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若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特征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学者陆续对战后贸易理论的发展做了梳理和总结，掀起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潮。但是，这些研究多是按学说模块展开的，从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一角度总结理论创新全貌的文献似乎较少。本文尝试从理论假设、分析框架等角度，挖掘新理论在回答贸易理论基本问题方面的创新点及其学术价值。
一、理论假设前提：逼近现实
任何理论命题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推进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形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就是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的假设，它使得该理论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难以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各种学说中，被公认的最为成功的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在H-O模型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以及因此而提供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里昂惕夫悖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对H-O模型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H-O模型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来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这些研究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上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并不满足于对H-O模型的简单改进，他们试图通过放弃H-O模型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详解如下：
（一）将分工模式由高度抽象的2×2×2模式回归到现实中，大胆地探索J×N×M模式下的贸易结构和利益格局。即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一改传统模型过于简单而忽视一些重要的、可能的情况。研究表明，在J×N×M模型下，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可能会出现不确定的情况。（注：(1)关于J×N模型i-i配置的论述可参阅：R.W.Jones: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Theory of Tariffs:A Multi-Country Mode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une 1961,P.161-175；(2)关于将无数种商品看作一条连续曲线的思想可参阅：R.Dornbusch,S.Fischer,and P.Samuelson:Comparative,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1977；(3)中国学者胡永刚(1999)在其《贸易模式论》中，对2×2×2模式的扩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见该书第二、四、七章。）如果各国间都存在相同的知识要素、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则出现H-O类优势，贸易模式即为行业间贸易；如果各国间具有不同的劳动、资本、知识要素禀赋，则既可能出现产业间贸易，也可能产生产业内贸易模式。事实上，划分产业间与产业内贸易，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上，本身就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在J×N×M模式的讨论中，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有三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李嘉图模型中，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中都没有对所有潜在贸易伙伴的比较优势，并且（或者）其交易效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这个命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和近年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
关于M种要素的假设，本身就揭示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之任意要素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随着物质生产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从狭小状态到规模经济的变化，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的要素基础向扩大的方向发展。从劳动力、土地、资本的“三要素”结合阶段逐步发展为加入技术、信息后的“五要素”结合阶段，并进一步在当代社会经济中扩展为包括组织、制度在内的“七要素”结合阶段。要素种类的扩大与结合，会改变作为商品国际价值基础的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也就是说，对“国际必要劳动时间”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二）市场结构的假设由完全竞争转为不完全竞争，同时，放弃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承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按克鲁格曼的话说，“这种不完全性是经济学家认识得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不完全。”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切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布兰德、克鲁格曼等人将贸易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状况有所改善。克鲁格曼说：“产业组织理论标志着将用产业组织的形象打造国际贸易。……我们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它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市场往往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规模报酬也往往不是固定不变的。除此之外，新贸易理论给我们这个开始逐渐失去智慧动力的时代带来了激情和创意。”
在打破传统和经典的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减”两个关键的假设后，各种新贸易理论便纷纷诞生了。规模收益递增开辟了贸易利益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现实世界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出来的，而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要素密集程度不同时，有两种效应在起作用，且其作用方向相反：规模收益递增使生产可能性曲线趋于凸，不同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使生产可能性曲线趋于凹。当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超过不同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作用时，得到凸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反之，则得到如经典贸易理论中的正常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即凹状的曲线。若二者的作用相等，生产可能性曲线就成为直线。
（三）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前者，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也可能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使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因此，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二者开发出来的最终产品相同。这样，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对于后者，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国际贸易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然后则改变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和标准化的产品。
二、国际贸易原因：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解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异所致，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要素禀赋理论又进一步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来阐释贸易的原因。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模型的基础上，新贸易理论进一步指出，战后大量的并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发生双向贸易的原因是：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基本上是随机的；另一方面是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它有时使最初偶然的优势变成了永久的优势。还有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在寡头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要比用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概念所描述的市场复杂得多。新贸易理论证明了贸易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在论证过程中，经济学家分别从生产和需求的不同侧面及其相互关系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一）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19世纪穆勒的相互需求方程式、马歇尔的提供曲线主要解释贸易条件）。林德尔(1961)运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论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对国际贸易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平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平均收入水平差异是国际贸易的潜在障碍，一国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但其他国家因平均收入水平差别太大而对它没有什么需求，国际贸易就无从发生。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同，其需求结构就相似，两国间贸易的可能性就最大。因此，需求偏好相似是产业内贸易的保证。
（二）从供给与需求的互动关系角度解释贸易新现象。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只要规模经济存在，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许多贸易，不是以传统的比较利益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而是以规模经济为主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张伯伦模型试图从产品差别化与消费需求和规模经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发达国家日益增多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是由于各国生产者为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仅生产几种反映国内大多数人偏好的差别产品，并出口部分产品满足国外少数人的偏好，而国内少数人的其它偏好则通过进口差别产品去满足。新H-O模型以产品的垂直差异性为基础，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只要具有垂直差异性的产品都有市场消费需求，两国就会发生产业内分工与贸易，资本丰裕的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高质产品，而劳动丰裕的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低质产品。新张伯伦模型则将分析建立在解释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上：在产品具有水平差异性、并且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即使两个生产成本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发生产业内贸易，并通过贸易提高两国的经济福利水平。
另外，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国际贸易格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认为，一个新产品的技术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上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决定了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三、国际贸易利益：动态考察利益的来源并揭示贸易损失的可能性
二战后，随着理论研究的范围、深度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深化和更新，对比较优势的研究也逐渐由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标准的H-O模型分析开放经济中的长期均衡发展问题，特别是比较优势的长期决定因素。由于动态比较优势研究将贸易理论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结合了起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静态分析的纯理论性质和短期分析的局限性。
（一）指出贸易得益与损失并存的原因。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可得。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当代新贸易理论则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存在以下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生产效率提高。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多。
新贸易理论同时也指出了一国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并提醒各国在此情况下重视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该理论认为，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垄断利润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贸易扩大了一个国家消费品的选择范围，选择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总能找到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从贸易中获益。但是这并不表明每一个人都确实从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在现实世界中，受损者和受益者同时存在，这也是贸易自由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克鲁格曼在分析特定要素贸易模型时进一步解释道：由要素不可流动性或要素密集程度的不同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也反映出贸易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经常性冲突。由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国际贸易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相对充裕资源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稀缺资源的所有者遭受损失。
均衡动态贸易理论的成果也极具创新价值。鬼城两人(Oniki)和宇泽(Uzawa,1965)的动态模型和陈志奇(Zhiqi Chen,1992)的“长期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得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始点的贸易型式和比较优势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不会发生变化而会得到加强。进一步推论即在长期中，如果一个国家要促进本国比较劣势部门的发展，必然会因贸易量的缩减而遭受福利损失。这一结论是动态贸易理论的重要观点。它首次论证了长期内比较优势变化会遭受福利损失的命题。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也无法解释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落后国家跳跃式发展的现实。国内学者李荣林(2000)站在学术前沿从非均衡增长的角度对此做了有价值的探讨，被认为是填补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空白。
（二）将贸易、技术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将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融入同一分析框架，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1980年以来的研究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的：一是将技术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沿着李嘉图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分衍技术对各国福利水平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二是把技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以1985年马库森和斯文森提出的差异条件下的贸易模式为代表，说明了发达工业国之间或产业内的贸易。后者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影响，赋予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新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变动有两个源泉：1.主动的、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被称为“技术革新”；2.被动的、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学来的，称为“干中学”。技术外溢可分为国外技术外溢和国内技术外溢。一般而言，前者外溢的速度慢于后者，且前者作用的结果有可能改变一国的原有比较优势，而后者在成本增长速度高于或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有可能强化原有的贸易模式。其理论创新之处在于揭示了“干中学”、“技术革新”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国要维护或塑造其竞争优势、改善贸易地位，必须积极接受“技术外溢”，同时应努力促进本国技术创新。
四、贸易政策理论：首创扶持战略产业的理论框架
传统贸易理论十分强调自由贸易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自由贸易主张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对这一理论的精确表述包含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中，即“完全竞争是有效率的”。这意味着干预只会降低效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以及相关的政策主张则进一步断言，任何分配目标都可以通过财富或收入的再分配得到最好的实现，效率目标则可由自由竞争市场完成。新贸易理论家们认为，如果抛弃了模型中的这些理想化的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可自由获得相关信息以及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存在着市场），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具体说，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里，一个厂商没有必要担心另一个厂商扩大生产或削价会使自己的产品被迫削价出售或受到其他不利影响，厂商之间不存在任何战略上的相互影响。另外，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太容易处理涉及巨额开办费或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成本结构，而且也不太容易处理“干中学”以及研究与开发活动。
有一种看法认为，复杂的假设只是为了方便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在克鲁格曼看来，这恰恰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另一位著名的新贸易理论家詹姆斯·布兰德也说，“如果能稍微偏离标准理论，向现实世界靠近一些的话，我们就能得出政府干预政策的依据。”
布兰德、克鲁格曼等人指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并使其竞争对手承担损失。他们运用“租”、“外部经济”这两个重要概念来论述其政策主张。一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如果某个部门存在大量的租，那么，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办法就是通过关税保护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垄断租金，或通过补贴政策，增加本国租的份额，扩大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这是利润转移论的主张。二是：通过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克鲁格曼认为，之所以将外部经济看作是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技术创新对贸易有巨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只要有技术创新，就会产生知识，进而会产生有益的知识外溢。既然如此，完全可以通过贸易政策来扶持能够产生有益的外部经济的活动，比如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其他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带来更多的收益。如果外国政府采取相同的政策扶持其国内产业，则会使本国丧失获取技术外溢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新贸易理论家们建议，本国应予以反击。反击的观点是对传统理论的修正（传统观点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
新贸易理论分析更强调，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新旧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存在战略性部门。回答这一问题的根子在于如何认识资源配置的变动的重要性问题。本国实行扶持政策是否会提高国民收入？外国实施的贸易政策对本国造成了产业的此消彼长变化，会不会降低本国的国民收入？进一步说，经济中是否存在劳动和资本能直接获得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更高的报酬？或者，对经济的其他部门带宋特殊利益的“战略性”活动呢？
传统理论不认为存在战略部门。市场竞争会使任何不同部门之间同质的劳动或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引导资源分配的市场价格是回报率非常好的指示器，能使生产者获得的报酬与其产出价值基本一致。但新贸易理论则强调战略部门存在的可能性。克鲁格曼的解释是：“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越来越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因为技术竞争越来越重要，某些产业将产生重要的外部经济的观点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们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报酬。”据此，新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的极端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新贸易理论的创新不仅仅表现为只是找到实施积极贸易政策的理论，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认真地研究了政策的实施问题。斯宾塞(1986)提出了战略性产业的7个特点，为识别战略性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他学者研究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案例，负责地指出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简要概括如下：(1)战略产业如果短时期难以达到足够的市场规模，就不能忽视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非战略产业的发展；(2)在注重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同时不能忽视资本生产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市场份额的取得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极为重要；(3)战略产业应是对国内其他产业有技术外溢效果的产业而不仅仅是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识别战略性产业和制订产业政策必须经由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商议和充分论证，任何一方单相情愿和固执己见都是极其危险的；(4)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战略性产业营造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提供限制性的进口保护，在对研究开发活动实施补贴的同时，一定要开放市场引进高新技术外资，一方面增强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积极吸收技术外溢。不难看出，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虽然至今对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仍然有很多反对意见，但其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却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第一，战略贸易政策模型和接踵而至的辩论扩展了国际贸易实证理论的范畴；第二，这些研究修改了贸易理论的制度内涵；第三，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和相关的产业政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贸易理论的改造，与日益使人感兴趣的公共选择理论结合，开辟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之间的对话，双方现在都发现了广泛的共同基础。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第130条款及130f条款中的产业政策内容）。
五、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基础：提出了统一的理论内核
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内贸和外贸的关系。全球化趋势导致一个企业不用走出国门就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的贸易理论开始注意国内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特别是注重研究国内市场需求情况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1990)指出：一国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成正比；如果本国市场上有关产业的产品需求大于国外市场，则拥有规模经济优势，有利于该国建立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如果本国市场消费者需求层次高，则对相关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有利；如果本国消费者向其它国家的需求攀比，本国产业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而且改进产品的能力强，则有利于该国竞争力的提高。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的代表人物林德尔也从国内市场需求因素的角度考察国际贸易问题。他认为，只有一国国内的市场需要才是进行发明创造的首要动力，企业家首先会考虑满足国内市场，然后才会考虑满足国外市场。包括维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内，从营销角度和企业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实际上反映了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日益融合的现实，也反映了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现实。所以，有学者认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国内贸易的原因和导致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差别将变得越来越小，国际贸易理论将逐步走向一般化，与一般的分工和交换学说融为一体。
不过，上述若干认识只是从不同侧面观察的结果。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真正统一考察内贸与外贸理论基础并做出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解释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声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杨小凯等人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效率”来解释内、外贸的产生，指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节约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此时，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平均而言，国际贸易一般要比国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这是外贸后于内贸的重要原因。杨小凯指出，要充分利用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来发展一国的经济，关键在于改进交易效率，通过分工创造内生比较利益，而不是仅仅依赖外生比较利益。
六、贸易与投资：从孤立分析到理论融合
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不仅仅表现在回答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方面，还表现在贸易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大上。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融合。我们知道，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是从贸易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不同的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生产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如果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实际上就是消耗在生产商品中的生产要素集合体的流动，即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一体化国际生产理论。限于篇幅，在此略去文献述评。（注：可参阅：(1)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2)UNCTAD：《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朱廷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演变趋势及启示》，《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8年第10期；(4)朱廷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轨迹》，《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七、结语
新理论研究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思想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宝库。按照已经进行的针对各种对象的计量分析结果，上述理论中的多数理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形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大体上都获得了支持。
实证检验并不能简单地排除某一种贸易理论，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想法是，将各种贸易理论综合起来，构造一个包含多种解释变量的更加一般化的贸易模型。但是，其困难可想而知，至今未有任何突破性进展。另一种想法是，不需要对各种贸易理论进行综合，而是将贸易现象划分为不同类别，用不同工具解释不同类别的贸易现象。比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两种想法各自拥有自己的支持者。
值得指出的是，在贸易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除前文论及之外，还有许多闪光的思想、精彩的分析和大胆的尝试。比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应以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产量最大化为目标的思想、贸易政策的博弈论分析、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的讨论等等，都对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有价值的成果，都有必要继续加以梳理和发扬。
同时，还有许多贸易问题尚待经济学家做出回答。譬如：面对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能够削弱贸易伙伴竞争优势的措施，如何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工的基础和贸易的格局问题；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如果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时怎样实现国家利益的均衡；贸易与投资政策协调的动态模型构造问题；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问题；贸易利益与增长利益的协调问题；……这预示着贸易理论创新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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