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国内若干学者如是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如是说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新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4—0006—04
不久前，笔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一国家课题的研究，设计了一份调查表，请国内若干著名的学者畅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的理解。令我高兴的是，我很快收到了包括黄楠森、肖前、高清海等在内的近20位学者的“回信”（填写好的调查表）。他们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不仅扼要地表明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研究思路和风格，而且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极具个性的回答。在此，我主要就后者予以综述，以飨读者。
问题一：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这一问题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发展的深层次的理解。它隐含的问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在某些方面“超越”或“否定”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或者说用经典作家已有的观点来解释今天的现实就是发展？发展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绝大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这种回答：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和理论硬核的前提下进行；第二，在坚持基本精神和理论硬核的同时，又必须有所创新；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只是其现成的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而更重要的是反映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且面对变化了的现实而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某些观点乃至观察问题的视野。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湜教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括为“返本开新”。武汉大学哲学系欧阳康教授也作了类似的概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之本，开现时代时代精神精华之新，具有当代视野，探索其在当代的可能形态”。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特别强调“任何哲学的发展都是在吃透先前哲学的精神的前提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为基础”。山东大学哲学系何中华教授更是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而吉林大学哲学系高清海教授、孙正聿教授则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杨耕教授、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南京市委党校陆剑杰教授、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等则比较一致地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原本就有、但未充分展开的观点和理论加以发挥或发展。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副教授指出：“只有真正回答人类在当代面临的挑战，才算得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肖前教授提出：邓小平理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方面，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问题二：今天中国学者的观点，能否说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或者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仅仅是把经典作家原本早就具有的观点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而已？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分为两派。
高清海明确地肯定“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越’了原有。”陆剑杰指出今天中国哲学界“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是运用，而且有发展”。欧阳康虽然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理解上还很难说“超越”了马克思，但承认“在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人类实践、科学和哲学问题的关注和理解方面，无疑是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所不具有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韩震教授认为，在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在认识的性质方面，“当今哲学不同于经典作家”。浙江大学哲学系赖金良教授也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当今哲学“确实比马克思‘进步’了”。
其他学者的评价则相反。例如，邓晓芒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的水平。所谓‘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机械的、实用主义的‘搬用’，有很多误解的成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李明华研究员也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大多在‘运用’方面下功夫，发展则甚微。”刘森林、王德峰也持类似的观点。
问题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面上有差异，实质上则是基本一致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视野拓宽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研究领域（如人的问题、价值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理性非理性问题、非决定性问题等等）提出或开辟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地容纳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其他哲学流派的优秀成果。学者们特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同“哲学思维方式发生的重大转变”（高清海语）连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已由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转向“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肖前把“实践的观点”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观点。欧阳康指出，实践论思维方式已得到“确立和普遍认同”。王南湜认为，今天中国哲学界已经“恢复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那种本体论思维方式”。陆剑杰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20年来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的重新阐释和一个半世纪以来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中，整理成了以科学实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何中华的看法也是类似的：“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切入点和理论生长点，恢复并发展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建构原则。”可见，多数学者赞同把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或实践观点的重新确立，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发展成果。
问题四：20多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哲学观本身是否已经发生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分为两派。
肖前、高清海、赵家祥、孙正聿、韩庆祥、杨耕、欧阳康、何中华、王南湜、韩震等人明确肯定，中国哲学界在哲学观念方面已经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高清海指出：“时代在变，作为主体的人在变，原来那种立足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科学化、非人化的哲学观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赵家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已恢复了其“主体性和实践性特征，真正与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孙正聿强调哲学已“突破了知识论的立场，改变了在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中理解哲学的传统模式”。杨耕认为哲学观发生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主要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哲学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欧阳康认为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僵死走向活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狭隘走向宽容”。何中华指出哲学观转变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实现了由物质本体论为代表的教科书体系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王南湜则提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或实体性思维范式，80年代主要是主体性或认识论思维范式，而在90年代初则兴起了一种人类学思维范式”。
邓晓芒、赖金良、李明华、陆剑杰、刘森林、王德峰等人则否认哲学观已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邓晓芒指出：“哲学观本身标新立异不少，实质进展不大”。赖金良认为，哲学观“变化略有，但未及根本，总的哲学观仍然相当陈旧，基本上是近代哲学观水平”。
问题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变革？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肖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走向世界化、民族化两个方向上有进一步变革的必要”。高清海认为，20年来，哲学虽然有相当发展，但许多讨论（如实践观点的讨论、人学问题的讨论、思维方式的研究）尚未到位，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赵家祥把“建构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而又体现其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陆剑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需要“组织力量对近代以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发展进行哲学研究，作出哲学概括；组织力量对近代以来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整合”。孙正聿强调首要的是“改变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韩庆祥提出在哲学形态上要自觉地“转向人学”；在哲学功能上要“突出理念论功能”；在支撑点上，要“由权力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由时代精神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欧阳康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从功能入手，强化其革命性、实践性、批判性、前导性、规范性功能；更新研究思路，强化其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普遍应用；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在融通古今中外哲学的基础上着力创新，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建构哲学学科群，探索新哲学体系和新形态”。何中华提出，“应当按照新哲学观即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以便使新哲学观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确立起符合时代精神，同时又符合马克思本意的新的哲学体系。”李明华则强调必须“站在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当代视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邓晓芒提出，当前“应当在充分解读马克思原著的基础上接着马克思往下讲，使其思想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借鉴于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等）而发扬光大。”王德峰也强调研究视野的更新，提出必须“在存在论领域进行变革，以彰显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达到的存在论境域。在此基础上，应以‘感性意识批判’补充‘政治经济学批判’。”赖金良则指出，必须“放弃或突破‘体系化’的传统，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使之与当代文明相结合，在新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文艺复兴时代‘复兴’古典人文主义一样。”
问题六：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高清海指出，“苏联—斯大林模式”仍束缚着我们的头脑，现在更需要注意不要陷入“西化模式”。赵家祥认为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过多的误解，因此“向马克思文本的‘复归’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陆剑杰提出：我们不仅要提防脱离世界和中国人民的当代实践、脱离世界哲学潮流的保守主义倾向，也要防止走向“自由主义的极端”。孙正聿、韩庆祥、赖金良、李明华、韩震、刘森林等人特别强调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的态度。欧阳康和王南湜则特别提出要注意克服“哲学学科条块分割”的弊端。何中华则提出，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陷入了三个误区：一是“前提”与“理由”的混淆，它导致了还原论和发生学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误用；二是“是”与“应当”的混淆，它导致了把“是”归结为“应当”和把“应当”归结为“是”两种相反的偏执；三是“超验”与“经验”的混淆，它使哲学走向了经验立场和实证视野，从而妨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正确把握，以至于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上解读马克思。邓晓芒则对学人的“浮躁”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浮躁，不耐烦读100多年前的人写的书，总喜欢赶时髦。”
问题七：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结合？
高清海、孙正聿、欧阳康、王南湜、王德峰等人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结合。邓晓芒、韩庆祥、韩震等人在作出某种限定的前提下（把中国传统哲学提高到现代水平）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黄楠森、赵家祥、赖金良、李明华、刘森林、何中华等人则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学者们作出否定回答的主要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黄楠森的回答最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因为前者是科学，后者不是科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只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只能经过分析抽出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并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
问题八：如何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优势？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保持相对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优势，必须广泛地吸纳人类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必须随着当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自身，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必须始终保持自己开放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