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起飞：实质、机制、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实质论文,当代论文,机制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实质是生产力的革命；内在机制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商业革命、生产力革命；过程分为助跑期、临界期、完善期三大阶段。中国经济起飞过程，在1980～2020年这40年间经历四个阶段：80年代的开始阶段；90年代的高峰阶段；21世纪头10年的持续阶段；第二个10年的滑翔阶段。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体制改革的关键期，经济发展的起飞期，社会现代化的临界期，这三个过程巧妙地综合到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一大特点。因而，怎样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大局，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新鲜实践，对比研究东西方的历史道路，试图上升到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来揭示中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实质、内在机制和发展过程。
一、经济起飞实质——生产力革命
“经济起飞”是一个形象比喻，喻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高速持续发展的状态。从罗斯托到今天的各种议论，几乎都停留在一种相当浮浅的历史表象上，最多是对储蓄率和增长率做出某种经验描述和量化规定。他们始终未能上升到理论思维高度，提出一个这样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经济起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经济起飞的深层实质乃是社会生产力的革命，一个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出现新的飞跃，造成生产力存在方式上的新质态。经济发展中超乎常态的高速增长，只是表面现象；社会生产力在整个质态上的根本变革，才是内在实质。纵观东西方各个国家，自古及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经济增长率的外部尺度来衡量，或许可以划分出三、六、九，低、中、高三个档次。3%以下的年增长率，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的低速度，一般农业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很难突破这个极限；6%以下、3%以上的年增长率，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的中速度，一般工业经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很难突破这个极限；9%左右的年增长率，那就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的高速度了，一般只有在生产力质态转变过程中才能达到这种高速度，在同一种质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很难达到这种高速度。
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力革命，通常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增长速度，突破了低速增长、中速增长的一般框架，达到了高速增长的超常状态。由此看来，在整个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固然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无时不刻的发展变化之中。可是，生产力的存在与发展，却有两种不同形态：生产力的常规发展时期和生产力革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常规发展时期，即生产力发展中的量变状态。由于人口的增加，技术的改进，操作的熟练，工具的改善，管理的加强，导致生产力在数量上，规模上有所扩张。生产力革命时期，则是生产力发展中的质变状态。由于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发现上的重大革命，引起劳动工具的根本性变革，工艺技术上的根本革新，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在性质上发生根本性变革。
生产力的常规发展和生产力革命时期，是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只有以生产力常规发展时期的长期渐变、量变积累为基础，才能酿成质变飞跃的生产力革命；也只有实现了生产力革命，才能在更高基础上，重新纳入生产力常规发展的轨道。这种合乎规律的相互依赖又相互转化，造成了生产力发展中两种时期、两种状态的彼此交替、循环上升。因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为常态发展与变态发展相互交替的螺旋曲线。
生产力发展中的常规时期，决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常规时期，经济增长的常规速度，今天看来，3%以下的低速增长，6%以下的中速增长，都属于这一范畴。生产力发展中的革命时期，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超常速度，以接近每年10%的速度呈指数增长，由此造成经济起飞。
经济起飞呼唤着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从数量增长到质的飞跃。当代中国的经济起飞，不仅意味增长速度的提高，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经济起飞，不仅要求经济增长，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更深一层说，经济起飞不仅要求发展的量的扩张，更要求发展的质的优化。
正是生产力革命，奠定了经济起飞的深层基点。因而在经济起飞时期，不仅要着眼于储蓄率、增长率的提高，生产力在量上的增加，规模的扩张；更要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形态的根本转换，无人关系的重新建构。
二、经济起飞机制：科技革命先导——四大革命综合
由于罗斯托和西方诸多学者，多半倾向于把经济起飞现象，仅仅当成一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表象，因而难于对其内在机制，做出鞭辟入里的深入剖析。“10%以上的储蓄率——造成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种两项因素、简单因果、线性联系的机械公式，就是他们提出的经济起飞模式和经济起飞机制。实质上，经济起飞是社会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质变环节，是现代社会有机体发展中的重大升华，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变革。应当说，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本身具有相当复杂的内在机制。这里暂且舍象掉经济起飞的政治保障和文化因素，单纯研究经济起飞在经济领域中的内在机制问题。
经济起飞的内在机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商业革命——生产力革命。这四个革命象四个主动轮一样构成了经济起飞的动力机制。而现代市场经济和交通信息系统，则是经济起飞赖以实现的传导机制。这些因素总和到一起，构成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由以构成经济起飞的内在机制。
科技革命是起点。其中科学革命意味着科学对象、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知识有了划时代的根本性革新。以这种科学革命为思想酵母，就可以转化为技术上的重大革新，从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手段、物质力量。
现代科技革命，意味着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方式，会发生连锁反应式的全面变革，从而对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的解放作用。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形成了“生产——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生产”的循环转化、螺旋上升的社会机制，因而科学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力。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特征，则是“科技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科技化”，科学、技术、生产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因而，科学技术是当代的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产业革命是中介。所谓产业革命，意味着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主导产业的转换，整个社会技术结构的根本革新，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近现代科技革命的浪潮，必然带动一批新型现代产业的兴趣，标志着人类活动领域的重大拓展。某些新兴产业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从而成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带头产业、主导产业，从而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近代经济起飞的带头产业，是交通运输业、纺织轻工业、能源动力的基础工业；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的带头产业，则是科技产业、信息产业、教育产业。主导产业的历史转换，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更新，传统产业结构让位于现代产业结构，传统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新型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引起了整个社会技术结构的转换更新，手工操作的古代社会技术结构让位于近代机械化、工业化的社会技术结构，在现代又转换升华为社会化、信息化、自控化的社会技术结构。产业革命是科技革命转化为经济起飞的社会中介环节。
商业革命是桥梁。商业革命是商业形态、市场形态上的根本质变，本质上是主体交往活动的重大变革，社会交往方式上的时代变迁。近现代的商业革命，意味着市场形态的根本扩大——从区域性的小市场，扩大到全国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再扩大到全球统一的大市场。近现代商业革命，更意味着市场形态的质的升华——从国家直接操纵的附庸市场，走向相对独立、自发进行的近代自由市场，再走向有宏观控制、理性规范的现代发达市场。近现代商业革命，还意味着市场形态、商业形态的历史变迁——从重心在生活消费品市场、主要服务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单纯消费性商业，走向重心在生产资料的市场、主要服务于扩大再生产的扩大生产性商业，再走向重心在信息智能的信息市场、主要服务于优化再生产的优化功能性商业。近现代商业革命，本质上是以交往活动、市场体系的扩大化、普遍化、全球化、一体化，从而推动现代劳动的社会化，现代生产力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力发展因此有了新的动力机制、加速机制。
商业革命的桥梁，具有双重中介功能：一方面，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都需通过商业革命这座桥梁得到推广扩大；另方面，商业革命又用市场扩大、需求扩大的动力源泉，反过来推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商业革命为推动经济起飞，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主动轮。
生产力革命是归宿。“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商业革命”综合起来，就构成了生产力革命。生产力革命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其本质内容是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生产力形态，建立起崭新的社会生产力形态，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格局。
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依据的是劳动实践活动的单一座标，本质上是“个别主体+简单工具”造成的物质手段；近代工业化的经济起飞，超越的正是这种古代农耕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生产力，树立起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力——依据的是“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双维座标，本质上是“主体力量+科技力量+自然力量”的主体性物质力量，表现为机械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力。现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超越的则是这种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力，创造着现代社会化生产力——依据的是“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替活动——符号信息活动”的三维座标，本质上是“社会化的主体力量+人化的物质力量+语言信息系统控制力量”三者综合造成的系统功能，表现为一种社会化、信息化、自控化、全球一体化的总体生产力。
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革命，构成了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决定深层实质的核心内容。
本来，上述社会机体的四大革命，都是长期酝酿的，多半是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的；以某种历史机遇为契机，上述四大革命汇合到一起，造成一种合力，爆发出一种经济发展的加速机制。
由此看来，经济起飞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是最表层的机制，是以10%以上的积累率，支撑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是最深层的机制，是生产力的革命，以新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取代旧形态的社会生产力；第三是最具体的内在机制，“科技革命先导+产业革命中介+商业革命桥+生产力革命目标”，综合到一起构成一种特殊合力、系统功能，造成了经济起飞的巨大势能。
为了把上述四大变革汇总到一起，熔为一炉，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传导中介，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交通信息系统。借助于这种传导机制，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信息符号活动也纳入了经济起飞的动力机制。
三、经济起飞过程——三大阶段
经济起飞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罗斯托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试图分出六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三是起飞阶段——四是迈向成熟的阶段——五是高消费阶段——六是文化娱乐阶段。不管怎么说，看来他是以美国这样一个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来描述经济起飞发展过程的。比较而言，前面几个阶段言之有理，后面几个阶段的普遍性则显得证据不足。
从理论思维的高度，鸟瞰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具有普遍意义、决定意义的，主要是三大阶段：
第一，创造条件，准备起飞的助跑阶段。
走向经济起飞的历史前提是传统社会，这一点无庸置疑，不言自明。问题是在“传统社会——经济起飞”之间，必不可少地需要一个过渡环节，作为准备阶段。就象飞机起飞需要一个逐步加速的助跑阶段一样，经济起飞同样需要一个类似的助跑阶段。在确定这个准备阶段时，罗斯托特别重视储蓄率这个量化指标，认为这个指标达到5%～10%之间，是经济起飞准备阶段最本质、最主要的特征。他还以此为尺度，确定了中国等四个国家的起飞期：阿根廷—1935年；土耳其——1937年；印度—1952年；中国—1952年。
这个尺度和这个排列，都有较大缺陷。“储蓄率——投资率——增长率”，这三个经济指标之间，固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直接相关关系，但以此作为准备阶段的主要尺度，乃至唯一尺度，理论视野似乎显得过于狭隘。由于这个普遍尺度确定得不够科学，因而对中国等国的经济起飞时间，判断得也有较大误差。仅就中国、印度两国而论，1952年还只能说是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很难说真正进入了经济起飞进程。
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全面的标准，更综合的指标来看，助跑阶段的综合尺度，就是准备经济起飞的四大基本条件：生产力的适度发展——经济体制的革新——政治局面的稳定——民族精神的奠基。这是经济起飞的四大支点，也是助跑阶段的四大特点。
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通常时间比较长，往往大大长于经济起飞的临界阶段。如果临界阶段在20年左右的话，助跑阶段也许需要三四十年。这个时间也可能有时间断，曲折发展。
助跑阶段的历史起点，则有各种历史契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可能因文化传统、历史道路的不同，各自选择独特的历史起点。政治革命、体制革新、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等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契机，都有可能成为进入助跑阶段的历史起点。
第二，抓住机遇，实现起飞的临界阶段。
助跑阶段能否转入起飞阶段？何时转入起飞阶段？怎样转入起飞阶段？这一切几乎都取决于历史机遇。以英国为例。18世纪，当其他民族还在同封建主义羁绊纠缠不清时，英国却第一个实现了近代化的经济起飞，这是由于他们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造成的历史机遇。
造成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包括方方面面，最本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主体之机与客观之机、国内契机与国际契机的有机统一。只有这些方面的历史机会，都极其巧妙地凑合到一起，才能成全一个民族，造成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
经济起飞阶段的最本质特点，是出现了接近于10%左右的临界速度。经济起飞阶段不仅需要较高的临界速度，而且需要较长的持续时间，一般在20年左右，再短也不能短于10年。此时，由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内在机制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商业革命+生产力革命”的总和，因而社会经济与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整个社会面貌、政治面貌、文化面貌、人的面貌都发生带时代性、根本性的巨大变迁。
第三，持续发展、完善提高的滑翔阶段。
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时间，不可能拖得很久，不可能连续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以每年近10%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同时，经济起飞的势头通常也不可能立即制本，一下子就停顿下来。除了遇到象1973年石油危机那样的突然事变，一般经济起飞的高潮期过后，会保持一种惯性力量，以5%左右的中等速度，再持续发展10年20年时间。与经济起飞相比，这好比一个滑翔阶段。
如何利用起飞势头，保持持续发展，是这个阶段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不仅如此，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消化经济起飞的历史性成果，着重做提高完善的工作，做发展的优化工作。这一阶段的注视中心，从经济发展的量的急剧扩张，转向质的优化升华。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提高完善阶段尤为重要。从战略上、整体上来看，中国是在近代工业化远未完全实现的历史前提下，超越阶段、合二而一的走向了现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任何历史进步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历史代价，跨越阶段的历史飞跃，无疑需要付出更大的历史代价。象中国这样的东方现代化起飞之道，等于吃了难于消化的压缩饼干，必须拿出一段更长时间，进行消化吸收。由于经济起飞过程过于急促，在经济发展中必然会有不少漏洞需要及时弥补。在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管理制度、市场体系等方面，都会有许多有待完善的薄弱环节。这既是一个拾遗补阙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完善提高的历史过程。经济效益的优化，生态环境的优化，生活质量的优化，都会提到日程上来，摆到重要地位上去。如果说经济起飞重点求快，这一阶段重心是求好。
经济起飞是现代化的关键期、临界期，势必造成现代化势能，并向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渗透转移。从经济现代化，转向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可能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趋势。在经济起飞的长青之树上，将开出民主政治、新型文明的灿烂花朵。
四、中国的经济起飞及其焦点问题
实践表明，中国经济虽然存在二元结构，虽有体制革新等助跑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的起飞阶段，改革开放17年来平均增长速度已达9%，就是确凿证据。80年代，可谓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前期：90年代可谓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中期；21世纪头10年，可谓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后期。搞得好，这个有限也可能延至2020年。
那么，中国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在哪里呢？应当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50年代算起，总起来看30来年，但中国特点是助跑阶段未能一气呵成，建国初期头8年助跑之势已经初具，而1957～1978年这20来年，助跑之势却时起时落，时断时续。1978～2010年这30年间，是中国经济起飞临界期，因势利导也可能延续到2020年。2020～2050年，将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持续发展，完善提高的滑翔阶段。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将是中国现代化起飞完全实现之日。
今天，综观中国与东西方世界，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经济起飞呼唤着理论思维的翅膀。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插上哲学智慧之翼，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起飞，飞得更高、更快、更久、更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不仅需要有两只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而且更需要有一个理性的大脑——宏观控制的国家理性，利益协调的政党理性，引导现实的科学理性，智慧之光的哲学理性。然而，在当代中国却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奇特矛盾：社会现代化起飞而人的文化素质下降；经济起飞而理论思维兴趣下降。
中国经济起飞，不仅呼唤着富国富民的方法之道、工具理性，而且更加强烈地呼唤着选择价值目标、价值体制的价值理性。西方近现代化的经济起飞固然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社会进步，而过大的历史代价、负面影响，却是造成了当代世界的人类困境。可以想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中西哲学的智慧精髓熔为一炉，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价值体系。这将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而且对于21世纪进步人类走出自我困境，也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
正是这种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把我们理论思维注视的焦点，从抽象的理性范畴王国拉回来，回归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回归到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问题上来。
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是怎样使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势头，再持续15～30年，到21世纪真正实现现代化腾飞；中国最大的理论问题，是怎样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起飞之道，如何开创一条既富于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既与内源性、先发性突出的现代化西方模式有显著区别，也与外源性、后发性突出的现代化东亚周边模式有微妙差异；中国最大的哲学问题，就是在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两大转变的更深层次中人的转变，在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中，怎样确立人的主体性，又超越人的主体性？更确切地说，是怎样融汇中、西、马三大智慧流的主体性学说，根本超越西方近现代的传统主体性，确立现代人的新型主体性。
中国的经济起飞，实质上意味着，要在短短的三五十年时间里，浓缩式地走完西方国家近二三百年里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历史进程。在这里，光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哲学智慧的翅膀，创新精神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