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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本刊记者王珏、张岩就科学道德与科学责任的问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先生。现将林先生的讲话内容整理如下。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目前比较关注的科学道德问题？
林先生：我只能从数学方面来讲讲数学的道德问题以及它对社会的负影响。
数学是与大众和社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就小学数学来说，男女老少都会用到。最简单的，买东西时，不可避免的要用到算术；农民配农药就要用到百分比。生活中处处都能碰到。说到中学数学，同样对社会非常重要。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测量一颗树的高度。有人会觉得奇怪，树的高度怎么测呢，把树砍倒还是爬到树上去呢？学过中学数学，学过三角的人都知道，可以通过仰角度和水平距离，就知道高度，用不着砍树或爬树了。这就是数学的作用。又比如说，山的高度。能不能也通过仰角，水平距离来测得山的高度呢？如果山坡是直的就简单了，可山坡是弯曲的，每一处的斜率都在变化。要用变化的斜率把高度算出来，这就要用到微积分了。这就是大学数学的内容。可见数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人口，现在人口在不断增加，通过微积分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预测以后的人口数。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这些有用的数学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并且支持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我觉得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数学越搞越复杂了。一方面是有必要，但另一方面把很大的人力财力投入到很孤立、窄小的方面。少数人做的非常深，但大多数人都不懂。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社会人力财力。数学应该做最简单最有用的部分，而不是现在做的过分复杂，过分细节最终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把很多的人力投进去，是很大的浪费，把人引向错误的道路。最好的数学能把理论简化，给大众共享。
同时数学跟别的学科一样，也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国内外都有。在中国，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我经常参加一些讨论会，我们深深感到，有些中国人不愿以中国人为榜样。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常提及的是外国做了什么，而不愿提国内曾做过些什么。自己看不起自己。问题非常严重。一个成果被外国人发表，我们就觉得很服气。要是被中国人发表，我们就要挑刺。宁愿这个结果是外国人得到的，也不愿是中国人得到的。这是很典型的现象。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引用中国人的成果，应该优先引用中国人自己的工作。我们审查稿子的时候，常常发现，明明中国人也做了，可是一点都不提及，满篇引用的都是外国人的工作。明明一项工作是中国人先做的，他也不说，非说是外国人先做的。好象跟着中国人做没有面子，跟着外国人做就特别服气。这种现象很严重。从老到小都有。我们自己也不够注意，在引用文章时也常说国外如何如何，年轻人就跟我们学。评论也是，总觉得中国人说了不算，非要找外国人来说几句。我们要重视中国人自己的创造，要优先考虑我们自己的成果。具体在写文章中，就要优先引用中国人自己的工作，再引用外国人的。很多工作，是中国人做的，就要说是中国人做的。现在我们恰恰相反，明明中国人自己有的，他不用，非要从国外很远的地方找一个无关紧要的文章来。我说的数学，但我觉得别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
林先生：我觉得有个导向问题。现在评博导、评教授，包括更高的职称，都非常注意外国的引用。外国的引用是对的，因为我们要注意国际评价。但是，我们却没考虑中国人自己是怎么看问题的。我参加过好多评选，会上总爱介绍国外如何如何评价，最后一个评委站出来说，既然如此，你们叫国外的人来评好了，还要我们干什么？这话讲得很对。现在许多的人眼睛都向外国人看，中国人说话不算，中国人没有威信。一项工作跟中国人有关系，他也不说，就说跟外国人有关系，因为中国人大家都看不上啊。现在一说评价，外国说了才算。中国应该选定自己的鉴别标准，自己鉴别自己的水平高低。我的一个学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很优秀。但是，人家评定他就问外国人是怎么说的，他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可是，我说了不算，非要我把国外的朋友找来为他做鉴定。他刚出来，还没机会接触到国外。他是我的学生，我是他的导师，外国人有我了解他吗？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中国必须树立自己的标准。
我非常赞成过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话，只有世界第一，没有中国第一。我们当然要去争世界第一，工作要让国际同行评价，不能自己评，因为我们自己还会互相攻击。这是非常对的，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要有自己的识别能力。
记者：您是否认为造成这个现象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呢？
林先生：归根结底，我们要在国际上打开局面，就要有外国人的评价。但是这也要看情况，就国外来讲，比如很多年轻人从国外回来，他们的老板对他们评价非常高，因为这是跟着他做的。但国内情况就不一样，国内我们独立做的工作，好多人投稿到国际刊物，都被退回来。只要我们的工作是跟国外同时做，或是超过他们，他们都不承认。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梁国平教授，他是计算数学非常好的专家，现在在做软件。我问他，很多计算数学的工作都是你开头的，比国外都要早，为什么你不接着做呢？他说，做不下去啊，好多工作，只要比国外早的，国外都不承认，说是他们先做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支持，也都说是国外先做的。于是就被孤立。还有一位年轻院士，也告诉我类似的故事。
国外的很多学派，都是被捧起来的。我们中国人呢，正好相反，不捧自己人。又比如国际会议，我们中国人很少能参加国际会议。因为这么远，花这么多钱。中国人参加国际会议比别人有限得多。我们很难到国际上去宣传。我们只有自己团结起来。事实上，国外都是自己捧自己，一大堆人造成一个声势，捧出一个带头人。而我们常常是互相打，几个带头人互相打。最后都说你的工作国外有了，互相抨击。过去说诺贝尔奖曾经考虑过我国某个方面科学家。但是，我们自己谁都要打头，大家都不拿可以，但是不能由一个中国人拿。宁愿让外国人来拿。我们的这个毛病非常严重。
记者：那您觉得应该怎样改变这个问题呢？
林先生：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应该在各个报刊杂志上都讨论这个问题，呼吁一下。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中国的学派。而不是把工作都归成外国学派的一部分，甚至说是受到国外工作的启发。
学术界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文章是自己的好。总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好，总是把别人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把别人的工作消化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掩盖了别人的工作，突出了自己。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有。但是，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提出来，希望大家共勉。我希望同行们以后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别人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别人的继续比较好。这样，大家都能团结得更好。否则，谁也不服谁。有时候，工作是别人的继承，却把别人的成果给忽略掉了，只强调自己的那部分。有时候就用一个“等”字，或者用一个“＊＊小组”，把别人都给省略掉了。所有的工作到最后都成了自己一个人的了。我觉得这很不客观，应该尊重别人的工作，重视别人的工作，在文章中应说明别人的工作对自己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严重，一些学生出国拿国内的工作出去发表，不提国内一起工作的人。把工作当作是自己一个人的成果。国外不了解情况，以为是他一个人的创造性成果。我们国内也不知道，只有少数发表出来后，或得了奖后我们才会知道，这原来是国内一起的工作成果。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现象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林先生：为了发表，为了得奖。你如果说明这个idea（此处可译为：创意）是别人的，就没有自己的独创性，又怎么可能得奖呢。有一个学生就直接说，“我必须要用这个成果，而且不能多提到别人。因为在国外要工作，不靠这个，就没有饭碗了。您们都是院士了，我连助教都还没当上呢。”
记者：那这种现象在国外存在多吗？
林先生：也有。国外就我所知，也有些人写书时把别人的idea写到他的书中去，视为已有。
记者：您是否觉得这个评奖制度不够完善呢？
林先生：是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很正直，就好一些。我参加过一个国际评委会，那里就敢于讲真话，坦率，有什么问题马上当面指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一点跟目前中国的评审不太一样，我们一般都不会当面指出别人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到对自己敢于解剖，对别人敢于抨击。解剖自己不容易，抨击别人更难了。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
记者：您是否觉得科学家应该对自己的成果负责呢？
林先生：我觉得很难要求科学家对自己的成果负责。科学家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追求真理，不管后果。比如勾股弦定理，在当时数即万物的哲学统治下，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由数构成的。但是，毕氏的学生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分数。在当时的概念，这就不是数了。这一点违背了当时数即万物的流行准则，被禁止公布。但是他不管这些，他觉得是真理，就应该讲出。科学家不管所谓的世俗观念，坚持了他的观点。所以，你不能因为一些道德方面的原因，就要求科学家停止他的研究。
至于科学成果的应用，我觉得这是各国政府领导人所应该把握的问题，属于政府的责任。应该成立一个机构，管理科学成果。但是由于科学家对自己的成果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所以他有责任告诉大家他的成果有可能带来的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