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纵论全球金融发展与改革趋势——金融市场稳定须行高效监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行论文,高效论文,金融市场论文,副行长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月7日，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参加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上海金融发展论坛”首届研讨会，并以上海国际集团金融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作了主题发言。章晟曼在发言中，对全球金融业的纵深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金融业发展等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高效金融系统有助经济增长
首先，必须保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有效管理汇率、储备、债务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其次，随着各国金融市场日益紧密的相连，高质量的监管制度在维护稳定方面日益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章晟曼在发言中表示，近几十年来，世界金融部门的规模有了惊人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国际股权持有量的价值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跨境证券投资存量为12万亿美元，等于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全球衍生工具合同的名义余额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173万亿美元，等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以上。
“金融部门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想提高生产率和就业率的国家都力图使本国的金融系统达到‘最先进水平’。这样做都是正确的。”章晟曼表示，“许多研究证实，有深度、高效率的金融系统有助于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然而，金融业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提高、全球化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据世行估计，过去25年里，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平均而言，危机造成的损失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为清理这些危机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此外，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有时也被滥用，从而造成问题。非金融企业使用衍生工具，有时过了线，不再是对冲风险，而变成赌博。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也使一些人有机会在会计方面做手脚，例如美国能源公司安然，最终致使企业破产。因此，金融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决策者决不能放松对风险的管理。
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才能既限制金融业带来的风险，又使金融业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章晟曼强调两点非常关键：
首先，必须保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有效管理汇率、储备、债务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放开的金融系统往往会对宏观经济状况不稳定作出强烈的反应，甚至仅仅因为有不稳定的感觉，就作出强烈的反应。
这样一来，最初的震荡可能被放大，而且可能造成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反之，如果财政政策健全，金融业的动荡就比较少见，而且即使发生，持续时间也较短。
其次，随着各国金融市场日益紧密的相连，高质量的监管制度在维护稳定方面日益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的认识这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维护金融的发展与稳定，最好的监管方不是猜疑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每个决定，而是建立激励措施和信息系统，让市场参与者自己作出能降低风险的选择。
“如果说，这几年来金融领域里有什么新的发展，那就是监管必不可少，必须加强。”章晟曼说。
金融系统开放顺序至关重要
如果在放开金融监管方面选择错误的顺序，就可能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短期债务可能迅速膨胀，而监管者没有足够的风险管理经验来应付由此产生的波动。
使相对封闭的金融系统发展到相对开放，这个过程带有更高的风险。章晟曼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系统开放的顺序至关重要。
“经验表明，如果在放开金融监管方面选择错误的顺序，就可能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短期债务可能迅速膨胀，而监管者没有足够的风险管理经验来应付由此产生的波动。”
章晟曼认为在金融改革的顺序方面，有一些众所周知而容易实行的基本规则：如先开放国内金融系统，然后才开放对外金融活动；先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和长期资本流入，然后才允许短期投资；先开放贷款利率，然后才开放储蓄利率；先使国有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然后才可实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必要改革等。
但是从世行在100多个国家的工作实践来看，现代金融系统错综复杂，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必须也只能采取“原则坚定、措施灵活”的做法。“许多国家发现，某些规则变得无法实施，或者太容易被钻空子，因此不得不放弃。”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常常是由于全球金融系统带来的强大影响力。即使是规模最大的新兴金融系统，在国际上相比较仍然十分渺小，因此不可避免受到全球金融的巨大影响。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当中，除中国之外，只有巴西的金融体系在全球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因此，一旦出现全球金融动荡，新兴经济体很容易被巨浪吞没。
“实际上，世界上约三分之一国家的银行系统的资产总值不足10亿美元，另外三分之一的国家不足100亿美元。只有6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资产总额在1万亿美元以上。可以说，这十来年金融的发展，其特点是国际化、金融工具的衍生化和对监管的新认识。”章晟曼表示。
中国金融业传统界限日益缩小
中国各银行正在寻求向客户交叉销售产品，可以预料，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旧有界限不会维持太久。
谈到中国的金融系统，章晟曼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规模较大，此外还有两个规模不小、活力与流动性较高的股票交易所。但债券市场迄今尚未获得足够的发展，而且流动性较低；中国债券市场的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
但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银行业在金融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最为引人关注。除了一些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中国的银行系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以说高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际经验表明，有深度的银行系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银行业的深度被视为金融业总体发展程度的标志。
然而，如果具体观察中国的经历，就能看出中国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也许并不符合这条规律。一个迹象是省级经济增长率与省级拥有的金融资源比例并不一致。具体而言，各国的经历显示，越是繁荣和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其金融业的深度就越高，而中国各省的经历却相反。
章晟曼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中国的银行以往在管理和运作方面以产业政策和行政主导作为授信标准，而不是根据商业核算来授信有关。用这种方式发放信贷从社会角度可以理解，但会带来不小的经济和金融代价。
好在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已经发生许多变化：资本／资产比例有所提高，正在努力解决过去遗留的不良贷款问题，下决心根据商业标准提供新的贷款。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的传统界限在日益缩小。银行正在寻求向客户交叉销售产品，可以预料，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旧有界限也不会维持太久。有几家新的公司已经试图建立混合型金融和工业集团。
监管当局迄今对此类企业采取了适当的谨慎态度。把银行业务与商业活动合为一体有可能造成利益冲突并降低会计透明度，监管当局有理由对此感到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