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大陆报》本《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语境论文,大陆论文,汉译论文,鲁滨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虽然算不上是最早，但说得上是不断重译得最多的英国经典长篇小说之一，自钱塘跛少年沈祖芬于1898年译毕，题为《绝岛漂流记》，1902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以来，在整个20世纪出版了不下四十种译本、节译本、缩写本、改编本和英汉对照本，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鲁滨孙汉译系列。
不过，综观它的译介史，《鲁滨孙飘流记》虽然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人们恐怕还是很难像在欧洲那样，把它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浮士德》、《唐璜》等量齐观，看作是影响人类历史不多的几个伟大神话之一。在中国，除近代一个时期以外，《鲁滨孙飘流记》基本上是以知识性的“西方经典名著”和教育性的“少年读物”、“英文读物”的形象在世，虽然被一译再译，但似乎无论怎样都与中国格格不入。然而，近来后殖民理论和批评的兴起，《鲁滨孙飘流记》又一次被置于国际学界关注的中心，成为萨义德分析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与西方，特别是英、法殖民扩张社会之间关系的典型例证，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学界的研究热情。但汉译《鲁滨孙飘流记》并不等于源文本，无论译者是否采取忠实原作的翻译策略，实际上都是一种显在的或潜在的改写，所以，我们首先不能不面对这样先在的问题：《鲁滨孙飘流记》是如何被选中、汉译、阐释，甚至是被改写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论鲁滨孙？谈论什么？
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初，《鲁滨孙飘流记》一下子有三种汉译本面世。沈祖芬本：《绝岛漂流记》(1902)、《大陆报》本《鲁宾孙漂流记演义》(1902-03)和林纾、曾宗鞏本：《鲁滨孙飘流记》(1905)。①这种情况，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鲁滨孙飘流记》“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假如没有西方“在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荒野之地创造它自己的新世界的殖民事业，出现鲁滨孙·克鲁索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②。这一观点对于“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柯文语）的西方知识分子也许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经历过帝国主义瓜分惨痛的中国，对于这部即使没有萨义德的提醒或揭露，也不难确认其帝国话语倾向的小说③，其殖民意识形态与当时中华民族处于被殖民命运的危急关头正相天然敌对，为何还会被选中？而且是如此密集地几乎是同时推出三种译本？
这个“为何”的问题，不妨从“如何”来解答。
一
这里想要具体分析的是《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二个汉译本的翻译情况。《鲁滨孙飘流记》的第二个汉译本刊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10月出版的《大陆报》第1～4期及第7～12期，初刊目录题为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演义”，正文去掉“演义”二字，后都沿用此名；著者被译为“德富”，译者佚名——这倒并非因为歧视译者，而是由于该刊所有文章皆不具名。和沈祖芬本一样，《大陆报》本显然也计划将《鲁滨孙飘流记》和它的续集一并译完，但第一部连载结束、续集只连载了四回，约四万五千多字，就因刊物“改良”，而被腰斩，代之以更激进的歌颂虚无党精神的《俄罗斯国事犯》。
《大陆报》虽曾陆续署该报总发行所、林志其和廖陆庆等编辑，实系留日回国学生戢翼翚（元丞）、鼎彝（秦力山）、杨廷栋（翼之）等所主持。综合冯自由《革命逸史》和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等相关零散资料大概可以知道，《大陆报》主要编者均为孙中山心腹，与章太炎过从甚密，是革命初期大造革命排满舆论的策划者和宣传者，属于“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的励志会中主张光复主义的“激烈派”。就该报为作新社出版物，作新社又为戢翼翚利用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资本所创来看，戢氏当为灵魂人物。他被近人刘禺生称为：“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④在日本东京时，这批早期革命志士就曾于1900年参与主编了被时人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的《译书汇编》，冯自由认为“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⑤1901年革命派在汉口一役、安徽大通起兵失败后，戢翼翚和秦力山又亡命日本发刊《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⑥更因“密与中山先生议，发布推倒满清大革命之宣言”，被誉为“第一次堂堂正正革命之文字”。⑦不久以资本告罄而停刊后，戢翼翚在上海创办《大陆报》仍延请秦力山、杨廷栋等担任主笔，为“沪上革命党之交通重镇”。⑧虽然冯自由说《大陆报》鼓吹改革，排斥保皇，尤不遗余力，实为《国民报》之变相。⑨不过，也许因为毕竟是回国办报，其革命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综观《大陆报》之言论并不那么激烈，对朝廷敏感之事也有所隐晦，尤其是并未明日张胆打出革命与仇满的旗帜，而“以开进我国民之思想为宗旨”。⑩了解了这一背景，当清楚《大陆报》对《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既事出有因，也有所避讳。
译者在小序中并未直陈其政治意图，特别强调的是要按原著体例译之，以革新中国小说的翻译策略：“原书全为鲁宾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话虽如此，译作实为中西小说体式并杂，既保留西式第一人称叙事，又套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考虑到章回标题之提纲絜领作用，不避冗繁，抄录译者自拟二十回题目如下：
第一回 违慈训少年作远游 遇大风孤舟发虚想
第二回 风起海涌游子遇难 时过境换雄心又生
第三回 遇海贼屈身为奴仆 背主人乘势求自由
第四回 借打鱼孤舟泛远洋 逢荒岛小童求淡水
第五回 苦绝粮忽遇救星 误行舟重遭大劫
第六回 居荒岛力运船中物 发瘧病闷看旧约书
第七回 荷手枪入山猎诸兽 验足印设栅御野人
第八回 见肘胫痛哭残骸 除荆棘经营新洞
第九回 唱蛮歌人肉下浊酒 习英语异种结良朋
第十回 救同种海畔战野蛮 追暴徒船中逢老父
第十一回 归旧洞沿途谈保种 驾小舟入海救同胞
第十二回 遇大舰脱身归故国 上孤坟洒泪哭双亲
第十三回 感旧恩买棹访故人 报前德分金赠知己
第十四回 屡遭劫惊心走海路 强耐寒冒险过雪山
第十五回 老向导遇狼受伤 勇黑人与熊演剧
第十六回 听土人言少戒行险 谈他国事代抱不平
第十七回 得鸳偶中途悲破镜 遇驹儿老境再环球
第十八回 过旧居力张殖民政 涉大海血溅野蛮军
第十九回 趁英船偏遇蛮水夫 论中国痛谈丑官吏
第二十回 谈性质评定支那人 遍游历战退鞑靼种
第一人称叙事和章回体相结合产生了“第一人称章回体”小说，这的确有些怪异，似乎在创作中不曾出现，只能说是“如前锋”，“为开道之骅骝”的译本小说在最早处理中西小说体例之不同时，无法全部“同化”，也无心完全“异化”的初期遗物。根据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的研究，我国最早将叙事角度严格限制于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小说，是1906年发表的符禽著《禽海石》，它从叙述形式角度标志着我国传统小说形式的变革。(11)而实际上，1902年沈祖芬缩译的《绝岛漂流记》更早地提供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形式。《大陆报》本的《鲁宾孙漂流记演义》则更像是小说变革间的过渡。
与沈译本相比，《大陆报》本更加通俗化，“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12)，是消闲性与政治性报刊都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原则。考虑到同期革命名著邹容《革命军》的浅直之词、陈天华《猛回头》以弹词写述、《警世钟》为“新闻白话演说”，《大陆报》本对鲁滨孙的通俗演义当情有可原。如果说，我国传统章回体小说家讲述的是数个他人的多个故事，那么《大陆报》译本的“第一人称章回体”，讲述者充当的仍然是说书人的身份，讲述的不过是“我”一人的多个故事。而且受到说书人语调的制约，恐怕《大陆报》本也很难说是缩译本，或许称作重述缩写本较合适些。有意思的是，在《大陆报》译本中，鲁滨孙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通俗演义成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水浒风英雄。一方面，经标题点睛出的“感旧恩”、“报前德”、“代抱不平”的思想意识体现了民间话语的取向；另一方面，《大陆报》译本添加的“救同种”、“谈他国事代报不平”、“论中国痛谈丑官吏”等的政治改写，也使鲁滨孙成为宣讲“爱群”、“保种”、“排满”之类革命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二
本来，鲁滨孙形象无论怎么说都是个绝对个人主义者的典型，无论是18世纪预言家们所推崇的“自然人”，还是马克思所说“在历史中产生的”“‘市民社会’底先声”。(13)特别是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做出的“更完全的个人主义”的定位，进一步从经济和宗教两个方面论证了鲁滨孙作为经济个人主义和清教个人主义的典型特征。前者集中体现在主人公追求金钱利润，不受家庭与国家的限制，甚至人际关系和感情都服从于商品或功利价值的性格倾向，使“只有现代意义上是财产的金钱，才是引起深情的适当原因，友谊也只适用于那些可以将克鲁梭的经济利益放心相托的人”(14)。这样的世俗功利态度一向被看作是与其宗教的精神追求相矛盾的，在小说中也的确表现出宗教内容与故事情节之间的间离性，这也是《鲁滨孙飘流记》能够很容易地被读为旅行历险故事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正如瓦特所指出的那样，笛福本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承认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他向我们提供的是“一种‘高尚的’与‘低下的’动机被同样严肃对待”，精神内容与实际经济事务被赋予同样重要意义的叙事文体，这正是鲁滨孙形象的现代意义及其独特之处，他代表了一种“深刻的宗教世俗化倾向”。鲁滨孙无论是对于实际的功利主义的追求，还是对于宗教的思考都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模式和精神模式。
但鲁滨孙所代表的“绝对的个人”的价值观显然不仅与建立在忠孝节义之上的中国传统道德观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面临中国积弱、民族危亡的关头，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此时“初盛”的革命派所诉求的都不是个人之英雄，而是最广大的国家之国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约翰·穆勒《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不仅为他们输入了“国者积民而成”，国家者，非一家之私产，“为君主而立者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15)“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16)的现代国家和国民意识，也成为他们向大众启蒙的两个核心理念。所以，维新派和革命党人虽然在保皇，还是排满上泾渭分明，《大陆报》上曾接连发表《敬告中国之新民》、《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17)等文章，大肆攻击梁启超，但其现代国家和国民意识都取法同一思想资源，其对中国国民奴性、懦弱、自私的批判，对自主、尚武、发群等国民精神义务的倡导也如出一辙。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之目的，即在于“养吾人国家思想”，认为中国道德之发达，偏于私德，“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而泰西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他的《新民说》也以“公德”、“利群”为纲，一以贯之。他力倡的新道德，仍“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认为只有当吾四万万国民“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8)所谓“新民”就是要造成一代懂得并且能够合群、利群的新国民。因而强调“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甚至将自由也阐释为“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19)。《大陆报》更是危言耸听，告诫国民如果“爱祖国不如其爱身家；重公德不如其重私利……其结果遂为优者所制，而永沉沦于奴隶圈中，万劫不复”。(20)
革命派一旦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树立为现实的政治目标，询唤的更是“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21)。正像章士钊阐扬邹容《革命军》时所说的那样，其宣传策略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撏扯往事，恨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22)为动员最广大的革命军同仇敌忾，煽动“吾黄种之中国之皇汉人种”，“贼满洲人”“以游牧贱种”，“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的种族仇恨，号召吾四万万同胞“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23)成为鼓吹革命“为力甚大”的“最激烈之言论”。《大陆报》译本的连载与邹容《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仅同在上海，也几于同时发表，当在“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的思想指导下，相互呼应的产物。因而《鲁滨孙漂流记》被做了最大限度的改写和挪用，译者不仅对鲁滨孙形象进行了方向相背的逆转式改造，甚至借鉴流行一时的政治小说文体，当情节和人物不足以传达“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时，不惜撇开原作，加入大段的议论，随意增删发挥。
原作对于鲁滨孙的性格，最初强调的是他不安于现状，渴望航海的欲望和志向， 《大陆报》译本从一开始就为鲁滨孙加添了对于国家的义务观念，让他在尽孝和报国的道德两难中，堂而皇之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身份大发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尽之责的议论，批判中国“父母在，不远游”的迂腐观念。
从伦理学上来讲，大凡一个人在世界上，有对自己的义务、有对家庭的义务、有对社会的义务、有对国家的义务。人生幼时，受父母的教育，自然有孝顺感谢的义务；但是对国家上，自己便是一个国民；对社会上，自己便是一部机器。大凡年纪已长的人，便要挺身做国家社会上的公事。要使我的国家，为堂堂正正不受侵略的独立国家；要使我的社会为完完全全不受破坏的自由社会，这才算得个人。若终身守住父母，不出门庭，嚣嚣然以为尽孝道，一任自己的国家，被别国侵害，失了独立也不管；一任自己的社会，被别种破坏，失了自由也不管，虽然父母二人说我好，一二无知识的邻里乡党说我能尽孝道，也是无味。这等脾气，是那东方病夫国中人民的脾气，是世界上第一等坏脾气，我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以这等脾气为最下流的。(24)
这些言论和梁启超所谈如出一辙：“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甚至认为“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实与不孝同科”。(25)有所不同的是，梁启超是借孝道垂教万世之大义引申论证公德与之同理之义务，两者统一为显，对立为隐。邹容的《革命军》虽然言辞激烈，但也同样回避两者的对立问题，而与梁启超的论证逻辑相同：“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26)可见，为动员民众，询唤维新和革命的主体，梁启超和邹容所最感缺乏的“根本之根本”的品质，即“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致使难以收到一呼百应之效。他们所采取的不愿“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之策略，使他们在保留孝道吾民“所本有”的同时，又共同建构了泰西“其国人尽瘁国事之义务”，吾民“所本无”的新伦理，这和五四时期所建构的西方之个人主义道德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可以说，晚清知识分子更致力于国民启蒙，而非人的启蒙。
问题并不是哪种西方形象更真实，而是为什么要把西方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大陆报》译者甚至比两者更偏至，能够借助鲁滨孙大肆宣扬异国女王宰相为“与异种贱族大战”，“把祖宗遗传的国独立起来”，“以国为夫”、“以国为妻”，或是作为英国的“国民一分子”娶妻生子，怀抱的都是“当使英国人种，生息蘖滋起来”之目的的极端爱国精神，指斥一班“要安闲自在钉在家里”的软弱少年“就如死的一般”。(27)
更有甚者，国民精神之倡导仍嫌不足，进而将“军国民资格”树立为理想。译者让鲁滨孙及其侄儿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批判道：“你看他的人民，个个懦弱，并无军国民的资格。他反藉口为文献之邦，应该是斯文的，如今土地被邻国夺去，他也情愿做奴隶。”(28)“你们的国，若不速速自强，使人人皆练到军国民资格，恐不久必有一国来灭你。”(29)这一设身处地的告诫中国培养“军国民资格”的狂妄之辞，绝非逞一时之兴。续出《大陆报》的发刊词及内容添置军事，邹容《革命军》在“革命独立之大义”一章，模拟美国革命独立宣言约为数事，其一即“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唤起国民尚武之精神”、“增进国民向武之新智识”是革命党人要“于著书新闻杂志上（无论其为军事专门与否）盛为鼓吹军事思想”之宣传手段的体现。(30)在这样的革命谋略的指导下，《大陆报》版的鲁滨孙直接以“公事”否定“私事”，以“公德”贬斥“私德”就不足为怪了。对于当时所倡导的新教育，如果所学知识不与国家利益相挂联，也成为批判的对象。鲁滨孙对向他请教英语的礼拜五指桑骂槐地说： “我道读书原是很好的事，但是现今的人，往往读我英国的书，不上二三年，便想谋一个馆地。谋了一个馆地，他的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也不问他是做奴隶，是做牛马，便都称赞他的本事高强了。”义正词严地告诫礼拜五“汝欲读书，切不可做这没脸面的事，辜负我的教育精神”。(31)显然，这是从狭隘的民族气节出发，以“奴隶”、“牛马”、“没脸面”的修辞，否定了在独立、自治等价值体系中所大力倡导的自谋生计、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之意义。革命党人与时人将此种人骂为“二毛子”、“汉种的败类”(32)倒是同出一辙。
为达挽救国家危亡、推翻异族专制的双重目的，革命党人在建构宣扬国民之权利义务的同时，不能不鼓动，甚至是身教“乐死不辞”、“誓不欲生”的牺牲精神。陈天华敬告中国人“我中国数千年来为外人所屠割如恒河沙”，而今“奄奄有种绝之虞”，都“以畏死故”。奉劝同胞“把生死，十分看透，杀国仇，保同族，效命疆场”，(33)并最终为达“死而少言”之效，从容就死。邹容也不仅停留于呼吁国人“掷尔头颅，暴尔肝脑”，更为反抗满人专制，自到捕房投案，病死狱中。《大陆报》在“社说”这一重要栏目中陆续三期发表《中国之汉选》的长文，其核心观点就是批判“中国人爱财惧死，成于性根”，痛陈中国“实有民无士之国哉”。其他如《粘液质之支那国民》、《论文明第一要素及中国之不能女明之原因》（一、二）等文所倡导的厚信义，尚廉耻，少大言，抵死不为强族所屈的国民德性都出于同一精神。(34)由此观之，《大陆报》本的鲁滨孙堪称革命党人的缩影，为达冒险远游之志，与父母不辞而别，当面临狂风大浪，灭顶之灾的关头，他不仅不像原作那样胆战心惊，悔恨不已，反而充满豪情，“专等住一个大浪来，把这船吞没了去，我们这一船的人，一起同死，也就很快活”，并对生死展开大段思考道：
人死则已矣，何必哭呢？人生则事端正多，可哭的亦正多。有几多人痴生一世，不知八星为何物，不知五洲为何状，你道可哭不可哭？又有一等暴君污吏，压制人民自由，作恶一世，不如早死；若幸而遇着人民革命，被人民杀死，罪罚相抵，也还罢了；有些不幸的人民，偏又愚蠢，不知革命为何物，君吏暴虐一世，死了之时，还有些臣民叫他做什么太祖太宗，仁慈神圣。虽然一时荣幸，后世不知彼几多辱骂。……倒不如大丈夫独往独来，无挂碍，无恐怖。可生则生，以多做国家社会上一些义务；到了当死之时，甘心赴死，干干净净，姣姣洁洁，岂不胜于糊涂偷生，借生行恶的人几千万倍么？(35)
译文添加的这一大段关于生死的议论，显然是和革命党人一同在询唤“牺牲个人，以利天下”(36)的精神人格，他一再直抒胸臆：“我生平以爱群为志，凡有益于国民之事，即把我这斗大的头颅送他，也是甘愿的。”(37)
译者与原作“完全的个人主义”精神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表现是，赋予鲁滨孙“爱群”的抱负并一再加以渲染。鲁滨孙死里逃生，飘落荒岛，原作描写他情不自禁地感谢起上帝，又为忧心自己的生存，“竟像疯子似地乱跑一阵”；译作却让鲁滨孙首先叹气的是“我生平是最爱群的，今日一般人皆死了，单单留下我这一条性命，在这荒岛”。(38)独自居岛时期也不断为此而沮丧：“想起我不幸漂流这岛，一生事业，大抵泯没了，倘有多人同来，结一团体，他日把这岛兴旺起来，成了一个独立国，也未可知呢。这是无望了，我总是枉了此生。越思越苦。”(39)或者以他人之口赞颂鲁滨孙的这一品格。如鲁滨孙借打鱼和摩尔少年苏里一起从海盗船长的手中逃出，被葡萄牙船长相救后，马上就把苏里以六十个比索卖给这位船长为奴。在原作中，虽然是船长提出要买苏里，鲁滨孙也为这个孩子帮自己恢复了自由，现在自己反而要出卖他的自由而犹豫过，但得到船长十年放他自由的保证后，还是把苏里让给了他，只是后来漂流荒岛缺少劳动力时才为此举深感后悔。这个情节在西方一向被作为鲁滨孙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从而削弱了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关系重要性的一个典型例证。对于讲义气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就更不能容忍。《大陆报》译本将这一情节改译为是秀丽（即苏里）见鲁滨孙到达巴西后“苦无资斧”，主动献策说：“我们束手待毙，总不成功，不如我到船主家中工作。你取我的身价去做些小经纪，尚可养活，岂不好吗？”即使如此，译者仍觉不满，又让鲁滨孙再三不依，秀丽“至诚恳切”地表白说：“我自愿当苦工，只因你能爱群，若你饿死，便是世界上少一个爱群的人了。”最终又添以秀丽被卖后，鲁滨孙“顿足捶胸”、“大恸一场”才算了事，按下不表。(40)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还无法接受鲁滨孙个人主义式的英雄，个人只有被想象成为国家或群的一部分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而一旦成为这一价值的象征，就具有了值得别人做出牺牲的合法化理由。
如果说原作鲁滨孙独自一人，在荒岛上创建起又一帝国的作为，实践了英人“恒自夸于世”的自治之力：“五洲之内，无论何地，苟有一二英人之足迹，则其地即形成第二之英国”(41)，那么汉译改写后的鲁滨孙所蕴涵的价值观则仿佛不为群、为种、为国，个人就无所作为，毫无价值了。因此，鲁滨孙独居荒岛时期因属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遭大肆删减，极度渲染的是鲁滨孙拯救礼拜五和“救同种海畔战野蛮”，英雄有用武之地的作为。他的救人动机也由听从上帝的旨意改写为“有善人居这岛，专救人命”。(42)从而使鲁滨孙实践了革命党人的盛赞：“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大英雄、大豪杰。”(43)
三
《大陆报》译本所添增的另一革命意识是和“爱种”与“仇满”联系在一起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清帝后出走，议和赔款高达近十万万两而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当时的民族主义暂时由反帝转向反满，“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成为“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44)邹容的《革命军》专辟一章论述“革命必剖清人种”的问题，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同盟会最具号召力的誓词，章太炎大书《正仇满论》都是这一时代情绪的代表。当时“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45)章太炎一再宣扬：“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46)在大造仇满气氛的同时，汉种意识也得到大肆宣扬，革命派宣称要“先以种族之念觉汉种”(47)，不仅用国粹、汉种的历史激动种性，甚至将爱种之心建构为“生民之良知本能”、“仁以自爱其类”之“同德”、“同气”。《大陆报》本所宣扬的“仇满”、“爱种”意识正出于同样的宣传逻辑和策略。
笛福以鲁滨孙遭遇食人生番的情景建构的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优劣等级。书中描写鲁滨孙漂流到的荒岛属于加勒比海地区，小说描述鲁滨孙第一次见到吃人留下的场景，惊魂稍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心里满怀着敬爱，眼睛里包含着热泪，仰起头来感谢上帝，因为他当初让我降生在世界的另一片地方，使我同这些可怕的土著有了区别”。(48)小说通过对吃人肉场景的一再渲染，鲁滨孙面对这些吃人肉的生番一再展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怎么能够容忍，怎么竟听任他所创造的人这么惨无人道”(49)的宗教思考，实际上是把英国殖民者和加勒比土著的现实种族身份，以文学的修辞置换为基督徒（选民）和食人肉者（弃民）、文明和野蛮的区分，从而使鲁滨孙能够以正义的名义，对原住民进行殖民史上一再重演的血腥大屠杀。
《大陆报》译者在此大做文章，一方面将之改写为以善恶做出道德的区分，另一方面又通过加添“归旧洞沿途谈保种”的情节，大肆宣扬种族意识。前者表现在译者不把食人作为当地土著庆祝胜利的一种习俗，而是看成作恶。不在优越的白种人和低劣的野蛮人之间，而是把土著以善恶区别为土人和野蛮人。食人者为恶为野蛮，被食者则为土人为同类。这样，鲁滨孙见到同类被食后的残肉剩骨，不似原作那样“翻肠倒胃地一场猛呕”，而是“不知不觉眼眶中涌出爱群的万斛英雄泪，大哭一场，彷徨于累累的尸骨左右，不忍舍去，直至薄暮，始回洞中，又哭了一夜”。(50)完全是一种对至亲挚友的哀恸。另一至关重要的改写，是删掉了与食人生番同种的礼拜五也吃人肉的细节，而把礼拜五因其“良善”， “不似那凶恶一般的人”，归入“似我欧洲人”的类别，从根本上改写了鲁滨孙和星期五的关系。原作以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建构的是主与奴关系的合理性，鲁滨孙对“星期五”的命名，对自己以“主人”的称谓，就是为了让他永生铭记这一天所标示的这一关系。而《大陆报》译本却将这一命名解释成是因他在“礼拜五来的”，而非原作所强调的“我正是在礼拜五这天救了他的性命”，同时又删去了让礼拜五称自己为“主人”的情景，而增以“遂与他结做极相得的朋友”的明确关系定位。这也惠及和礼拜五同一部落战败的土人，在原作中同样食人的这一部落，被改写成因海上遇难而受到救助的十七位白种西班牙人要为之“除恶”和“报德”的对象，当“野蛮无理取闹”，“与部落中人，大启战争”之时，他们为此“挺着豪气，相率从征”。(51)在这里，译者对我与他者关系的处理，显然不是于种族之间，而是在善与恶之间划界。
但另一方面，种族意识毕竟是此时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一个最具有凝聚力和煽动性的内容，显然译者与革命派一样为吾同胞“无国性”、“无种性”，“不为文明人（指英、法、俄、美等国）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指满洲人）奴隶之奴隶”而“哀哉”复哀哉，因而在鲁滨孙“救同种”的情节上大做攻击清廷，畅“谈保种”的文章。
原作描述鲁滨孙解救了与自己同为白种的西班牙人及礼拜五的父亲后，第一感觉是“自己颇像个君主”。“首先，这整个的岛只属于我个人，所以我对它拥有无可置疑的统治权。其次，我的百姓完全听命于我，我是绝对的主宰，我的意志也就是法律；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救的，所以万一有必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52)在这里，原作中鲁滨孙与礼拜五、西班牙人之关系，不仅象征了英国对野蛮世界的绝对统治权，也代表了英国对文明世界的绝对统治权。但面对与自己同样来自文明世界的平等对手，鲁滨孙很快就为这些同种是否会恩将仇报忧虑不已。《大陆报》译本对鲁滨孙与白种人之关系的建构，宣扬的完全是具有侠义之气，与生俱来的“爱种之心”。当鲁滨孙发现一个白种人即将被吃，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面对十倍于我的野蛮人，“大叫道”：
我漂流这岛二十七年，想欲梦见一个欧洲人也是不能，今日野蛮倘把我这同胞杀害了，我抵死也要报复这仇，以达我爱群之目的。……这是救我同胞的义务。即是被野蛮夹活吃下肚子里，我也不怕。(53)
鲁滨孙因救同种的性命“心里有无尽的快乐”，于是向被救的西班牙人倾诉： “我与你同是白种，今日得救你的性命，我心坎里的志愿稍稍安慰。”西班牙人也对鲁滨孙的手足之情感同身受：“先生素常爱种，今日得尽义务，心里自然不知不觉发起快乐来。”与原作将“海外冒险”建构为英国人之代表鲁滨孙的天性，或者说是本性不同的是，译者将这一“爱种的心”说成是“天然的”。原作在礼拜五和鲁滨孙一起大战野蛮人，救出即将被吃的俘虏，意外发现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时，描述的是鲁滨孙为礼拜五对父亲感人至深的亲情而大发感慨。《大陆报》译本在此点染的却是种族意识，鲁滨孙对西班牙人说：“你看，勿赖代（礼拜五）今日也曾救得一个同种，他便不告诉我们，自己逛去。可见爱种的心本是天然的，所以人人都有这心。”(54)在把白种人的优秀品质建构为“爱种”、有种性意识的基础上，译者又借这两个白人之口批判道：
我曾听说，世界上有一种人，专好同种杀同种。遇有战争的事，倘是国中内乱，那政府的人，就像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倘遇与他国启衅，那政府的人，就变做缩头龟，急急把偌大的权利，要害的土地，奉送他国的人。这也罢了，又有一桩事情，实是我欧洲的人所未有的。听说有一回，他的邻国要求他的土地，那政府慌了，乱了手脚。他的国民告诉政府要拒绝邻人所求。那政府大怒，要拿这国民去受死罪。你道奇怪不奇怪。是不独不爱种，并且不爱土地哩。……这等国必定灭亡。我幼时也曾听说，有一个很大的国，后来因国中内乱，把他皇帝杀了。彼时有一个将官，因为他的私事，跑到邻国借兵，打进本国来，那一把皇帝坐的金交椅，便被邻国人坐了。起初时，国民亦有不服的。到了后来做惯了，竟不知是异种的人，做他们的主人翁。且有一班的人，因贪这功名利禄，不得已把尽忠等字样做藉口。有一次，他的同种要想恢复河山，那一班的人起一队的大兵，替异种剿除同种。战了好几年，也不知杀死的人有多少哩！这叫做同种代异种杀同种。(55)
译者所加添的这一大段议论，其矛头指向，虽因避讳而不明言，但显然有着不言而喻之效。以当时公认为是优越而文明之白种人批判满清异族统治的潜在逻辑是，他们代表着“世界之公理”，因之“爱种”也就具有了“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的普遍真理性；因之同种杀同种，异种做君主，同种代异种杀同种也就成了世界之荒谬绝伦的“不平的事”。以进化和种族划界，满清统治就成了公理不容，彻底丧失了全部合法性。这与革命派建构革命仇满的合法性，完全出于同一口径。陈天华尽管自称是革命派中“置重于政治问题者”，而非“置重于民族主义者”，(56)但他同样认为，“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所以文明各国，如有外种人要占他的国度，他宁可全种战死，绝不做外种的奴隶。”(57)章太炎、邹容作为陈天华所称革命中之“置重于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就更激烈得无以复加，邹容义正词严地宣称：“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一大原因也。”因而理直气壮地呼吁，“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号召“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58)
《大陆报》本译至《鲁滨孙飘流记》续集，更借助鲁滨孙到中国游历的情节，批判支那官场贪污受贿，内外勾结，出卖国土，“各自谋各自的银子”，不理朝政，土地荒废，臭味难闻的腐败堕落现象。国民或长睡不醒，或甘做奴隶，或怕死不敢出头，卖国的人可以升官发财，爱国的人反遭杀戮的可悲黑暗的现实；指责“支那的鼎革”“不过是贪得这一把皇帝坐的金交椅”，支那的政治法律“不过是设一个大圈套，系一条大绳索，禁锢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自由，使人民千万年做他的奴隶，以保固他的权位”。而对比自己国家的革命，“非是我们百姓要夺皇帝的金交椅坐”，因为 “我们的皇帝，只当一个大总理，代我们理事，他若管理不善，我们便要辞他换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我们的政治法律皆是“国民公议”，“概凭多数决断”，“所以，我们的国民个个协力同心，断不至有服从异种贱族的事”。认为“只就这桩事比较起来，可见支那的人民与我英国的人民程度相去，不啻天渊”。(59)显然，以洋人的身份宣传革命的性质与成效更为可信，批判也更加有力。由此可见，翻译在晚清时期的特殊作用。以异国形象做革命的代言人，不仅可以言自己所不敢言，也像当时的革命檄文中经常引用英、法、美等先进国家的政治、思想、事例作为既成事实、真理和前途的宣传方法一样，能够造成毋庸置疑之势，将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发挥到极致。
处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鲁滨孙形象与“爱群”，富于牺牲精神相适应的是充满豪情和大丈夫气概的英雄风貌，因此，《大陆报》译本和沈译本一样大量删节了鲁滨孙在荒岛上为自我生存所做的各种手工艺劳动的过程和细节，而以“大丈夫何事不能为，即是一个世界，也能制造出来，难道区区器具，不能制造吗”，(60)一言而蔽之。原作描写鲁滨孙在海滩上发现脚印之后，如何五雷轰顶，丧魂落魄，为了保存自己，如何苦干了好几个月，为自己居住的洞穴，筑了两道屏障，插种了两万多株树枝，殚思极虑，费尽心机。《大陆报》译本显然深感如此举动有损英雄形象，而杜撰了鲁滨孙在数百株丛林中放火烧炭的情节，让腾腾烈烈烟焰烘天的气势与鲁滨孙的火烈性格相映生辉。更通过鲁滨孙救人的心理和行为渲染其英雄品格，如鲁滨孙站在山顶看到礼拜五逃跑被食人者追赶，译本添加了鲁滨孙的心理活动是“我恨不得变了一阵狂风，把他撮上山来”。拯救礼拜五的动作是“直自山顶，一轱辘滚将下来”。(61)这与原作鲁滨孙始终以冷静的旁观者审时度势，见有机可乘才加以援手的姿态是大相径庭的，译者为其加添的是中国绿林好汉的鲁莽之风。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大陆报》将鲁滨孙挪用为革命的代言人，又把他演义改造成水浒风的英雄，如此挪用和改造显然折射着早期革命党人所期许的革命性质和革命者形象。
总之，《大陆报》本彻底扭转了鲁滨孙形象，使之从绝对个人主义的典型改向为“爱群”、“排满”、“尽瘁国事之义务”的国民典范；把爱好冒险的天性改写为根于天然本能的爱种之心；将冷漠、算计、小心谨慎的性格转变为乐死不辞，充满大丈夫气概的英雄豪杰，从而让鲁滨孙承担起宣扬革命精神，建构革命合法性，动员大众参与革命的有效工具。译者以鲁滨孙之口所宣扬的国民“义务”观念、“牺牲”精神和“爱群”、“排满”意识都与此时革命党人的宣传纲领和要点一一合辙。由此看来，说《大陆报》本的《鲁宾孙漂流记演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文本也不为过。在中国 “走向共和”的现代历史中，它为我们留存了大造革命舆论，打造革命合法性尚未“圆满精致”时的一份档案。
注释：
①【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版）共列有5种译本，除本文所 列这三种外，还有从龛译《绝岛英雄》（广益书局1906年版）、孙毓修编译《绝岛漂流》（上海商务印书馆），据笔者查阅，此两种均非笛福所作。
②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86页。
③林纾就曾把西人之称为英雄的哥伦布、鲁滨孙之流看作是“行劫者”，“灭种者之盗”。见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④⑦⑧刘禺生：《述戢翼翚生平》，《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0、155、155页。
⑤冯自由：《励志会与译书汇编》，《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页。
⑥⑨冯自由：《东京国民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⑩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大陆报》第5期，《敬告读者诸君》，第10页。
(11)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12)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游戏报》1897年7月28日。
(13)马克思著，刘潇然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14)伊恩·P.瓦特著，高原等译：《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页。
(15)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清光绪二十五年），《饮冰室合集》(1)，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16)(21)(23)(26)(36)(47)(58)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6,31,49,59,43,40、13、7页。
(17)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4月《大陆报》第6期。
(18)参阅梁启超《新民丛刊宗旨》（1902年2月《新民丛刊》创刊号）、《新民说·论公德》。
(19)(25)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64页。
(20)《论文明第一要素及中国不能文明之原因》，清光绪三十年(1904)《大陆报》第2年第2期。
(22)章士钊：《读〈革命军〉》，1903年1月9日《苏报》。
(24)(35)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大陆报》第1期，《鲁宾孙漂流记演义》，第2～3、425页。
(27)(29)光绪二十九年(1903)8月《大陆报》第11期，《鲁宾孙漂流记》，第81、83,190页。
(28)(59)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大陆报》第12期，《鲁宾孙漂流记》，第7、128页。
(30)参阅光绪三十年(1904)1月《大陆报》第二年第1期：《续出大陆报发刊词》、《军事思想普及与国民之方法手段》等。
(31)(42)(51)(53)(61)光绪二十九年(1903)5月《大陆报》第7期，《鲁宾孙漂流记》，第42、46、46、45、40页。
(32)陈天华：《猛回头》，刘晴波、彭国兴编校：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33)陈天华：《敬告湖南人》、《猛回头》，《陈天华集》，第11、48页。
(34)以上所提文章分别发表于第3、4、8、10期；第2年第2、3期。
(37)(38)(39)(40)光绪二十九年(1903)一月《大陆报》第3期，《鲁宾孙漂流记演义》，第20、23、27、21页。
(41)参阅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清光绪二十九年），《饮冰室合集》(2)，卷14，中华书局，第4页。
(43)(57)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72、81页。
(44)(45)【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72、473,488页。
(4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48)(49)(52)笛福著、黄杲炘译：《鲁滨孙历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64、201页。
(50)(60)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大陆报》第4期，《鲁宾孙漂流记》，第34、29页。
(54)(55)光绪二十九年(1903)5月（原刊如此）《大陆报》第8期，《鲁宾孙漂流记》，第49、49～50页
(56)参阅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