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群体结构变革与政策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结构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关系、经济制度、观念政策的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利益群体、阶层与阶级发生着分化重组与再生，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迁与转型，以致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结构重组的时代”。正视新的现实，分析新的现实，正确地把握新的现实，把握时代与社会本质，把握其发展趋势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政策理论研究、政策制定的一个重大基础课题。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本质
研究中国社会结构问题，应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变革的大背景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清晰科学的理性分析指南。
我们首先从所处时代的变革的大背景谈起。
目前，我们处在三个伟大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段：一是自18世纪至21世纪世界工业化“大过渡”（库恩语）的中段。二是中国社会自晚清封建制度解体后跨越近代工业化阶段走向现代化的大约二百年历史变革的中段。三是由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引起的世界性“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权制度创新”变革的中段。这三大变革重叠交织构成了催动古老中国走向历史性复兴的伟大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原苏东欧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诸多相近甚至同一的特点。
第一，变革的同步性。比如，发生自上世纪后半叶的“工业智能化文明”的同步；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同步；发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权制度创新”的同步和“国营转民营”同步。
第二，变革程序链的同一。这种“同一”集中表现为80年代兴起的由“技术创新”引起“产业创新”，又由技术与产业创新引起“产权制度创新”的变革程序链的一致性。在80年代兴起的创新浪潮中，中国与西方尽管在原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体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社会变革的程序上表现了一致性，即由新技术革命的引进建立了诸如生物工程、电子信息、宇航工程等新兴产业；由新产业的相继建立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与生产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资源配置领域中的“权益重构”；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与权益重构瓦解了旧有的资源持有者群体，同时造就出新的资源持有者群体，逐步形成新的资源配置结构和观念文化体系；作为连续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与新旧经济结构、新旧经济制度、新旧观念文化体系的更替相同步或以之为基础必然是社会新旧政治结构、制度的更替，乃至整个社会体形态的根本变革。
这是一个由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新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群体消长更替——最终引起社会经济结构、观念文化结构、政治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形态变革的“程序链”。
这一“程序链”中每一环节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国家之间会因历史文化、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而会有极大的不同，但在变革的程序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与一致性。这既是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原苏联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看到诸多“趋同”、“同步”现象的根本原因，也是所谓“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内在基础。正是这一充分反映社会内在运动规律性联系的“程序链”，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依据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来重新审视肇始于七十年代后期的这场伟大变革的本质。依此新“视角”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这场伟大变革绝不是个别政治人物政治与观念“偏好”的结果，而是世界性“制度创新”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二十年来社会观念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必然结果，又将成为不远的将来必然发生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大变革的基础与前期准备。
二、中国现阶段社会群体结构变革的素描
我认为经过二十年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可考察的“新利益群体”主要有七种：
1.权力资本群体
2.实业资本群体
3.自由职业群体
4.白领工薪群体
5.新工人群体
6.城乡绝对贫困群体（新城乡贫民群体）
7.社会异己力量群体（黑社会及社会游离群体）
连同原有的产业工人群体，业已个体化的农民阶级、主流体制内干部群体、主流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工商业者群体共有十二个目前正处于转型变动之中的“过渡性”社会群体。
从上述“两极”的粗略描述中足以看出，经过二十年的传统阶级异质化与流动迁移，新群体萌生兴起，到目前，中国社会的群体结构已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尽管传统的阶级阶层依然存在，但已发生重大分化迁移；尽管群体尚未完全阶层与阶级化，但已初显雏形；尽管群体结构的变化还在量的积累过程中，但质的变化已成必然，而且将在今后的二十年中完成这一重大转变。
在这由量到质、由隐到显、由交织共生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群体结构变动的几条主线。用最简捷的话语作出归纳，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异质性分化”；其次，是“农民阶级的‘新工人化’”；接着是“知识分子的第二次社会结构性大迁移”和“自由职业者群体的重现”；往下，应该是“实业资本群体的兴起”和“隐性权力资本的扩张”。
（一）工人阶级的异质性分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改革、非公有经济兴起，传统体制中的工人阶级中，一部分继续保持传统产业工人的地位，一部分已转入个体私有企业，成为实业资本群体、白领工薪群体、“打工族”的成员。据统计，二十年间，仅国有企业职工（包括干部、技术人员等）就减少了约5000万。这种减少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异质化流动”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传统主流社会的主体阶级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观念形态的社会基础，在短短二十年中，这一阶级中相当比例的成员转入私有业主、白领工薪群体，或成为新的“无产者”群体的成员，其“异质”速度之快确令人瞠目。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阶级分解、转型和异质化还在进行之中，至少还要继续进行十至二十年时间，由此可以想见未来变化之巨大。
传统工人阶级的变化有两点值得强调：
第一，其社会异质化流动直接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产生根本性影响，故属中国社会群体结构变革中最重要的现象。
第二，其变动呈“两极化”，并已开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矛盾对立的利益群体。
（二）；农民阶级的“新工人化”
作为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产业结构与经济体制巨大变革的必然结果，是在短短二十年中，约有5000-8000万农民转为所谓的“农民工人”。其中一部分流入城市服务业，如作保姆、酒店招待等；大部分转入城乡工业企业特别是个体三资私企成为新型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将继续增大而社会属性将最终摆脱农民而成为工业无产者，这是起码在今后二十年内可以预见到的结果。另外还有农民成为当地或异地的个体私企业主。其社会地位获得明显的提升。
中国农民阶级的这一异质性分化和社会性流动在当代中国社会人口流动中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其数量超过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质的角度则与传统工人阶级分化一样，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其影响在于：第一，迁移中的绝大部分构成了中国的新工人群体。由于这一新群体大多走向私有经济领域而且已成为这一经济领域工人群体的主体部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城市性与农村性、市场与自然经济性、工业性与农业性、工人性与农民性、相对稳定性（流动刚性）与就业的不稳定性、经济收益的上升性和在城市地位的低微性等等“二重性”，对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动，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这部分新工人群体身上所具有的上述“二重性”使其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群体和社会动荡时的盲动性群体。这一点对于社会权益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社会制度与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变革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对于正在走向和步入改革的“关键”性阶段的中国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则尤关重要。
（三）知识分子第二次社会结构性大迁移
据有关统计，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技术类、人文类等）已约6000万，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通过政治性的“运动”，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对象最终获得“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地位，这可视为第一次社会结构性大迁移。经近二十年的改革，约有1/3-1/2的知识分子转入私有经济领域成为社会新型群体的主体（如自由职业者与白领工薪群体）或重要组成部分（如实业资本群体，据北京市工商联统计，目前私企业主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已超过57%）。尽管目前中国社会群体、阶层乃至阶级的分化改造与组合兴起还在“半途”中，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及相应的社会群体阶层结构，尚需假以时日。但这部分业已迁移的知识分子由“主流体制”中流向“非主流体制”的“体制性流动”以及与传统工人阶级的社会属性异质，却已不可逆转。
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中总体地位在上升，无论是留在主流体制中的知识分子还是已经异质化为私有经济领域中的“老板”、白领高级雇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甚至处于人文基础学科从事教育研究领域因而收益提高较小的知识分子，都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走向社会的中间等级，乃至有可能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当然，知识分子主体部分的“中间等级化”并不排除同时会有少数以“政治精英”的形式走向社会最高控制层，少数因多种因素（如退休、下岗、智能结构不适应等）而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落入社会最底层。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因其职业特征与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代言性，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政治代表人物将在未来社会变动中成为政治思潮、政治运动的鼓动者与党派活动分子。
（四）自由职业者群体的重视
社会分工的日趋专业化与市场化的进程必然产生对知识性服务与智力劳动的“自由需求”，并使这种需求最终“人格化”为“自由职业者阶层”。中国的改革与市场化建设使这个一度几乎绝迹的社会职业群体重新出现，并迅速地发展。据估计全国超过1000万。这个包容了律师、医生、家教、软件设计师等在内的，以独立经营业务为生的知识性劳动者群体，今天，已作为异质化流动的群体和“知识资本”的持有者转入了“私有经济”领域和社会“中间等级”，发挥着知识性智力性服务的功能。不过，这一群体的功能意义主要不在当前，而在今后二十至三十年的改革纵深发展之中。
（五）实业资本群体的形成
伴随着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群体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实业资本群体”。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仅15万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到1999年全国仅私有企业已达到150.89万户，投资者人数达到322.38万人，雇工1699.17万，总资产7986亿，注册资本1.0287万亿，同期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从业人数达6240.9万，总资产已达7063.38亿，注册资本3439.22亿。两类相加投资者人数已达3482.38万人，总资产为1.48万亿。个体私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
应当看到，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群体结构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实力资本群体”在量上不断增大，社会功能不断扩展，并凭其所拥有的实业资本，会在未来社会群体（阶层及阶级）结构中与可能出现的国有资本控制群体、知识资本持有群体、以及权力资本群体并立，成为社会四大资本之一。至于这几类经济群体之间的关系则要视未来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各种社会力量矛盾冲突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最终模式而确定。
但这一群体还不可能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
（六）新工人群体的生成
到目前为止，由传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异质化而生成的新工人群体（据全国工商联统计1999年仅个体私企雇工已近8000万），加上三资企业中的“打工族”，总量已有1个多亿。也就是说，经过二十年的社会流动迁移，作为私有经济领域中的新工人群体已从量上超过传统工人阶级（不含干部、知识分子阶层）。私有经济领域新工人群体产生和从总量上超过传统工人阶级等重要的现象向理论工作者、政策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作为现行人民民主政权与社会制度基础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变化，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也将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那么，它将向何方发展？它将以哪个或哪些群体、阶层或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七）隐性“权力资本”的迅速扩张
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权力腐败者借用公众赋予的权力将其私有化、资本化，进行超经济的交易，以获取巨额的财富。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权力资本化或公开或隐蔽地以曲折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除这种腐败也许是权力社会永恒的话题。
由于传统特权性制度观念的惯性力量，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匹配”，由于法制系统、社会监控系统的“残缺”，在中国二十年的改革中，从权力组织系统中已借助各种形式衍生出了一个隐性“权力资本群体”，尽管目前难以对这一群体进行相对准确的数量统计与分析，但据有关专家统计，二十年来，近三十万亿国有资产的非正常流失，数千亿美金通过不同渠道转为国外银行的私人存款，谁还能说不存在着这样一支“黑手”，在不断地将国民过去半世纪辛劳积累的财富攫取为私人半私人小集团的财富？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却若隐若现的群体！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从伦理价值角度也许可视之为“恶”的群体，却具有着其他任何群体无可相比的扩张“素质”：“优越”的身世背景，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特殊势位与关系，与海外政治与财富势力的密切联系和利益依存，借助权力资本化和体制“缺口”、“空档”进行的快速资本集中、积累的能力等等。发挥着权力资本的功能，体现着权力资本的人格本质。
同时，必须看到的是，这个特殊群体自身无可避免地附着时代的“二重性”——他们的部分甚至大部分的观念、行为、服饰乃至生活方式似乎已“西化”或“现代化”，但他们的双脚却依旧站在传统的泥淖之中。在他们身上，传统非理性与现代理性主义、保守性与开放性、专制性与民主性、人治性与法治性、统制性与自由性、等级性与平等性，进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等，处于矛盾对峙状态。这一群体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三、新形势下的政策理论研究
面对社会全方位的变革，我们承担着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即如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说：为未来锻造新的理论利剑。为此，我认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者
第一，应明了大势，明了目前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明了当前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变动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二，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入乎其中”，对当前中国社会新旧经济政治利益群体的兴盛衰落消长更替进行严肃认真地考察。
第三，“超然其外”，以唯物史观和“大历史”的眼光对中国未来社会变动的趋势作出科学分析，并为此作出坚韧的努力。
第四，应明确我们正在走向但还未完全进入“关键”时期，理论与政策的准备十分重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研究的对象在发生变化，过去作为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已成为统战对象，一部分目前处游离状态，一部分已成为社会扶助的绝对贫困者；知识分子群体也在变化，一部分已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转为新工人群体的“雇佣者”，已转为私有经济领域的“老板”、“白领工薪阶层”等等。至于干部阶层就更不用说了。随着新群体的兴起，旧群体的分解异质，社会权力结构、利益关系也在同步变化之中。需要基础理论研究、政策科学研究、从理论体系到研究方法作以新的调整。目前应特别重视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如何通过民主监督、政策制导约束等多重作用，防止“两极化”趋势和“权力资本化”的进一步发展；
2.认真分析工人阶级的分化变动趋势，研究三资私企中的劳资关系和新时期工人阶级地位作用的新理论新政策；
3.对知识分子阶层发生的明显分化，尤其对其“中间等级化”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
4.重视“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对其在未来社会活动中的政治化倾向及政治领域中的特殊作用予以超前研究；
5.对中国未来社会群体结构、政治结构进行前瞻性的分析，对必将出现的新的政党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政策性准备。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