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实践的共同体——论现代性的反思性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共同体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现代性的分裂结构与反思机制
现代性批判是当代哲学的基本内容，当代主要的哲学家都对这一主题作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的现代性批判所遵循的路径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将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看作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并且认为，正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使现代性成了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标志性特征是根源于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的分裂结构。现代性的分裂首先表现为个人与他所创造的客观体系的分离，在现代社会，技术体系、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们都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成为独立于其创造者的存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所表达的正是这些人类客观化产物对于人自身的统治，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自由的丧失。现代性的分裂还表现为普遍价值的缺失，在现代社会，人们不是生活在某种精神共同体中，而是锁闭在各自私人空间的精神单子，古代的精神总体性已经瓦解，现代多元性的文化又无法承担起为整个世界提供终极论证的任务，人类的行动没有了合法性的规范基础，这也就韦伯所说的意义的丧失。总而言之，现代性所展现的是一幅支离破碎的图景，我们既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实在世界，也没有一个总体性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的结构就内在于主体自身之中，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是一个包含自身分裂的原则。
从哲学的角度说，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是一种反思的意识，主体对于自身的反思或自我意识是现代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内容。现代性首先确立的是主体自身的确定性，这一任务是通过意识对于自身的反思完成的。但是，现代性的反思机制又必然导致现代性的分裂，这源于现代反思性的唯我主义前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孤独无助的、排他性的唯我主体处于现代性的开端。笛卡儿的怀疑精神是现代反思意识的典型，他所进行的反思就完全是在孤独的我思主体中进行的。通过彻底的怀疑，笛卡儿所达到的是我思主体自身的确定性。不过，由于反思主体的唯我主义性质，反思并没有获得任何确定性的内容。反思主体的唯我主义性质意味着对于一切他者的排斥，这首先导致世界的疏离和异化，外在的世界作为陌生的他者必然遭到反思主体的排斥和放逐。既然否定了世界，唯我主体只能回到自身寻求真实的内容，求助于对自身的观照，也就是说反思主体要进行自身分化，自己成为自己的他者。但是，反思主体只是一个否定性的主体，自身分化不过是对于反思的反思、对于否定的否定，实质上是从虚无走向更深的虚无。我们知道，笛卡儿为了克服在虚无中的循环，只好在反思主体之外设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心灵实体，实际上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反思主体和心灵实体的对峙说明唯我主体的自身分化实质上是自身分裂。可见，唯我主义的反思机制包含双重的分裂，主体与世界的分裂以及主体与自身的分裂；对于自身确定性的寻求得到的却是在虚无中的幻灭。
对于这样一种处境，现代性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求助根源于艺术领域的对象化逻辑。既然直接的反思得不到真实的内容，就在行动中创造出真实的内容，将自己对象化，然后通过对自己作品的直观获得对自身确定性的求证。[1]（P41）康德哲学是对象化逻辑的极致，康德的基本思路是将整个世界看作思想的构造，然后再反思这一世界的构造机制，从而实现现代性自我确证的目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似乎是康德梦想的完成，我们的生活世界确实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对象化逻辑还是启蒙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古典经济学将现代社会看作人类行动的构造，古典经济学的抱负就是寻求这一人造世界的内在逻辑。启蒙政治哲学则将国家看作人类契约的产物。但是，由于对象化逻辑仍然受主体性原则中的反思性唯我主义机制的支配，它所带来的是人类和其造物的对抗。
古典经济学和启蒙政治哲学的出发点都是通过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思而达到的唯我主义的生存主体，自我保全是它的最终准则。正是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生存主体才根据契约进行相互交换劳动的活动，并在契约的基础上自由地建构起现代的国家以保护他们满足自身需要的行动。[2]（P185）但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自我保全原则却转化为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逻辑和自我追逐的权力体系，同时，在资本积累的逻辑支配之下，技术体系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按照自己的节奏无限制的扩张。因此，对象化逻辑的结果是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成为独立于人的存在，并转而压制人类。在外部体系客观力量的压制之下，留给个人的只是相互分离的私人空间，得到保全的只是一些孤独的单子。对象化过程没有实现人类的自我确证，而是使现代反思机制中的分裂结构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分裂。可见，正是反思性唯我主义导致了分裂的现代性，任何想重建现代性的努力，必须从唯我主义的反思机制着手。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黑格尔、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三位思想家重建现代性的努力，揭示现代性重建的真实途径。
一、现代性重建与承认的辩证法
第一个真正触及到现代性困境的症结的是黑格尔。对于黑格尔来说，现代性的问题是伦理总体性的丧失。由于现代市民社会的扩张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现代社会在双重的意义上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一方面是人类精神和客观现实的分离；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分裂。市民社会作为物质和欲望的领域，按照知性的必然性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客观体系，对于人类精神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仅如此，市民社会的扩张还导致古代共和国和基督教精神共同体的瓦解，个人失去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个人成了私人，成了相互分离的精神单子。黑格尔将这一切归结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于理性的信心，相反，黑格尔哲学努力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用人类的理性重建伦理的总体性，克服世界的异化和疏离化，达到人和世界特别是和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和解，黑格尔将其提炼为一句影响颇为深远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序言P11）黑格尔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让自然、历史、公民社会与国家通过辩证的运动，重新回到理性的怀抱。我们不可能对黑格尔所重建的理性总体做全面的考察，我们将自己限于黑格尔理性重建工作所触及到的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机制。
黑格尔的工作是从理性批判开始的，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反思的知性，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反思的知性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分裂。因此，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实质上对知性反思的批判。黑格尔将两个根本性的缺陷归于在他之前的反思名下，一是抽象性，一是外在性，就是说在他之前的反思是抽象反思和外在反思。所谓抽象反思指的是这种反思不能从自身发展出具体的内容；所谓外在反思是指反思作为形式所具有的内容和事物本身相互外在。实际上，这两点都源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反思的唯我主义前提。强调唯我主体的自身确定性必然导致反思活动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对立，从而进一步导致反思活动的空无内容。那么黑格尔是如何达到具体反思和内在反思的呢？亦即黑格尔是如何克服反思活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分离从而使反思进入客观世界之中的呢？
关键在于，黑格尔走出了抽象反思的内在世界，进入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进入了实践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黑格尔遭遇到了人类实践所固有的主体间性结构。[1]（PP.34～35）可以说，黑格尔已经不自觉地立足于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他的哲学之中包含着一个未言明的主体间性内核。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能进入陌生的世界，并将陌生的世界转变为本己的世界，从而实现对于抽象反思的超越。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已经看到，主体要克服世界的陌生化，满足自我确证的需要，不应该经由抽象反思的路径返回到内在的主观性，而应该转向另外一个主体，通过对于另外一个主体的直观，实现自我确证的目的。这只有在实践中才是可能的，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即承认的斗争。在承认的斗争中，主体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僵死的存在，而是另外一个主体即一个对方，由于获得对方的承认，主体能够在另一个主体身上获得对自己的直观，从而在另一个主体身上实现对于自身的确证。主体间性成了自身确定性的前提。
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承认是不对称的，是奴隶对于主人的单方面的承认，奴隶没有获得主体的资格，而是沦为主人的工具。[4]（P128）可见，承认的结果是主体的分裂，即主体分裂为主体性的方面和工具性的方面。这满足了自我确证的另一个向度，即客观化的向度。通过作为工具的奴隶的劳动，主体性才能实现于外在的世界之中，使外部世界以作品的形式成为自我的确证。但是，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物化的问题。由于主体只是通过他的工具性方面才获得自我实现的，所以，真正得到确证的主体只是工具性的主体。黑格尔将这看做是奴隶对于主人的胜利。也就是说，承认的辩证法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主体即物化的主体。为了克服物化和自我确证的矛盾，黑格尔还要对物化主体作进一步的转化，这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劳动主体看作处于知性阶段的实践主体，受市民社会的知性必然性的支配，仍然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只有在国家中，实践主体才能发展成为理性的主体，成为完整的精神。不过，在此真正成为主体的不是个体，而是共同体；理性主体不是每一个个人，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共同体成了主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理性主体还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绝对精神，成为凌驾于一切个人与历史之上的唯一主体。之所以被迫进行这样的转换，根源在于承认的辩证法中所具有的唯我主义前提和主体间性内容的矛盾。
在承认的辩证法中，黑格尔已经不自觉的让反思走出了唯我主义的精神单子，从内在性的自身反思转变为现实的运作过程。对于自我确证来说，反思依然是必要的，但不是直接对于自身的观照，而是通过他者的视角，间接地或用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来说，就是经过中介达到对于自身的认识。这样一种反思同样要回到自身，但是，它相信主体自身和异己的东西、他在性的东西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承认异己的东西就是本己的东西，他在性的东西就是为我的东西。可见，反思的确定性必须超越唯我主义的前提，置身于实践的主体间性的结构之中。
不过，由于黑格尔承认概念中的不对称性，他并没有将承认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充分发挥出来，主体间层面的相互承认最终还是被扬弃于唯我主义的前设之中，唯我主义还是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前提。因此，黑格尔虽然能够以主体间结构将一切异己的和他在性的东西转变为本己的和为我的存在。但结果只是客观性的内容即自然、社会和人类历史在自我意识中的再生，抽象反思极端化为更加抽象的绝对反思；理性与世界的和解，只是一个超越性的神秘主体的生成，是理性的神秘化。黑格尔对于现代性的重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重建，这使现代性的问题以更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过黑格尔最终使问题得到了清晰的表达，他使唯我主义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形式即绝对精神中表现出来，同时也提示了走出唯我主义的可能路径。在黑格尔之后，为了克服反思性唯我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将黑格尔所揭示的实践的主体间性结构充分地展示出来，使主体间性结构发展成真实的人类共同体。这一结构在黑格尔那里只是表现为一种扭曲的和受压制的形式。
二、现代性重建与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是在批判现代性的唯我主义前提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哲学家，他成熟思想的基本结构是无限交往共同体，这是主体间性结构更为完整的表达形式。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的分裂结构诊断为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对抗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像黑格尔一样，他也认为现代性的问题是理性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才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现代性的分裂进行整合。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物化的客观体系是由遵循工具理性的策略性行动构成的，在这种行动中，人们虽然处于相互合作的状态，但合作的机制是反思性唯我主义。每个人都以自身的目的与利益为绝对的前提，他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自我实现的确定性成了自我反思的确定性的现实表现。但是，哈贝马斯发现，人类的相互合作不仅需要彼此互为手段的策略性行动，还需要就合作条件达成共识的交往行动。对于交往行动的反思是哈贝马斯哲学的核心内容。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往行动得以进行的现实基础，一是交往行动达成共识的前提。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哈贝马斯发现，交往行动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生活世界中共享的知识背景和解释框架为彼此的沟通奠定了基础。而且，生活世界中的背景知识和解释框架是自发地起作用的，并且随着所要理解的主题不同，这一前理解的视域也要发生变化。所以，对于交往主体来说，始终存在着一个模糊的前反思的领域，任何反思都要在这一领域中进行，或许会有部分背景知识和领域进入反思的范围，并为反思所修正，但反思永远不可能穿透这一领域，达到对于生活世界的对象化。[5]（P80）
因此，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引进彻底排除了现代反思主体通过自我反思达到自我确信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必然走向崩溃，因为生活世界本身有被理性化的可能，这是第二个方面。自我反思的界限，意味着没有人能在自身反思的确定性中坚持自己认识的绝对性，对于彼此合作条件的真理性认识只能在彼此的对话即交往行动中形成。交往行动要想顺利进行，就必须遵循交往得以进行的可能性条件。交往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行为，它以彼此理解为前提，所以交往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理解的可能性条件。哈贝马斯认为，交往主体要想彼此理解对方，必须遵守一些规范条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达的真诚性。[6]（P100）只有符合这些规范条件的主张才是有效的主张。实际上，在这些规范条件之下隐含着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即主体间性前提。交往主体不再是一个封闭在自身之中的唯我主体，相反，它有一个主体间性的内核，这使黑格尔的承认问题有了新的表达。
交往主体之所以要提出符合上述规范条件的有效性主张，在于相信交往的对方能够根据合理的理由对这些主张加以检验和批判，并根据合理的理由对其加以拒绝或接受。这也意味着交往主体承认交往对方能够提出它自己的有效性主张，并根据合理的理由为其辩护。交往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不过不是唯我主义的反思，而是从他人回到自身的反思。交往主体对于对方有合理根据的有效性主张应当自觉地加以接受，也就是说要从他人的观点出发，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正，即对自己的观点应采取反思的态度。正是由于交往主体都能从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即反思自己，才能指望他们会达成共识。不过，这里的反思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反思始终意味着要倾听他者的声音。我们称这样的反思为交互性反思。交互性反思意味着任何一个交往主体必须在他人眼中成为一个负责的行为者，能够自由地对于任何一种观点采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行为者。也就是说交互性反思促成了主体对于自身独特性和唯一性的认识。[5]（P211）可见，交互主体性既超越了唯我主义的前提，又满足了主体对于确定性的寻求。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主体间性结构还承载着哈贝马斯的形而上学理想。他还要将相互承认的主体间性结构扩展为跨越过去与未来的无限交往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这一共同体面前为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进行辩护。[5]（P207）哈贝马斯的努力主要为了两个目的：一是克服世界的异化；一是为现代性奠定新的规范基础。通过无限交往共同体这一概念，哈贝马斯实现了他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从而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在共识之下进行自觉行动的整体，这样就可以对各种异化的社会体系加以重新占用，消除世界的异化。无限交往共同体的本质特性在于，这是一个内在统一的和谐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行为的目的只是彼此的共识，也就是说，行为的目的就是行为自身，因此，交往的世界是一个目的王国，这样，它才可能是对于异化的克服，同时也是对于对象化逻辑的超越。此外，交往行动的规范是内在于交往行动之中的，是为达成共识的目的所要求的，对于规范的遵守是出于行为自身的原因，因此，交往行动是自律的行动，无限交往共同体是一个自律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无限交往共同体的形成要求每一交往主体遵循交往行动的规范条件，这样就可以为各种精神价值提供一个规范基础，从而能够对它们的合法性加以批判或辩护。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的背后隐藏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熟悉康德哲学的人都知道，哈贝马斯的无限交往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智世界，一个纯粹的目的王国。现代性重建因此蜕变为形而上学的重建，这使哈贝马斯重新陷入现代性的分裂。理性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客观体系的对立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因为现代社会的客观体系所要处理的是一个质料的世界，即一个由特殊性构成的世界，而形而上学化的理性生活世界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理性生活世界中的成员作为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体永远无法深入社会客观体系的内核——实体性的自然。结果，生活世界的理性重建带来的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规范条件，这无助于人们摆脱异化了的社会客观体系对个体生存与社会生活的强制。
哈贝马斯的困境告诉我们，要重建现代性必须要抛弃形而上学。实际上，在交往行动的主体间性结构中蕴涵着一个更基本的存在结构，即人与自然以及人类彼此之间的交互生成与交互建构，这既可以成为克服形而上学的基础，又可以成为重建现代性的基础。马克思的现代性重建就回到了这一现实的存在基础。
三、现代性重建与实践的共同体
和黑格尔、哈贝马斯不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首先是对于抽象存在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对于抽象理性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具体存在的自然、社会和人类的生存都被抽象成作为形式价值的资本。现代生活的分裂实质上是资本与具体存在的分裂；反思性唯我主义只不过是资本运作机制的逻辑表达；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说明资本自我保存和自我增殖的目的已成为人类行动的最高准则；人类共同精神的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个别资本的彼此孤立。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克服抽象的理性，而是要克服抽象的现实；现代性重建就不仅要回到具体的理性，而且要回到具体的存在。最为具体的存在就是人类的生存，而人类生存的最根本内容就是人的劳动，所以劳动是马克思现代性重建的起点。
劳动是具体性的过程，它需要双重的前提：具体的自然和具体的社会。首先，劳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它需要在劳动主体之外存在的自然作为劳动的对象，既包括自在的自然，又包括人类所创造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外部现实世界的范围划定了人类行动的可能性空间。因此，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存同时具有限制性和构成性的意义。劳动的对象性特征说明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存在的关联，其内容是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其次，劳动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人们彼此进行合作和交换工作成果的过程。劳动的社会性说明了人们彼此之间有着存在的关联，即个人的存在要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规定，个人的行动不仅确证了自己，也是对于他人生存内容的积极建构，反过来也是如此。交互建构是社会性的存在关联的基本内容。
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联都是具体的关联，而不是抽象的关联，因为它们都是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因而不能通过理性的抽象反思还原为某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相反，反思应该回到具体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反思才是真正具体的反思，并能够指导现代性的重建。马克思现代性重建正是从人类的具体存在出发的反思性重建，其基本内容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
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联而言，需要从三个方面由自然的特性反思人类的存在。第一是从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性反思人类的有限性。[7]（P120）人的存在是在劳动中发生的人和自然相互生成的过程，人类没有什么超出自然之外的抽象本质，因此，人和自然的存在关联是对于一切自足的形上主体的解构；第二是从自然的有限性反思人类行为的界限。就自然的全部可能性来说，它是无限的，但就任何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来说，人类所面对的都是自然的有限范围，是包含具体结构的自然。因此，人类应在自然所能承受的界限之内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过程，不能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征服与控制，破坏人类生存得以可能的界限，而是要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现代性重建的基本任务；第三是从自然的具体性反思人类生存的具体性。自然是具体而丰富的存在，充满了多样性和新的可能性，与此相应，人类的生存也应该是丰富而多样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7]（P77）即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应该将人的具体生活还原为任何抽象的本质，使人的存在成为畸形和片面的存在。
就人们彼此之间的存在关联而言，也需要从三个方面对人类的存在加以反思。第一是从人们彼此之间的交互建构反思人的自由本性。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生活是人类自由的集中表现。不过，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生产能否成为自由的实现取决于人们的合作形式。这就要求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他人的完整存在，而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将他人当作自己的手段。这在一个消费严重分化的时代有特别的意义，正是由于盈利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准则，某些人的消费倾向得以无节制的膨胀，而另一些人的生存却因此而贫乏，社会因此走向畸形的发展。第二是反思主体性的本质。主体性原则并不是一个必须抛弃的原则，不过主体不能再被理解为唯我主义的主体，特别是不能将主体抽象为追求一己私利的单子。由于主体是在交互建构活动中进行建构同时又被建构的存在，所以社会性构成了主体性的核心，“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7]（PP.72～73）但这指的是具体的社会性，即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社会内在结构。而不是对于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抽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抽象。第三，要反思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即反思人类共同体。人们彼此之间的交互建构不仅是个体之间的事情，因为个体之间合作形式与合作内容是由社会制度与社会构成决定的。就此义而言，个人实际上是由社会所建构的，社会的完整与和谐是个人充分发展的条件，个体生存的丰富与具体取决于社会总体的丰富与具体。因此，重建现代的最根本任务是重建人类共同体，用具体的共同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法则和建立在这些法则之上的抽象的共同体。[8]（PP.119～12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现代性重建的根本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具体性，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所遵循的路径是重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自身的和谐。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重新规划可以概括为实践的共同体，它的基本内容是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交互建构。之所以称之为实践的共同体，首先是因为这一共同体的支点和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实践在未经扭曲情况下的充分发展，亦即作为每个人的生命表现的实践是这一共同体的最高原则。[8]（P294）所以，实践是这一共同体的标志性特征和本质之所在，也是人类的一切行动和规范的合法性根据之所在。
其次，这一共同体以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即人与自然的实践关联作为它存在的基础，实践的自然向度使生成占据了人类生存的中心，使人的存在成为持续发展的历史性的存在，这要求人们摆脱一切关于完满的终极存在的狂想。这正是马克思现代性重建和黑格尔现代性重建的本质区别之所在。黑格尔现代性重建的目的是要人超出自然之上成为一种完满的存在，结果是一个虽超出自然但也因此而超出人类生存之上的绝对主体，将现代性重建转变为实体性形而上学的重建。
最后，这一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实践关联。对马克思来说，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去抽象地谈论人的社会性、抽象地谈论人的交往，而是应该将人的交往理解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进行交互建构的过程，将人的社会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条件和实践活动的扩展。立足于社会性的实践，对于反思性唯我主义的克服才有现实的基础。可见，实践共同体的表达，说明了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本质区别，哈贝马斯正是由于离开了人的具体实践，才将人的社会性抽象为交往理性，将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抽象为道德目的论的王国，从而将现代性重建转变为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
总之，实践共同体是一个由个体之间的存在关联构成的具体的总体，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过程。因此，实践共同体是现代主体性原则中的形而上学倾向的克服。作为一个生成中的融贯整体，实践的共同体还是对于现代性的分裂结构和唯我主义前提的克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人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94）实践共同体，也就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的现代性重建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本质上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不过，我们不应该再走西方现代性抽象片面发展的老路，而应该在抽象的现代性之外发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自觉地将马克思重建现代性的模式作为我们现代规划的指南。关于这一问题，不能在此展开，以后我们将有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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