行为，其实现手段因之流动性极大，极不稳定，带有相当的投机性，是金融风暴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
东亚诸国或地区中，含有大量外资股票证券及其他长短期外债的外资投入。1996—1997年间，当景气低迷或外债偿付发生困难时，则有大量外资撤走。同时该国或地区为了保持汇率固定，不得不抛售大量外汇储备。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中国的台湾省都有类似现象，程度相异，韩国及印尼、泰国情况较为严重。过分依赖短期外债或外资股票证券投资都降低了本国或地区对金融风暴的防范能力。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受波及程度较小，主要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外资流入主要是以直接投资及长期外债为主。同时中国股票证券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因此投机热钱冲击的范围及程度都受到限制，得以幸免受灾。
香港则因其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又是对美元等可兑换外币实行固定汇率，在金融风暴产生过程中，确实受到了波及，甚至有国际投机基金也企图趁机赚取汇率变化差价，冲击港币，以赚暴利。但是香港金融机构较为成熟、严谨，具有大量外汇储蓄，又有中国大陆的各种支持，因此香港当局抛售外汇，提高利率，捍卫港币，经过短期奋斗后，港币汇率得以稳定下来。现在看来，危机未必已完全消除，香港各银行大量贷款房地产，在房地产景气低迷时期，仍有隐伏危机，尚待筹思对策。
而中国的台湾省，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虽受影响，但受灾程度则较轻于东亚其他地区。一则台湾的产业结构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他们调度较灵活，资金来源也以台湾内部的储蓄为主，甚少外国贷款，其中短期外债比率尤其较低。二则台湾当局出于某些非经济因素，并未坚持捍卫固定汇率，而且又有大量外汇储备及对中国大陆市场巨额贸易顺差，因此相对东亚其他地区而言，台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的压力也较小。
上述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及台湾省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冲击较其他诸国为轻，不仅是此两岸三地所谓“大中华经济圈”有较多外汇储备，较少短期外债，也还有其他更深层属于经济结构及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因。
三、两种对亚太发展前景之估计
近来国际经济学界对亚洲金融风暴众说纷纭，我们在前面文字中叙述了一些相关情况，也分析了几点风暴产生的近期直接原因。然则国际论坛对亚洲经济前景却由前几年极度乐观变为目前相当悲观的评估。总的来讲，我们可以将几种不同的评估，概括为两类看法。一种认为原来所谓“东亚发展奇迹”只是虚幻假象，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是建立在大量投入上，而东亚本身的总体生产力及生产效率未因之提高，这是所谓“虚张”式的增长论（见FOREIGN AFFEIR季刊，1994年11月及12月）。这派理论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曼教授为主，他们认为东亚诸国之快速成长基本上是由于大量的投资及投入所致，而非其经济结构原因及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的提高，或生产力增进之故。70年代开始他们纷纷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作为起步，进军世界市场，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都远较国际水平落后，为了迎头赶上，不得不以其劳力密集的方式大量投入，以求占世界市场一席之地。然则随着国民所得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各国或各地区发展渐具规模，其生产技术及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韩国的巨型企业财团，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生产汽车、船舶以及其他高级机械、电子仪器的水平即属明证。即使东亚各国扩充过速，外债过高，但其产业技术的进步与提高却不容忽视。
另外一派则对东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其中著名人物则是哈佛大学萨特教授（RPO F.Jeffrey Sochs.）。他在1997年11月3日纽约时报上撰文评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各国之救援方案，称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应属暂时性，应属景气循环现象之低潮时期，而各国有关的宏观经济环境仍大有潜能。一般说来，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社会储蓄率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该区平均教育水平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各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数字及大、中学校毕业生占人口总数之比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也不逊色。同时东亚地区劳动力也甚为优良，技术水平及纪律性都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萨特教授认为只要能保持政治稳定，社会有序，东亚各国在三、五年内定可恢复其经济潜力，重新振兴经济，不仅可以再现前几年的高增长率，而且经过此次金融风暴教训，重新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其金融业与外汇市场的监督与管理，改革其政府对银行贷款不合经济规律的袒护政策，撤消妨碍资金合理分配的“政企挂钩”等畸形关系，东亚各国或地区景气低潮后应可再现勃勃生机，重现“东亚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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