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史意论文,说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上虞县道墟镇)人，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关于章学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近人金毓黻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①金毓黻所说之刘氏，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章学诚虽与刘知幾齐名，但两人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却各有侧重，章氏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②可知章学诚阐述史学理论主要侧重在史意(也称“史义”)。问题是，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然在生前并未对其“史意”内涵作过明确的诠释，以致引起后世对其史意内涵的歧义。近十年来，学术界就如何理解章氏“史意”的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大都见仁见智，迄今未能达成共识。鄙意以为，以上问题之探讨，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还关系到当今学术界对史学的本质、史学的功能和史学的任务之认识，故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章氏有关史意之论述
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甚至将自己的整个史学体系的特点概括为“吾言史意”，章氏之所以如此标榜史意，是因为他认为史意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他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③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④即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开史学之滥觞。史学由史意、史事和史文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史意最为重要，它决定撰史之宗旨，乃史家立言根本，至于史事和史文不过是藉以体现史意的载体，因而史意在史学的三部分中地位最为尊贵。为了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史意、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的关系，章氏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⑤也就是说，如果将史学比喻成人体，则史事如骨骼，史文如肌肤，史意如精神。
从以上章氏对史意、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来看，用现在一般通行的话说，史事即指历史事实，史文即指历史文辞，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应该说学界对此并无疑义，然而章氏的史学理论与观点究竟是什么？其特点如何？学者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其分歧主要产生于对章氏如下两段话的不同理解：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⑥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⑦
据此，金毓黻说：“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⑧柴德赓说：“所谓史意，实即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⑨张立新说：“(章氏)认为，有见地、有见识的史学家，应具备两条标准：其一是精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为说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是对他著史出发点的要求。其二是要以《春秋》为楷模，这是讲史书应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两条标准讲的是一个意思，即史学之精神或‘史意’。由此认为，他所说的史意，就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意图和目的。”⑩以上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章氏史意，当指孔子作《春秋》所谓自取之义，而孔子自取之义当然是指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侯外庐说：“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未能自拒于道外’。”(11)即认为章氏史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史理论。仓修良说：“什么是史义呢？实际上就是史家写史所体现的观点与见解，史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12)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探索历史规律。赵俊说：“史‘义’贵在创新。”(13)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创新。可见学界对章氏史意之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过对章氏以上两段文字的反复研读，鄙意以为：章氏上段文字，主要是藉孔子作《春秋》之例，旨在说明史意在史学中的重要性，至于史意所要反映的特定内容是否与孔子一致，文中并未提及。章氏下段文字的上半部虽然说到“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那也是“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即从孔子的角度而言，章氏对此态度如何，并未曾言明。章氏下段文字的下半部，所云“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则为引用司马迁语，至于章氏本人是否同意该语句就是史意的特指内涵，亦不曾明言。鄙意以为，章氏以上所言，最多只能说明这样两层意思：其一，章氏举孔子作《春秋》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为义旨之例，说明学者著书立说必求史意。其二，又举出司马迁撰《史记》为体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家义旨之例，说明在史料剪裁标准上，凡是能够体现史家义旨的史事则详之，否则略之，不必顾忌常人之成见；在选择史书体裁时，凡是能够充分体现史家义旨内容的则用之，否则弃之或改之，不必拘泥体裁之成例。在此基础上，便可独断一心，书成之后，自可成一家之言，无愧前贤而传诸后世。至于章氏本人的史意特指内涵如何，两段引文中皆未置一词。
也许有人会认为，章氏所举孔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两例，暗示着他的史意特指内涵就是以上两点。鄙意以为，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还有第三种答案。若要真正了解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就不可停留在反复纠缠章氏所说的某一两段字句上，而应当从章氏的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进行综合性考察和进一步印证。孔子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史意乃章氏史志理论之灵魂，章氏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体现这个核心内容。只有这样做，才能拓展思路，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结论。
二、史意与历史编纂学
自古以来，中国史籍都是按照史书体裁进行分类的，而章氏则不然，他根据史著与史料的不同性质，首次将史籍区别为两大类，即“撰述”与“记注”。关于撰述和记注的概念，章氏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
这就是说，撰述要求见解精辟，预知未来。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著述”，或“专门著述”等；记注要求分类清楚，内容包揽无余。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比类”、“比类纂辑”和“整齐故事”等。
至于撰述和记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章学诚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说：“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15)韩信用兵，须运筹帷幄，用心用智；萧何转饷，须粮草充足，保障后勤。可见在章氏心目中，撰述是第一位的，记注是第二位的。然而二者又是交相为用，缺一不可。记注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始资料，供撰述所剪裁，并解决撰述在剪裁史料之后挂一漏万的后顾之忧，一言以蔽之，即记注为撰述服务。
平心而论，章氏把中国古代浩若烟海的史籍仅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部分，图书馆似此分类几乎没有意义，读者也难以藉此查找资料。其实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所以如此立论，其旨趣并不在于讨论史籍分类的本身，而是为了提高撰述的地位。如前所述，撰述乃是史家藉以体现自己史学见解的著作，换句话说，也就是史家藉以体现史意的著作。章氏在上段引文中指出：撰述“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由此可知，其“史意”的特指内涵就是鉴往知来。
三、史意与史评
章氏既然是史学评论家，且平生以标榜史意为特点，自然在评价历代史书时，便会以是否具备史意为标准定其优劣，从中我们便有可能窥见其“史意”特指之内涵。章氏平生最推崇的是宋代史学家郑樵及其通史体裁著作《通志》，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特置《申郑》篇予以褒扬：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6)
这就是说，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继承其纪传体例，而摒弃通史体裁，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此后所谓正史皆秉承班固断代为史的遗规。唯有郑樵颇具史识，认为古人著史，首重义旨，而史书要体现义旨，通史体裁最为合适。司马迁《史记》虽为通史体裁，然其纵贯有余，因资料搜集尚不能称丰赡，故横贯稍逊；至于班固《汉书》，因袭《史记》纪传体体例，全无创新，尤其是断代为史，流弊千年，似此皆须匡正。遂取三千年遗文故册，以通史体裁撰成《通志》一书，终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章氏之所以褒扬郑樵，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秉承通史家风。那么郑樵究竟是如何秉承通史家风的呢？搞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章氏“史意”之内涵，是会有帮助的。众所周知，郑樵《通志》以“会通”名世，关于会通的重要意义，郑氏在该书《总序》中有明确说明：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17)
从郑氏赞扬孔子之语中可知：所谓“会”，就是汇集天下之书，达到天下同文的目的；所谓“通”，就是将历代重大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贯穿起来，探索其发生源流，梳理其发展脉络，以实现“极古今之变”的著书义旨。这就很清楚了，郑樵之所以力主会通而撰写通史，就是为了同天下之文和极古今之变。关于郑樵力主撰写通史，旨在极古今之变这一点，在其所撰《通志》一书中还有具体的体现。
《通志》中之《二十略》，为郑樵所独创，最为学界称赞。《二十略》不仅系通史性质，而且在内容较为庞杂、头绪较为纷乱的《六书》、《七音》、《天文》、《地理》、《礼》、《乐》、《职官》、《食货》和《昆虫草木》等略中，又分别设置了类例，使其庞杂纷乱的内容有类可分，有例可归。郑樵解释其功能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8)这样一来，上述门类的学术发展脉络便会清晰，不致因内容繁复而受到影响，便于人们了解其中的内在的学术规律。由此可知，类例的设置与采用通史体裁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只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白寿彝先生称其为郑氏“会通的逻辑根据”(19)，信为知言。
《二十略》而外，《通志》纪传部分基本上是根据正史损益而成，因系二手资料，故学界评价相对较低。不过有些学者仍然认为，纪传部分也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和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在《郑樵史学初探》一文中便说：“我们认为，从研究各代的历史来说，不看《通志》的纪传而看正史是可以的，因为《通志》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要研究郑樵，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却不能不读它，因为我们从他对旧史的损益中，可以看出他的取舍、增删、改写、编排的原则，从而看出他的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20)郑樵以会通为治学特点，他在编纂方法上对旧史纪传部分进行的取舍、增删、改写和编排，当然是为了突出“极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服务。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合称“三通”。章氏对以“会通”为著述义旨的《通志》十分推崇，对唐人杜佑以“将施有政”(21)著述义旨的《通典》也予以肯定，唯独对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大加贬抑，原因在于《文献通考》有“通”之名而无“通”之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说：该书的旨趣在于“博闻而强识之”(22)，即意在广泛搜集史料，使其内容丰富。史料搜集宏富，而少有剪裁，当然枝叶繁茂，使人们很难从中看出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遭到章氏的极力贬低，他说：“郑君……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岂不诬哉？”(23)即认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实为保存资料之类书，毫无史识，却攀龙附凤，与《通志》比肩，妄僭“通”名。
一般来说，凡具通史体裁名实者，章氏皆持肯定态度。他说：“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24)为何章氏对通史体裁如此情有独钟呢？我们从他另一段话中可以得到某些启示：“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25)这里从“通”字的本义说明通史可达于大道，那么何谓“大道”呢？鄙意以为，由通史而达于大道，只能是探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即章氏所谓之“神以知来”和郑氏所谓之“极古今之变”，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四、史意与修志
作为史评家，章氏曾立志改写内容浩繁芜杂的《宋史》，以便将自己的史学理论，尤其是史意之说，贯彻进去，证明己说之不诬。惜其未成，留下终生遗憾。改写《宋史》宏愿虽未能实现，但其所修《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志》和《亳州志》的部分内容，以及一些有关方志理论的文章，却得以传世，使我们今天仍然有幸可以从他的方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中，考察史意之说的具体运用情况。
《湖北通志》是章氏所修方志中较晚的一部，也是较为成熟的一部。该志在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即所谓“三书”、“四体”。“三书”，是就其整体结构而言的，因其由志、掌故和文征三大部分组成，故名；“四体”，是就三书之一“志”的内部体例而言的，因其由外纪、年谱、考、传四种体例组成，故名。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对三书之间的主次关系进行了说明，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之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26)可谓知言。
既然章氏《湖北通志》采用自己所创之“三书”、“四体”新体例，意在提高三书中“志”书的地位，以体现史意，成一家之言，那么他在所修《湖北通志》的“志”书部分中是怎样体现史意的呢？章氏曾撰写《方志辨体》一文，主要论述如何处理通志、府志、州志和县志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当时地方上修志，在处理不同级别方志之间的关系时，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将若干县志相加而成州志，若干州志相加而成府志，若干府志相加而成通志；反之亦然，即通志可分成若干府志，府志可分成若干州志，州志可分成若干县志。以这种办法来处理各级方志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多次重复相同的内容，实在没有必要。针对这种情况，章氏在这篇文章中说：“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志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府、州、县志所能不详。既已详人之所不详，势必略人之所不略。”(27)那么何谓“详人之所不详”，“略人之所不略”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章氏举《湖北通志》之《山川》一门为例，进行了具体明确的阐释：
湖广旧志《山川》一门，取各府、州、县志载山川名目，仍依府、州、县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册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写，占纸四五百番，实与府、州、县志毫无分别。余意此等只应详州、县志，府志已当稍裁繁注，况通志乎？因聘明于形家言者，俾叙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势，上溯夔、峡，下接江西，盘旋数千里间，分合回互，曲直向背，为长篇总论，而山川名目，有当形势脉落起伏响应者，则大书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详坐落，其文洒洒，凡三千余言，观者朗诵一过，则数千里间形势快如掌上观纹。至于无当形势脉落，支流断港、堆阜小丘，则但以小注记其总数于所隶州、县之下，且尽删其注文。前以所隶州、县为经，后以总论山川为纬，略仿《禹贡》、《职方》义例，用纸不及三十番，而大势豁然，可谓意匠经营，极尽炉锤之工者矣。(28)
这就是说，湖广旧志《山川》一门，将所属各府、州、县志书记载的全部山川，乃至这些山川在原来所属府、州、县志书中排列的先后次序、山川名下注文，原封未动地照搬过来，不仅废纸四五百页，而且与所属府、州、县志书毫无区别，似此便当剪裁，即所谓“略人之所不略”。在重新撰写《湖北通志》之《山川》门类时，首先应作长篇总论，重点将湖北由西向东大的山川走势写清楚。其次撰写山川的具体内容。在撰写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某山某川，凡其规模足以影响大的山川走势者，则毅然写入志内，并可保留注文，以明其所在位置；其规模不足以影响大的山川走势者，则概不收入，其名下注文亦当全部略去，只将这些略去山川的总数以小注的形式，载于所隶州、县篇内便可。这样一来，湖北山川的走势，总的脉络，就会如掌上观纹，一目了然。此即所谓“详人之所不详”。
由此可知，略人之所不略，详人之所不详；删去各府州县志书次要内容之枝叶，凸显湖北山川大的走势之主干，当为章氏撰写《山川》门类之主旨。而《山川》门类不过是《湖北通志》的冰山一角，以此推之，集中主要内容，便于人们掌握地方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应为章氏编纂《湖北通志》乃至在整个方志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导思想。
五、史意与校雠
除《文史通义》之外，章氏还有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校雠通义》。“校雠”之义，一般指考订书籍，纠正讹误。然而章氏对此却有不同理解，他认为校雠除了这些基础性工作之外，更应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29)又说：“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30)即认为：古人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之初，并非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若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只一名掌故令史官员即可办到。而后世之人迷踪忘本，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这便失去校雠目录类著作之本意。既然如此，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又当如何去做呢？章氏又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1)这就是说，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应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一样，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旨。
章氏是这样说的，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在校雠学上，他发明了著名的“互著法”和“裁别法”。关于互著法，章氏解释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32)就是说，当一本书的内容在图书分类法上兼有两种性质，如经部的易家便与子部的五行阴阳家相通，可在经部的易家和子部的五行阴阳家之下分别加以著录。这样两相著录，不仅可避免读者在查阅某类内容图书时发生漏检现象，更重要在于“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同于“互著”)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33)。即使学术史上某一学术流派论著完完整整，从而搞清该学术流派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发展特点。关于“别裁法”，章氏这样解释说：“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34)就是说，当一本书收录另外一本书时，就应当将另外这本书析出，归入到与其内容相宜的门类中去，而且无须与原书两相互注。此种方法虽与互著法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通过以上两例，可知章氏是非常注重辨清古往今来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其实章氏在本书的叙文中便已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撰写本书之目的，即：“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厘别。知言君子，或有取于斯焉。”(35)
章氏不仅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研究校雠学的主旨，而且也以此作为评价历代校雠目录类著作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他对刘歆所著《七略》予以充分肯定：“刘歆《七略》……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36)指出刘向之子刘歆所撰《七略》，广搜群书，辨明学术流派，上溯儒家经典六艺并尊之为祖，不以按类编次为能，诚为明道之书。对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亦予以充分肯定：“《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37)班固所撰《汉书》本为断代史，然其《艺文志》却系刘歆《七略》要删，于学术典籍皆上溯周秦，下迄汉代，可谓条贯古今，学术源流昭然，故为章氏称许，亦视为明道之书。《七略》、《汉志》之外，于近世校雠著作中最为章氏所推重者，便是宋人郑樵《通志》中之《校雠略》。他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38)“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为汉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为代表的校雠家所宗，遗憾的是后世校雠家却忘记了这一主旨，蜕变为甲乙部次之学。郑樵接续汉人传统，求本溯源，以体现古今学术发展大势为主旨，撰成《校雠略》。章氏以为，此种作为，实属难能可贵，故亦赞许有加。
从以上章氏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之所以称赞以上这几部校雠学著作，是因为它们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可以明道。章氏曾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39)这就是说：在章氏看来，校雠学著作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器，而通过阅读这些内容，能够上升为对某种学术流派的发生发展乃至衰微的规律性认识，才是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校雠学著作都能够即器明道，只有于古今学术追本溯源，明其源委，才有可能上升至道的层面，因而章氏在校雠学上反复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章氏的校雠学思想显然是与史学思想相联系的。章氏在史学思想上倡导通史体裁著作，企图藉此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的认识；章氏在校雠学上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旨在明道。那么其道为何呢？只能是借助校雠学探索学术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性认识。对此，索慧先生在《章学诚的校雠理论及其方法》一文中说：“这里的‘名道’，就是要揭示图书性质，阐明图书发展规律，因此在他看来，校雠学家不仅要‘部次甲乙’，而且要条别学术流派，阐明各类图书产生发展的规律。”(40)可以说准确地探知到了章氏的真正用意。
六、史意论辩与最终结论
综上所述，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拔高撰述，即史学著述的地位，力主“知来”之学；在史评上，倡导通史体裁，藉以探索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在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拔高“三书”中志书的地位，并通过“略人之所不略”、“详人之所不详”的别识心裁，以探索地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在校雠学上，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探索学术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性认识。由此推之，通过撰史修志，藉以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最终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当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之核心内容。
章氏既以此为重，在平生治学上，当然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此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如在社会史方面，他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41)
这就是说，人类文明之初，只要有三人一同居住，就一定有家务。而有家务，必然有分工，于是便产生了平均意识。又恐分配不公，必推年长者决断，于是便出现了人的地位差别。至人众之后，又必然会推立君主和师长，裂土分治，于是便有了诸侯、井田和学校。以上这些事物都是不得不如此的时势造成的，并非圣人的智力所能及。由此可见，章氏以上论述基本上是客观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尤其是他认为历史是由时势而非圣人主观推动的思想，反映出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
在学术史方面，他说：
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42)
这就是说，纵观古今学术史，不同的学术流派，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就某一正值兴盛时期的学术流派而言，若有所崇尚，必有所忽略，此为客观形势使然，非人力所能改变。当时之学者大都不暇思索而追随时风，以时尚之学而比较前人“过时”之学，自认为超越古人，岂知学风一变，后代之学者视当时之学者，亦犹当时之学者视前代之学者，于是古今学者们代代相传，亦代代相轻，终身如此，至死不明。章氏以上论述可谓颇具见地，宋明空言义理，清人以考据实证之学矫之，考据学又舍本逐末，为考据而考据。章氏在总结宋代以来学术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以史明道之说，即将史实与史意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以持世救偏。可见章氏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这种理论业已指导他的史学实践了。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43)
这就是说，从史的角度来看《尚书》，辞简而意达，堪称天下之至文。然而后世之史书体裁，一变为编年体之《左传》，再变为纪传体之《史记》和《汉书》，三变复归编年体之《资治通鉴》，四变为南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因事命篇，既无纪传体内容重复之累，又无编年体内容割裂之弊，复得《尚书》之精髓，堪称《尚书》之遗绪。这便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
应当说，章氏“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诚如瞿林东先生所说，它“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44)。笔者以为，瞿林东先生对章学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说章氏已经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恐有拔高之嫌，章氏终究是封建文人，未必能够认识到那么高的程度。通读《文史通义》一书，我们还可以感受得到：章氏对上古典籍，尤其是六艺，是十分崇拜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学者应“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45)。将上古典籍六艺视为道之本真与本源。由此推知，章氏所谓之“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不过是封建历史循环论在学术史上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由上而知，章氏平生倡导史意之说，力主以史明道之旨，探索得到一些具有朴素唯物论因素的规律性认识，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章氏探索的这些具有朴素唯物论因素的规律性认识，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涵义是有区别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已经具有特定的政治内容和时代色彩，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回过头来，我们对史学界关于章氏“史意”的种种观点，进行一番必要的商榷。
第一，史学界有许多学者，甚至是史学前辈都认为章氏“史意”，就是孔子作《春秋》所谓的“窃取之义”，即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考之《文史通义》一书，章氏确有一些相关言论，他曾说：“孔子立人道之极。”(46)又说：“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47)即认为以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纲常思想是合乎天之大道的。众所周知，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而章氏亦主张学以致用，所以又说：“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48)对孔孟之道建立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在维护封建政治统治上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是国家的象征，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他甚至认为：“史臣不必心术偏私，但为君父大义，则于理自不容无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为尊亲讳也。”(49)就是说，史家虽应讲究史德，但当君主和父亲出现过错时，本着孔子《春秋》之义，亦应为其避讳。章氏不仅是这样说的，在修志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如其所撰《永清志》中之《恩泽纪》、《士族表》、《烈女传》和《义门传》等许多门类，都以反映封建思想内容为主。
章氏无疑是一位封建文人，也确实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合乎天之大道的，但他却不认为孔孟之道是圣人头脑中固有的。相反，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善于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向众人学习的结果。他说：“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50)既然圣人能够藉学得道，那么他人亦无不可。又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51)道，不仅他人可学，而且道也不止孔孟之道一途，凡为客观规律者皆可谓之道。又说：“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问无有大小，皆期于道。”(52)这就是说：学者著书立说，虽不比孔孟之道在社会上影响大，但在其所属研究领域亦可明道。言下之意即为：章氏本人所撰《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探索史志理论和文学理论领域里的一般规律而作，从其书名之意中也可反映出这一点。由此可见，前文章氏所引“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不过是说应借鉴孔子以史明道的治学方法而已，至于明道之内容，则显然与孔子有别。孔子作《春秋》，意在书法褒贬；而章氏撰史修志，重在叙述事物原委。陈鹏鸣在《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一文中也发现了章氏这一特点：“他(章学诚)在进行史学批评时，总是喜欢追溯源头。”(53)其实章氏不仅喜欢追溯源头，也喜欢究其遗绪，以便从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如前所述，当然只能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了。
第二，有的学者认为“史‘义’贵在创新”。通过对章氏整个史学体系进行一番总体考察之后，笔者发现，章氏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创新，而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助于体现史意，即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关于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些有关的例子便可明了。其一，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颇具创新性的史学名著，章氏对其评价是：“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54)这里虽然肯定了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但更注重《史记》与上古孔子所编《春秋》的联系，称赞其具有《春秋》家学，是《春秋》之后第一人。而《春秋》家学，在章氏看来，就是讲究史学义旨，就是强调史意。其二，班固所撰《汉书》，创立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并为后世正史史书体裁所沿袭，可见是符合当时是顺体裁客观需要的，无疑是《汉书》的主要贡献之一。然而章氏对此从未加称赞，相反，对《汉书》中个别内容上溯至远古的门类，如《古今人表》和《艺文志》，则给予肯定和褒扬，他说：“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55)又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56)其三，如前所述，章氏平生最推崇的便是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学界一般认为：该书的纪传体部分系删削旧史而成，唯独《二十略》为郑樵所独创，史学价值最高。其实《二十略》中的大部分内容也是依据旧史而成，只有《六书》、《七音》和《昆虫草木》等略，才是郑樵真正的心得之作。章氏对其评论说：“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57)与评论《史记》相似，在肯定三略为专门绝业的同时，更称赞其通史体裁。其四，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裁。该体裁以事件为中心，既消除了纪传体一事数记之弊，又避免了编年体一事数隔之虞，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章氏对纪事本末体的上述优点虽亦予以肯定，但其看问题的角度则与众不同，他说：“《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58)即认为袁枢所创纪事本末体，当初本人并未意识到要创造新的史书体裁，然而这种史书体裁得以集中史书的核心内容，易于体现史意，故应予以肯定。章氏既然从利于体现史意的角度肯定纪事本末体，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创新。他对这种体裁的评价是：“真《尚书》之遗也”，“臭腐复化为神奇”(59)。即认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继承了《尚书》的遗法，是《尚书》复古的回归。
第三，有学者认为：“‘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如此界定“史意”，显然意义不大。就“文化发展史”而言，章氏是史学理论家，史学理论当然包括在大文化的范畴之内；就“理论”二字而言，说史意是历史的理论观点，这是不辩自明的问题，因而毫无探讨之必要。本文探讨的是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即章氏的历史理论观点是什么？而不是史意就是历史理论观点这种简单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探讨，至少我们对章氏“史意”之说的认识有所深化。章氏史意之说产生于乾嘉时代，当时正值考据学盛行，为考据而考据之风弥漫整个学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章氏能够提出旨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史意之说，可谓难能可贵。然而终清之世，章氏之说亦未能显。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史家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幾、郑樵上。”(60)章氏之说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研究性史学论著若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和解释历史，将史学理论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陆史学界至今盛而不衰。
在这样一种重视理论的学风背景下，章氏“史意”说当然得到高度的评价，然而章氏史志理论在当代著史修志的实践中，却几乎没有得以实行。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其一，出于尽可能保存一定信息量的考虑。按照章氏的“史意”说，史家著书立说，旨在探索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一主旨，史家对搜集到的史料须进行大量的剪裁，凡是能够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则留之，未能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则弃之。就章氏本人而言，这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有差别的，更何况后世之人，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前人以为无用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十分珍贵；前人以为珍贵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是糟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而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在撰史修志的过程中，尽量保存一些必要的史料内容，以供后人裁择。其二，当代浮躁的学风。当代流行浮躁的学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浮躁学风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求大。即书写得越厚越好。书只要写得厚，就会产生震撼力，人们就会认为有水平，有深度。至于是否果真如此？现代社会节奏快，读者恐怕寥寥无几，所以就不得而知了。这显然与章氏“词尚体要”的要求相悖。二是求快。写厚书，毕竟耗时费力，现代人急功近利，不暇思索而千言立就。这显然与章氏“贵专家之学”的要求相违。其三，众手成书的普遍模式。当代倡导集体攻关，盛行课题组招标。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成书周期短，出书部头大；缺点是：观点不一，甚至出现矛盾。这显然与章氏与“成一家之言”的要求相左。
后世不能实践章氏“史意”说，不等于说章氏史学理论没有进步意义。在当时考据学风十分盛行的时代，章氏提出“史意”说，对持世救偏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撰史修志，以史明道，作为常理，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章氏“史意”说还是应当肯定的。
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8页。
②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③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言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172页。
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史德》，第219页。
⑤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⑥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4页。
⑦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答客问上》，第470-471页。
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7页。
⑨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2页。
⑩张立新：《章学诚“史意”概念发微》，《贵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3页。
(12)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3)赵俊：《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
(1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书教下》，第49页。
(15)《章学诚遗书》卷九《报黄大俞先生》，第77页。
(1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3页。
(17)郑樵：《通志·总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19)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5页。
(20)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郑樵史学初探》，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319页。
(21)杜佑：《通典》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页。
(22)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4页。
(2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释通》，第377页。
(2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横通》，第389页。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72页。
(27)《章学诚遗书》卷十四《方志辨体》，第121页。
(28)《章学诚遗书》卷十四《方志辨体》，第121页。
(2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第966页。
(3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之二》，第1024页。
(3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叙曰》，第945页。
(3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第966页。
(3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之三》，第968页。
(3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别裁第四》，第972页。
(3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叙曰》，第946页。
(3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之二》，第952页。
(3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二》，第994页。
(3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第1009页。
(3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三》，第994页。
(40)索慧：《章学诚的校雠理论及其方法》，《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
(4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道上》，第119页。
(42)《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第84页。
(4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书教下》，第51-52页。
(44)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6-107页。
(4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诗话》，第559页。
(4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道中》，第131页。
(4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学上》，第147页。
(4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821页。
(49)《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第390页。
(5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道上》，第120页。
(51)《章学诚遗书》卷四《说林》，第32页。
(52)《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第83-84页。
(53)陈鹏鸣：《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5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4页。
(5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七《外篇二·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第801页。
(5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二》，第994页。
(5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3页。
(5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书教下》，第52页。
(5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书教下》，第51-52页。
(6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