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芜湖论文,江南论文,明清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9（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标识码：1672－920X（2008）03－0003－05
长三角地区是明清江南经济的中心，形成了繁密的市场网络和市镇网络，创造了辉煌的经济业绩，社会变革也初见端倪。学者们的研究也多着眼于这一“小江南”的范围，而对江南边际地区的经济研究却关注不多，从而使江南形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进演变的‘琼岛’”[1]。芜湖地处江南边沿，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刘石吉先生在《明清江南米粮市镇表》中列及芜湖的鲁港镇[2]，樊树志先生在其《明代江南市镇列表》中也提及芜湖的市镇[3]，但所述甚微。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芜湖榷关的研究反映出明清芜湖经济的发展状况。笔者试图立足芜湖，放眼整个明清江南市场，对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一初步探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1 明清芜湖商业的发展
芜湖地处长江与青弋江的交汇处，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港口城市，明朝万历时便有“都会”之称[4]食货。其地理位置优越，“南通宣歙，北达安庐”[5]序；它又处于“吴头楚尾”[6]卷2，可以充分利用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参与长江流域的市场交流，成为明清时期名副其实的“积著之区”[7]卷50·江叔先藁葬墓志铭,1067。
元朝末年，芜湖“仅得户八十有三，岁收田赋为石仅一十有七”[6]卷35；而到明朝初年便“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8]序；到了明万历年间即“辏五方而府万货”[5]卷1；清乾嘉之际则是“阛阓之盛，甲于江左”[5]序。其发展速度委实令人惊叹。其中，商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的发展要以商业为条件”[9]卷25,371。芜湖十里长街，由新市街经弼赋门直抵江口，这里商贾云集，商品琳琅满目，“百货咸集，殷实商铺亦萃于此”[5]卷5；还有河南市，该地多砻坊，以经营米粮贸易为主；鲁港镇距县治仅15里，“为粮米聚贩之所，商旅骈集”，“境内市镇惟此最大”[5]卷5，皖南米粮多集于此，经米商之手贩于江浙之枫桥、乍浦诸镇，有的甚至转运到广州、汕头、烟台、宁波等地；此外，还有南板桥市、山口市、二十里市、东莞市、石硊镇、方村镇等。笔者据民国《芜湖县志》统计，民国初年芜湖县共有15市6镇，不论其规模还是数量，在皖江流域均首屈一指。
商业的发展规模主要体现在各行业的经营状况上。现根据民国《芜湖县志》的记载，统计出占比重较大行业的经营情况（见表1）。
芜湖的商业发展以米业为大宗，芜湖米市在整个江南地区也是首屈一指。其它如布业、丝业等行业的发展也蔚为壮观。
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芜湖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四方商贾前来寻金射利。
首先是徽州商人，芜湖的各行各业无不见他们的身影。芜湖与徽州相距500里，“六邑之服贾者，咸以此为冲衢之地”[10]。他们凭借地缘优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称雄于芜湖商界：明万历年间休宁人汪一龙“在西门外大街创立永春药店，垂二百年，虔制散丸，四方争购之”[5]卷58；乾嘉年间婺源人李士葆“家故贫，弱冠佣工芜湖，中年贷本经商，家道隆起”[11]卷34。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在芜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热衷于芜湖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明嘉靖年间的歙县人赵正“商于湖阴，捐资筑城”[12]；清咸丰年间的婺源人李天本也曾在芜湖捐资赈灾[11]卷35。这些徽商不愧于“儒商”的美誉，同时也获得了官府的支持，维护了他们在芜的权益。
广东商人在芜以大米贸易为主，“皆拥厚资而来，起居阔绰”[13]，他们在芜建有广东会馆，金碧辉煌，为芜湖其他会馆所不及。粤商在会馆举行团拜，邀请官商欢聚一堂，其中便有安徽省洋务局和芜湖盐局等政府机构的官员[14]751，说明他们已与当地的封建势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融进了芜湖社会。
此外，还有山陕商人、宁波商人、江西商人、福建商人等其他地域性商帮在芜活动。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在1882至1891年间，芜湖共建有17处会馆[14]633。从民国《芜湖县志·建置制》得知，这些会馆多为士商共建，具有工商业会馆的属性。外籍商人在芜的活动可见一斑。通过对旅芜商人活动的考察，也可从侧面了解芜湖商业的发展概况。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9]卷25,365。明清时期的江南，不仅商业资本控制着产业资本，且商人的活动范围决定了手工业产品的销路。芜湖兴盛的商业，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障和产品销路的顺畅。芜湖的手工业驰名中外，以浆染业和冶炼业为代表。
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上中说“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将芜湖的浆染业提升到全国的高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芜湖浆染的产品，“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7]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763。如明嘉靖年间歙县岩镇人阮弼，在变卖了大部分的田产后，挟巨资来芜开设染局，“招染人曹治之”，因产品精良，畅销全国各地，后又在全国“要津”设立分局。
芜湖的冶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嘉庆《芜湖县志》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干将携妻在神山、赤铸山一带铸造钢剑。明清时期，“冶铁取钢，必于芜湖”[15]卷11，有“铁到芜湖自成钢”之谚。明嘉靖年间徽商汪尚权先“商于湖阴”，数年后“募工治铁冶，指挥百人，斩斩有序”，最终“赀日丰”[16]卷116。到清嘉庆年间，“居于廛冶铁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百人”[8]卷1，规模蔚为大观。由此衍生出铁画这一芜湖特产，康熙年间芜人汤天池便凭此技术“名躁公卿”，后人师其法，“虽制作远逊”，而“四方多购之以为齐壁雅玩”[5]卷1，“过关者莫不购归以为赠品”[5]卷35。
此外，芜湖的烟草加工业亦非常兴盛，生货经人工刨制后成为熟货，到了光绪年间，芜湖的刨工达三百余人。
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芜湖的服务业此时也蓬勃发展起来，集中于二街、镜湖一带，“二街马路则茶楼酒肆、梨园歌馆环绕，镜湖隄边类皆”[5]卷5，为人们的休闲娱乐、商务洽谈提供了场所。
民国《芜湖县志》在提到钢坊时有这样的记载：“其工之上者，视火候无差，忒手而试其声，曰若者良，若者楛。其良者扑之皆寸断，乃分别为记，橐束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赀也。工以此食于主人倍其曹，而恒秘其术。”[5]卷1
在阮弼所开设的染局中招有染人、在铁画的制作过程中有“剪工”、烟叶制作过程中有“刨工”。这些人的活动值得注意，他们是有着人身自由的技术工人，与主人的关系只为雇佣关系，而非封建隶属关系，他们随时可“客走天下”，且人数较众。从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芜湖迈向近代化的脚步声。
2 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明清时期的芜湖是一个转毂型的城市。它是皖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同时，与江南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芜湖附近诸地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汇集于芜湖，或为之消化，或运往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也多以芜湖为桥头堡，或逆流而上，或分销皖江南北。此时的皖江流域，业已完全融入江南市场，参与市场内部的分工与调剂，而此时的芜湖，也已突显了其在江南西部的中心地位。
从芜湖沿江而下，再顺运河可深入长江三角洲地区。此外，还有一条古称“中江”（即今江苏省的荆溪河、胥溪河）和安徽省的青弋江、水阳江部分段的水道相通，系明初为解决太湖水患而开凿。从芜湖出发，经江苏高淳境内的东坝，至涑阳、宜兴，可直达太湖，其航运距离是长江运河一线的一半，走此路亦可避过南京关的征税，因此为古人所重视。黄汴在《一统路程图记》之卷七、商濬在《水陆路程》之卷七、程春宇在《士商类要》之卷一中，对该条水路均有重点的介绍。万历年间南京关横征暴敛，导致经芜的货物由此水路运往长三角地区，而南京原先繁荣的上新河“颇凋敝，有人不聊生者”[17]卷1。
皖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里热量充足，水源丰沛，土壤肥沃，圩田广布，非常适宜农业生产，而以水稻为大宗。明清时期每一州县均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沿江接陌连阡，皆赖圩田畜泄之利，宁国、太平、无为、和州，财富之区，古称饶足”[18]卷1。种植技术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无为的圩田每亩均产四石，有的地方达到六七石之多[19]卷4；在1854至1863年间，休宁的一些田庄中，平均亩产也达到4.88石[20]。康熙末年，皖江流域便已开始种植双季稻。种植品种繁多：乾隆初年，宁国县有粳稻45种，糯稻23种；贵池县有粳稻33种，糯稻20种[21]卷21。据徐正元先生的统计，芜湖海关在1885至1898年间米粮的出口每年都在二三百万石上下[22]21-23，这么多的米粮绝非芜湖一县之产，如无为的稻米出口量就占到芜湖米市出口量的三分之一[19]卷4。此外，还有皖江流域的巢县、含山、庐江、宣城、郎溪、南陵、繁昌、桐城、怀宁、望江、和县、当涂、泾县等地[22]14-16。上述各地的米粮多由水路运往芜湖：如桐城县金坤、孔城镇分别经枞阳入江抵芜湖；巢县、含山、无为三县的米粮经濡须水入江抵芜湖；庐江县通过泥汉河入江可抵芜湖；繁昌、南陵由漳河运抵芜湖；宣城、建平等县由水阳江运抵芜湖。此时的芜湖，已经成为皖江流域的余粮集散地：明万历年间广德买米兑漕“议甲运道每米一石，查访丰歉丰价随之，或征银五六钱，或至十八钱上下，给发里长前往芜湖买米装载”[23]卷50；又如康熙年间旌德县发生灾害，“在城各大姓捐资赴芜湖买米运旌”[24]卷9。
除米粮外，烟草已在皖江流域广泛种植。乾隆年间太平府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多“旱地植之”[6]卷12，嘉庆宁国府“近今种烟者甚多”[24]卷18，道光年间怀宁县的烟草贸易“洪家铺江镇牙行填满，货镪辐辏，其利几与米盐等”[25]卷7。烟草也多通过上述水路运往芜湖，或在芜湖集中转运，或在芜湖经加工成为“熟货”后，再“行销外埠”。此外还有竹木、纸张、茶叶等。如“休宁山中宣衫，土人稀作田，多以种衫为业”[26]。徽州的木材经青弋江运往芜湖的“徽临滩”，在此编排后再运往长三角地区。光绪年间，芜湖每年茶业的销售额在二十万元上下，货源“皆来自泾、太、徽州等处”[5]卷35。
芜湖处在一个诸水汇于江心的交通枢纽上，封建社会末期，在陆路运输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物流多由水路承载，以芜湖为中心的繁密的水系网络，造就了芜湖在江南西部的中心地位。
从芜湖运往长三角地区的农产品有粮食、茶业、木材等，其中以粮食为大宗。长三角地区在宋代时便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但到了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耕地开始改种经济效益更加明显的经济作物，如桑、棉之类，致使粮食耕地不断减少，原先全国的“粮仓”转变为“缺粮区”。如嘉兴府的粮食“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四”[27]卷12，调入该地区的除当时的“粮仓”湖广之外，还有皖江流域，正如吴应箕所说，该地“地阻人稠，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28]卷10；嘉道时包世臣也说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29]卷26。据王宇尘先生估计，在1885年以前，安徽的米粮出口量也达到了二三百万石[30]，其中多数是从芜湖米市输出的，运往长三角地区的枫桥、平望、长安、硖石等粮食业市镇中转，有的市镇甚至对米粮深加工，提高价值，如平望镇就有成熟的米谷加工业，其冬春米远近闻名[31]卷12。
在清初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茶叶多从江西经过大庾岭如粤，但随着徽商海外贸易的扩展，走原路的成本增加，因此，在嘉庆年间便有不少徽商在芜湖集中后运往江苏、上海行销，有的出口海外[32]卷48。
木材是建造房屋、制造生产生活工具的重要原料，为长三角地区所奇缺。在芜湖县治以西的徽临滩，堆放有从云贵、四川、湘西、皖南采伐的木材，在此整合后运往长三角地区。
此外，芜湖盛产的铁器除运销“外江内河”，有的也运往江浙地区销售，甚至苏州府、松江府一带的棉布也有不少送往芜湖染色[33]。可见此时的芜湖已经深层次地参与了江南市场的内部分工。
长三角地区手工业兴盛，据统计其中心苏州有30多个主要行业，所产商品多达21个大类210余种[34]。在长三角地区输出地手工业商品中，以棉布和丝绸为大宗，行销全国各地，明人张瀚说杭州“桑麻遍野，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帛者，必走浙之东也”[35]卷4。其输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沿运河北上燕鲁之地，以达九边，以山东临清为中心；另一条沿长江逆流而上，经湖广四川，行销中国腹地，以芜湖为绾毂之地[36]卷59。此时的芜湖，承担了商品继续西行的责任，同时也分销皖江南北。此外从上海、南京、苏州“转运来的京广洋货达三千余种，光绪二十年后每年的营业额达五六百万元”[5]卷35，如外江庐州、巢县、三河，内河宁国、徽州各处俱来本埠贩运。
皖江流域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实现了江南市场内部的分工协作，不仅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皖江流域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芜湖，业已成为一个位于江南边际的、服务于长三角这一江南经济中心地的次级经济中心。它代表了皖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那么，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流域，为什么没能形成像长三角地区那样壮观的经济规模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长三角地区早在宋代便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良好的农业基础为日后手工业的大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是皖江流域所不及的。其二，明清长三角地区上到城市带兴起，下至市镇体系形成，城市间及市镇间的经济交流频繁，形成了繁密的市场网络，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协作，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皖江流域没有的。其三，长三角地区重商意识深入人心，如杭州“杭民半商贾”[37]卷6，震泽“多以贸迁为业，往来楚墅，经年不返，习以为常”[38]卷25，且经营理念不断更新；而作为皖江经济中心的芜湖“居厚实，操缓急，以利权成富者，多旁郡人”，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5]卷8。
以上三点是笔者的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下面是笔者的两点遗憾：其一，在旅芜经商的外籍商人中，除徽州商人外，亦有山陕、广东等其他地域性商帮，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所限，不能对他们在芜的活动及对芜湖文化的影响作深入探析；其二，皖江流域在明清时期已形成一个以芜湖为中心的市场，前文仅对皖江市场的概况作了初步探讨，而对其基层进行研究却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