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年份，因为它展示着各国在新世纪第一年的姿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情况下，1997年、1998年、1999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业绩，令世人瞩目。要使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得更好，我们应重视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重要的时期，深入分析这个时期的新特点，做好政策选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遏制通货紧缩
从1997年10月开始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出现了持续20多个月的负增长，使通货紧缩的特征逐步显现，并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尽管通货紧缩有广义和狭义和不同定义，但无论哪种标准，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情况已经显现。
从货币情况看，尽管货币供应量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正常情况偏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同时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存贷差增长，大量的金融资产以商业银行储备金、持有国债等形式滞留在银行。这表明从金融情况来看，通货紧缩也是相当明显的。这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遏制住通货紧缩应是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因此，既要采取如提工资、降息、减税等短期政策措施，又要采取调整预期、建立社会保障框架和明确结构调整目标等长期持续的政策措施。
“过剩经济”使结构调整更加迫切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短缺经济时期趋于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由此引起的供求关系变化，以及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原有的适度从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时间偏长，使供给过剩的矛盾突出，加速了通货紧缩状态的出现。
我们还应看到通货紧缩具有世界性，这是世界经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形成的。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引发的产业转移，促使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趋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七五”、“八五”期间，投资增幅很大，相当多的年份在20%—30%，甚至更高，短缺经济掩盖了重复建设的隐患，当过剩经济出现之后结构性矛盾就暴露出来，纺织、家电、服装、钢铁等出现大量过剩。由于结构性矛盾的全球特征，很难通过贸易来调整结构，必须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
中国供给过剩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结构特征。无论是在制造业、农业还是服务业，供给能力大都集中在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领域。在制造业，诸如钢材、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初级产品能力大多过剩，而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档钢材、高档面料、精细化工产品等仍然供给不足，依靠大量进口满足国内需求。
由于中国在总体上人民生活已从温饱型转为小康，居民消费结构正在进行着质的转变，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重要特征。
因此，2000年中国经济应确定结构调整是长期的重要任务，政府要为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稳定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
1981年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5 次较大调整（均为下调），对促进出口增长，改善贸易收支状况，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并使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为合适的水平上。
1994年以来的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这个政策，显著地改善了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是否应继续保持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对人民币可能会有较大幅度贬值的预期。据有关方面分析，下调人民币汇率对促进外贸增长的效应有限，因为外贸还会受到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和贸易伙伴国家经济状况影响。国际收支变化确应引起注意，1998年我国资本帐户从顺差转为逆差，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高达411亿美元， 逆差主要是因“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流量方向的影响。
在政策选择上，努力维持经常帐户顺差和尽可能恢复资本帐户顺差的政策和措施应完善，如加大出口退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汇率政策方面，应考虑重点不仅是稳定当前汇率，而是放在稳定汇率的预期上。
人民币不是和美元实行联系汇率的货币，只是用美元汇率作为参照系，从长期看，人民币应成为可兑换货币，甚至成为世界性的货币。因此，应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到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即允许根据市场信号有一个较大的波动幅度（加正负10%）。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同时，逐步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过程。
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稳定社会预期。有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对居民消费所造成的影响，应提前做出估计并予以公布。1998年启动消费市场所以未能达到希望的效果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出台的改革措施对社会预期有何影响人民心中无底，对消费是抑制因素。
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建立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当务之急。它关系着稳定居民的社会预期，对启动最终消费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进行了某些劳动保障和医疗改革，也对住房改革做了些探索，但至今未能形成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制（或体系）的框架，未能给居民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障预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就业等都是政府包下来，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概念；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由于强调稳定，下岗分流拖到近年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出来；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财政支出的需求是继续增长的态势，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有限，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未能为社会保障留下积累；四是，国有企业的积累均用于再生产的投资，未留社会保障基金。
发挥财政政策对发展和稳定的双重作用
财政政策从其政策功能来看应具有促进发展和调整收入分配的双重作用。在支持发展引导投资上应是兼顾基础设施和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适当给有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增加资本金，以为这些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进入资本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财政支出应兼顾发展和社会保障两个领域，在当地财政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应留出适当的社会保障基金，与其他渠道的资金结合，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物质基础，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应兼顾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在退休人员、下岗人员和分流人员的生活保障上，给予应有支持。财政费用要在启动投资的活力上发挥作用，当前广大的中小企业如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它们中间有很多是有市场前景的，如果财政能领头建立担保机构，择优对其贷款进行担保，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是个推动，为它们吸纳许多人员就业。
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长应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相协调，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走私和防偷税都是必要的，但是总体上，应采取的是减税而不是增税，否则会影响民间经济的活力。
明确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取向
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称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含义上不是很清楚，建议明确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为好。
货币供应量近年来都是以相当速度增长的，但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商业银行的存贷差上升很快。这些情况的出现既反映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局限，又表明整个经济体系对利率信号的不敏感性。以至从1996 年5月开始到1999年6月期间降息7次，年利息从9.18%下降至2.25%，降幅达4倍，但对投资刺激不明显， 这表明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远未到位。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金融体系应加速向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体系转变，并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在财政政策对扩大投资起引导作用的同时，需要信贷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加大直接投资和商业银行的企业化，这涉及到加速金融改革。这些对遏制通货紧缩有重要作用，也是明确积极的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重视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拉动经济
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的高度化、服务业的发展与现代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城市化等等。
财政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固然有效，但是由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政策行政干预加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作用，在投资规模扩张快时，要避免有部分项目决策缺少足够的科学论证而上马。如果尊重商业银行的自立权，那就应关心优化负债结构（长、中、短期结构的产业结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投资，商业银行可能会持谨慎态度。启动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以及搞综合配套以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则需要相应改革。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继续扩大基础设施的收效要有客观估计，加速推进改革建立新的投资机制，财政政策起引导作用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资增长。
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而且难以提高这应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近两年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可能影响民间投资能力，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投资的乘数效应来看，有关专家研究认为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比民间投资低一半以上。因此，应考虑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相协调。
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收入预期看低和支出预期看涨，是抑制即期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又与一些经济因素有关。因此，扩大消费需求要有综合性考虑，而且应做为长期的战略方针。
扩大消费以社会保障稳定居民的社会预期为前提，社会保障解决了，企业改革的步伐会加快，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改善供给，有可能建立起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需要强调的还要把扩大消费的政策与体制和制度建设相结合，要与分配体制改革相结合，即用改革的手段扩大消费。
政府的消费政策要从抑制消费向鼓励消费转变，要建立信用消费政策、住房消费政策、服务消费政策、租售消费政策等以及税收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及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在内的消费政策体系，并随着改革的推进最后过渡到以收入分配政策为主的政策。
继续推进住房改革，同时尽快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并建议出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市场化政策，这样可活跃住房市场，促进住房消费。
着眼于长期重视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要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不仅要从当前更应从长远考虑经济政策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既有结构性因素又有周期因素，既有供给不利问题又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且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解决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单从当前考虑可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障碍。中国经济出现的生产过剩等问题就是多年投资决策失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弊端的显现。
为发展经济近年主要投资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但对加工工业项目“一刀切”的政策持续下去，也可能使加工工业失去必要的发展机会，而且可能使民间投资者对进入加工工业产生疑虑，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因此，国家有必要明确长期的投资政策和近期投资政策的关系，明确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目标方向，以给投资者特别是广大的民间投资者以正确的预期引导。
中国有必要考虑投资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为基本目标，鼓励民间投资，强调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消费需求和创造需求为目标，实现中国农业、钢铁、化工、纺织等基础产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实现我国机械、电子等装备工业的现代化，着重培育生物工程、信息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和军事需要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调整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出现新情况新特点的时候，会面临着采取短期措施还是做长期战略调整的选择，当然短期措施是必要的，但长期的战略调整很重要。目前通货紧缩具有长期性和全球性特征，这是世界结构性矛盾积累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必须考虑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实质性的影响，不仅靠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更要靠技术创新、管理现代化、企业家素质来完成工业化、信息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市场依存度逐步加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紧密度逐步加强，我们对外开放应从提高贸易依存度向参与国际分工转变，在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必须发展全国统一市场，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提高资源配置的能力。这需要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和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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