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化：铸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价值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链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工业化进程展开250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跻身中等收入的行列，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依然屈指可数。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成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的GDP为39.7983万亿元。依此推算，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4 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日益逼近我国。
例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十年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蔡昉，2010）。再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提醒中国要“努力规避可能危及繁荣的‘中等收入陷阱’”。① 就公众意见来看，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针对6 575位网民和50位专家做了一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六成网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九成专家却表示“这种可能性较小”。在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和“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② 可见，如何提前规避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具体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左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这一概念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World Bank,2007）。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被视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为3 000至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却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自拔？对此，研究者给出了多方面的解答。一是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人口红利耗尽。或者说，二元经济的劳动力转移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依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二是认为缺乏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国家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缺少巨额长期投资使得科技创新难以进行。即便有了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大量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要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体上说，拉美国家历来不够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主要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研究开发上居于领先地位，其研发强度是台湾的3倍、巴西或印度的19倍、泰国的近50倍或者墨西哥的380倍（桑加亚·拉尔，2000∶163）。三是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一般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调整产业结构缓慢必然制约收入增长。产业结构还反映在贸易结构上。研究表明，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的出口几乎全是制造业产品，而巴西和墨西哥的工业产品在总出口中仍不到一半。东亚新兴国家（地区）为了应付保护主义压力和工资上涨，将制造业出口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相比之下，拉美新兴工业国则主要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桑加亚·拉尔，2000:130）。四是认为城市化进程过快和不平衡。如果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能跟进，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影响城市的发展，并限制城市应有功能的发挥。这一现象在拉美国家非常普遍。五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一些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忽略了财富分配，形成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张茉楠，2010）。比较来看，巴西和墨西哥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相对不平均的国家，台湾地区和韩国则属于相对平均的类型。家庭收入的数据表明：最高层1/5家庭和最低层1/5家庭的收入比率，在巴西为33∶1，墨西哥为20∶1，韩国为8∶1，台湾地区为5∶1，日本为4.3∶1（加里·杰里菲，1996:14）。六是认为腐败扭曲了经济运行。在一些拉美国家权力寻租普遍存在，扭曲了经济运行的秩序，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这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因国家发展战略滞后于竞争环境变化导致国家竞争能力丧失的必然结果，即在国际市场中的潜在竞争者不断增多、现实竞争者行为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转变所形成的停滞状态。
具体来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竞争。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扩散，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前有壁垒，后有追兵”。即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的前面有现实竞争者所设置的多种进入壁垒，包括率先签约优势、许可和专利、独占性的学习效应、名牌优势等；在后面则是具有更低要素价格的潜在竞争者的加入。这一现象被称为“验证模型”，描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国家到国家之间转移的规律（World Bank,1993）。首先是日本，日本收入水平提高了，工资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了亚洲四小龙；在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后，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了东盟国家；东盟国家收入水平也提高后，又转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当中国劳动成本开始提高后，也要把产业转到越南、印度、墨西哥（蔡昉，2010）。
深入来看，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依据的竞争优势和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已难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时，这些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其竞争策略则是发展加工制造业、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各种鼓励出口政策。相比之下，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所依据的竞争优势则源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超额利润。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口结构变化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增加，使得降低要素价格和产品成本的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在交易费用居高不下且超额利润无法获取的情况下，就必然出现收入停滞的局面。这也是世界银行曾提出的所有在低收入阶段有用的策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都不管用的内在原因。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转变、技术创新缺乏、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城市化进程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腐败寻租盛行等现象并不会必然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工资上涨不代表就失去竞争力，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完全抵消工资上涨时，仍能继续保持劳动力优势。在交易费用过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也难以获得应有的超额利润和竞争优势。进一步来看，在工资收入增长停滞，资源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拉大和腐败行为增加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今天，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如何避免“前有壁垒，后有追兵”的困境，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表明，铸就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是一个合理可行的选择。
二、大国产业体系的核心：国家价值链
所谓国家价值链（NVC），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的，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NVC同时还参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并具有产品链的高端竞争力。建构NVC是为了获取持久的优势。一方面，依靠产品链高端的有利地位，获得超额利润，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在NVC条件下，有利于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和辐射，从而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刘志彪、张杰（2009）曾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提出构建中国NVC。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GVC底部环节的分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但是，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一方面，“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引起了中国产业在空间配置结构上的巨大重组和调整，在形成东、中、西之间发展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飞地”。而东部地区被动性的低端定位，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陷为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输出地。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抑制了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可能性。可见，拥有巨大本土市场且消费结构正处于高级化阶段的中国，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战略。
在“你追我赶”的国际竞争中，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从最初的GVC低端转型并构建形成了NVC。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创建制造业国际品牌（Amsden & Chu,2003）。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都比较小，与中国的情况有一定差异。相比之下，美国构建NVC的经验做法更值得中国借鉴，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同样都是一个大国，内部区域差距较大，都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借助技术创新、金融创新、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了主导GVC的NVC。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均实际GDP水平比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都要低。但是到了1913年，美国已经在人均产出方面领先于英国。其背后的事实是，“从1889年到1989年，美国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高度集约型增长模式，而且它的集约程度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与组织知识的获得与开发”（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1）。总体来看，“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了高峰。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高峰，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呈现出了衰退的趋势。回顾历史，美国比较优势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300）。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依靠NVC在全球市场上几乎占据了近一个世纪的优势。深入分析表明，美国NVC的建立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第一，立足国内巨大的市场，具有产品终端需求市场控制力。“对动力驱动资本设备的大量使用受到美国各公司面对的相对巨大、富有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支持。到1870年，美国所具有的国内市场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的竞争者。到1913年，美国经济的规模已经是英国的2.5倍、法国或德国的3.5倍了”（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42－43）。例如，美国在汽车和其他新型的相对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规模依赖与资本使用型的技术（如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该市场上特别有用武之地。
第二，技术、管理、金融的广泛创新，推动了产业持续升级。20世纪美国出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组织管理变革、金融体系创新，共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然而，美国经济史表明，“技术演化最好被定义为跨国界的全球要素”。“发明的进步”不应该被看作是完全独立发生的、自动推动增长的因素。“恰恰相反，革新产生于传播的许多决定性因素很显然是内生于经济体系的。与此同时，技术与组织革新过程的主要特征在每个世纪中都有力地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它们既不是由当时的美国经济环境所专门造就的，其影响也不局限于美国国内产品与要素市场。”美国“给制度、资本结构和文化理念留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充分适应和成功地开发利用‘发明的进步’所产生的生产潜力”（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25）。
第三，公司不断革新转型，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力。在20世纪中，美国商业体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型：一是20世纪初的“大兼并运动”，公司组织采取高度集中的发展方式；二是20世纪40－50年代，企业采取多部门的分权形式，在世界市场进行经营；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业主导的创新和快速发展。1947年，美国服务部门雇员人数为2 640万人，已经超过了制造行业雇员人数（2 430万），到1965年，两个行业的雇员人数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是3 900万和2 820万）。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服务部门的雇员人数在其全部劳动力人数中超过一半的国家。1980年，美国非农业职位中，有超过70％的岗位属于服务行业，《福布斯》1983年宣称，“以服务业为驱动力的经济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1996年在服务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超过9 500万（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695）。
第四，产业在区域间扩散，人均收入逐步趋同。“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空间边界的推移一直是很重要的。在整个19世纪，新地区农业与制造业生产是扩张经济边界的主要空间变动形式，而在20世纪，城市体系的扩张占据了中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结构的变动：从农业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与制造业经济转化，制造业内部向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全部如此）附近转移”（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60）。如果把20世纪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均收入、社会生产关系和行业结构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都呈现出趋同的趋势。
第五，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化，走向大众消费时代。“正如汽车等其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一样，美国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也离不开以下因素：美国居民收入分配比当时西欧工业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化”（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2008:866）。1910年后，美国开始向大众消费时代过渡，住在大都市和卫星城市的广大居民成为享受消费品和服务的主体。
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NVC并非发展单一产业或者仅是空间布局的问题，它是一个由内需市场、全面创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收入分配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良性反馈循环系统。增加的收入造就了巨大的内需，内需引导创新，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升级带动区域间产业转移以及收入分配的平均化，收入的普遍提高又进一步支持了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显然，NVC形成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国而言，构建NVC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任务，而是要从生产要素、企业、产业多个层面出发，实现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变，从发展国际代工的制造业为核心向服务业为核心的转变，从各区域产能扩张向价值链在全国布局的转变；同时推动收入分配趋于平均化，消费结构趋于高级化。也就是说，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我国的工业化战略，深入理解工业化的当代内涵，确立工业化的全新目标，转变工业化的发展重点，启动和实施第三次工业化。
三、第三次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长期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不同时期，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有着重大变化，工业化的动力、目标、方式和效果也有着显著差异。依据这些差异，可以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称为第一次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称为第二次工业化；将今后以铸就NVC为目标的工业化称为第三次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化时期，工业化的内涵是狭义的，所依据的成功典范还是停留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前苏联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上。当时，工业化的国民经济背景是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工业化的基本目的是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将稀缺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推动传统农业份额的降低和机器大工业份额的提高，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例如，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吴敬琏，2006:104－105）。
为实现目标，第一次工业化时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采用高关税和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采用外延增长方式改善工业生产布局和区域经济不平衡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陈佳贵等，2008:25－28）。这一工业化模式的本质做法就是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比例，进行重工业的赶超。林毅夫等（1999：28－66）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这种“赶超战略”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低经济绩效和福利损失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认为最为显著的后果是“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
第二次工业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此时，工业化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第二次工业化的国民经济背景是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工业化的目标是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例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江泽民，2002）。
第二次工业化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农业和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这些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被誉为“世界工厂”。同时，第二次工业化也带来了四个方面突出的问题。
第一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被“俘获”与“压榨”在GVC低端的问题。我国参与GVC的绝大多数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俘获、控制和盘剥”。同时，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难以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陈佳贵等，2008:34－37）。
第二是出口拉动需求增长难以为继的问题。出口导向战略在增加外汇收入的同时开始走向极端，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国际价格关系，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出口退税、加工贸易、关税倒挂、鼓励出口等政策造成了中国货物的复进口大量增加，既虚增出口，也虚增了进口，造成物流等社会资源的浪费。例如，2008年中国国货复进口高达857.4亿美元，使中国成为自己的第七大进口国。
第三是产业结构协调较差的问题。在GDP结构中，工业比重显著偏高，服务业的比重明显过低。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传统的生活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具有现代意义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市场咨询、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重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等观点的影响，重化工业投资增长过快（吴敬琏，2006:6）。1992－1996年间，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区域经济尽早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趋势比较明显，在2000年以后重工业化的趋势更加突出。
第四是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安排下，区域市场分割和地方政府垄断依然存在，重复建设不断，加重了产业在技术内涵、产品档次、规模等方面的同构化趋势。大多数工业园区内产业混杂，产业配套程度不高，产业链经济不发达，离真正的产业集群化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比较细致、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第二次工业化已经无法承担铸造NVC、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使命，必须超越曾有的工业化模式。如果继续按照第二次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就会处于被“俘获”的GVC底端难以自拔，成为缺乏技术创新的“世界重化工业”污染消耗工厂。如果回到第一次工业化模式上，强调独立、封闭又会隔断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学习。因此，当前我国必须启动和实施第三次工业化战略。之所以称为第三次工业化，一方面表明它是在前两次工业化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是对同一个工业化进程内涵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每一次工业化具有新的动力、目标和方式（见表1）。
在第三次工业化模式中，工业化的内涵大大拓宽了，常常被理解为“产业化”。③ 这是因为第三次工业化不仅意味着工业的发展，还意味着用现代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产业化）和产业之间的融合（吴敬琏，2006:83）；不仅意味着产业的升级，还要求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和重新布局；不仅关注产能的提升，还强调收入均等化、消费高级化和增加内需。也就是说，第三次工业化所要实现的是能够良性运行的NVC。
需要说明的是，服务业是第三次工业化中的核心产业。这是因为随着分工的深化，服务业在降低交易费用和加工成本上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基本手段。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是制造业的关键性投入，也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基本源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专门用于提高制造品价值的服务公司（如贸易公司、产品开发研究所）、专门用于改善消费性服务的服务公司（如医院的餐饮、从事婚姻诉讼的律师事务所）、既为制造业也为消费者服务的服务公司（如银行、电信和广告）。服务业本身已经成为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和提升竞争优势的源泉。
第三次工业化并不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开始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例如，近年来广东省“腾笼换鸟”的做法就表明了新的工业化目标和思路。笔者在广东的调研了解到，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即“腾笼换鸟”政策。文件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逐客令”，“鼓励”其生产环节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同时，要求将600万农村劳动力经过免费培训后，输入至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此外，广东省拟定了一份禁止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的产业清单，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带动功能极弱的产业。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广东省将各地政府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
推进产业转移既是广东省政府的主动行为，也是客观条件所致。在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广东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能源日益紧张，限制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等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虽然说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也是政策所指，但在实践中，还是显示出一些值得思考和需要解决的矛盾。
一是在内需导向模式尚未形成时，外销企业的转移面临困境。因其地理、交通及物流业的优势，珠三角是不可多得的出口地，早期工业以“三来一补”起步，形成了“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的外向型格局，大部分龙头企业均以做外销为主。在内需尚未扩大的情况下，这些外销企业转移到内地后往往会丧失优势，得不偿失。二是产业升级的预期较差，存在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虽然政府希望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后实现产业升级，但在现实中，产业升级的预期并不很乐观。在产业升级的路径上，有的产业可以通过“剥离”原有产品链，将研发机构留在原地来升级；有的产业可以通过引进先进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来升级；有的产业可以通过兼并形成大企业集团的方式就地升级。如果没能在短期内寻找到合适的产业升级道路，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就会增大。三是缺乏产业链的总体规划引导，产业内迁后丧失竞争优势。虽然深圳、东莞迁往广东山区以及内地的企业获得了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但是如果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没有进入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培育起来，企业的利润就会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四是城市缺乏明确产业定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激烈争夺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内地城市在承接广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具有极高的热情。虽然有一些城市在招商引资上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但大部分地区在引进产业上依然是“多多益善”，或者是“一窝蜂”地争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这一状况虽然有利于促进各地政府在改进服务和提高效率上下工夫，但也不利于产品价值链在全国的布局和集聚。
我们认为，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时，广东省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方向并没有错，这是一种主动变革转型的行动。但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在出口导向还没有完全转变为内需导向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产业的升级与转移通常会遇到难以协调、配合的困难，收入分配平均化和消费结构高级化的效果也难以显现。这也就意味着，必须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站在铸造国家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来统筹实施第三次工业化，总体谋划好第三次工业化的“总路线图”。
四、第三次工业化的实施路径
由于第三次工业化包含了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企业变革等诸多内容，还包含了扩大内需、收入分配平均化、消费结构高级化等内在要求，这就意味着必须从发展战略思维、中央政府总体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等多个层面来加以转变，从制度、组织和个体等多个层面来加以配合与实施。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三次工业化的实施路径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深化认识当代工业化内涵，更新工业化战略思维，将第三次工业化作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现阶段的具体战略选择
在当前的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工业化一词通常都是与信息化并列使用，所隐含的含义大都是狭义的，是以发展制造业为中心的。明确提出第三次工业化有助于与前两次工业化的内涵作出区别，理顺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科学的发展次序。
为此，首先应明确工业化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第三次工业化是适应国际竞争形势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其核心内容是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生长，建设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在于能够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形成分工配套的产业链。如果没有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NVC是不可能形成的。其次应突出第三次工业化的目标是建立NVC，最终是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第三次工业化并不是意味着要封闭发展，而是要在不放弃当前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科技成就，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为动力，并行建构NVC。在合理协调国内生产体系与全球市场结构发展中推动第二次工业化向第三次工业化的逐步转变。再次应将建设具有更强竞争力的产能作为第三次工业化的核心任务。只有生产能力得到真正提升后，才能实现消费总量的上升和结构的升级。对于第三次工业化而言，产能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具有新兴技术优势、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大分配份额的产业。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出现。具体来说，在第三次工业化进程中，就是要利用节能环保、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科技，实现基础设施高级化，提升城市化水平；实现产业设施高级化，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及精密仪器、精细化工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形成类似于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格局；实现社会结构高级化，满足中产阶层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二）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在制度创新和宏观管理上为第三次工业化奠定良好基础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些要求与第三次工业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事实上，这些要求既是第三次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奠定第三次工业化的制度基础，需要在制度创新和宏观管理上作出多方面努力。
第一，应尽快扭转鼓励出口战略，建立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应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加工贸易、关税倒挂、鼓励出口等政策，降低进口高端消费品的关税，重新平衡汇率、贸易关系，让中国人能够享受到包括自己生产的高品质产品；另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开发国内市场，改善国内产品供应的结构与质量，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
第二，应消除区域市场进入壁垒，实现区域间的公平竞争。中国内地的31个省级经济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一个独立“国家”的经济规模，中国本身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各省之间千差万别，互利的贸易和分工非常有潜力。如果能把各省之间的贸易做好，中国本身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市场。然而，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往往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土市场空间来构建NVC的努力。只有在统一市场的背景下，区域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才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的自主转移。否则，对一些地区进行的特殊保护只能阻碍或误导产业的转移。
第三，应从绩效考核上消除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局面。转变单纯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将各地区是否具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合理的主导产业选择、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考核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主导产业链中的高新产品比重、服务业比重等。同时，坚决改变招商引资中对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防止人为扭曲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将招商工作从依靠喝酒、讲感情和“零地价”转变到通过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和服务效率上来。
第四，应从多方面降低本土高端服务业运行的交易费用。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机制，遏制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与复制行为，用制度来保护研发企业能够获得应得的超额利润。同时，要积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企业在匿名交易中的风险。推动国内市场具备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优势，吸引企业转向开发国内市场。
第五，应在总体规划中引导不同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第三次工业化突出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同时进行，这就必然涉及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当前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土地、厂房、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存在运输成本高、与国际制造业体系融合差两个方面的劣势，要使得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顺利发展，还需要强化跨区域的交通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区域间合作。力求将东部地区发达的服务业、中西部的制造业和内地市场扩张结合起来，实现产品流的转向和就近销售。
（三）以融入国家价值链为前提，以主动城市化为依托，科学定位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
从各地区和城市的角度来看，推进第三次工业化既是一次重大机遇，也是又一个展开竞争的新起点和新平台。如果能够积极顺应第三次工业化的方向和趋势，地区和城市就能够在NVC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实现竞争力的提升。具体来说，各地区和城市需要关注以下多方面的新要求，科学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
第一，应积极发展能够进入NVC高端的本地产业。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资源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特别是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上是机会平等的。例如，我国中西部地区有一些中心城市完全可以承接对传统运输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的软件设计、建筑设计、律师业务、翻译业务等国际服务业外包。一个地区和城市只有具有能够进入NVC高端的产业，才是值得发展的主导产业。一些中小城市甚至提出十多个主导产业，这显然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力。第二，应围绕着主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一旦主导产业确立后，就应有的放矢地承接产业转移，做到为“加长加强”产业链所用。第三，应重视提高影响产业转移的软因素。各地区和城市在争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过程中，除了重视材料成本、设备成本、房地产成本、土地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税收政策等“硬”因素外，还要重视提高当地政府效率和诚信度等软因素。第四，应积极推动和适应主动城市化。孙建波、张志鹏（2010）曾提出，主动城市化是相对于过去的被动城市化而言的，它是指依据城市化规律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区域产业转移趋势，有意识、有目的、分阶段地规划引导和提高城市化水平，同时实现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对于各城市和地区而言，要依据自己基础条件，发挥核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中转站”的功能作用；发挥专业化中小城镇的产业配套功能。
五、保障第三次工业化的社会能力提升
由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是第三次工业化实现的内在动力，激发和维系社会中的创新活动，使NVC实现良性运行，就需要具备多种保障条件。这些保障性要素可以统称为“社会能力”。“社会能力”一词是由大川一志和亨利·罗索夫斯基创造，用于描述国家生产力潜力（Ohkawa & Rosovsky,1973），它通常包括一国总体教育和技术能力的水平，商业、工业和金融机构运用和融通现代大规模业务的能力；影响风险、激励、个人经济活动的回报以及超越金钱和财富的社会地位的政治与社会特征。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能力的提升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公平竞争永远是创新的内在动力。为了实现公平竞争，首要地是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体现法治社会“非禁即入”的基本原则，允许公民和各类企业从事经营一切法律所未禁止的产业。落实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使所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创新也要求建立高度发达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这些非人格化交易的市场中，更要有可靠的司法体制和良好的执法环境才能高效地进行交易。良好的制度环境能给一些对制度依赖性高的服务业提供深化发展的机会。
第二，以市场需求牵引教育体制改革。第三次工业化需要大力推进国家的科技投资、企业的研发投资，也就需要增加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这些技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现有的教育部门。例如，一些劳动力比较充足的产业承接城市非常缺乏技工学校，仅仅依靠县市的财政还是难于建立投资上亿的技工学校。为适应这一市场需求，要下大力推动教育转型，强调学校自治、学术独立，扩大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范围，大力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针对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特别是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素质。
第三，逐步实现收入分配的平均化。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分配平均化有利于为NVC创造出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支持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升级。当前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因此必须切实遵循“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使我国在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后，各层次和各产业劳动者的收入更趋平均。
第四，利用金融创新推动消费高级化。消费既受到即期收入的影响，又受到金融创新工具的影响。当良好的金融创新工具将人们一生的收入“熨平”时，许多消费就会提前释放。当前，我们虽然应该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经验，但更应从中国金融创新不足的实际出发，促进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积极利用金融服务推动大众化消费，实现主流工业品在普通家庭的普及。
六、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三次工业化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将出现类似于美国1966－1983年的局面：资本收益率持续下滑，劳动者收入和物价持续上涨，主流工业品在普通家庭普及，新技术、新产业经过长期积累最终引领经济走向更高阶段。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来看，第三次工业化还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一，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刻转变。在当前的民营企业中，许多还是处于家族治理的模式中，很难突破规模扩张的边界。然而，随着第三次工业化的推进，技术力量和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资本在谈判中逐步让位于知识，企业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其治理结构将更趋规范。
第二，推动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次工业化将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造就一大批中等收入的人群。这些人的后代具备良好的教育条件，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知识层次的提升。
第三，推动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扩大内需是一个长期任务，其基础是人们形成了合理的消费观念，形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随着第三次工业化的深化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消费的主体，全球的优质产品将逐步进入大众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
第四，推动社会管理思维的改革创新。在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第三次工业化通过大众收入的普遍提升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完善，有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第五，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在过去，中国的鼓励出口模式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模式是融为一体的。但是，这一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还是要回到NVC为基础的内需上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多次指出，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贷之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美国政府也提出“再工业化”的新政，旨在恢复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此情况下，中国只有通过第三次工业化才能避免国际经贸摩擦，掌握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动权。
总之，第三次工业化并不仅是对某一产业的发展，而是着眼于通过铸造NVC，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众富裕的和谐统一、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和谐统一、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和谐统一。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10年9月13日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世行行长佐利克：中国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东方早报》2010年9月14日。
② 资料来源：《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人民论坛》2010年7月（上）。
③ 也有学者把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高度发展称为“去工业化”或者“产业空洞化”。本文认为，服务业的高度发展与制造业发展并不矛盾，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职能还是为制造业服务。服务业只有和制造业共同构成价值链才具有竞争力。因此，将其称之为第三次工业化更符合历史变迁和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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