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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1089)八月，朝廷以“刑部侍郎赵君锡、翰林学士苏辙为贺辽国生辰使，阁门通事舍人高遵固、朱伯材副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420页。）。出使途中，苏辙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叙述出使感受、沿途见闻、契丹风俗、民族情感等等方面内容，在北宋民族交往史上，值得书写一笔。
民族交流之媒介——苏辙奉使诗的意义
中国古代官方的民族观念，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很少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外族，这是毋庸讳言的。魏征对唐太宗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5页。）在这样的民族观念引导下，很少有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局面出现。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的形象体现，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也难得有对不同民族平等相处场面的描写或讴歌。
造成这样的现实，固然与古代不同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等形成的历史积怨相关。同时也因为，古代交通落后，异族之间如果居住相隔遥远，便极少交往。换句话说，中原汉族对四边的少数民族了解甚少，隔膜甚深。这也是“戎狄禽兽”观念产生的一种历史背景。
进入北宋，特殊国策造成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利，中原汉族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只得卑躬屈膝。这对古代自大惯了的汉族人士来说，是又一重的屈辱。于是，北宋的民族隔阂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连心胸开阔豁达如苏轼者，提及异族也总是声称“夷虏性贪”（注：《苏轼文集》卷三○《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8页。），或丑化异族为“横拜如蹲犬，胡装尚衣貂”（注：《苏轼诗集》卷四七《获鬼章二十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8页。）。即使苏辙这次出使契丹，发现苏轼声名远播边地，赶紧告诉苏轼“逢见胡人问大苏”（注：《苏辙集》卷一六《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1页。）的趣事，苏轼的答复依然充满了对异族的不屑，云：“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
舌问三苏。”（注：《苏轼诗集》卷三一《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71页。）
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加对周边民族的了解，必须依赖相互间的正常往来。古代民族交往，大致不出军事、经济、外交三种途径。军事交往不是正常态式，双方都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对方；经济交往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经商行为，对朝廷上层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外交交往则是双方较高层次的正常来往，往往对朝廷的决策直接发挥作用。中原使臣到了边地，亲眼目睹异族的生活方式，亲身感受异域的风光景色，有了真实的与异族情感交流的体验，隔阂多少可以破除，他们会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民族。使臣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苏辙此次出使契丹及所创作的二十八首诗歌，便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的具体篇目如下：《次莫州通判刘泾韵二首》、《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赠右番赵侍郎》、《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绝句二首》、《过杨无敌庙》、《燕山》、《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会仙馆二绝句》、《出山》、《奚君》、《惠州》、《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木叶山》、《虏帐》、《十日南归马上口占呈同事》、《伤足》、《春日寄内》、《渡桑乾》等。
北宋自真宗朝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交往频繁，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人数众多，其中不乏能文者，如苏耆、晁迥、王曾、王洙、余靖、富弼、欧阳修、苏颂、王钦臣、彭汝砺、吕大忠、曾肇、宋绶、韩亿、韩综、韩忠彦、孔道辅、郭稹、赵瞻、刘跂、张舜民等等，以及这次与苏辙一起出使契丹的赵君锡。其中相当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形诸歌咏，如欧阳修有八首、苏颂有二首、王钦臣有一首、彭汝砺有一首、刘跂有十四首等等。这些诗歌，题材与写作手段皆有独到之处，在当时便脍炙人口，深受欢迎。如苏耆曾两度出使辽国，苏舜钦《先公墓志铭》称：“诏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任，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相比较而言，苏辙这组诗数量最多，表现的情感最为丰富复杂，故而显得弥足珍贵。
对异乡异族之拒斥——苏辙赴契丹途中的感受
这组奉使诗，依据时间顺序可分为赴契丹途中之经历与到达契丹后之见闻两部分。
赴契丹途中部分诗歌，内容涉及到沿途官员的送迎应酬、渐渐北上的特别感受、使臣之间的日常交往等等，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则非常复杂。
幽云十六州，自五代沦落为契丹人所有，中原人士罕至。北宋自太宗朝败于契丹，一直对其俯首帖耳。北宋使臣出使辽国，自然有一种屈辱感。他们既要委曲求全，又要不失大国体面，外交分寸难以把握。所谓弱国无外交，动辄得咎。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晁迥出使辽国，回朝之后即有人参奏说：“迥与辽人劝酬戏谑，道醉而乘车，皆可罪。”真宗虽然没有惩罚晁迥，却也认为晁迥举止确实不当。”（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8、1849页。）又，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韩亿为契丹后生辰使，崇仪副使田承说副之。”“承说，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专，妄传皇太后旨于契丹曰：‘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两朝之臣，勿相猜沮。’亿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别置宴使，其大臣来伴，且问亿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独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于帘前以此语戒敕之，非欲达于北朝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13页。）哲宗元符二年(1099)，礼部尚书蹇序辰出使辽国，“颇失使事之体”，坐罚金八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77页。）出使期间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都要被夸张处理，表现了北宋王朝对待辽国的失衡态度。因此，出使辽国被当时的朝臣视作不愉快的经历。使臣奉命出发之际，情绪大抵不佳。
苏辙家乡在四川，出仕之后也未到过北方边塞。这次奉命首次来到此地，且担负着特殊使命，赴契丹途中便充满了对异乡异族难以消除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因未与契丹民族真实交往之前便存在的拒斥和疑惧心理所引起的。换言之，赴使途中，苏辙心绪不宁，心情不佳。
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诗人一开始并不接受。《次莫州通判刘泾韵二首》其二后半首云：“古锦屡开新得句，弊貂方竞苦寒时。南还欲向春风饮，塞柳凋枯恐未知。”莫州，乃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已经地近契丹。这二首诗是与地方官的唱和之作，诗的主旨是称赞对方“拥毡绝漠闻嘉语，缓带临边出好诗”（其一）之才华，最后流露的却是自己对“苦寒”气候与“塞柳凋枯”景色的不适应，渴望能够早日“南还”，与友人再共饮于“春风”之中。诗人过雄州，同样有“烟波坐觉胡尘远”之感，期待“使君约我南来饮，人日河桥柳正黄”（《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其一）。诗后自注云：“生辰使例，以人日还至雄州。”雄州，即今天河北省雄县，当时为宋辽边城。回到雄州，便有了“生入玉门关”的欣慰。
北宋朝臣出使，没有了唐人欣赏异域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之从容闲雅的气度，也没有了唐人诧异边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惊艳猎奇的心态，更没有了唐人“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之慷慨豪迈的心胸。北宋“积弱”的国势直接影响了时人的心理状态。心境不同，眼光就不一样。《绝句二首》其二云：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铺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阴寒重，揽箧犹存未著貂。
对于北方边塞的风光景色，诗人更多的是排斥。他不能接受“雪花铺草”的寒冷，难消“阴寒”所带来的身体之不适。途中诗人有时也强自安慰：“笑语相从正四人，不须嗟叹久离群。及春煮菜过边郡，赐火煎茶约细君。”（《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其二）这次出使，正使二人，副使二人。诗人期盼四人“相从”，自得其乐，本来就是拒斥外界环境的一种自我躲避。但是，诗人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寒生胡月夜无云”环境的不适应，只能纠缠在“明朝对饮思乡岭”之思归情绪中，以此消磨旅途孤寂之时光。
对异乡的拒斥与对家乡的思念，使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苏辙使辽诗的主旋律。
赴使途中，苏辙无法回避地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事实上，这才是导致苏辙心情不佳的深层原因。《燕山》云：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却顾沙漠平，南来独飞雁。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爽，礼乐比姬旦。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
燕山在今天的河北省蓟县境内，东南绵延数百里，气势磅礴，直至海滨。苏辙到此，视野为之开阔，心潮随之起伏，诗笔转向激越慷慨。诗人叹服于燕山的雄伟壮丽，联想此地“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的历史，追问“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这个问题实际上无需他人回答，这段历史清清楚楚。诗人的追问，是借此表述内心的痛楚。诗人痛心的事实是“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这里的追问，同时又是对现实的追问。因为，“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何至于宋朝开国一百多年，燕山至今仍在异族的蹂躏之下？对朝政与现实的不满，表露得非常明白。苏辙为朝廷提供的对策是“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好好治理内政，静观敌变，乘机而动，以求最终“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这是苏辙出使途中首次作豪壮语，在北宋是久违的声音。
《燕山》诗中苏辙没有更深地阐明“腥臊久不浣”的原因，却通过追悼北宋边塞骁将杨业，曲折表明自己的观点。《过杨无敌庙》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宋史·杨业传》称杨业“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入宋以后，在与辽国交战中屡立战功，“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边将却由于主帅的错误而兵败身死。这首诗开篇写今日杨无敌庙周围的荒凉寂寞，寄托诗人的一腔哀思。紧接着苏辙便直接追究战败的原因：“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杨业之死，非战之罪，乃性格太刚直而遭人嫉恨的缘故。宋太宗追悼、褒奖杨业的诏书中曾这样解释战败的原因：“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注：《宋史·杨业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05页。）西晋名将周处（字子隐），“忠勇果劲”，刚直不阿，曾得罪梁王彤。后随梁王出征，遭其陷害，力战而死。其遭遇几乎与杨业相同。苏辙最后用此典，是想要告慰地下英灵，也是表明自己的观点：北宋屡屡战败，原因是嫉贤妒能者当政和懦弱无能辈的决策失误。有鉴于此，《燕山》诗中才会提出“中原但常治”的对策。这样的思考，稍稍深入，但还是不能切中要害。哪个朝代没有嫉贤妒能者？因此，这仍然是北宋屡战屡败的枝节原因。宋人军事上的失败，与宋代中央过分集权、扬文抑武等基本国策相关，这些是宋人当时无法认识清楚的。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泛泛而谈，表现在苏辙诗中就更为空泛。
民族亲和之情感——苏辙到达契丹后的转变
这部分诗歌内容涉及到在辽国时苏辙的活动、契丹风俗人情、异域风光景色、思念家人之情感等等方面。通过实际的接触，苏辙对异族有了切身的了解与理解，相互间产生了交流与沟通，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有了很大的转变。
宋辽签订和约以后，多数时间相安无事，契丹人对北宋使臣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们也相当仰慕中原的先进文化。《契丹国志》卷七载辽圣宗所为：“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赐赉物则密令人体探。”做好充分的接待准备。苏辙进入契丹国境后，最先接触的契丹人是辽国的接伴使与副使。依照规矩，他们是来迎接北宋使臣的，负责安排北宋使臣在辽国境内的活动。这次担任接待苏辙任务的馆客者是侍读学士王师儒，他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喜爱二苏文章。《宋史·苏辙传》称：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这样友好的接待能够消除苏辙对异国异族的猜忌和拒斥。苏辙参加了对方举办的招待宴席后，心情已经有了转变。《会仙馆二绝句》云：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
岭上西行双石人，临溪照水久逡巡。低头似愧南来使，居处虽高已失身。
苏辙第一次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赏识起“北嶂南屏”、“西山溪流”、“岭上石人”等，夸奖此地为“胜游”，且有了“低头似愧南来使”的轻松调侃的语气。这时候，苏辙没有了阴霾的心情，没有了对环境的不适应，没有了诸多不愉快的联想，没有了对异族隐隐的敌意。异乡的气候和风景如旧，只是诗人的心情改变了，景物动人的一面也就呈现出来了。语气之间，苏辙对“胡人置酒流连客”也颇感欣慰。
而后，苏辙的态度变得平和起来。辽中见闻，依然有触景伤情之处，但总体上的态度是接受，而不是拒斥。《出山》云：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这首诗对辽地的风土人情描述得就比较详尽。过了古北口，山地渐少，平田连片，各族百姓大致都能安居乐业。即使“流徙”此地的汉人，也能够“赋役稀少聊偷安”。苏辙此时提及“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态度远不如《燕山》诗愤激与痛恨，更多的是接受。契丹人立国，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复杂融合的过程。苏辙此诗写出了辽地民族融合的比较令人宽慰的现状。“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这是异域风情的速描，令人向往而不畏惧。“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以下，是苏辙与祖辈居住在辽国的汉人交谈后的感触，诗后注明“此皆燕人语也”。汉人不忘故国的民族情感触动了苏辙。“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是对《燕山》诗中“割弃何人斯”的回答。流落异域的汉族人，情感上充满了对中原现政权的依恋，他们将沦落的原因追究到“石瑭”、“禄山”，也不会谴责赵宋，苏辙的情绪明显受他们影响。这首诗采用“诗史”实录的方式创作，后半段所流露的民族情感也都是见闻实录，不掺杂苏辙自己更深更痛的追问，也没有因此而带来情绪上更加强烈的波动。心境与态度的改变，可以影响诗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哪怕是最为敏感的民族矛盾问题。
与中原相比，契丹民族文化落后，日常生活粗糙，生存环境恶劣，所见所闻又使苏辙产生不可遏止的中原民族优越感。《虏帐》云：
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
诗中有异族生活方式的形象生动的记载，也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民族成见。北宋对契丹的卑躬屈膝被苏辙美化成“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真宗与辽国签订城下之盟的懦弱和羞辱，被苏辙美化成“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赴使途中还是一肚子的屈辱不平，到这里都转化为自我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实质上是苏辙在特意维护自己上国使者的身份与尊严，不自觉地表现出大汉族与大国之情绪。这样的情绪，不是一次或数次的民族接触与交往可以消除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
不过，在辽国的多数时间里，苏辙的态度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诗笔接触到异域的诸多方面。如写异域风俗人情者尚有《奚君》，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异域异族的生活方式、君臣关系、婚姻风俗，都与中原不同，这让苏辙感到非常新奇。写异域地理环境者则有《木叶山》，诗云：“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乾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麦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对契丹人居所土地的贫瘠荒凉充满同情，诗人以善意的口气叙述这一切，而不是抱有敌意的奚落鄙夷。
态度的改变源于对异族了解的增加与深入。苏辙发现，事实上契丹民族对中原政权抱有比较友好的情感。《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四云：“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辽人礼貌周全，所表达的善意令苏辙感动。到苏辙结束使命回归中原的时候，甚至出现“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渡桑乾》）之感人情景。苏辙在这首诗里依然叙述了对异乡气候、环境、饮食的不适应，如云“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但此时所描写的个人不适应，是作为“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情景的反衬。与此民族友好的大前提相比，个人短暂生活的不适应又算得了什么？此时的苏辙，不再纠缠于历史的陈账。“久安和好”是契丹人的美好愿望？还是苏辙自己的良好祝愿？总之，这才是民族相互交往的一种理想境界，也符合现当代民族相处交流的理念。这是苏辙在完成整个出使任务过程中的深刻体验，是苏辙认识上的飞跃。
苏辙出使期间如此的态度变化，与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态度明显不同。南宋使臣踏上刚刚沦丧的国土，见到新为异族奴役的故国百姓，心境异常悲苦愤恨。正如范成大《州桥》所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所见所闻，一致会化作收复失地的决心。不可能有情感上前后巨大的转移。
当然，在辽国期间，苏辙表现出强烈的思归思亲情绪。“前日使胡罢，昼夜心南驰”（《伤足》），这对远离亲人的使臣来说是很正常的。除了寄给兄长苏轼的四首绝句以外，又有《春日寄内》，诗云：“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冬去春来，苏辙的使命已经完成，立即要启程回去。“插髻小幡”、“点盘生菜”都是中原立春特有的风俗。此时，诗人反而归心似箭，他已经在预想与亲人重聚的具体时日。此外，又有《十日南归马上口占呈同事》，诗云：“南辕初喜去龙庭，入塞犹须阅月行。汉马亦知归意速，朝旸已作故人迎。经冬舞雪长相避，屈指新春旋复生。想见雄州馈生菜，菜盘酪粥任纵横。”立春日，宋人将生菜、果品、饼、糖等拼置堆积盘中食用，称“春盘”，以表迎新之意。苏辙想像自己可以回到雄州，见此欢闹节日景象。
结束语
读宋人文集，能够意识到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深深隔阂。以苏轼为例，基于对异族狭隘的认识，苏轼多次坚决要求朝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苏轼心胸气度要远比苏辙豁达开阔，接人待物要远比苏辙平和宽容，这都是被人们所熟知的。然对异族的评价却不如乃弟宽厚平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苏辙有了这次出使的机会，有了与异族相对长的交往时间，有了对辽国更真切深入的了解。比较苏辙出使途中与到达契丹之后的态度变化，非常能够说明问题。隔阂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相互不了解，闭关锁国只能造成更深的隔阂。苏辙的态度转变昭示了民族交往的一条规则：需要客观、具体、深入地去了解“他者”，方能更加真实地把握对方，方能逐渐达到民族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这就是苏辙二十八首奉使诗所留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