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历史考查及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理性论文,地位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审美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有些国内学者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文化现象统称之为审美文化，都把它们纳入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诸如大众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等。而这些文化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可复制性、功利性、世俗化以及单纯的感官刺激。如果我们不想把争论的面扯得太宽的话，那么上述问题可简单地归结为一点，即对审美文化（我们姑且把上述文化现象称作审美文化）中感性作用的强调而对其中的理性作用的无视与放弃。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甚至否认了审美文化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及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理想性、愉悦性和理性。这不仅会对审美文化的深层研究产生错误导向，而且对审美文化向现实的推进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首先明确“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性”的历史考查
整个欧洲文化发展史中，对“理性”的强调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那里。但真正把它作为一种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其内在本质的能力和手段却应该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近代哲学以后。当启蒙学者们要用人性战胜神性，把人间的幸福从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时候，人的主体性与理性的问题就成为他们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时“理性”显现出其特殊的地位，这就是它不仅要为人的主体性作出理论的证明，而且要在现实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改变主体遭奴役的境遇，使其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手段为主人创造出发展自身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从启蒙学者赋予“理性”这一特殊历史使命起，“理性”就遇到了“经验”的强烈抵触，两者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伴随欧洲哲学史中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世纪之争，“理性”与“经验”也得以彼此发展，经过康德对“理性”的偏爱，特别是黑格尔的过分偏爱，“理性”最终被推到了终极真理的高度并被放入永恒的时间结构之中。至此，“理性”的大旗在欧洲大陆上到处飘扬。一切的知识都必须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接受衡量。凡是符合理性的，即对“理性”来说是准确无误的才是真理，才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就是谬误，应该无情地取消其存在的依据。然而这时，人的主体性问题与“理性”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笛卡尔、康德等人对人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推动，人的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欧洲思想界的热门话题。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于“理性”的发展与进步。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讲，“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最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1〕这在欧洲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初期， “理性”的进步与发展的确对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理性”的过分张扬和对自然科学功效的过度相信，这导致了“理性”超出了它所适用的范围，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成了从属范畴，它们都需要借助于“理性”来说明其价值与意义。人们刚刚从前门把人类的主宰——上帝清除出去，却又从后门热情地将“理性”这一新的人类主人迎了进来。“理性”本来是确立与巩固、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手段，而当它推向人类主人的宝座后，它却成了最终的目的。与“理性”的精神霸权地位的确立相同时，各类社会问题纷纷表现出来，比如人类自身的异化、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在不断加剧。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感到尽管古代“理性”还未能得以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处于萌芽状态，哲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处在主观猜测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自然威力的威胁与侵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那时的人们却能从众多的自然现象中发现那诱人的诗意，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贫穷。在科学昌明的近代，经过几百年对自然界的征服，自然界不仅丧失了它的诗情画意，而且还时常露出它那与人为敌的狰狞面目。人们一面品尝着通过“理性”与自然科学发展对自然征服而带来的胜利成果，一面也饱尝了生态环境遭破坏后，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苦果。
听着工业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却感到了阵阵恐慌和焦虑。人性在“理性”之光的光射下变得暗淡无光，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在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压迫下昔日的荣耀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供人怀念的过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在发生着分裂，人们的独立意识及对社会所持的批判意识已被丰盈的物质财富所淹没。人们在物欲的世界中大口地喘着粗气，在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已无力再去探询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在现实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人类的归宿问题。另外，信息时代的到来，分工的进一步加剧，人类在日益失去作为生动的感性生命的整体而存在的现实依据，存在着的只是被“理性”世界所撕碎的生命的碎片。而作为时代吹鼓手的文学艺术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下完全丧失了在精神和心灵层面拯救人类、创造新人的神圣使命。文学艺术脱下高雅的外衣，穿着世俗的新装开始以描写感官的快适，寻求精神的刺激、表现无任何思考的现象而沉沦于现实生活之中。至此，“理性”的发展似平走进了一个怪圈：“理性”的高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开始走向“反理性”的轨道。“理性”所带的这一切我们能否从康德的思考中得出一些启示呢？康德在倡导“理性至上”的时代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他是否已预感到“理性”的无限度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聚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主体性问题，解答人生的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也难怪叔本华在黑格尔时代就已开始对“理性”发难，因为他看到了“理性虽然战胜了上帝，但它却无法真正说明人本身。”
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理性”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激烈批判。一部分激进的思想家要求彻底否定“理性”，只提倡生动可感的感性活动，于是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起来。而一部分思想家在认真地思考了“理性”的发展行程后，大声疾呼要求恢复“理性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从人自我完善的角度。“理性”应该区分为两类，即完善人内在精神的“人文理性”和满足人外在物质要求的“技术理性”。前者以解决人生的终极价值以及人在现实中地位的确立为目标；后者则以解决人类在自然中的异在状态从而进入自由自觉创造的境界为目标。从理论上讲，“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在完善人、发展人自身的前提下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因为缺少一方面人的现实状态和精神状态就很难得以沟通与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种形式又很难得到统一，它们必将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对物质生活的追逐而发生分裂。实际上，“理性”在文艺复兴以后漫长欧洲文化发展史中，除少数思想家强调“理性”的合理发展以外，在现实中，“技术理性”战胜了“人文理性”而实事上取代了“理性”。于是，这些思想家们要求在“理性”中重新发现和找回失落的“人文理性”，重新恢复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改变眼前的一切现实而实现这种和谐统一，于是他们希望用审美的方式来整合这一对立与冲突，用具有感性自由的审美活动消解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及“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审美文化”被历史地提了出来而成为西方思想家解决上述分裂，解决“理性”的不合理地位及整合人性分裂的一剂救世良方。
二、审美文化的当代涵义
审美文化的提出在西方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特别是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启蒙学者为人类设定的两项任务并没有真正地完成。人类不仅没有改变受自然奴役的境地，而且又内在地增加了“理性”这一新的精神霸主（准确地说是“技术理性”）的压制。在这内外压制与奴役下，人类丧失了自我，痛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一部分要求用带有浓厚审美色彩的文化（主要指文学与艺术）来整合分裂了的人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裂痕。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即审美文化）“不仅指个人精神上的一种完美追求，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人类之完美性的关怀。”而科学不能被视为这种文化的核心，因为它的重要性仅表现为它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2〕从本世纪中叶， 审美文化开始成为西方思想界争论的热门话题。审美文化成为我国学术界的话题是最近几年的事。我国在十几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短暂行程中，在过去建立起的统一文化模式中裂变出许多与其相违背的文化现象。这不仅破坏着我们的正统文化，而且也在吞食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在追逐单纯感官刺激中逐步丧失了对外在一切的价值判断，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渐渐沉入物欲世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借鉴西方学者的审美文化理论，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审美文化的大讨论。但由于有些人没有认真地研究西方人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与理论前提下使用这一概念的，而且也没有分析我国的社会环境，就开始用“共时态”的审美文化来说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文化现象。这样做的结果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讲的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文化现象统称之为审美文化的现象。鉴于此，我们认为为准确说明与确定“理性”在审美文化中的地位，除对“理性”作一历史考查之外，还应对审美文化的当代涵义作一大致界定。这样，等理论的外围工作完成后，“理性”在审美文化中的地位的问题也就不证自明了。
对于何为审美文化，审美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如何，这些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争论的虽说已是烽烟四起，却难有哪一路诸侯对此做出经典性的界说而使他路诸侯云集于其麾下纷纷响应。为使争论朝着理论深层推进，我们又必须完成对“审美文化”的界定。为此我们依据审美文化提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前提大胆地对此作一界定：审美文化是指在实践中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中带有审美性质的那一部分文化，它是人类文化中的高级形式，是人类在征服客观世界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形式。
对于这种在实践基础中产生出来的审美文化的范围、性质和特点也就应该依据使其得以产生的实践活动来加以阐释。在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作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人们不仅通过实践作用于和改造了客观对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在不断得以提高与完善。同这个过程相联系，完整的世界将分裂为两个部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这一双向过程历史地形成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同样，作为人类文化子系统的审美文化也就具有了物质性质的审美文化与精神性质的审美文化之别。所以，就审美文化的范围而论，它既“包括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也包括体现着……审美意识的文学、戏剧、影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园林、工艺等感性形态的美学创造，甚至还包括着富于审美因素的科学文明、宗教文化、道德伦理、环境文化以及物质生活文化等，不过当以前二者为主。”〔3〕这是从审美文化的外部结构而言； 就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而论，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探求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它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客观物质活动是个体性人类性的对立统一。于是这就现实地决定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化的子系统——审美文化同文化一样具有个体性与人类性对立统一的性质，而这一矛盾性质决定了审美文化所追求的不仅是单个人的自我完善与拯救而且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完美追求。另外，这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在理性驱动下并为理性所规范的感性活动。所以，审美文化又具有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质。这一矛盾性质要求审美文化不仅要用形象、想象等形式诉诸于人们的感官，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用理智、思维等形式从文化现象上升为理论，形成指导人们行为的美文化。正由于审美文化具有上述性质与特点，所以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审美文化是现实领域基础上的自由王国，”〔4〕它“不断把日益增长的人类文化转化为审美文化”， 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把审美文化渗透、扩展到人类文化的更广阔的领域，”从而“使审美文化最终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成分。”〔5〕这样，审美文化将历史地现实地成为理想与现实、个体性与人类性、感性与理性得以沟通的桥梁。
三、“理性”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
实践活动客观地历史地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并且伴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实践范围的扩大，这种分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将逐渐加大。与此相连的人类文化也由整体分解为各种文化形式，人类生动鲜活的感性活动将被理性无情地分裂与取代。于是这才有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席勒的“游戏冲动说”。但他们的学说却无法阻止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性的分裂、各种社会问题与日聚增。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我们企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找回传统文化中的人只能是旧梦重温，寻找失落的人的归宿也变得非常困难。于是现代社会的人们用审美文化的形式来重塑被工业化社会中物欲所淹没的人的主体性，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来希冀找回在“理性”挤压下失去了的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这在理论上讲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从现实上讲这又是一种理论上的冒险。我们知道审美文化不同于美学理论的研究，因为“它不是去考证和阐释理论家们说什么和怎么说，而是致力和分析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审美文化现象；它不是通过抽象思辩来接通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是借助现象描述的方法来展现种种事实和情况，再从这些事实和情况归结和概括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6 〕这决定了审美文化的理论品格似乎应介于美学理论与现实文化现象之间。在对理性和社会性普遍厌倦的当代，审美文化偏向现实文化诸现实一极将成为审美文化的主要特点。但是，一旦审美文化无力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人生”与“一地鸡毛”中返回理论层面，形成指导现实的美的理论，那么作为沟通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人类性、理想与现实的桥梁之说将成为工业时代人们缅怀传统的梦想，审美文化也就成为理论家们的乌托邦理论，现实中存在的将是以个体性和感官刺激为特征的各种文化现象。由于人们对追求感官快适愉快于对文化现象作深层思考，这导致了文学艺术也将失去其对现实的超越性和审美品格，因为审美经验一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将失去其界限而被生活所肢解，目前，充满了生活现象的文学艺术已由昔日的神圣殿堂痛苦地失落于“寻常百姓家”，它已失去追求人生终极价值的神圣性，同时也失去了对现实说不的权利，向现实低下了它那高贵的头颅。文学艺术由一种对现实的审美观照而成为一种混同于现实之中的日常消费品。我们以影视艺术为例，影视艺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视觉艺术改变了过去一些艺术样式过于抽象，欣赏过于沉重的状况，“但同时也将一切都浮现于表面，走向感性化一极，消解了深度而变成一个视觉隐喻。……这种视觉隐喻不是将感性引向理性，将形象引向观念，而只是停留在感性层面。”〔7 〕正由于审美文化带着现实生活的重负有难以返回美的理论的层面的危险，所以，“理性”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审美文化的提出是在自我失落与意义虚无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而自我失落与意义的虚无又是由于“技术理性”对“人文理性”的排挤、科技无限发展导致向各种矛盾的出现而引起的。我们沿着这一历史线索而溯根求源，对于今天重新找回失落的自我，人的完整性以及人生的意义来说，我们所做的不是彻底否认理性（这不仅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而且表现在文学艺术等形式中），而是要否定把“理性”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极端作法以及“技术理性”对“理性”的取代的错误作法，重新确立“理性”在审美文化中的正确地位。这就是把“理性”作为矛盾统一体中的一极与感性共同形成一个矛盾统一体，而不是只取其一，否定另一极。当然在审美活动中，我们不应否认这样的事实，由于审美对象的差异，而导致主体的美感心理结构中感性与理性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对社会美和艺术中的再现艺术的欣赏，由于它们偏重于客观，必然，这决定了对它的审美是偏重于理性、思维的；而对于自然美和艺术中的表现艺术，由于它们偏重于主观、自由和形式，于是决定了对它们的审美是以感性的直观、品味中的领悟为主要手段。〔8 〕但是这决不能成为否认理性存在或者感性存在的依据。所以，审美文化中感性与理性是对立统一的。再者人类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理性的；人类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在人类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生物性（个性）与社会性必将达到具体、历史的统一，由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审美文化也必将是感性与理性、生物性（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类实践活动都带有目的性，都是活生生的，感性的，人们只有借助于理性的力量使其上升到人文价值的高度，才能赋予这种活动以意义，在精神的和心灵的层面来完成对现实可感的物质活动的超越，这正是审美文化在当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作用，也同时是“理性”在审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重申一遍，审美文化这种作用必须借助于“理性”之光，在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中完成审美文化（主要是文学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对沉沦于物欲中的人们的拯救，同时完成现实的实践活动向自由自觉新境界的飞跃。
“理性”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地位论述完成以后还应指出：看到“理性”的独裁所带来的精神恶果而起来彻底推翻“理性”，推崇感性，极力强调不可抑制的“权力意志”，不可名状的“生命之流”等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内心的自我体验，非理性的表达向现代西方艺术流派都无法真正解决后工业社会中自我失落与意义丧失的问题。相反，在文学艺术等审美文化中过度强调个人主观情感的渲泄，追求单纯的感官刺激不仅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反而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迷失精神家园的痛苦，因为沦为生活层面的文学艺术只能使人更加沉沦与麻木，而不能超越现实进入精神层面。这种忽视或否认“理性”只强调感性的非理性主义的审美文化能不使我们从中得到启悟吗？
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与西方社会发展在时间上有一个错位（当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大谈工业文明对人性压抑和对环境破坏，热烈向往东方文明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并且还受到各种非现代化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审美文化研究定位在“大众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现象的层面，把追求感官刺激、个人情感的无限制渲泄，讲究文化的平面化、浅层性、否认“理性”的作用等作为审美文化的主要特点的话，这势必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时也不利于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弗兰西斯.培根》，第43页。
〔2〕腾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2期。
〔3〕周来祥：《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前言》第2页。
〔4〕〔5〕杨春时：《系统美学》第199页。
〔6〕姚文放：《何为美学史？ ——从审美文化研究反观美学史》，摘自《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7〕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形式》， 摘自《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
〔8 〕参见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第147 ——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