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列斐伏尔空间观念的内在差异
周 小 莉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具有很多相似性，但他们的研究目标、理论构架和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在研究目标上，福柯要破除单一空间观，列斐伏尔则要建立宏观的、囊括一切的空间理论；在理论构架上，福柯将空间与知识和权力联结在一起，建立了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互动体系，列斐伏尔则是采用了马克思社会学的框架，用“空间的生产”来解释作为社会存在的空间之运动过程；在对空间同质化与差异化问题的理解上，福柯强调通过“他者化”来破除空间的同质化，列斐伏尔则是通过阶级冲突来消解空间的同质化。
关键词： 空间；知识；权力；空间的生产；同质化；差异化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客观空间”和“主观空间”，诸如“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等新的空间阐释方式逐渐被接受。在众多的空间研究者中，福柯和列斐伏尔都将空间与主体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凸显空间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因此常常被贴上“社会空间”的标签。事实上，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研究目标、理论框架和对具体问题的阐释上都有明显的不同。
一
研究目标对于任何研究都至关重要，它决定了该研究的方向，甚至是最终的结论，福柯和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研究目标的不同上。福柯研究的目标或出发点在于打破单一的空间观，这使他刻意回避用系统的方式研究空间问题，而是执着于空间与权力之关系的微观研究。而列斐伏尔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的空间科学，即用一种方式将所有关于空间的观念联通起来，从而廓清由于空间观的纷繁复杂而给人带来的混乱，这种初衷决定了他的研究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研究。
福柯空间研究目标的形成与他的史学观、真理观密不可分。在出版于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他认为传统史学“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1]6，也就是说在一系列事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联系，最终确定某种整体意义。为了凸显事件的连续性和意义的完整性，史学家往往不惜刻意去回避、抑制、篡改甚至删除那些无法纳入整体的不连续性和偶然性。在这种历史书写模式下，出现了诸如“时代”“世纪”“传统”“影响”“团体”“运动”“流派”等概念，它们将某个并不一定连贯的较长时段和某些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统一起来，并以某些核心特征作为统一的基础，例如“浪漫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就将很多并不连续的文学现象和作家捏合在一起。
在福柯看来，以上述书写模式刻意建构的历史并不能重现真实的过去，它用目的论抹杀了事件之间的断裂、分割、转移、变化，却不知正是在这些断裂当中蕴含着历史学的生机，历史学的生机就在于开发出多样的、复杂的、通往各个方向的过去。因此新历史应当从断裂开始，将不连续性作为研究对象，在新历史中，“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1]9全面历史展现的是一个统一的空间，而总体历史描述的是一个扩散的空间，也就是说，总体历史打碎了全面历史的铁板一块，福柯为此发明了一套新的术语体系用来适应总体历史的研究计划。
福柯认为空间研究的目标和历史研究的目标一样，也应该从连续性中解脱出来，关注不连续性。他声明不会去建立一个宏观的理论体系，将空间纳入这个体系并使之同质化。自古希腊以来的空间研究大多是要建立一个关于空间的宏观体系，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建构了一个“地在水中，水在气中，气在以太中，以太在天中”[2]97的宇宙体系。这个体系来自亚里士多德对空间本质的认识，即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地点，在这种对空间的基本规定中，亚里士多德将所有空间问题纳入这个客观空间的理论体系中予以解释，从而使空间同质化、单一化。
福柯正是要打破这种单一空间观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去弄清人类活动空间的实际存在状态，消除由目的论造成的空间同质化，因此他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微观研究。从福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正是这样去做的，无论是《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的分析，还是《异托邦》中对空间异质化的研究，都体现出他的以上目标。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是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搭建桥梁，揭示二者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首先，克服物质空间论者对空间的容器化导致的空间之凝滞僵死，使物质空间与人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物质空间不再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物，即使是无人区、未开发地带，阳光、水、空气在当前环境下都只是第二自然。无人区、未开发只是相对有人区、已开发才有的名称，阳光、水、空气在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下已经成为稀缺物，甚至成为商品。其次，克服精神空间论者对空间的过度抽象化，让抽象的空间形式不再空洞无物，而是还原为具体真实的物质形态。通过这个运动过程，列斐伏尔将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统一在社会实践中，并称之为社会空间, 即“通过将各种类型的空间以及它们的最初形式归束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之下，来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4]16
如表4所示，1100个接受检查的血管节段中，运用64排CT冠状动脉造影(CTA)方法检测出包含899例正常节段，占比81.73%；40例轻度狭窄节段，占比3.64%；104例中度狭窄节段，占比9.45%；57例重度狭窄节段，占比5.18%。根据影像学医生观察，所有受检血管节段的三维重建图像均能较为清晰明确地显示血管狭窄情况。
在全面批判的基础之上，列斐伏尔提出弥合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裂缝、纠正“空间”一词混乱用法的关键是找到一种能够将各种领域内的空间统一起来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所有空间观念都能得到解释。具体来说，物质的与精神的、真实的与抽象的、语言的与实存的等等原本彼此对立的空间都在其中得以沟通，这才是真正的空间科学，也是列斐伏尔空间项目的研究任务和最终目标。
二
在阐明了空间的运动变化机制之后，福柯和列斐伏尔并未止步于此，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空间运动变化的复杂过程上，即空间的同质化与差异化。福柯认为采用一种宏观的空间理论解释所有空间问题，会抹杀空间的复杂性，从而导致空间的同质化，这不符合空间的实际运动状态，因此他十分关注“他者化”的空间对“同质化”空间的颠覆作用。列斐伏尔对该问题的关注则来自于他对自身理论之缺陷的认识。如前文所述，列斐伏尔研究空间问题的初衷是联通各种空间观念，建立一种宏观的空间理论，但他意识到这种理论很容易导致空间的同质化，这与空间的实际运动过程是不相符的。在空间的实际运动过程中，“同质化”和“差异化”是并存的，日益复杂的阶级冲突是导致空间“差异化”的重要原因。
福柯理论框架的第一个维度是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在题为“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福柯探讨了空间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空间是政治的一部分。城市、建筑从古至今一直与政治密切相关，18世纪之前人们并未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贯彻在城市建造上，而18世纪之后建筑逐渐成为政治家们主动关注的对象。也就是说，前一时期人们对城市和建筑的设计规划主要是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去考虑的，例如对病患的隔离等等，这些设计虽然有时会产生政治规训的效果，但其设计初衷并不是明确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政治文献中看出来，这些文献中并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通过城市规划来进行统治的问题，而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章节中含混地透露出这种思想。后一时期人们对城市和建筑的设计规划明显与统治联系起来，很多作者用专章专节来论述如何利用空间设计来统治和管理城市，例如怎样防止暴动、瘟疫，怎样保证上流社会人群的高品质生活等等。建筑成为当权者反思自己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法国为代表，统治者逐渐将规划城市的经验推广到对全国的空间布局中去。
福柯不但论述了空间、知识、权力的关系，而且在《词与物》《异托邦》等著作中他还进一步思考了空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尤其是在《异托邦》一文中，福柯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集中阐释，首先他概括了历史上几种典型的空间观：第一种是中世纪的等级空间观，其特征是客观性、永恒性。这种空间观来自于基督教的宇宙论，它将空间描述为等级分明固定不变的坐标系，例如天堂与人间、圣地与非圣地、城市与农村。事物在这样的划分中各就其位井然有序，位置不会轻易改变。第二种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空间观，其特征是无限性和延展性。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以无限宇宙观颠覆了基督教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世界，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坐标系，在无限延展的宇宙中，天堂与人间等固定坐标都会因参照系的改变而改变。
福柯在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将空间、知识、权力结合起来，分析它们的共生关系，这种分析几乎贯穿他所有的作品。在《规训与惩罚》中，他的目标是“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3]24。很明显，该书的核心线索是权力和灵魂之间的关系，但权力是如何对灵魂施加影响的呢？是通过空间这个中间环节，空间是权力的工具和物质载体。建筑物的功能是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3]195在这些建筑中，最能发挥权力效用的无疑是监狱，因此福柯说：“我要撰写的就是这种监狱的历史，包括它在封闭的建筑中所汇集的各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3]33权力的对象为什么在18世纪末逐渐地从肉体转向灵魂呢？因为这一时期关于人的知识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跟折磨肉体相比，改造灵魂是更好的惩罚方式，于是权力的对象变为灵魂，因此在设计建造监狱、改进惩罚手段的过程中，又凸显了对灵魂的规训功能。由此看来，权力、知识、空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演绎着惩罚与规训的历史。
列斐伏尔的研究目标则是要建立一种宏观的空间科学，以此来弥合各种空间观念之间的鸿沟。首先要弥合的是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因为它们之间的鸿沟是所有空间观的鸿沟中最基本的。他认为物质空间论者虽然对空间物理属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却忽略了这一切研究成果都是在人的视角下获得的；精神空间论者虽然深入分析了作为人的认知形式的空间，却漠视了客观实存的物质空间。前者之长正是后者之短，它们不但没有互相取长补短，反而是渐行渐远，以至彼此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一对基本矛盾之上，又衍生出真实空间和抽象空间的矛盾、实存空间与语言空间的矛盾等等，每一对之间都有一条鸿沟。这些鸿沟使人之外的空间与人之内的空间、真实空间与抽象空间、实存空间与语言空间之间无法统一，空间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分裂进而导致了混乱，地理学的、符号学的、数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各种用法扑面而来，使“空间”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这对建立真正的空间科学有百害而无一益。
那么，空间的生产是怎样展开的？列斐伏尔把以上问题置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予以阐明，并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概念。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空间作为生产力的产物是不对的，空间不但是产物，同时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空间的生产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5]48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也被空间化了(其时间维度被抹去)，他不再把空间当作自己活动的容器或是思想的产物，而是作为空间生产的一部分，既生产空间，又被空间所生产。一切都被卷入空间的辩证运动中，从这个意义上看，生产着的空间就是社会存在本身，它把实践的各个方面联结在一起。以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为例，它的基本结构是：以城市为中心，以生产基地、商业场所、银行为支柱，以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网络为动脉。这个结构是生产力，如同工厂里的设备和原料一样，生产着物质产品甚至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同时它又是社会关系，无论是城乡关系、区域分隔、还是特定场所的功能划分都体现了上述关系。它还是上层建筑，是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5]50
柳含烟有了淡淡的忧伤，她凄婉地道：“您该是不愿亲手把我埋了。”萧飞羽愣住了，因为他不知道柳含烟怎会有此古怪的联想。看到柳含烟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凄婉欲泣，他按住转动的钢环把她拉到腿上。
三
在各自研究目标的指引下，福柯和列斐伏尔建构了不同的理论框架。福柯理论框架的支点是空间、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三者的互动关系来解释空间的变化，并且将空间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历史的演变结合起来，因此被冠之以“权力空间”。列斐伏尔则是将空间放在马克思社会学的框架中去阐释，他认为空间的运动变化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过程。因为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内在驱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空间的运动变化其实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列斐伏尔把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统一在社会实践的平台上，因此被称为“社会空间”。
“空间、知识、权力”这个三维关系中的另一个维度是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知识并不能游离于权力和政治之外仅仅指向真理，它不可能保持中立守身如玉。一切知识都跟权力相关，“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29权力决定了知识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可能性，反过来知识的发展更新会产生新的权力和压迫，它们在同一母体中成长，无法被割裂开来。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自动气象站在农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入手，结合相关防雷措施，对自动气象站的防雷技术进行研究发现，只有通过采取合适的措施，提高自动气象站的防雷效果，才能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该模型可以有效地反映变压器的各绕组状态。变压器绕组变形包括轴向位移和径向变形,在变压器正常运行状态下,即绕组不发生任何变化时,模型中的各参数数值可通过解析法和有限元分析法取得[7-9]。当变压器处在故障状态时,模型的拓扑结构不改变,只是相对应的等效单元上的相关元件参数发生变化。在绕组发生变形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形变绕组模型来求取各参数。
在此基础上，福柯引出自己对空间的看法，他声明不会去建立一个宏观的理论体系，将空间纳入这个体系并使之同质化。他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微观研究，目标是弄清人类活动空间的实际存在状态：首先，这个空间充满差异性。他认为人类活动的空间由无数地点和场所构成，例如城市、居所、广场、电影院、火车站、立交桥、咖啡馆、海滩等等，它们在彼此的差异关系中获得自身的意义，因此这个空间是个异质的网状系统。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福柯发明了“异托邦”，“异托邦”并不特指某一个空间，而是指所有空间共同存在于其中的“异质的空间”[6]。其次，这个空间的意义处于不断变动中。同一个场所的功能和意义会随着使用它的主体的意图而变化，例如商场对于购物者来说是购物的场所，但对于蹭空调的人来说就是纳凉的场所，学校对于学生来说是学习的场所，而对于紧急避险的人来说则是躲避危险的场所。
列斐伏尔也看到了“空间的生产”的复杂性，他认为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空间同作为其产物的空间并非是完全同一的。一定社会的空间生产也不是一成不变周而复始的。如果是这样，空间将陷入同质化、均一化、僵死化，这远非空间生产的实际状态。如果空间生产理论导致了这种结果，那它就和自己批判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并无二致。因此，发现复杂性和碎片化才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真正闪光点，也是其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过程中运用BIM技术，可以有效缩短工期，从而减少施工成本。同时还会促进建筑设计企业工作水平的不断上升，从而在保证建筑设计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社会效益，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同质化和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来自于官方意志和个体诉求之间矛盾。任何社会形态下，官方意志都希望控制空间的生产，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每个个体由于其生理、文化的差异，对空间又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理解、使用和生产。这种个体诉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强烈，因为它是建立在肯定个人性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的。空间的碎片化来自于个体反抗集体的离心力，集权化使空间的生产整齐划一能够预测，离心化则使空间的生产四分五裂，难以用一种模式囊括。
阶级、身体、性别、种族都可以构成反抗现有权威的力量，它们使空间的生产充满了混乱和矛盾，列斐伏尔称之为“空间的爆炸”。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阶级斗争，就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所归结出来的那种阶级斗争(即以推翻现有政权为最终目的)，而是反抗权威、制造差异的力量，“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5]50
因此，空间的实际生产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同质化与碎片化同时存在，这种复杂的运动状态可以和物理学中对宇宙的能量化解释相类比，“宇宙空间由能量和力构成，并在能量和力中产生。地球上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也一样……力(能量)、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很难解释清楚……力与能量只有通过它们对空间的影响才能被识别出来。”[4]22
近年来,输卵管妊娠的介入治疗具有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少,可保存输卵管等优势。主要适用于输卵管妊娠未破裂者,尤其适用于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妇女。介入治疗异位妊娠的常用方式分两种,即经阴道输卵管胚囊内注射和经子宫动脉内插管灌注术。较常使用的药物为甲氨蝶呤、5- 氟尿嘧啶,由 于为局部用药,所以对全身影响较小,且杀胚率高[6]。有研究表明放射性血管介入治疗与腹腔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治疗成功率、完成手术后血B—h OG降至50%时间以及完成手术后血13一hCG降至正常时间几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7]。
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之所以具有内在差异，原因主要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福柯的出发点是要破除统一空间观，破除的方式是揭示空间运动的复杂性。列斐伏尔的出发点与福柯恰恰相反，他是要建立一种囊括一切的空间理论，但是与其他的宏大理论相比，列斐伏尔的理论不是以“同质化”为目标，而是看到了“同质化”和“差异化”的矛盾斗争。以上差异决定了两种空间理论更适合去解释什么样的现象，福柯的理论更适合解释微观空间的动态变化，列斐伏尔的理论则既能够解释宏观空间的变化，又能够兼顾微观空间的复杂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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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ucault and Lefebvre 's Space Concept
ZHOU Xiao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Foucault and Lefebvre have many similarities in space concepts, but their research objective, framework and interpretation of specific problems are not the same. First, for the research objective, Foucault wants to break the single space view while Lefebvre wants to establish a macroscopic and all inclusive space theory; Second,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ucault links space with knowledge and power by creating an interactive system of space, while Lefebvre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Marx's sociology, using "production of space" to explain the movement process of space as a social existe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spatial homogen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Foucault emphasizes the elimination of spatial homogenization through "others", while Lefebvre eliminates the homogenization of space through class conflict.
Key words :Space；knowledge；power；the Production of Space；homogenization；differentiation
收稿日期： 2018-09-04
作者简介： 周小莉，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2-0054-06
(责任编辑：朱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