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后果与自由的条件——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社会学论文,维尔论文,民主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政治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着重研究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系统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等[1](P502)。在这一学科的发展史上，19世纪的法国学者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被公认为具有里程碑地位的人物，是“对民主的原则——平等——作为第一原因形成或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方式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位现代作家。”[2](P881)而按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西摩·利普塞特的看法，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应该就是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与后果[3](P25)。本文拟对托克维尔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的有关民主的主要问题作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托克维尔在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
首先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托克维尔所言的“民主”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应该说，当利普塞特在谈论“民主的条件与后果”时，他已经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概念。利普塞特所言的民主，是当代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以选举制为基本内容的一种政治体制，而托克维尔所言的民主，其意盖等于“身份平等”，或者说是“一种平等被普遍接受的根本社会价值的社会”[4](P764)。也就是说，托克维尔完全是在社会层面上使用民主一词的。虽然托克维尔有时也把“民主”与“政治”或“制度”结合起来使用，但其意是指以平等为社会基础的一种统治或制度形式，而并不必然包含代议制、分权制衡等现代民主在制度上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经常使用的“共和制度”或“民主共和制度”一词的含义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民主一词含义大致相同。他说：“所谓共和，系指多数的和平统治而言。多数，经过彼此认识和使人们承认自己的存在以后，就成为一切权力和共同来源。但是，多数本身并不是无限权威。在道德界，有人道、正义和理性居于其上；在政界，有各种既得权利高于其上。多数承认它在这两个方面所受的限制。”[5](P461)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民主必然导致共和，但如果民主的原则能与共和的制度相结合，无疑将是政治社会的一种理想形式。
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即是要“直接致力于阐明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即民主的条件在国家政治制度及国民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的影响，”[2](P881)而他考察美国民主的动机，则是出于对当时欧洲局面的痛心疾首。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时期，而法国正是革命的中心。革命者会为革命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对于作为一名思想深邃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与法国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的托克维尔来说，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对当时的局面忧心忡忡，在他眼里，他没发现“以往有任何事情比目前的情景更值得可悲和可怜”，他看到的“一切关系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在放弃昔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良好东西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现实的体制可能给予的有益的东西：王权的威严消失了，但未代之以法律的尊严；原来可以独自抗拒暴政的个人的存在被破坏，少数几个公民掌握了权力，却使全体公民成了弱者而臣服；财富差距缩小，贫富双方却好像发现了彼此仇视的新根据；穷人保存了祖辈的偏见和无知而没有保存祖辈的德行；社会之所以安宁无事，不是因为它的强大与繁荣，而是因为它的虚弱衰落经不起折腾；等等。[5](P12)但是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并没有特别去指责这场“放弃昔日体制的民主革命”；相反，他认识到“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无意使然”，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以略带伤感的语气写道：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以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5](P7)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喜不喜欢民主，而是民主革命之后怎么办？如果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民主又必然与混乱、冲突、专制、软弱以及愚昧无知联系在一起，那么人类的前途岂非黯淡无光？以往反民主的思想家就是这样看的。但对托克维尔来说，他不愿相信至善的上帝会引导人们走上一条万劫不复之路，而更愿意认为对于民主革命之后这一全新的局面，以往的政治学已无能为力。因此他说我们需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这门新的政治科学在于对民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以期既看到民主同专制、混乱等相结合的可能性，也发现民主有利于和平与自由之因素，从而在民主范围内解决民主的问题，扬民主之长，避民主之短，最终实现在实践中“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5](P8)。
建立这样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就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之所以选择美国为自己的考察对象，是因为他认为在美国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身分平等，而且没有出现在欧洲见到的可悲的混乱局面；这样既可以“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又可以“探讨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5](P16)。这一使命无疑是艰巨、崇高而又意义深远的。
二
民主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何？托克维尔认为，身分平等的实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深刻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他从智力活动、情感、民情和政治社会四个大的方面论述了民主的影响，而在每一方面，他都力求做到面面俱到。比如在分析民主对民情的影响时，他不厌其烦地考察了美国人在日常关系、租金、租期、工资等20多个问题上的表现。如果我们过于拘泥托克维尔在每一个问题上的结论，则难免会“不见森林”，因此，重要的是把握其思路和思想的核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把握托克维尔对民主后果的看法：
1.托克维尔认为，身分平等对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孤立的、平等的个人的出现。与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的贵族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打断了这条结构，使其环环脱落。”[5](P627)民主社会的个人，其身分平等，财富亦大致平等；他们有着同样的权力和权利；而且随着教育日益普及，智力也日渐相等。平等使个人的存在不再需要依附其他人，因此，平等意味着独立和自主，意味着个人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人们依一己的理性自行判断。对于久受压抑的广大民众来说，平等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他们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并且乐于接受的。
2.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民主社会实行权力来自人民的原则，所以它能够照顾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权贵的利益，故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真正好处，是对最大数人的福利服务[5](P266)。而且，由于在民主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同被统治者大众的利益相反或不同的利益，所以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只是自己及于自己的错误，而且其错误都很容易改正：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也只是孤立现象，只能在其短暂的任期内发生影响；至于行政官员的劣绩，一般说来是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通过与其他社会比较，托克维尔相信，民主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民主政府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5](P255～266)。
3.但是，托克维尔又告诉人们在享受民主的好处的同时要警惕它产生的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即是个人主义的流行。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一的个人主义不同，它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家属和朋友疏远”，它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分平等的扩大而发展”[5](P625～625)。托克维尔把下列现象都看作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结果：每个人都喜欢轻易地获得成功；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受；每个人只顾自己；人们心中嫉妒感情的发展等。概言之，个人主义造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与平庸化的社会。他对此的不屑是明显的；虽然他承认选择民主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新的甚至是有益的生活方式，但他认为象“宽宏大量的眼光”、“对物质财富的鄙视感”、“坚强的信念”、“风尚高雅、举止文明”等等是个人主义盛行的民主社会所不能带给我们的[5](P280～281)。
4.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平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个人所期望的变得更加独立和强大，而是个人变得日益渺小和无力，最终使个人完全丧失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依附于社会大众的见解。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人们“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会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的认识接近，绝大多数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5](P526)。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民主的追求者始料未及但又势所必然的一个结果，而且他们往往置身其中却浑然不觉。本以为从此走向独立的个人最终却如此依附于公众，这是民主革命的应有之义吗？
5.而且，托克维尔相信，公众的意见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人们无法想像的强大力量，它反过来以全体精神大力压服个人智力，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透于人们的头脑，从而“把个人的理性限制在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很不相称的极小范围内”[5](P527)。与国王或贵族的专权不同，这种多数的专制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来达致其效果的，而且它的威力更大：孤立的个人在整齐划一的社会舆论面前只有俯首贴耳；如果他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5](P297)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这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独立自由生活的办法，而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一桩蠢事，即又沦入新的奴役状态[5](P528)。
6.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这种多数的权威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主社会中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就会导致一种新的专制形式：多数的暴政。所谓多数的暴政，是指“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5](P287)。托克维尔并不反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多数的意志，但他极为憎恶“无限权威”。在他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而当“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种子”[5](P289)。以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的矛头针对的是绝对君主制，而托克维尔的敏锐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在身分平等的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建立绝对专制的政府”[5](P873)。其理由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平等使人们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等的权力；第二，在民主国家，国家最高主权比其他国家划一、集中、广泛、彻底和强大；第三，平等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人们的利己主义心理有助于专制的建立；第四，多数的权威给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性外衣，使人们对专制统治缺乏应有的警觉，同时也使个人更无力反抗这种专制。因此托克维尔断言：“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种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5](P630)
我们不能认为托克维尔是在耸人听闻。虽然从实践上来看，多数从来就没有真正进行过统治，但是在历史上，政治权力以多数的名义来压制乃至摧毁社会中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做法实在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一个个人的存在完全被“原子化”而处于孤立无助地位的国家，个人针对“人民意志”、“公共利益”的任何挣扎都将是徒劳的。托克维尔相信，人们追求平等绝不是为了再次被奴役，而且他相信人们能够既是平等的又是自由的；他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究竟提供了什么“有益于人类的方法”呢？
三
美国人为什么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又能免受其弊，成为“在这两者之中必取其一的可怕抉择面前，第一个十分幸运地避开了专制统治的民族”[5](P60)，而自己的同胞法国人却忘却了自由成为平等的奴役？美国的经验如何？它是“例外”还是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努力要解答的另一个问题。
经细致考察与认真思考，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三项：上帝为美国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他对每一项变量都作了仔细的分析。以地理环境来说，美国没有强邻，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征服，也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也不会为军事的荣誉而受累；美国没有可以使自己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及于全国各地的巨大的首都，托克维尔认为这有利于代议制，因为使地方服从首都就等于“把全国的命运不仅不公正地交给了一部分人，而且是十分危险地交给了一些自行其是的人。”[5](P322)托克维尔最羡慕的还是美国的人稀物丰，尚未开垦的土地很多，它使美国充满生机活力。托克维尔感叹道：“今日的美国共和社会，宛如一个为共同开发新大陆的土地和经营兴隆的商业而组织起来的大批发公司。”[5](P330)而“秩序和社会繁荣是彼此携手并肩前进的”[5](P331)。的确，以地理环境方面的条件来说，美国称得上是得天独厚，但是托克维尔并不愿特别夸大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
至于法制对美国共和制度的维护作用，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是美国人采取的联邦形式，它“使美国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第二是乡镇的制度，它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第三是司法权的结构，即通过法院来纠正和引导多数的运动[5](P332)。可以说托克维尔抓住了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三个典型结构，它们的功能都不是为了扩大民主，而是通过限制民主来保障自由，具体来说即以州权、乡镇自治和司法权力来掏空可能出现的一元化的中央集权，特别是防止权力向国会的集中。其实美国政治制度在创建之初也并不被其设计者认为是民主的，而是称为“共和的”；其权力安排遵循的是“均衡原则”，目的正是针对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对麦迪逊等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托克维尔着墨最多的是论述民情对于维护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对民情作用的认识也是他对政治社会学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所谓民情，托克维尔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5](P332)。美国的民情如何，它对于矫正民主产生的弊端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托克维尔认为，从根本上说，美国是特别幸运的一个民族，他们在自己的母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5](P848)；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取来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这两者保全下来，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斗争[5](P850)。托克维尔相信是自由，而且只有自由能抵制平等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而胜之[5](P631)；而在所有的自由之中，他最为强调的是结社自由和地方自治，因为他相信只有“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才能“治愈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危害极大的疾患”[5](P631)。美国人能享有这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得平等的。”[5](P629)托克维尔对革命没有好感，因为“革命的暴风骤雨把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光，而剩下的芸芸众生既无组织，又无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所以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负起一切政务工作的重任。结果，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5](P89)。托克维尔对于地方组织和社会团体于维护自由作用的强调，表达了两个相关的重要见解：第一，自由源于自治。正如当代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动员大批的人进行暴力斗争，在伟大的民主革命中或许有其作用，但民主体制的长期活力靠的是人民的自治能力。”[6]（中译版序，P2）第二，仅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以社会制约权力，即“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5](P639)托克维尔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智力源泉。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情当中对于克服民主弊端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人对“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的承认，所谓“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是指“不反对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个人的利益应当来自诚实”[5](P652)。“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不以达到伟大的目的为主旨，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恰恰相反，它“切合人的弱点”[5](P653)，所以不难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托克维尔本人在内心深处或许瞧不起这一原则，但他看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日益发展的身分平等不去引导人们追求功利和不去使每个公民囿于自己的小天地”，因此，“必须承认，个人利益即使不是个人行动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仅有的主要动力”[5](P654)。在这点上托克维尔表现出了他思想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没有奢谈道德，更没有试图用某种高尚的道德去规范政治；相反，他是“通过降低人的标准来解决人的政治问题……实现这样的标准保证在于依赖一种能力最平庸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2](P898)。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并不完全等于利己主义，它只是在肯定个人追求私利合理性的基础上，使人们认识到“人为他人服务也是为自己服务，个人的利益在于为善”[5](P651)，这是一种新的公德意识，正是它克服了民主社会中常见的完全“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个人主义。因此托克维尔深有感触地说道：“新大陆之所以有幸，就在于那里的人的恶习，几乎与人的德行同样有利于社会！”[5](P329)
此外，托克维尔还分析了美国的宗教、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等因素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总的来说，托克维尔认为，只有美国特有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而综合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这三大原因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贡献来看，他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托克维尔把民情看作他的观察的焦点以及他全部想法的终点[5](P358)，正是因为他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之后，认识到了外部的条件，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地还是气候对一个国家政制的影响都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的人民，是他们对自由、宗教、道德、传统以及习惯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它成功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末尾，托克维尔说：“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5](P885)可以看出，尽管笔触有些忧郁，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前途还是抱有信心的。
四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看到，托克维尔以美国的民主为自己的考察对象，目的是通过分析民主的后果和有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基本因素，给当时正在经历民主革命的欧洲国家指明前进的方向。在分析过程中，托克维尔总不忘拿民主社会和贵族制度相比较，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强论证的力度，同时也表明了他名义上研究美国，实际上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祖国法国。可以说，对祖国命运的关怀，是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的贵族学者托克维尔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对平等与自由关系的认识，具体来说，是平等何以与自由相冲突及二者能否和谐一致。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是政治哲学史上最令人目眩的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自由和平等的内涵。我们的价值取向以及我们愿意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来探讨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并没有特别去解释何谓自由与平等，他更多地是从价值与信念来看待这一问题。虽然托克维尔认为，在某种理想状态下，平等与自由是可以和谐一致的[5](P620)，但他不满足于一种“平等的自由”，在他的价值观中，自由是第一位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7](P4)因此，我们与其说托克维尔论证了自由与平等的必然的冲突，不如说是他的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但这并不是说托克维尔的结论就错了，相反，他敏锐的直觉与学者的良知极大地弥补了他思辩的不足之处。
由社会中的身分平等看出了政治上存在多数暴政的危险，是托克维尔对政治社会学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后来的学者如密尔、哈耶克、达尔等人都继承和丰富了这一思想，使之成为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托克维尔批评“多数的暴政”针对的不是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甚至也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少数；他针对的是“无限权威”的观念，即政治权力不应该是绝对的、无限的，即使是多数也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因为一旦权力变得不受限制，不只是少数的权利会受到侵犯，多数本身的权利亦必不能得到的保障，最终全体人民沦入奴役之中，这才是他最为担心的。对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民主革命难辞其咎。如前所述，托克维尔并不是简单地否定革命；他看到了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他也看到了革命逻辑的另外一个必然结果。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打着解放人的旗帜进行的，但是“解放”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呢？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的葆有是需要有一系列条件的，它要求人们要有遵守法律的习惯，有爱好自由的传统以及尊重社会基本结构和遵守社会基本规范的美德，而这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在人们的心里形成积淀，但革命往往在人人平等的口号下将这些心理积淀一扫而光。结果，被革命解放了的人们因为不再需要依附于他人而获得了平等，但是由于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社会土壤，以孤立的个人去面对强大的国家而最终将再次失去自我。托克维尔对革命的看法不乏偏颇之处，不过他的忧虑并不全属多余。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得到的并不一定是进步。法国大革命前卢梭就痛切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的一切更是奴隶。”[8](P8)法国大革命后托克维尔仍在提醒人们不要走上奴役之路，岂是偶然！
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研究政治制度，托克维尔不是始作俑者，但他的贡献可与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等人相媲美。托克维尔不是环境或历史决定论者，也不是宿命论者；他也没有局限于从制度来解释制度，而是努力分析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看到人都有缺点，也没有一种制度能做到完美无缺，但我们可以使之朝好的方面发展，而这最重要是要形成“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机制。因此，托克维尔十分强调社会团体和地方自治组织这样的“中间权力”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性。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达尔对托克维尔的这一思想推崇备至，他说：
“托克维尔强调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他强调如下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独立的报纸、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律师、政治社团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其他团体、不仅包括‘商业公司和制造公司，也包括成千上万的其他种类的公司——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涉及而广泛的还是有限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识到民主的体制与一种多元的社会与政体具有亲和性的人之一。他是完全正确的。”[9](P46)
托克维尔是一位观察敏锐而又感世忧生的贵族学者，面对18世纪以来欧洲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他以自己的智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同时他温和的气质使得他那并不大和谐于时代的声音竟能同时见容于民主派与保守派。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他努力做到不带有自己的偏见，只客观地描述事实并进行分析，但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大可能的。论述民主的托克维尔不可避免地带有作为贵族的托克维尔的烙印。他的笔触带有伤感的情绪；他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完全归咎于民主；当他谈到民主化会导致对物质财富和享受的追求时，他流露出鄙夷的态度，并表示了对贵族时代轻视财富时尚的向往；他似乎全然没有想过支撑贵族挥霍，让他们“风尚高雅、举止文明”、具有“宽宏大量的眼光”和“坚强的信念”的财富从何而来。他是一个注重精神而非物质的人；他试图挽留什么，已无能为力。与托克维尔同处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0](P253)这失去的一切正是托克维尔所留恋的，不过他最终没让情感支配他的理智，这也正是他的真正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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