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文明发展的人本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论文,根源论文,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文明理论研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纵观近几年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多经验总结或报告议论，深层次思考、尤其哲学思考远远不够。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思路模糊，具体操作起来往往力不从心，事倍功半，这也是我们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中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重要原因。
1.为什么要搞精神文明建设亦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本体论根源问题。它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价值、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以及它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学界多从物质文明或目前社会的转型探讨精神文明存在的意义，认为“精神文明源于物质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1 〕“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2〕，“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在于， 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的确，人类最初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受其物质需求的驱使，物质需求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求。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人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从中分化出独立的精神和生产活动。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的确离不开物质文明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条件。况且目前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但问题是我们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若仅停留于此，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那我们的认识势必流入肤浅和近视，以致严重影响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
2.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文明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是人类达到美好的一种手段〔3〕。人才是最高和最终目的。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指出，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存在”〔4〕。亚里士多德时代，奴隶虽不算作人， 但这已是不同于“人是手段还是目的”的另一个问题。明确提出人是目的，决不应该把人仅仅看作手段的是近代的康德。经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人的理性、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突出。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康德在理论上明确有了这一原则。以人为目的原则导致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活动，因为人原本是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体。人类为着自身物质需要改造客观世界，带来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亦及物质文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同于动物生命本能活动，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同时亦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人主观世界的进步状况，就是精神文明。然人的意识还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拉兹洛认为：人类意识的最初出现只是作为物质生产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出现的。然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如果一个人运用理智去追踪他要捕杀的野兽，又运用理智去保卫公共的土地，那么，当他凝视群星闪烁的天空时，他就不可能不运用理智去思索，因为理智不可能自我关闭”〔5〕。 拉兹洛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手段逐步转化成目的”的过程。“人类系统发育的进展，要求有意识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生存的手段。但是，意识一经进化形成，就接过了人类进化的前进方向。手段变成了目的：原来那个自我供养的生物物种，转化成了特别注重知识、美、信仰和伦理的文化物种。”〔6〕
3.作为文化物种的人，其意识或精神决不仅仅或不甘于做一种手段，它有了同人类生物需要无关即超生物价值的内容，如对形而上的沉思，对艺术、对信仰的热衷。作为满足人生物性需要的一种手段的人的精神活动，我们称之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同人生物需要无关的人的精神活动，我们称之为“非工具理性”或“非技术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生物价值的精神活动随着人类的进化，不再经历手段到目的这一过程，而是通过遗传直接表现为一种类似人本能的活动。马斯洛在批驳行为主义理论时曾明确指出：行为主义者关于爱的需求是后天获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普遍的临床经验根本没有证实这样一个论点”。同时“据作者所知，没有一个实践经验表明这一论点对爱、安全感、尊重、理解等等的需要来说是正确的”〔7〕。恰恰相反，“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 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动物本性的一部分”〔8〕。 人的超生物价值精神需求虽不直接构成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道德保证、智力支持，但却是人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因为，第一，它是人成其为人的关键所在。对物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种需求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猩猩就可以使用工具。即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高到远非一般动物所能企及，然这种差别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类别上的。惟有人的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才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9 〕因此，衡量一个民族的进化程度，决不可只看他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应看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质量。第二，人的超生物价值的精神生活虽萌生相对较晚，在表现形式上也相对较弱，不象人的动物本能那样牢固，那样偏执、迫切，但它给人深刻和持久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却又远非人的动物本能获得满足后的那种快感所能比。“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象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热狂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10〕因此，就人本身而言，“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11〕。高级需要的长期匮乏不象人的饥饿所引起的生理不适那样部位化，可以触知，因而能及时发现予以调整，它是一种潜伏的、蔓延的、有痛苦却往往不知原因，因而不能及时确诊和医治、危害更大的心理疾病。
4.近代以来物质文明、享乐主义宰制一切，忽略、拒斥人精神中超生物价值部分。同时自然科学观察实验的方法也根本不适合对人精神世界的探寻与研究。没有一个人曾经接触过或在试管里见过灵魂，因此灵魂或精神的存在本就大可怀疑。如此思维方式导致数百年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取得惊人的成就，然关于人、尤其关于人精神的认识却几乎仍是一片空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难免围绕着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运作。能带来物质实效的人的部分精神内容，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所关注的内容，并依它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划分为“精神动力”、“道德保证”、“智力支持”三大类，不能带来物质实效的部分精神则被忽略甚至受到拒斥。精神文明建设成了主要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建设，并未兼顾到人类精神全部。如此精神文明建设，自然花多大气力都无法走出精神文明建设弱或软的困境。诚然，人是历史的、具体的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其自然和精神两方面会呈现出某种不平衡。在一个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社会里，人作为目的或许就突出表现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但“对文明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这些低级需要都已得到相当的满足”〔12〕。相应高一级的需要在他们身上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马斯洛曾把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自我实现五方面需要列为人的基本需要，指出它们的排列顺序并非固有的。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低层次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反转而追求高层次的需要。另外，一个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心理上往往较成熟，从而产生高层次的需要。况且人的精神需要有一个激活或唤醒的过程，只有通过相应的精神对象世界才能实现这一过程。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学理论曾一度把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但在实践中程度不同地遭到了失败。从70年代开始，发展学理论开始把人置入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不仅是人的物质方面的发展，还包括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如人的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5.从人的生存、尤其是人的精神本身揭示精神文明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并不影响它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我们并不否认精神文明建设应包括“工具理性”建设，而且随着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要求，“工具理性”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只会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代经济学就把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人的知识、技能。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不是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因此主张对科技和教育加大投入。关键在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是安身立命之所在的“非工具理性”则往往易为人所忽略、所拒斥。即便加大教育投入，也是建立在“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其对科技的倾斜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本根源，强调“非工具理性”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关键就在超越、突破经济视野的制限，抓非工具性精神文明建设要硬。另外“工具理性”与“非工具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两个绝然不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指出：“求知是人的本性”〔13〕。“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由于惊异。……感到困惑和惊异的人想到自己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他们就爱智慧。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14〕当一个人出于求知的本性运用理智去探寻“群星闪烁的天空时”，其理智是一种“非工具理性”，然当这种探寻的结果被用来作为气象预报服务于物质生产时，其理智又是“工具理性”了。“工具理性”与“非工具理性”的这种一致性表明后者虽不直接服务于物质文明，但客观上可以达到“精神动力”、“道德保证”、“智力支持”的效果。马斯洛曾谈到：“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一定越少自私。饥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爱和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仆等等。”〔15〕
6.“非工具理性”虽在客观上可以达到“精神动力”、“道德保证”、“智力支持”效果，但仍不可混同于“工具理性”，因为第一，它们的目的不同。前者出自于人精神本身的原始冲动，以其自身即以人的精神本身为最终目的；后者服务于人的物质生产，以人的物欲为最终目的。第二，它们对物质文明作用的方式不同。前者对物质文明的作用方式是不自觉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而后者对物质文明的作用方式则是有意识的、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第三，它们的内容不同。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性含有形而上的内容，“开始于18世纪的把理性归并于工业的过程（即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从理性中清除掉本质、灵魂、超验存在、上帝这些形而上学概念，为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辉煌成果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开辟了道路”〔16〕。即是说“工具理性”所清除掉的内容恰恰是“非工具理性”的内容。“工具理性”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结果，其内容自然以经济为取舍的尺度。“非工具理性”则恰恰相反，它总是超越在场的东西，也就是超越直接的功利追求。正因为“工具理性”与“非工具理性”的这种种不同，人们总是容易重视前者，忽视后者。也正因为这种种不同，前者又决不能代替后者。“工具理性”的强调，虽有助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但若不与“非工具理性”建设相结合，就易使人囿于狭隘的功利追求，盯住一点在场的东西，攫取眼前利益，最终陷入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注释：
〔1〕人大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建设》北京：1996年第2期，第9 页。
〔2 〕马中柱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2—3页。
〔3〕（英），克莱夫·贝尔：《文明》， 北京：商务出版社，1990，第5页。
〔4〕〔13〕〔14〕杨适等：《中西人论及其比较》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第11、102、154页。
〔5〕〔6〕（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90、90页。
〔7〕〔12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53、41页。
〔8〕〔9〕〔10〕〔11〕〔15〕（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第204—205、201、202、202、203页。
〔16〕（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导论，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