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社会变迁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
——对中国外交“思想底色”的印象与感悟
——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和平发展与外交战略：非传统模式
——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
——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宗旨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章百家
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这句话多少被视为外交学的一条“公理”。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外交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在开展学术研究之初，人们关注的必然是一些相对具体和比较表层的东西，如对外交往的过程、对外政策的内容等。现在，学者们开始注重探讨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这表明有关研究正向纵深发展。
推动学者们探讨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当我们的研究深入到对外政策制定的层面，特别是在考察一些大政策的形成时，便不能不分析种种国内因素的影响。二是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真切地体验到，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内政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反之，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内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是十分明显的。
就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来看，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总体联系之紧密是超乎一般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百年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变动引发了中国内部的变革，而内部变革的需要又支配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在这里我仅准备就内政对外交的影响简单地谈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从宏观上看，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二是内政和外交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面对四大问题，或者说面临四重任务。这就是：（一）进行社会革命，改变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等级制度；（二）实现现代化，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它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四）实现国家统一，不是复兴传统的专制大帝国，而是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合。这四项任务是历史性的，无论哪个政权上台、哪个阶级执政都无法回避，同时它们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不仅是指它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提出的，而且是指它们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每一项任务都不能孤立完成。在这四重任务中，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一项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其余三项都贯穿20世纪始终，至今尚未完结。就完成的一项而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反帝情结仍不能消散，而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如何维护独立自主、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打交道，实际上是这项任务的延续。我想，这四重历史任务可以为我们解读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提供一把钥匙。中国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这四个方面。
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政影响外交的方式是不断变化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可以把20世纪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大体看来，前一阶段的内政和外交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对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来说，发展对外关系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外力增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力量；与此同时，所有的大国也都想加入中国内政的游戏，以取得在中国的支配地位。这时的外交其实也是一种内政。不过，即使是在这个充满内争的时代，上述四项历史任务还是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获得了独立自主地位，内争基本结束。这使得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方式与前一阶段有很大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外交原则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志，它们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上述四项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并存的另一种现象，就是有时或在某些问题上，内政和外交的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或直接。当然，内政和外交本来就各有其独立性，这里所说的不那么紧密或直接只是相对而言。例如，有些时期我国的某些对外政策就没有很好地反映、甚至是较大地偏离了内政的需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当时高度集中的外交体制，也可能是意识形态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仍是由国内状况决定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内政仍对外交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变得非常直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外交工作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我们看到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正变得日趋复杂，这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例如，以往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务与外交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参与外交决策的机构日益多元化，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并发挥影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决策越来越需要程序化，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也比以往更为重要。从内政和外交相互关系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新阶段，但现在就作出这种划分似乎还为时尚早。
内政和外交的相互关系在我国外交学研究中还是一个新课题，它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许多方法，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我国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提炼和总结。一个迅速变动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会有与众不同之处。
对中国外交“思想底色”的印象与感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袁明
中国的文明史很长，但是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史却很短。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是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社会本身变化的烙印的。若从晚清说起，到民国阶段，有许许多多中国社会变化和外交关系的题目还没有被仔细研究过，其实是很有趣的。如美国人蒲安臣怎么就成了代表中国的使节？如英国人戈登在1880年中俄几近开战时向李鸿章力陈开战之弊的背景……这些先不去细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外交也非常明晰地反映出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我对其中的思想轨迹尤其感兴趣。
在这一点上，我是受王逸舟一次发言的启发。他提到中国外交的“思想底色”。这令我想起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初抵美国时遇到一位资深的华侨报人。他对我讲：“邓小平先生厉害啊，和美国打交道，先用‘革命外交’，然后用‘儒家外交’”。他说的“儒家外交”，指的是当时中央决定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并主管对美工作的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幸多次亲眼目睹章文晋大使的“儒家外交”的风采。在章文晋大使1983年至1985年的中国驻美大使任上，中美关系比较稳定并积极发展，但是麻烦也不少。这在国家关系中是很正常的。对付种种麻烦，我很少听到章大使用“斗争”、“坚决斗争”之类的词语。他对中央的对美工作的总方针成竹在胸，碰到具体问题就按事情本身的轻重及对全局影响的大小来和美方打交道。另外，他也非常注意广交朋友，为中国外交不断积累外部资源。如美国每年都要举行“亚洲学会”年会，章大使总是要在这个时候邀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在这种场合，章大使往往不止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官，而更像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
我觉得，“儒家外交”这种提法，是值得去体味的，因为它的确点出了一种“思想底色”。近代外交是西方人的发明，而中国人在学习这一西方政治技巧时，是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底蕴的。这种融合，不但要从政治史，而且似更要从政治思想史中去寻找轨迹和线索。
很遗憾，章文晋大使没有来得及留下自己的回忆录。有意思的是，当时与他同在华盛顿的另一位中国人却在20年后的今天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章文晋是资深外交官，英语流利，颇受美国务院官员的称赞。”这位中国人，就是钱复先生。他在离开大陆57年以后，今年应邀来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在他送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外交场合中，不似战场，不是你胜，就是我败，不是你进，就是我退。外交工作总是进进退退，胜胜败败，无所谓成功、失败，而是两方面的折冲。外交工作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否则就要诉诸战争了，何需外交？外交上不能坚持有我，无你，因为今日得意洋洋的胜利，很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造成他日惨痛的失败。所以说，外交工作是没有可能产生英雄的。想当英雄，只有去当将军。”
我想，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对西方政治中一些要义和精髓的“中国式诠释”。在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去的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用越来越开阔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前人的思想中发现许多有益的启示。
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逸舟
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中国外交大背景下网络的作用、NGO的成长、学者的建言以及外部压力等不同方面的数据， 证明新时期中国外交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走向。
现在看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仅是勾勒了粗略的线条，许多方面没有深入研究。最近这些年，实践在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讨论也在逐渐展开，相对于我那时的看法，有了不少进步与深化。今天北大国关学院的专题讨论，聚集这么多专家，探讨如此丰富的内容，便是一个明证。我也深信“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成长”之间相关性的探索，是一个无穷尽的宝库，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理论。
在这里我抛砖引玉，谈几点新的思考，或者说不成熟的观点。
第一，我们讲的“社会变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它确实是真正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增强和扩大自身存在的历史过程。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讲法，所谓“公民”，是指现代产权社会才可能出现的、有明确自我产权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个人。简单地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孕育真正的公民。所以公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市场社会。这一点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看得很清楚。其次，公民社会还是一个法制社会，是由人治转向法治的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这种转变，虽然远远没有完成。再次，公民社会又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国家自我约束、服务社会而非相反的社会。这对政治体制有更高的要求，显然我们国家距此要求还要走很长的路程，不过方向是明确的。最后一个多少有些争议的标准是，公民社会应当是一个NGO十分丰富而活跃、 与政府和权力部门保持良性而有距离的互动的社会。依我的判断，这方面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如果从这几个角度衡量，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既是巨大的，又是没有结束的。由于这些进步的出现，也由于进步的不充分，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这个阶段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有不少变数和问题。例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力缺乏约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再如，我们经济发展的现有模式（一种粗放型的高能耗运作方式），与全球经济的现有安排和各种自然资源、能源的供给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紧张和不适应，也加剧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民众和媒体经常提到的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其他社会失序现象，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问题的严峻性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中国外交的进步以及不足，都能折射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这些特点。
第二，研究社会变迁与外交的关系，不仅要注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同或相似点，比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更应特别关注和探讨中国的特殊性。我考虑，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加强分析和研究：一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相关的改革开放进程的渐进性质，这点与俄罗斯及当代很多转型国家根本不同。它不仅是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教训的深刻借鉴，也是对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重大挫折的反省总结。二是中国历来存在的、强大的地方自主性和不同的次区域特性，这与很多国家（包括同样是大国的邻国俄罗斯和日本）非常不一样，因此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与其说是从上到下，不如讲是由下而上，而且不同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特色和诉求，或多或少影响到中国外交的内涵，尤其是周边外交及国际关系。三是革命时代的消逝与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以及政治权力人物特质的改变，即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人物的权威性和强悍性都在削弱，而协调性政治、平衡性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特点在不断上升，后者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制度的根本性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特有的政治景观和社会政治文化。这些内容是我们在研究外交过程时不能不考虑的，也多少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外国人的分析模式和思考习惯处理中国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细细观察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不难找到上述中国国内政治社会特色的印记。
第三，进入研究过程时，须注意学理的严格和讨论问题的分门别类。举例说，在讨论中国外交的变化调整时，不能简单将它们归咎于国内政治（甚至权力斗争）的需要和结果，而应当仔细分析哪些是国内变化所致、哪些是来自外部压力（例如冷战结束后的某些调整或者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国内变化里哪些属于政治性的、哪些是非政治性的，哪些是短期的和临时性的、哪些是具有根本和长远影响的。另外，根据我个人的有限经历，研究外交调整与内政的关系时，最困难的还不在于揭示一般的逻辑关系，而在于找出具体的证明和案例。比方讲，媒体对于中国外交究竟如何产生影响？或者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如何改变了中国外交方面的相关政策？中国防止核扩散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公众的诉求，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关部门的策略性应对？真正进入分析过程时，就会发现寻找线索并且加以学术的证明，并非一件易事，而是需要相当艰苦和长期的努力，而且我不敢说最终成效能否如意。总之，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的进步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讲，既是一个饶有兴致的题目，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业。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缉思
我们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时，往往把美国当成主要参照物，采用了像“大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些缘于美国的概念。但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举其荦荦大端，做几点分析，对研究中国外交也许是有益的。
中美两国的外交都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但两国政治的基本区别，决定了内政同外交关系的互动性质不同。美国外交主要受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包括犹太人、古巴移民等基于族群的集团）的干扰。在没有出现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时，在一些外交局部问题上，往往前后摇摆，政出多门；但是在突袭珍珠港、朝鲜战争爆发、“9·11”等紧急状态出现时，国内却表现得高度统一，拥戴政府，一致对外。因此，美国领导人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例如克林顿在莱温斯基弹劾案的关键时期下令轰炸伊拉克，以转移国内公众视线。
中国内政同外交的关系，则表现于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政府权威。历史上，外患同内乱总是迭起，外敌同内奸一贯相互勾结。民族危机一旦发生，马上会转变成政权危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对颠覆渗透、“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一直是对外关系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内政治平稳、国家安全没有重大危机时，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很强，内耗不大，更不会出现想要制造国际危机以达到维护领导人权威的情况。但是，当国家安全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时，国内的不同意见就会浮现出来，造成对外交的干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李登辉访美、“炸馆”、“撞机”事件之后，都出现过要重新判断国际大局、调整对外战略的呼声和政策研讨。最近的例子，是2005年春季的涉日游行。在上述事例中，对决策的压力，全部是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路线和行动。只因中央领导准确把握了国内外大局，坚持了冷静的战略判断，才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反复。
美国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强调，美国是“社会主导型国家”，美国民主制度决定了其民意和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很大。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美国人对国内问题非常关心而且了解，所以在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堕胎等国内问题上，民意对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国际知识却很少，所以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例如，布什政府曾经大造舆论，称萨达姆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证明是情报部门根据政府高层意图捏造事实），据此在2003年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在世界绝大多数舆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但美国民意却基本上接受了。后来，布什政府又千方百计为这场战争和美国继续在伊拉克驻军辩护。虽然在挫折面前，美国民意有所变化，但仍不足以损害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根基。在历史上，只有越南战争的结束，才真正表现了美国民意同政策相抗衡的巨大力量。但这个民意，是用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的，是在对美国安全和经济都没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国家造成生灵涂炭之后，美国人对心灵的拷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是政府主导社会，民意对外交的直接影响很有限。舆论和民意对政府的制约，主要表现为要求政府停止对外战争和干涉。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国际报道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媒体，中国民众对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大大高于美国民众。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关系往往涉及到民族存亡。因此，中国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和倾向性同美国差别很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国统区的反美抗暴、反美扶日运动等等，形成了现代史上表达爱国激情的典型方式——散发传单、集会游行、抵制日货（美货）、签名上书，以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典型口号。这些典型至今深深刻入民众脑海。岳飞、林则徐、李鸿章等历史人物，则内化了爱国主义标准：大敌当前，“主战派”等同于“忠君爱国”，“主和派”代表着“投降卖国”。
新中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意同政策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信息渠道逐渐多元，民众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一定分化，开始形成同对外政策不尽一致的一些观点。值得研究的是，少数几次政府没有加以禁止的示威游行、网上签名运动，都是涉及外交政策的。由于上述爱国典型和标准不容动摇，即使某些言行越过了现行政策法规的界限，仍然被视为出于爱国动机的“过激行为”和主流民意的宣泄。这同美国民意对政府制约的通常方向正好相反。
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意识形态环境也完全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不是指意识形态内容的对立，而是指意识形态在本国社会、政治、外交中地位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意识形态立国、宗教信仰立国的社会，虽然标榜政治多元和文化多元，实际上意识形态简单划一。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构成浑然一体的“美国信条”。在对外政策中，领导人以意识形态标准判断是非，在美国人看来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大得人心。美国外交一直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优先）和现实主义（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优先）的两端之间徘徊，寻求一种平衡。
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中国外交，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但在革命口号之下，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可以说是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起先提出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后来又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力求树立国家利益优先的标准和“务实”的形象。但是，意识形态仍然在两个方面作用于外交政策。第一是对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的排斥和对“和平演变”的警惕。在对东欧中亚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的态度上，在对古巴等国的政策上，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考虑。第二是将爱国主义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将其提升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近来，中国政府提出构筑和谐世界的主张，同时融入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等观念的宣传，其实也是意识形态上的某种调整。
就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言，在美国外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常量，在中国外交中则更多的是调整变化。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American values）奉为圭臬， 而现在中国也以外交中的务实倾向（pragmatism）为自豪。有意思的是，美国并不以为中国的“务实外交”一定不对它构成挑战，其他国家也经常对什么是当前中国外交中的道义原则，表示种种怀疑。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则对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双重标准与虚伪性表示反感。
以上的粗略勾画，意在说明中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复杂性。要构筑中国外交的“大战略”，预测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变化。
和平发展与外交战略：非传统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楚树龙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外交为内政服务，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中国政府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出发，结合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近年来形成和强调与周边和世界的“合作、和谐”的实践战略。为了实现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世界的潮流、主题是“和平和发展”，中国的外交战略也确定为“和平发展”，即外交的内容和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和平环境，同时，中国外交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①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中国外交的主要地区是亚洲。为此，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战略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行动落实这一战略和政策方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此外，中国在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向全球扩展，包括澳洲、西亚、中东、非洲、拉美、北美和欧洲等。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及维和行动，参加八国集团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相关活动。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谐”外交倾向是非常明显而引人注目的，也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所公认的。
崛起、发展中的中国越来越重视地区和国际的合作与和谐关系，而不是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必将构成“挑战”和“威胁”。
“中国威胁论”者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过于简单、落伍，是对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或歪曲。比较历史上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大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发展的发展模式和影响是根本不同的。
（一）中国崛起发展的非传统模式和道路：先地位后实力
德国、日本、前苏联等近现代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崛起，是这些国家先发展经济、技术、军事等实力，然后依据膨胀的实力要求提升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甚至不惜走武力和战争的道路。这也即是“中国威胁论”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即新崛起的国家必然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满，因现存国际秩序没有充分反映新崛起国家的力量、地位和利益，所以新崛起的国家要求改变现状，建立有利于它们的新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冲突甚至战争。
然而反观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崛起发展模式是先成为世界大国，先有较高的地区和国际的地位和影响，然后再弥补其实力的不足。不管别人怎么看，对中国人来说，包括普通中国民众、官员、学者和领导人，中国现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世界主要力量，就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因为通常按照一个“世界大国”的标准，中国早就具备了绝大多数条件。在地理、人口规模上，中国早已是个世界大国；在时间上，中国是个历史大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传统、文化、文明上，中国一直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大国；在军事上中国虽不够强，但也是一个核大国和常规力量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在政治上中国早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等国今天还在为这一地位奔波。
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观念中，中国早已是一个而且一直是一个世界大国。过去中国唯一与世界大国地位不相称、不太够世界大国标准和条件的是其经济实力。但即使在这唯一不足的方面，中国近二十多年来也在弥补、追赶，而今天中国正成为一个方方面面都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中国人的“世界大国”观，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地位、世界事务中是一个满足的力量。既然中国人已确信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具有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不存在中国实力增长后要求与之相应的较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够高的了，中国人要做的是弥补其实力的不足，使实力与地位更加名实相符。因此，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上升的维护现状的力量”。中国是在崛起、上升，但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满足的、维护现状的力量。中国崛起发展以来的外交尤其是近几年的外交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到处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即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维护现状，尽管中国也赞成一些国家提出的改革和改善国际组织、国际体系的建议和主张，中国也具有同国际社会一起不断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长远理想和愿望。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局部策略方针
国际上，甚至包括国内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重大误解，即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说法。一些人认为，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长远的、没有宣布的、甚至不可告人的内容和目标；只是中国人觉得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是说出和实施这一宏大战略的时候，因此要“韬光养晦”，藏着掩着，等待时机。其实，仔细回顾“韬光养晦”的提出和它的真实涵义，就会了解这完全是对邓小平思想和中国外交战略的误解。
邓小平确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中国提出和规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但它的涵义是针对当时苏联东欧的巨变，针对一些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失落和试图对此有所作为的想法。因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方针，是针对当时特殊时期苏东巨变的特殊情况的，它根本不是针对中国外交的长期战略方针，也根本不是针对中国总体、全面的外交战略而提出的，当然也不是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小平在当时和以后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当作中国外交的长期和全面战略。在《邓小平文选》三卷等文献中，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很多关于中国外交长期和总体战略的丰富思想，如“和平与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也有“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策略思想，② 但在国家总体和长期外交战略层次上，在对美关系等方面，没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表述。中国党和政府十几年来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和文献（如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以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也没有或极少提到“韬光养晦”这一当时的局部的策略思想。
注释：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4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21、353页。
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张沱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步入小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将更加深刻。
社会变迁的哪些方面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哪些影响是积极的，哪些影响是消极的？中国外交应如何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题目。在此，我谈一点非常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社会变化的若干主要特征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开始具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许多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地区差别有增无减；利益集团的影响扩大；社会精英的地位继续加强；民众对知情权和议政的要求增加；传媒的影响上升（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网站、小报）；非政府组织（NGO）得到较快发展；价值观呈多元化趋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众舆论向多元化发展；社会问题出现内外互动的状况；国家对社会及公众的传统控制力下降；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
这些变化已对中国外交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是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向全面小康社会发展，其中一些影响可能继续加强，一些可能逐渐减弱，有些则可能先强后弱，走出一个倒V字型。此外， 还可能出现一些会对外交发生影响的新变化。总之，研究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的关系，首先要对可能影响外交的社会因素的构成及其变化进行跟踪研究，认清其特点及发展趋势，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二）社会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明显上升，决策环境日趋复杂。
一般而言，公众舆论的主要载体为国会、利益集团、社会精英、传媒、民意测验及民众的集会游行、NGO等，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经济、 社会越发达的国家，公众舆论的影响也越大。当前，在中国，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并且发展较快，虽然其影响仍远逊于发达国家，各种载体的影响力也与发达国家有着许多不同。
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1）个人、少数人的决策向集体决策转变；（2）职能部门与专家学者在决策中的作用上升；（3）协调机制逐步加强；（4）决策更加慎重和决策时间延长；（5）民间舆论成为决策中考虑的重要因素等。前三个变化是积极的，第四个变化总的来讲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而第五个变化对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则既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第二，由于社会矛盾增多，加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交问题、外交政策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和宣泄口。其中，对美政策（主要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政策最可能成为宣泄口。其结果不仅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可能对外交政策的施行带来干扰。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这方面的不利影响将会逐步下降。
第三，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中，国内突发事件增多，如处理不善或不及时，可能成为外交中的大难题。“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非典”的爆发、香港50万人大游行、吉化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事例。这些事件性质或不相同，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也不同，但都具有突发性，曾酿成危机或具有酿成危机的可能。从外交工作的角度，加强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与总结，已越来越重要。
（三）中国外交如何应对社会变迁的机遇与挑战
这里首先有一个如何评价机遇与挑战的问题。我想应该讲两句话。第一，如果从表面看，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恐怕是挑战大于机遇。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如果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则又可做出较为乐观的评价。事实上，机遇与挑战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能深刻认识和适应社会变迁，积极主动地改进和加强外交决策机制，使之不断朝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并充分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就能抓住机遇，促进外交工作的开展。但如果政策、机制跟不上变化，甚至出现明显滞后的状况，社会不和谐的状况又长期得不到改善，挑战的一面就会突显，外交工作也可能因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为适应社会变迁，促进外交工作的发展，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基础上，更自觉地改进与完善外交决策、协调机制。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即国家安全决策的层次上，加强机制建设，提高综合协调能力；二是做出制度性安排，逐步扩大公众对外交的知情权，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三是对外交政策的施行建立必要的反馈制度，不讳言失误与教训，鼓励讲真话和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加强危机管理的研究和机制建设。这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对中国外交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从过去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外交工作中，加强前瞻性研究，加强危机管理研究，建立与完善自身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不仅将使中国外交更有预见性，而且将使国内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可能对外交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得到更好地防范与控制。
第三，充分发挥智库机构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国的各类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包括由国家及各省市和职能部门建立的机构、大学的研究机构、日益增多的NGO等），在资金来源、人员组成、作用与影响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认识这种变化，指导这种变化，充分发挥其各自的功能，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此过程中，国家除应逐步加大对外交政策研究的财力支持外，还应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如对基金会的发展给予优惠政策，使之能更好地筹集社会资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发挥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阎学通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利益向全世界拓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在增长。由于中国崛起，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冲突甚至发生了性质的改变，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还应继续以服务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中国现阶段的崛起是更为需要扩大国际市场还是扩大友好关系？是增加国际投资还是增加别国的尊重？是提高经济收益还是提高国际形象？我个人的答案很明确，后者的需要比前者更迫切。因为，目前的形势是，我们无需做太大努力前者就会实现，而我们使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后者一定能实现。
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变自身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和增强国际政治号召力。增加国际经济援助，参加国际维和，举行多种联合军事演习，在外交上实行多边主义政策，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些还都不是国际影响力的根本。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其国家建设的成功。国家建设的成功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而且更主要的是指社会体制建设。比如，美国的国际号召力主要源自于美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包括美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新闻制度、公务员制度、税收制度、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失业救济制度等等。美国的成功的根本不是其经济财富的增长，而是其社会建设的成功。例如，美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比其他大国的分离主义势力弱，对国家统一构成的威胁小。这就使美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制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样板。当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自愿学习的模式时，我国的国际政治号召力就大大提高了。
本届政府提出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体系，国内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如果中国政府在控制政权的情况下都建立不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那么在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的政策就没人能相信。换言之，权力范围内的事情都干不好，权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又怎能做得好？一个连自己家庭都管不好的人，能把国家管好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在于此。建设和谐世界所需要的能力、智慧、气度、胆识要比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大得多，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是提高我们建立和谐世界能力的途径。我国如果无力统一台湾，那我们就不可能寄望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分离主义不危害国际和平。
在建立国内和谐社会和国际上的和谐世界时，我们需要明确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的基础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一贫如洗，文革之后国家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挂帅，这一转变深得人心，于是致富成为我国全社会的核心目标。二十多年以致富为最高社会目标的经济建设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的经济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思潮。许多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由财富的多少决定的，以致今天很多人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建成和谐社会，就能营造和谐世界。事实上，一个社会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都不是由社会财富的多寡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体制与经济水平是否相符决定的。也就是说，当经济水平提高后，社会体制仍保持原有状态而不进行改变，两者的不适应性就会加大，社会的不和谐程度就会加剧。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的根本出路不是提高生产力，而是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使社会体制能随经济水平的提高及时改变。1950—1956年和1978—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较为和谐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和谐靠的是社会体制向符合经济水平提高方向进行改革的结果。在体制长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只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自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水平提高的速度日益明显快于社会体制的改革速度，这个速度差使我国的现行社会体制与现有经济水平的不相符的程度日益增大，因此社会不和谐的问题日益严重。腐败已不局限于官场，而是形成社会性腐败，学术、教育、医疗等非权力机构也形成了组织行为的腐败。由于社会矛盾加剧，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下降。因此我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以“公平、公正和公开”为社会建设原则，而不是仍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原则。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才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成为世界的样板。从国际角度讲，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只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强大的政治实力，其中包括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在国际上的政治实力，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建立更多的友好关系，树立一个良好形象。总结春秋战国的国际政治经验，司马错说：“欲王者，务博其德”，此话在两千多年后仍适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
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宗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刘建飞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在阐述对外工作时提出：“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外交政策的宗旨”，具有深远的意义。透过这个外交政策宗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外交的两大特征。
一是高举道义的大旗。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一直非常重视“道”，《孙子兵法》中谈到“道、天、地、将、法”五大战略要素，将“道”放在第一位。这里的“道”就是“道义”。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说。这里，重视道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是“利他主义”的，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重视道义，恰恰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同样重视“道”，高举道义的大旗，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因为中国需要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符合中国的利益。
二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高举道义大旗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但是旗帜上所写的具体内容却是不断变化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外交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当时，“建设”一词往往是与“革命”相提并论的，所以当时外交政策中的“道义”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在外交政策阐述上仍然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仍然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角度来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但不管怎样，落脚点还是“维护世界和平”。
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内政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外交上则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中国的对外政策虽然还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但出发点却变成“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且“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
到了1992年十四大时，中国虽然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仍然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十四大提出了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在外交上，中国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出发点，并且明确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十五大和十六大仍然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出发来考虑外交政策。
与以往相比，十六大在阐述对外工作时，不仅用了“外交政策宗旨”这个提法，而且将“促进共同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并列作为“宗旨”的内容，而以往在相应的内容中，只提“维护世界和平”。
在国际事务中强调“促进共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中国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明显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幅度增强。但是，伴随着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社会和谐问题凸显出来。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五大执政能力之一。2005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和谐社会问题，将其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奋斗目标。与国内这种变化相适应，在外交上则将“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宗旨的重要内容。十六大还提出了中国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正式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合上述这些提法，可以看出，建设和谐世界是崛起的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世界”的立意要高于“世界和平”。和谐世界一定是和平的，但和平的世界不一定是和谐的。二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爆发，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却是不和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直被“和平地”损害着，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一直“和平地”侵害弱小国家的利益。世界不和谐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发展不平稳，而且发展问题是导致其他不和谐现象的重要根源。所以，要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就必须促进共同发展。当然，和平也非常重要。和平是发展与和谐的前提。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中国对自己的崛起也更加有信心。中国能够为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崛起的中国不是要充当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而是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共同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牛军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首先是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借用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学术界描述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苏联这个主要的外部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需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变化而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固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国内政治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也不清楚。由于缺乏深入可靠的案例分析，以致对国内政治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重大事件中的影响，难以做出判断。尽管如此，我相信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个视角，是有启发性的。当然在研究中最忌讳的是生搬硬套。
其次是当时研究的针对性。本人论文研究的是1945—1955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与1840年以来的情况相比，中国外交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都在论述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外交的特性。本人认为在这十年中，中国外交在某个层次上，是有其延续性的，它表现为一种“内向性”，同中国的政权更迭密切相关，即对外政策的产生包含着这样的目的：取得或维护一个政权、政权的合法性、争取对政权的认同等。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格言。本人当年之所以做那样的题目，并不是这个视角本身有什么新意，而是在研究一些时间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对外政策时，这个重要的视角（当然不是唯一的视角）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案例（尽管长达十年）的分析只是想说明，它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研究过去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如此，研究现在的中国对外政策也一样。这次会议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望文生义，应该是谈中国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社会对外交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一个中间层次，才能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在中国更是如此。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或社会的变化大致是或者说至少是通过四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折射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
首先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高度的共识。有两个强大的动力在推动决策者，将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上。一个是人们追求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一个是人们试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这两个动力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种“核心价值”（当然不是唯一的）。从历史上看，秦以后的中国一直是靠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经验证明，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是维护这个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难度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反对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各种被认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分裂内乱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和活动，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第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类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如不同地区与中央的关系、不同地区对外部世界不同的依存程度，与中国周边不同的地区形成的不同的关系、受到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外部影响，等等。它们反映到中国对外关系上，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甚至有所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更加全面地发展，以及中国地区社会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影响。
最后是决策层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外交上的成就，如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照顾到公众的某种情绪需求，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又不使公众对外交中附带的宫廷文化、官僚文化反感等等，是决策层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更复杂的一面在此不赘述。
以上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有时是互为因果的，它们构成了不可拆分的框架，这里分开论述只是为了比较简明一些。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们几乎都不是社会变迁后产生的问题，社会变迁使它们的影响可能变得更大一些，可以被看得更清楚一些、更深入一些。
编者按:
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领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从学术角度观察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随着中国社会的更加多元和开放，公众对中国外交知识的需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明显增长。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猎奇成分，中国外交毕竟长期蒙着厚重的面纱。然而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中国公众不仅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而且同样迫切需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过去曾经和今后应该以怎样的思想和行为，与外部世界相处。他们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也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便应付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尽可能合理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对外关系。
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外交。基于各种原因，外国的同行们一直对中国外交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通过锲而不舍的钻研，建筑他们的中国外交研究大厦。他们的研究不乏深邃的思考和真知灼见，也存在着在我们看来是扭曲的见解、误解。但是应该注意，不管我们如何点评，在那些国家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根据他们的描述和阐释来认识中国外交的。如果我们不能追随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不能奉献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而长此以往，甚至中国人自己看中国外交也可能就像通过“哈哈镜”看自己的形体。这个“形体”就是未经消化和略加包装的舶来品加上一些中国“佐料”的混合物。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情形，为了推动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2005年12月2日， 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以“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为主题召开了一场专题研讨会。这组专家笔谈和专题论文正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收获。①
以中国社会变迁对外交的影响为线索，比较深入地讨论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关系，这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正如一位与会的学者所言，学者们开始注重研究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就表明有关研究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这首先是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使然，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可能长期罔顾或回避研究对象的一些本质特征。其次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内部变化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内政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日益明显。
诚如上述，本次主题研讨毕竟是讨论内政与外交互动的第一次尝试。其内容虽然丰富却不可能面面俱到，各种观点相当深入但难免其局限性。抛砖引玉，但愿我们的研讨和探究能够对海内外中国外交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牛军）
注释：
① 多数论文作者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为避免重复，他们的即席发言未能辑入笔谈之中。另外，个别与会者的发言其主要内容已在他刊先期刊用，本刊因故不再刊出，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