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
宋冬梅 解光宇
（孔子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00）
摘要： 关于孟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中唐之前是“孟荀”并称，但唐初已经有尊孟的倾向。韩愈尊孟，代表唐中后期士人尊孟的学术动向与社会需求，他大力推崇孟子思想，认为孟子是传承孔子思想的“醇乎醇者”，是孔子之后道统的正宗继承人。韩愈从排斥佛教、建构儒家道统、性情说、君臣大义等方面继承和发展孟子思想，不仅复兴孟学以及儒学，同时提升了孟子的地位，直至孟子被尊奉为“亚圣”。
关键词： 韩愈；尊孟；道统；排佛；君臣大义；“亚圣”
孟子在儒学史上受到尊崇始于唐中后期，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宋人之尊孟子，其发端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1］其实，在宋代以前，孟子地位与先秦诸子并无差异。在先秦，“孔、墨之后，儒分为八”［2］，孟子只为八派之一。“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3］599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3］599唐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4］4224，孟子并未列入。 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亦未提孟子，更无“孔孟”并称的说法。
在汉代，尽管曾设置过《孟子》为传记博士，孟子地位亦略有提升，但总体来说，自西汉中期，“孟荀”并称一直是思想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到了中唐，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赞赏孟子，认为孟子是继承孔子之道的 “醇乎醇者”，而荀子对孔子的继承则“不粹不醇”；认为孟子是孔子以来道统的正宗继承人，大力推崇孟子思想，提升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一、韩愈尊孟与自身学养
韩愈首开尊崇孟子的先河，是唐中后期借助孟子思想倡导构建儒家道统、重振儒学的关键人物。作为尊崇孟子的关键人物，首先与韩愈自身的儒学修养以及他所建立的师友群体息息相关。
其一，韩愈自幼勤奋好学，自觉研习儒家经典。《旧唐书·韩愈传》载：“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 ”［4］3559《新唐书·韩愈传》载：“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4］3857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5］227出身贫寒的韩愈，从幼时起就自觉刻苦学习儒家典籍，不需他人督促和嘉勉；大历、贞元期间，他（17岁前）自觉树立学习的榜样，极力效仿西汉儒学大师扬雄、董仲舒；待至年长，更加勤奋不辍，《上宰相书》中记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 ”［5］173他常常以“业精于勤，荒于嬉”［5］50警戒自己，孜孜以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5］51。 韩愈自幼抱负远大，具有担当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通过不断地辛勤努力，积累了丰厚的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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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韩愈进士及第后，也不断提携后进，不仅为其研习儒学和推崇孟子聚集了学术力量，而且为其后的尊孟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据《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进士及第后，先为四门博士，又两度为国子博士，之后又任国子祭酒。这些职务为其聚集学术人才、建立尊孟群体提供了方便。儒家历来重视师道，孔子“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之学出焉”［6］，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7］232为乐。 《新唐书·韩愈传》载：“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4］3868他作《师说》，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孔子言行做证，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5］185。 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8］通过关心、提携，在韩愈周围聚集了众多同辈、门人，形成了师友间相互标榜呼应的师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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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尊孟与当时社会学术界已经开始的对孟子与《孟子》的关注息息相关。唐初，朝廷名臣奏疏以及学界名士文章已有尊孟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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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愈尊孟的学术氛围
深厚的学养、良好的师友氛围以及对后进的提携培养，为韩愈尊孟、建构儒家道统、把握儒学转向以及推动儒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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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韩愈学习成长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师友群体，形成了良好的儒学研修氛围，为其尊孟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旧唐书·韩愈传》载：“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 ”［4］3559唐代宗时的左拾遗独孤及，专好儒家经典，“为文彰明善恶”“喜鉴拔后进，如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皆师事之”。［4］3593独孤及与其门生梁肃等，皆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亦为提倡儒学的知名学者，受到当时士人推崇。韩愈与其交友甚欢，同游学、共钻研，师法古人之道，其思想、情趣及文章，对韩愈儒学修养的提高大有裨益。
其二，学界针对孟子的评论逐渐增多。据《全唐诗》《全唐文》统计，唐代士人对孟子的关注自唐初到中晚唐时期，呈渐次增强的态势。如唐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的《内篇·六家第一》《外篇·古今正史第二》《外篇·疑古第三》《外篇·惑经第四》《外篇·杂说上第七》中都引述过孟子之言。出身儒门世家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10］“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在《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说：“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 ”［11］1691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礼乐道统。文学家李华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说：“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11］3196肯定了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另外，中唐时，已有人建议提高《孟子》地位，如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在《上贡举条目疏》中建议把《孟子》列入“兼经”，增为“明经”科目，与《论语》《孝经》并列。“盛唐三贤”之一的赵匡上疏说：“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 ”［11］3604总之，在唐代的文学和史学界，孟子与《孟子》已经进入刘知几、王勃、卢照邻、李华、杨绾、赵匡等学界名士的视野和议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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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前，倡导古文运动的文学家李华即说“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11］3196，主张文章应宗经明道。“安史之乱”后，古文学者更欲恢复先秦古文创作传统，强调文道合一，注重文章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以此恢复国家统治秩序，而孟子之后文道不彰和对孟子之文的推崇逐渐成为古文学家的共识。如倡导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 ”［11］5354“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 ”［11］5358又如，于贞元、元和年间执掌文柄的文学家权德舆说：“故阙里之四教、门人之四科，未有遗文者也。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经术之支派也。迨夫骚人怨思之作、游士纵横之论，刺讥捭阖，文宪陵夷。 ”［11］4997-4998再如，唐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裴度说：“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11］5461虽然，在韩愈尊孟抑荀之前，古文学者仍“孟荀”并提，但经古文学家对孟子的推崇与关注，使其重要性得以凸出，为韩愈尊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
此外，唐初以来，“儒学学术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儒学的礼法制度已经不能维系人心，儒学在现实生活中失去有效性，因此这是学术转向的需要”［13］。 清代赵翼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14］作为孔子之后的两支，孟子重德，荀子重礼，礼强调尊卑、贵贱、上下等级秩序，有利于魏晋以来世族之需要。到唐代，伴随着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变化，世族制度逐渐衰落，礼亦逐渐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针对这种状况，啖助、赵匡等学者提出了 “原情制礼”“以性情为用”的观点，欲以诚、忠、仁等德的内容对礼加以充实。在这种背景下，孟子所强调的德的重要性日趋凸显。
由上可知，唐初以来，社会上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儒学创新转型的需要为韩愈尊孟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景。可以说，韩愈尊孟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偏好使然，而且是唐初以来文化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选择。
三、韩愈尊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建构
佛教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韩愈尊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排斥佛教，其道统思想是在排佛中阐发的。大兴庙宇消耗了大量资财，同时，“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4］2995，大量人口剃度为僧，增加了社会负担。更重要的是，佛教已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如唐宪宗时法门寺迎佛骨舍利，时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4］3563本来儒学自两汉后就处于衰落状态，开唐之后佛教发展就更加限制了儒学的生存空间，这对于主张恢复儒家道统的士人来说，孟子思想中的一些内容，恰好能满足其对抗佛教、振兴儒学的现实需要。
其二，谈性情。汉末以来，“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17］，其中一重要原因，即是儒学理论简陋，形式陈旧乏味，而佛教学说抽象性强，富有哲理，更吸引人。性情说在孔子时还“不可得而闻”，但在孟子时有了很大发展，如其“四端”说、“养心”说、“修身立命”说等。韩愈继承了孟子的心性说，并加以阐发，以对抗佛教。先秦以降，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董仲舒、刘向、扬雄、王充、荀悦等，各有所说，或曰“善恶混”，或分上中下。然明确确立“三品”之说者，实至韩愈而定型。韩愈在《原性》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 情之于性视其品。 ”［5］22又说：“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 ”［5］25韩愈不认同佛、老的人性说，其阐发性情论之目的就是要澄清被佛教搅浑了的思想意识。他的性情说，不论是就性与情的各自内涵分析，还是就性与情的关系分析以及关于性、情各品发展趋势的分析，都堪称当时人性学说的最高水平。他既总结了以往儒家人性学说，也为其后的儒学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系统和完整的人性理论体系。对此，陈来先生说：“他（韩愈）的性情论，主要是为了反对佛教人性论及对汉唐人性论进行总结，并成为许多理学家讨论人性的出发点。 ”［18］任继愈先生说：“（韩愈）人性论为后来宋儒提出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说，开辟了道路。 ”［19］可见，韩愈关于性情论的阐发，拓宽了儒家经典的内涵，重开了儒家心性论的大门，对推动尊孟思潮的发展、促进儒学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三，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为韩愈尊孟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学术背景。古文运动的先驱文学家梁肃在《补闽李君前集序》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11］5261明代胡应麟在《九流绪论》中评价：“大概六代以还，文尚骄偶，唐李华、萧颖士及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萧、李文尚平典、元结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12］
韩愈尊孟，主要在于汲取孟子思想中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君臣大义”理论，作为排斥佛教、构建儒家道统、维护大一统的理论资源。
其一，朝廷中一些大臣在奏疏中经常引用孟子的观点。魏徵在《论治道疏》中说：“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有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尚缘恩施厚薄。然则为人上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9］崔融在《谏税关市疏》中说：“孟轲又云：‘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今行者皆税，本末同流。……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一旦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 ”［4］2461《旧唐书·裴谞传》载：“上复问之，（谞）对曰：‘臣有所思。 ’上曰：‘何思？ ’对曰：臣自河东来，其间所历三百里，见农人愁叹，谷菽未种。……孟子曰：理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由是未敢即对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闻此。 ’”［4］2984-2985魏徵为太宗时名臣，崔融为武后和中宗时名臣，裴谞为肃宗和代宗时名臣，皆具影响力。他们在奏疏中引用孟子之言，说明唐初以来，孟子的一些观点已为朝臣接受。
其一，论道统。佛教自摩诃迦叶开启了佛法传统，以后代代付嘱、代代相承，形成了传法统系。而儒家学派虽然讲求师承渊源，但孔子之后并无统一认可的传承谱系。为了与此对应，韩愈突出孟子地位，在孟子思想中寻找对抗佛教法统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在《孟子》中，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汤、文王、孔子连成一系，孟子以孔子继承人居其后。《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7］264韩愈正是看到此点，提出了儒家“道统论”。同时，韩愈也强调此“道”与老子之“道”不同，他明确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5］20在这里，韩愈列出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体系，意欲对抗佛教的法统体系。他所传承的儒家之“道”，实际内容就是仁与义；其“道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传承系统，后儒虽各略有增删，但大致还是维护这一道统的。陈寅恪先生说：“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15］现代学者葛兆光先生说：“九世纪初以来的韩愈、李翱等人，也在极力虚构一个儒家自己的历史系谱，其中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孟子。……在九世纪初期的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等士人口中，孟子异乎寻常地频繁出现，而且成了儒家历史系谱中的关键性人物，而由孟子承上启下的儒家系谱就是后来所说的‘道统’，这个‘道统’象征着与佛道异端泾渭分明的真理传统。”［16］可见，在那个时代，韩愈欲对抗佛教、振兴儒学，如果不建构起儒家的道统体系，显然无法与佛教抗衡。韩愈正是看中了此中要点，才从孟子思想中借鉴理论依据，建立起了儒家道统。
要排斥佛教、重树儒学之正统地位，首先需要一种战斗力，而孟子之“辟异端”学说，即可为尊崇儒道者寻求排佛依据树立一面精神旗帜。《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7］111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死万万无恨。”［5］241韩愈借鉴孟子“辟异端”学说，像孟子辟杨墨那样辟佛老。元和十四年正月，在唐宪宗派遣使者到凤翔迎接佛骨、长安城内掀起信佛狂潮的关键时刻，他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作《原道》力排佛老，上《论佛骨表》极力“谏迎佛骨”，不惜得罪皇帝，因而遭受被贬潮州的结局。可见，韩愈的排佛之举，俨然具备孟子气象。
其三，借鉴孟子“君臣大义”理论，用来反对藩镇分裂，巩固唐朝统治。“安史之乱”后，藩镇长官“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4］4487，藩镇割据问题日益严重，影响唐朝统治。战国时期，孟子的“君臣大义”理论就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反对一切不义战争，反对各诸侯国依仗武力称雄，《孟子·离娄上》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根据战国时期社会状况，孟子主张对好战者根据类别不同，处以相应的惩罚，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韩愈根据藩镇割据及其导致的连年战争的时代背景，在孟子“君臣大义”理论基础上加以阐发，形成其“君臣论”，作为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武器。其《原道》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4］4487韩愈的君臣论与孟子的“君臣大义”理论一脉相承，并通过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把这一理论付诸了目的在于维护唐末政局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社会实践。韩愈在著名的淮西战事之后，接受唐宪宗旨意为《平淮西碑》撰文。此文歌颂一统天下的英明帝王，表彰战功赫赫的英雄将领，更有申明讨伐藩镇割据、稳定大唐基业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思想中的辟异端、道统说、心性论及“君臣大义”理论等，为韩愈排佛、拯救时弊、维护唐朝政治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这正是韩愈构建儒家道统的理论需求，也是韩愈以道统辅治统的现实需求。
四、孟学复兴与孟子加封
韩愈尊孟，通过建立儒家道统，将孟子提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超过了颜回、曾子、子思等儒家重要人物，并且否定了唐代孔庙祭祀中的儒家传承统绪，孟子在儒家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提升。晚唐名士皮日休受韩愈思想影响，向唐懿宗上奏，提出升格《孟子》，使之成为经典。《唐会要》载：“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此后，韩愈的学生、故旧和同道亦唱和响应，使孟子思想在士林中逐渐传播开来。韩愈之后，柳宗元、孟郊、李程、李翱、李宗闵、李德裕、权德舆、白居易、张籍、皇甫浞、王敏、杜牧、李商隐、罗隐、陆龟蒙、林慎思、李蹊、来鹄、程晏等人，也都对孟子有所推崇。
中晚唐兴起的这股崇孟风潮，逮至五代时期终有突破。后蜀主孟昶命令宰相毋昭裔以楷书将“十一经”刻石，包括《孟子》，此为《孟子》入经之始，也是唐代尊孟思潮所取得的成果。此时，孟子在儒家内部的地位已大有提高，明显超过荀子，开启宋代尊孟的先河。如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在《睢阳子集》中说：“孔子而下称大儒者曰孟轲、荀卿、扬雄。”即认为儒家道统从孔子到孟子、荀子、扬雄，再到董仲舒，儒学一脉相传。孙复所排列的儒家道统，显然上承韩愈的道统说。从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对孟子的不断加封与表彰为孟子升格以及孔孟之道的形成与稳固提供了政治支持。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官学地位被确立，此后成为官学教材之一。熙宁七年（1074年），“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20］2548。 神宗元丰六年（1083 年），“诏封孟轲邹国公”［20］2549，这是孟子首次在官方受爵，次年配享孔庙。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朝廷承认“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 皆拟定其封爵”［20］2551。 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孟子》被刻入蜀石经中，正式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这也是士人群体对《孟子》不断推崇的结果。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五人“命其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时，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之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绍定三年（1230年），据《宋史全文》卷三三记载，理宗又亲撰《道统十三赞》，为道统相传的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十三人御赐赞词。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宋代理学，而且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编著《四书章句集注》，后为儒生的必修书目，巩固了《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
元代延祐元年 （1314年），朝廷倡导汉化运动，恢复科举，考试内容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朱子学定为科场程式，“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
以上褒奖措施，确认了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作为孔子道统继承人的历史地位，其“亚圣”称号自然不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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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9）05-0094-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儒学发展路径与现状比较研究”（15BZX067）
作者简介： 宋冬梅（1968—），女，山东曲阜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团队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儒学；解光宇（1958—），安徽合肥人，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学与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