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1）03－0409－05
19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中国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也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去解释和应对。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科学界和城市学界掀起了研究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的风潮。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对城市空间的生产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探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受此影响，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和引介“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并以之解释国内的城市现象和问题。由于与“空间的生产”相关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涉及许多学科，所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此，本文从国内城市空间生产的现实问题出发，对空间的生产的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及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总结评述，探讨其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以供研究者借鉴。
1 空间的生产理论形成
1.1 产生背景
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二战以前，以赫特纳、哈特向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自康德以来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其空间概念涵义是“被填充的容器”[1－2]；而1950、1960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和空间分析学派的地理学家则力图借助数学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3－4]，他们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它在实质上是一种城市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
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5]，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所以，它对19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及因为种族、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市区与郊区的城市空间分化和隔离问题已不能予以合理解释和应对，致使“区位理论以及实证主义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6]。于是，以深刻地批判、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实质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进入了地理学家和城市研究者的视野。
自1970年代开始至今，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在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派别。虽然空间的生产理论并非只着重于城市问题，但城市（化）问题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城市化和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7]。众多理论家也多是围绕城市空间生产并以城市为案例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
1.2 空间的生产理论
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是空间的生产理论的首创者。他被认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研究的最优秀的工作”[6]，“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8]，其理论是“空间的生产理论中最坚实、最有想象力和最详尽的部分”[9]。列斐伏尔先对空间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哲学考察，并深刻地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其理论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提出了“（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最后建构了一个展现这个空间生产过程的三元一体理论框架：①“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城市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日常生活；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空间；③“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它处于被支配和消极地体验的地位[10－11]。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通过对空间概念的系统梳理和历史批判，列斐伏尔终于建构了以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和生产过程为核心观点的“空间的生产”理论。
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大卫·哈维较早地引用和传播了列斐伏尔的观点，他不但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发了社会正义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而且发展了资本的城市化理论，指出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中产阶级郊区化和城市中心区的衰落是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12－14]。对“空间的生产”这一理论武器的运用和发挥，使哈维卓有成效地补足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问题和空间维度上的缺憾，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爱德华·苏贾则强调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影响，并试图摆脱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的双重束缚，从而建构一种以“批判的区域研究”为方向的后现代地理学[8]。曼纽尔·卡斯特尔也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他提出集体消费的概念，认为城市化使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已日益变成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而决定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那些照顾资本利益的城市计划和政策并不一定符合广大城市居民和贫困阶层的利益[15－16]。尼尔·史密斯等则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空间生产研究的中心[9，17]。格雷戈里和迈克·迪尔则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三元一体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引申和演绎，迪尔甚至将列斐伏尔视为一个“潜在的后现代主义者”，这反映了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前瞻性和连续性[18－19]。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地理学和城市研究，并进行综合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经济分析、批判和理论建构，是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史密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地理学的主要理论贡献。这种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不但扩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推进了地理学和城市领域的理论发展，并产生了超出地理学界的影响。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所指出，“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和空间知识之间的互相作用，对人类存在的深奥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这些又为它的形成提供了学科力量”[6]。从西方人文地理学近40年发展历史来看，虽然后来出现了“制度、文化转向”和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趋向，但是空间生产的理论热潮仍未退却，并被延伸、整合和拓展到诸多问题和领域[20－23]。
2 空间的生产研究进展
2.1 空间的生产研究进展
从理论发展来看，随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形成和演化，国外对城市空间生产问题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虽然较为迟滞，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
1990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对城市空间的生产理论开始予以介绍[24]。2000年以后，出现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热潮。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25－27]，（城市）社会学[28－29]，（都市）文化和文学三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丰[30－31]，近三年更有若干与列斐伏尔和空间的生产相关的专著出版[27，32－33]，包亚明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对普及国外经典的空间生产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些都表明相关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并正在由片段的、零散的认识向较为全面的理解和初步的应用演化。
城市研究领域和地理学界也热切关注空间的生产理论，并出现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对它的理论引介和初步应用正在增多[34－38]。地理学者对空间的生产理论或从整体地理学角度予以介绍[39]，或从城市地理学角度进行阐发[40]；因研究主题的密切相关和学科渊源，一些论文也发表在城市研究的刊物上[41－44]；顾朝林、于涛方、李平等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有概括介绍和简单评价[45]。在台湾研究者中，夏铸九等曾较早地编译了介绍空间生产相关理论经典论述的著作[46]，而王志弘则以扎实的西方地理学文献基础，对列斐伏尔及其后西方地理学中的空间的生产概念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解读[47]；黄宗仪以上海的都市空间生产为例的研究揭示了资本需要支配的城市空间与被支配的人民生活空间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矛盾[48]；香港大学城市地理学家林初升则考察了中国城市空间被国家力量和经济、社会因素重塑的状况[49]。
2.2 国内外研究比较分析
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虽然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日臻成熟和趋于复杂演化，但是似乎并未形成一个“牢固的”研究范式；其理论以自由的思想、深刻的批判、广泛的整合而见长，但也带来了松散晦涩的弊病。另外，正如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所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过分强调经济和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对城市生活的影响[50]。一个共同特点和趋势是空间生产理论尽管外延广泛，但基本上都聚焦于城市问题，而且对它持续不断的深化拓展也显示出理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尤其大陆）对该理论的追踪和跟进较为迟缓，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70、1980年代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还较低，我国城市空间状况与资本主义世界还有很大差异，也有语言（列斐伏尔的著作系用法语写成，到1991年才出版英文译本，所以他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本身受到限制）以及文风颇多思辨和晦涩难懂的缘故。
需要强调的是，空间的生产并不只是一种理论思辨，它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城市研究案例。它在宏观上主要体现为对城市化过程的历史解读，微观上体现为城市及其社区发展的个案研究。如列斐伏尔本身就对城市化的历史以及巴黎的工人阶级状况、住宅、社区以及消费空间进行过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11]；大卫·哈维曾对巴尔的摩的城市景观和空间变化进行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并对巴黎的都市空间生产的历史和文本解构也非常经典[51－52]；爱德华·苏贾和迈克·迪尔对洛杉矶的拆解也具有典型性[8，19]；杨宇振对权力、资本与中国城市化关系的历史解读[37]以及台湾学者黄宗仪对上海空间生产的剖析[48]，都是有益的实证探索，但在案例剖析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上仍需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生产的实证研究虽然仍然是一个挑战，但它有案例可参照，有历史分析、文本分析和景观图像分析等方法可依循，所以具有可行性。
3 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对快速城市化产生的空间扩张、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担忧[53]，还是对新时期城市化动力机制趋向多元化[54－56]以及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转型期的判断[57]，内蕴的共识则是近20年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已经具有新的特征、结构和演化动力，城市空间已被多种新的要素和力量重塑。
在诸多新要素中，跨国资本的流动、各种权力的博弈、社会阶级的分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日趋强烈。比如，中国内地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美国等国的40多家企业投资兴建，总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表征了国际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48]；而高价住宅在城市中心的集中则使中低收入市民迁移到城郊边缘地带，反映了城市绅士化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58]；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不但引发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而且引起频繁的开发商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极端的比如各地多有报道的“钉子户”事件；上海、杭州、重庆等地建设的“新天地”式超大休闲娱乐城，彻底改变了人们与街道、店铺的血肉联系，这种消费文化正在成为控制城市空间生产的手段[59]。
透过上述典型事例可以看到，资本、权力、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正在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的“关键词”。城市已经不仅是传统的产业集聚“中心地”和“增长极”，而且成为资本、权力和阶级利益角逐的场所和工具。受此影响，城市空间正在发生不同于以往的根本变化。高档住宅产生的市区与郊区以及贫富社区的空间隔离，新的城市建筑（比如大型广场、摩天大楼、大型游乐场等）对社会活动的强大影响，显示出城市化正在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些城市现象和问题，亟需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应对。
4 中国城市空间研究的新视角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界兴起了研究空间的生产的热潮。这一方面表明该理论在国内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和研究“氛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城市空间发生根本变化和亟待解释和解决的紧迫性。由于地理学在空间问题上的传统优势，西方地理学家是推动空间的生产理论演进的主要力量，他们是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但是，在国内地理学界，就现有成果看，这一优势并不突出，关于空间生产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突出的案例研究还比较缺乏。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不但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予以充分的关切，而且应该积极探索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60]；还应该加强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地理研究，从多个角度看待和研究城市空间问题[61]。此外，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发展过程还预示着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倾向。对地理学界而言，在认真学习并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与其它学科和领域进行积极对话，将会帮助我们把握理论创造和产生良好实践效果的主动权。
无论从现实生活，还是理论发展来看，城市空间的生产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需要研究的学术问题。中国地理学正面临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城市问题与地理学紧密结合并发展中国地理学理论的难得契机。相关的实证案例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和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紧要的学术任务。
收稿时间：2010－12－10；修回时间：2011－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