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研究及其未来可能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展论文,风险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64-09
一、导言
不确定性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基本情景。刻画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兴起之前，传统经济学基于风险偏好来研究个体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尽管早期凯恩斯和奈特都明确给出了有关不确定性的定义及其和风险的区别，但传统经济学为了分析的方便，通过引入风险偏好，把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转化为确知事件概率分布下的风险决策，从而并没有正确刻画人们风险偏好的本质。同时，传统经济学也仅仅关心个体有关概率分布下的权衡，并不在意风险的来源以及人们偏好的多样性，因而关于风险偏好的假定以及研究都显得非常的单一。
从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看，由于风险偏好的过于简化，使得对其度量和刻画就成为颇受争议的事。风险偏好的测度主要基于普拉特和阿罗早期所提出的基于个体效用函数的曲率特征的方法，即风险偏好的程度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曲线凹凸程度来表示，并同时假定人们通常都是风险厌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风险偏好被看做是外生的和同质的，即经济学家在建模时，通常假定代表性个体具有风险中性或相同的风险厌恶，[1]至于这样的假定是否符合人们风险偏好的真实特征，以及人们是否会表现出异质性的风险偏好，传统经济学则不予理睬。虽然假定使得相关的经济分析变得简单，但也可能会使得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证据则完全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上述风险偏好假定。这些证据表明，风险偏好具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应的学习过程，都可能会导致个体之间风险偏好的差异。也就是说，即便假定个体都是风险厌恶，个体之间的风险厌恶程度也会呈现出异质性；同时，个体风险偏好会受到社会制度、习俗、学习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等的影响，从而使得风险偏好和情感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而情感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可称之为社会偏好。这就意味着，对风险偏好的研究不仅需要测度其程度，而且还需要厘清其和其他社会偏好的关系。
鉴于目前大多数经济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仍然建立在传统的同质化风险偏好的假设基础之上，以及国内目前对风险偏好的实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并且对这方面内容的系统介绍也基本为空白，本文在讨论风险偏好传统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实验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对实验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方法、成果及其意义进行一个系统的介绍，期望为相关领域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传统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和处理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三、四部分对实验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介绍，包括实验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测度及相关证据比较以及风险偏好的社会性的研究；第五部分主要是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总结。
二、传统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和处理
普拉特和阿罗早就指出，风险偏好可以通过个体有关财富的效用函数的效用曲线的曲率来度量，假设个体有关财富效用函数表示为u(x)，则阿罗-普拉特(Arrow-Pratt)风险偏好度量指标为：
。同时，他们假定个体通常都是风险厌恶的。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后来的经济学家试图对风险偏好进行测度和数据检验。
首先，一些研究者基于阿罗-普拉特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对人们风险厌恶的大致程度进行了推断和估计。弗里德曼(Friedman，1973)基于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选择的数据估计了相对风险偏好程度，发现相对风险厌恶的程度约为10;[2]福瑞德和布鲁姆(Friend and Blume，1975)基于家庭风险资产需求数据测度了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认为典型家庭的风险厌恶系数平均要大于1，并且很可能超过2；[3]韦伯(Weber，1975)在对利率、通货膨胀与消费者支出的研究中，估计出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位于1.3到1.8之间；[4]斯皮罗(Szpiro，1986)则通过财产保险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了相似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5]汉森和辛莱顿(Hansen and Singleton，1982)在采用广义工具变量法对非线性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估计的研究中，则发现个体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位于0.68到0.97之间；[6]曼昆(Mankiw，1985)在耐用品的消费与实际利率的研究中，获得了相对风险厌恶程度的估计，对于非耐用品消费而言，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位于2.44到5.66之间，而对于耐用品消费而言，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为1.79到3.21之间。[7]
其次，经济学家还针对阿罗和普拉特所提出的递增的相对风险厌恶假设进行了检验，但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西格尔和霍班(Siegel and Hoban，1982)[8]、斯皮罗(Szpiro，1986)[5]的研究支持不变的相对风险厌恶假设，比兰特和萨巴(Bellante and Saba，1986)的研究发现了递增的相对风险厌恶，[9]而科恩(Cohn等人，1975)的研究则支持递减的风险厌恶形式，[10]福瑞德和布鲁姆(Friend and Blume，1975)的研究得出了比较混合的结果，即相对风险厌恶表现为递增的或者不变的情形。[3]
传统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偏好的特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度量风险偏好的数学方法，但并没有揭示出风险偏好的真实本质，个体的效用函数被假定为关于财富的凹函数，因而个体通常是风险厌恶的，在对个体效用函数形式和对风险厌恶的假定的基础之上，随后的研究中在经验上仅对风险厌恶的程度和财富对风险厌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但对于这样一些假定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真实特征，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的风险偏好，传统经济学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并且传统经济学在经验上对风险厌恶程度的估计通常都假定个体能够正确地理解风险，忽略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的差异，因而估计出的风险厌恶程度与实际的风险厌恶程度存在着差异，并且仅仅估计和推断出了社会成员的大体风险厌恶程度。传统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的不足，导致了传统经济理论分析中对风险偏好处理的不足。对于个体的真实风险偏好特征和本质，传统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大多数经济理论研究为了分析的简单化，通常把个体假定为风险中性或者具有相同的风险厌恶，[1]而有关教育、就业、健康保险、国际贸易以及退休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则通常假定个体为风险中性的，[11]这一假定实际上对个体的风险偏好做了同质化的处理，虽然该假定使得相关的经济研究变得简单，然而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个体并不是风险中性或个体的风险厌恶具有异质性，那么相关的研究结论将变得不可靠或者与现实出现严重的偏差。
三、风险偏好测度的实验经济学研究①
实验经济学认为风险偏好深受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随着个体学习机制的引入，个体风险偏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些特定的危险经历会加剧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而良好的生活环境则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通过自身知识的习得以及对他人经验的间接习得都有助于弱化个体在熟知领域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使得个体通常对熟知事物的风险存在低估，对未知事物的风险存在高估等等。个体风险偏好的这些特征已经被心理学家发现，并且被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纳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建立了风险偏好异质性以及偏好微观结构的新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室实验以及现场实验的方法，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人们风险偏好的实验设计，对人们风险偏好的这种本质进行研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风险偏好程度的实验经济学测度以及风险偏好异质性的研究；二是偏好的微观结构研究，即讨论风险偏好和其他社会偏好的内在关系。
实验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风险偏好的测度的基础上，其对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通常采用非互动的基于彩票选择的实验设计，根据个体在实验中的彩票选择行为测度出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而对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行了刻画。实验经济学发展出了多种测度风险偏好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运用最广泛的当属宾斯旺格(Binswanger，1980)[12]所采用的有序的彩票选择设计(OLS设计)以及霍尔特和洛瑞(Holt and Laury，2002)[13]的多元价格序列设计(MPL设计)，而霍尔特和洛瑞的实验设计更被看做是有关风险偏好测度实验研究中的“黄金标准”。实验经济学家在这些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人们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以及风险偏好与激励的关系。
宾斯旺格采用OLS设计，以印度农村个体为样本，对风险偏好进行了测度，该设计的特点在于被试需要在几种不同的彩票间选择一种彩票用于决定自己的收益。在实验中，每个被试都需要在排好顺序的八种不同彩票中选择一种作为决定自己收益的彩票，其中每种彩票中都包括低收益和高收益，且获得低收益和高收益的概率都为1/2，彩票收益分别为(50，50)、(45，95)、(40，120)、(35,125)、(30,150)、(20,160)、(10,190)和(0,200)。在被试选择结束后，根据被试选择的彩票通过扔硬币的方式决定被试的收益，如果正面朝上则获得低收益，反之则获得高收益。实验结果表明，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2.2%、6.8%和1.7%，无效样本比例为9.3%。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代表性当事人通常是风险厌恶的这一假定，但同时表明个体的风险偏好也存在异质性，较大多数的个体为风险厌恶，同时也有一部分个体为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风险厌恶者群体中个体也会表现出异质性的风险厌恶。宾斯旺格为了研究激励的大小对个体的风险厌恶的影响，还分别在上述彩票收益的1/100、1/10、10倍的水平上测度了个体的风险厌恶系数。研究结论表明，彩票收益水平越高，则个体越厌恶风险。其在低激励下的研究还发现财富与个体的风险厌恶呈轻度负相关，性别、薪水等个体特征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女性通常要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在宾斯旺格的研究基础上，艾克尔和格罗斯曼(Eckel and Grossman，2002、2008)等的研究中被用于测度个体的风险偏好，只不过所使用具体的彩票收益水平、效用函数不同和呈现的具体形式不同，[14][15]研究结论同样表明人们会展现出异质性的风险偏好，虽然大部分个体为风险厌恶者，同时也存在部分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者。不过宾斯旺格的方法虽采用起来比较容易，但可能使被试产生“符号依赖”(sign-dependent)，因为其中一种彩票的高低收益相同，被试可获得一个固定数量的收益，这可能使得被试以此作为参照点来衡量选择的得失并且只能测度出被试的风险厌恶系数的一个区间。
为了克服上述方法的缺点，霍尔特和洛瑞(Holt and Laury，2002)[13]采用MPL设计，以美国学生为样本，对风险偏好进行了研究，该设计最早由米勒等人(Miller等人，1969)用于测度个体的风险态度，特点在于被试需要在多对二元彩票选择中同时做出决策并且其中一对彩票中的被试的选择会被用来抽奖以决定收益。被试在实验中需要在十对彩票中对每一对彩票做出选择彩票A还是选择彩票B的决定，其中所有十对彩票中，彩票A的高低收益都为2美元和1.6美元，彩票B的收益都为3.85美元和0.1美元，从第一对彩票到第十对彩票，彩票A和彩票B的高收益的概率由1/10逐步增加到10/10，而低收益的概率由9/10逐步递减到0/10。被试选择结束后随机抽取一对彩票并根据被试在该对彩票的选择进行抽奖以决定被试的收益。实验结果表明，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6%、26%和8%，并且收入和性别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厌恶。结论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代表性当事人通常是风险厌恶的这一假定，但同样也表明个体的风险偏好也存在异质性，较大部分的个体为风险厌恶，同时也有相当部分个体为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风险厌恶者群体中个体也同样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风险厌恶。霍尔特和洛瑞同样研究了激励对个体风险厌恶的影响，发现彩票的收益水平增加时，个体通常变得更加厌恶风险。
在霍尔特和洛瑞(Holt and Laury，2002)的研究基础之上，有大量的文献采用了其设计对个体的风险厌恶进行了测度，如艾克尔和威尔逊(Eckel and Wilson，2004)[17]、安德森等人(Anderson等，2008; 2009)[18][19]、卡尔森等人(Carlsson等，2009)[20]、特希尔(Teyssier，2012) [21]等，基本测度结果与霍尔特和洛瑞(Holt and Laury，2002)一致。霍尔特和洛瑞的实验设计因为其广泛的应用和外部有效性，被看做是有关风险偏好测度文献中的“黄金标准”(Anderson等，2009)。[19]
不过，霍尔特和洛瑞(Holt和Laury，2002)的多元价格序列设计存在三个主要的缺点，其一是可能产生一个框架效应，以使被试在中间那一对彩票后由彩票A转向选择彩票B；其二是该设计只能测度出被试的风险厌恶系数的一个区间；其三是被试可以在由彩票A转向彩票B后，又可以再从彩票B转向选择彩票A，产生多个转折点和不一致的行为。但是哈里森等人(Harrison等，2005)[22]和安德森等人(Anderson等，2006)[23]的实验证据表明，MPL设计可能存在细微的框架效应，但不存在系统的框架效应，总的来说，多元价格序列设计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测度风险厌恶的方法，被试很少对激励产生混淆，并且表现出真实的偏好，能够很容易地被用来测度个体的风险厌恶。
针对霍尔特和洛瑞方法的不足，后来者进行了一些设计上的改进。代表性的有哈里森等人(Harrison等，2005)[22]发展出了转折多元价格序列设计(sMPL)和迭代多元价格序列设计(iMPL设计)，sMPL实验设计与MPL设计的区别在于被试只需要对由彩票A转向彩票B的转折点做出选择，而iMPL设计进一步在被试对选择点进行选择后，为了计算出一个更为精确的个体风险厌恶区间，被试需要在一个根据其选择的转折点而设计的更为细化的多对彩票组中做出转折点的选择，如此迭代，直到所计算出的个体风险厌恶区间位于事先设定的临界值内。而梅尔和鲁嘉(Maier and Rüger，2010)提出了一种无需借助期望效用假定的多元价格序列测度方法。[24]该方法与霍尔特和洛瑞的方法的相同之处在于，被试同样需要在十对彩票中分别作出选择彩票A和彩票B的决定，但彩票A和彩票B中获得高低收益的概率都为1/2，只是高低收益之间的差距不一样。无论是哈里森等人的改进方法还是梅尔和鲁嘉的改进方法，其所得实验结果均和以霍尔特和洛瑞的方法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类似，并没有发现本质差异。
除了以上基于非互动的彩票选择的实验设计，实验经济学还存在其他测度风险偏好的方法，比如拍卖方法(Smith和Walker，1993)等。[25]只不过这些方法存在较大争议，并且结果也不够稳健，所以现在很少被研究者采用。
通过以上综述可知，实验经济学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刻画并不准确，个体虽然通常是风险厌恶的，但也存在异质性，大部分的个体是风险厌恶者，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个体表现为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同时风险厌恶者群体中个体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风险厌恶。表1和表2总结了这些研究结果。
四、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发现，个体风险偏好不仅具有异质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即风险偏好的形成可能和社会环境有关。从横向看，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其风险偏好；从纵向看，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及其社会环境、社会学习等同样会对风险偏好的形成产生影响。因此，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来发现这些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基于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来研究风险偏好的社会性。所谓偏好的微观结构是指个体的偏好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单一化，而是多元化，除了理性经济人这一特性外，个体还同时具有社会偏好。简而言之，个体实际上是理智和情感并存的。个体风险偏好不仅呈现出理性特征，而且还嵌入在情感当中，呈现出一定的社会性，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所证实。
所谓社会偏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体作为社会中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第二，体现在偏好特征上，就是个体除了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利偏好以外，还具有不平等厌恶偏好、利他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②。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为如何正确刻画个体的风险偏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即个体作为社会人，其风险偏好嵌入在个体的社会性之中，也必将表现出社会性。而风险偏好的社会性主要包括风险偏好本身的社会性和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性。风险偏好本身的社会性主要是指风险偏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可以通过探讨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直接互动关系来实现，因为参与人的社会性及其社会心理在经济学中可以通过参与人的社会偏好来加以刻画，即个体的风险偏好可以通过其他社会偏好显示出来，比如不平等厌恶等。这实际上是推翻了传统经济学所隐含的个体偏好不相关性的假定。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性是指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影响，在经济学中表现为社会偏好进入到不确定的社会互动环境中，个体的社会偏好会作用于风险偏好，从而影响风险偏好的作用以及个体的风险决策，即风险偏好的作用存在社会影响，同时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也给参与人带来了风险，即社会风险。因为传统经济学通常假定个体为理性经济人，该假定实际上对参与人的偏好作了同质化的处理，并且忽略了参与人及其偏好的社会性。在不确定的社会互动情境中，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仅来自于自然，如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参与人所面临的风险仅来自于对对方的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如收益结构等，对于对方本身则是完全的信息，并且参与人的决策并不受到任何的社会影响，仅取决于自身的风险偏好，而社会偏好的异质性则表明对方偏好的不完全信息同样给人们的决策带来了风险，并且社会偏好的存在也打破了理性经济人假定所隐含的偏好的独立性假定，必然对不确定性下决策的风险偏好的作用产生影响。实验经济学从经验上对风险偏好的这种社会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对于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关系，虽然很早就有研究者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阐述，但一直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卡尔森等人(2005)[26]以及菲尔-卡波奈尔和拉莫斯(Ferrer-i-Carbonell and Ramos，2010)[27]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他们在风险偏好与不平等厌恶偏好测度的基础上，直接分析了个体的不平等厌恶与风险厌恶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都表明个体不平等厌恶与风险厌恶是正向相关。和这些研究相反，周业安等(2012a)的研究则发现虽然具有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个体可能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厌恶，但风险偏好与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28]除了风险偏好与不平等厌恶的关系，艾克尔和威尔逊(2004)对风险偏好与互惠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与互惠偏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个体，其互惠偏好也越强，艾克尔和威尔逊使用了社会风险偏好这一概念对该结论进行了解释，即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看法的个体，其风险厌恶程度和互惠偏好也更强。[17]布伦南等人(Brennan等，2008)则研究了社会风险厌恶与利他偏好之间的关系，结论并没有发现风险偏好与利他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9]
对于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影响，现有实验研究主要在三种典型的博弈实验情境中，探讨了该问题：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以及最后通牒博弈③。在这三种博弈中，参与人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决策，同时也取决于对方的决策，对方偏好的不确定性给参与人的决策带来了风险，即社会风险，同时参与人本身的社会偏好也会对其本身的风险偏好的作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风险决策。艾克尔等人(Eckel等，2004)[17]、克斯菲尔德等人(Kosfeld等，2005)[30]在信任博弈下对风险偏好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不一致，艾克尔等人的研究表明风险偏好对人们不确定性下的信任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也即风险偏好的作用被挤出，而克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其研究表明个体确实把信任看成是一项风险行为。特希尔[21]、周业安等(2012b)[31]分别在公共品博弈中，探讨了风险偏好对公共品投资行为的作用，结论并不一致。特希尔在受限的序贯公共品博弈中的研究结论表明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挤出，而周业安等(2012b)则在非受限的序贯公共品博弈中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并不与公共品投资行为相关，风险偏好的作用被挤出，并且通过与特希尔的研究比较发现，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影响会依赖于不同的社会互动情境。贝勒马尔等人(Bellemare，2008)则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对风险偏好作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风险偏好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提议者的行为的影响并没有被挤出，[32]研究表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提议者确实将其决策看做是一项风险行为。
五、小结
综上所述，在阿罗和普兰特的开创性工作之后，传统经济学在揭露风险偏好的真实特征和本质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理论分析通常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风险偏好假定之上，至于这样一些风险偏好假定的适用性传统经济学则不予探讨，传统经济学对风险偏好处理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风险偏好的内生性。所幸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已经逐步开始揭示风险偏好的这种本质，实验经济学家为有关个体风险厌恶的刻画提供了大量的有用的证据。总的来讲，实验经济学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在于虽然大多数的个体是风险厌恶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相当部分的个体为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并且个体的风险偏好具有社会性本质，而并不如传统理性经济人所假定的那样，该假定实际上对参与人的偏好作了同质化的处理，并且忽略了个体及其偏好的社会性。实验经济学研究所引入的风险偏好的异质性以及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混合作用所形成的偏好多元性实际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同质的独立的风险偏好假定这一基础，这就使得传统经济学必须做出修正，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将为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对于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对于风险偏好的本质的完整揭示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首先，对风险偏好异质性的研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异质性，现有的实验研究测度了个体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并对隐藏于异质性背后的个体特征进行了研究，如性别，但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间可能存在的风险偏好差异还缺乏进一步的研究，而这对于实现最优的社会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风险偏好的社会性的探讨不应仅停留在对风险偏好社会性本质的检验，应该更多地将风险偏好的这种社会性应用于解释现实现象，进一步探讨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①考虑到有部分文献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激励对风险偏好进行了测度并且测度的基本结果是一致的，本部分在对文献综述时仅展示其在基准激励下的测度结果。
②关于社会偏好的相关综述可以参见陈叶烽等：《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③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均受到多重社会偏好的影响，分别对应着现实世界的三种经典亲社会行为，即人们带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信任交易行为、自发形成的合作行为和人们大量追求公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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