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及其机制建构
——基于浙东两村的分析
晏 东，钱顺明
(绍兴市行政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在当前村庄精英持续外流以及村委会选举的择优选拔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的形势下，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村干部培养机制以实现和维持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浙江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D村和S村的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所在村庄政治精英的良性更替问题。然而，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因受村庄人力资源、村支书的公共责任与理性精神、村庄政治生态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还难以普遍生长；同时，行政主导的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整合和调整外部嵌入和村庄内生两种路径，形成二者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系统协同机制，逐步构建起科学有效的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村庄；政治精英；精英再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发轫于农村的40多年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乡村图景，带来农村的整体性变迁，也极大地改善了千万农民家庭的生存境遇。然而，农村的整体性进步并没有掩盖村庄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在素以县域经济发达著称的浙江，乡村振兴走在了全国前列，总体上呈现出一幅生活富裕、社会安定、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的景象。但是与此同时，村与村之间集体经济水平与面貌的差距则不断放大，小康村与后进村对比鲜明、差距悬殊。浙江农村的发展充分证明，一批小康村在改革开放年代崛起，除了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制度红利及其自然禀赋之外，往往与村庄政治精英的引领和奉献密切相连。农村老百姓口中的“村子富不富，关键看干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等通俗话语，折射出了政治精英带领农民致富和促进村庄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精英政治是中国基层政治的常态形式，只是不同时代精英的类型和内涵不同而已。”[1]即使是农民自治权得到高度发展和充分强调的今天，政治精英仍然在乡村治理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然而，当前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培养与良性更替问题。改革以来，农村社会的剧烈分化以及宗族、宗教等各种势力的渗透，使理想化的村委会选举往往沦为“村匪村霸”及“资本强人”的“角力场”，导致其择优选拔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如此，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虹吸效应下，村庄精英持续外流显然又进一步放大了村委会选举的负面效应。严重匮乏的村庄人力资源实际上难以支撑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良性运作，成为严重影响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村庄政治精英的更替后继乏人以及老化问题十分严重，一些优秀村支书长期连任而得不到更替。因此，如何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村干部培养机制以实现和维持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二、文献梳理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精英再生产的理论研究
精英再生产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是西方学者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中精英流动问题所提出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流动问题时形成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美籍匈牙利学者伊万·撒列尼将其概括为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并没有改变精英的社会构成，老权贵精英运用政治权力攫取私人财富，继续维持社会结构的顶层位置。精英循环理论则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造成等级结构顶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些老权贵精英被推下特权位置，而一些新生力量向上流动成为新的政治精英。[2]比较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这两种理论可见，精英循环强调的是社会变革前后精英结构的变动，而精英再生产则强调社会变革前后精英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发生改变的只是精英的类型。
西方学者关于市场转型中精英流动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王汉生认为，改革以来农村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落伍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3]宋时歌提出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则指出，中国改革早期出现的“精英流动”现象并不能否定社会分层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减少由再分配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反而提供了一种产生甚至是强化社会不平等的干部权力转化的机制。[4]韩福国、宋道雷则通过对鲁中三村案例的剖析揭示出“新贵精英”融合利用体制内以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实现代际传承，而传统精英通过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发掘实现“翻身”。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两者的再生产机制表现出均依赖于文化资源的共同趋向。[5]对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的讨论，其实质所涉及的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的可转换问题，其转换的限制是否严格，将对改革后的精英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孙立平关注到不同类型资本的可转换问题，但他认为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形成并不能用资本转换的理论来解释，事实上，中国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削弱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及其通过政治权力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操控，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的，从而使中国社会的精英形成表现为一个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6]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形成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相关研究对精英形成规律及机制的揭示，不仅有助于阐释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背后的制度背景，而且也为当前村庄政治精英的培养与良性更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概念的界定
本文旨在剖析和讨论当前农村人力资源严重匮乏背景下村庄政治精英的培养路径及机制建设问题。因此，本文的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不同于西方学术话语中精英再生产的特定内涵，而是指为了维持和推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村两委领导岗位培养，塑造贯彻国家意志和致力于村庄发展的村庄政治精英的过程。从培养的路径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即村庄利用内部人力资源自觉培养村庄政治精英的模式；另外一种是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即国家通过引入外部人力资源培养村庄政治精英的模式。两种模式都为村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人才保障与支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村庄政治精英良性更替的问题。
村庄精英不同于一般的村民，他们因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而在村庄公共事务和生活中有更大的影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是学术界对农村精英比较常见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是农村精英所掌握的资源和发挥影响的领域。村庄政治精英是指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干部，其权力得到国家法律法规授权或国家政权认可，有研究者又将其称为体制内精英。[7]近年来，各地在村级组织换届中坚持精简、高效原则，村两委成员普遍交叉任职并兼任其他村级组织职务，村庄政治精英主要包括村两委成员，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又居于中枢地位。
三、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 D村和 S村的案例
D村和S村是浙江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在村书记的带领下都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先进村的转变。两个村的村书记非常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分别探索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接班人培养路径，实现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
(一)D村：从经济能人到村主任
两国充分发掘自身特色和优势，采取差异化的产品策略，形成具有相对优势的“拳头产品”，比如，泰国的美容整形、变性、牙科等，印度的心脏手术、髋关节置换等。此外，印度传统医学资源在医疗旅游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2.2.9 精密度试验 取“2.2.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测定6次，记录峰面积。结果，龙脑与内标物峰面积比的RSD为0.51%（n＝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接班人的培养。徐华林生于1959年，自1999年以来长期担任D村书记。考虑到自己终有退休之日，为了保持和巩固D村的发展成果，他前些年就已开始物色和培养接班人。最终，沈云祥成为了他看中的人选。沈云祥是村里的经济能人，曾经营一家纺织企业。沈云祥先是作为村党总支副书记受到培养，在农民公寓二期、6个一百万精品村工程等项目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17年的村级组织换届中，由于原来的村主任病逝，他当选为村主任。经过几年的培养和锻炼，沈云祥得到了村民的认同，实现了从私营企业家到村庄优秀领导者的转变。
表 1 2017年 D村政治精英基本情况表
(二)S村：从回村大学生到村主任
为了进一步贴合实际工况，模型做了如下假定：岩体为各向同性体，所产生的变形为小变形，其变形值在弹性范围内，假设为平面应变问题，所施加的支护结构有拱架，喷射混凝土和管棚。
除了地处经济发达的区域位置之外，D村的发展与该村党总支书记徐华林的实干、奉献有着密切关系。1999年7月，徐华林经镇领导动员，放弃镇邮电支局局长的职务和7万余元年薪的待遇，回到D村担任村支书。徐华林上任后，抓住历史机遇，创新发展思路，通过大力引进企业、建设厂房出租、建设外来职工公寓出租等举措壮大集体经济，使D村迅速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徐华林不仅发展经济有思路、有魄力，而且创新意识、奉献意识强。他把努力为群众做事情作为座右铭，赢得了村民的肯定、认同，也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S村的进步和发展也是与村支书骆青国的敬业和奉献分不开的。骆青国是村里的致富能人，他开办了一家效益不错的五金厂。2007年8月，他被任命为村支书。上任后，他自掏腰包替该村还了5万元欠款，通过兴建1.5万平方米的库房出租、流转村里集体土地出租等举措，很快改善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在环境整治方面，依托村庄的“师爷文化”历史，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打造“师爷文化”村落，发展乡村旅游。为了让村民改变陋习、树立公共意识，推行村规民约制度，以提高村民的文明素养。骆青国的治村思路不仅使S村摘掉了落后村的帽子，他自己也从一个私营企业家成长为一名村庄领导者。
1. D村的“小康村”发展之路。D村村域面积1.58平方公里，2017年，该村有村民小组4个，村民733户，人口2202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D村从原来的一个脏乱差村发展为“省级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11年，村党组织升格为党总支，共有党员106人。D村发展到现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村集体经济实力强，村民收入水平较高。落户在D村的个私企业有40余家，总资产2.8亿元，村级可支配收入2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03元。二是村庄整洁、环境优美。2000年，该村委托有关单位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村庄十年规划。2012年开始积极争创“美丽乡村”示范村、精品村，成功创建了市、区两级“美丽乡村”精品村。三是村庄治理形成品牌。经过探索，逐步形成了“党组织核心领导、村委会组织实施、村监会民主监督、社会组织有效补充、村民积极参与的村级治理体系”。
2.接班人的培养。由于S村原来的村主任年龄较大，骆青国在担任村支书之后就开始物色合适的村主任人选。后来，回乡大学毕业生骆志丰进入了他的视野。2014年村委会换届中，年仅27岁的骆志丰在村支书的支持下当选为村主任。骆青国认为，应该快速培养年轻人，给村领导班子带来活力。骆志丰上任后，协助村支书推进项目建设，学习群众工作方法，培养基层工作能力。经过几年的锻炼，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在村里树立起了一定的威信。在2017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骆志丰获得了较高的票数，成功连任村主任。
表 2 2017年 S村政治精英基本情况表
四、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基本特征与生长条件
D村和S村的案例说明，一些富裕村庄已经意识到培养村庄接班人的重要性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两个村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村干部的模式是一种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相比于行政主导的外部嵌入型模式，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不仅更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而且能够培养出更合适的村庄领导者，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源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D村和S村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来之不易，而要持续推进村庄发展更非易事。改革开放以来被解除束缚的村庄逐步走向“原子化”，其后果是村庄原有的组织性内聚力裂解、村庄出现剧烈分化及内部各种有机互动缺乏，[8]给村庄治理和整合带来了困难。村庄治理和发展的成效往往取决于村庄政治精英整合村内外各种资源的能力，尤其是能否有效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的建设与治理。D村和S村在改变之前呈现出的是富裕的农民家庭与脏乱的村容村貌、羸弱的集体经济并存的尴尬局面。D村和S村的两位村书记迎难而上，重新凝聚起村庄分化、涣散的人心，并让村民在村庄事务参与中孕育出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构成村庄发展的强大向心力。当前，对于经济发达的农村而言，村庄公益事业和公共福利的刚性支出与新常态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村庄发展的新挑战，而无论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都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在此情境下，能人治村不仅得到了基层政权的认同，而且在村庄成员内部也有着高度的共识。然而，德才兼备的村庄能人毕竟是稀缺资源，其产生更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正是因应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而得以生长，其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现实背景。
1.S村的基本情况。S村坐落于城区边缘，交通便利。2017年，该村有村民247户，人口676人。S村的发展经历了从“落后村”到“先进村”的蝶变。10年前，S村是镇里有名的贫困村，村里没有一条水泥路，也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现在S村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是村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年收入达30多万元，还清了300多万元的欠债。二是民生保障得到了提高。全村60岁以上老人有190余人。S村投入30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最大、功能齐全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三是村庄环境和面貌焕然一新，通过挖掘村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师爷文化”品牌，成功创建了省级文明村。
最后，英语阅读时间不充裕。当前，学生用于英语阅读的时间较少，这就导致其无法积累有效的英语阅读经验。例如，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而言，其每天掌握的英语单词量平均为150个，对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其每天掌握的英语单词量平均为500个。另外，由于初中生的寒暑假作业较多，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业上，在英语阅读方面投入的时间不足。长此以往，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呈现整体下滑趋势。
考虑到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大豆进口国之一，2017年我国34%的进口大豆（约3200万吨）来源于美国。由于此前大豆集中到港，短期内国内大豆和豆粕库存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供应环境相对宽松。但就长期而言，预计12月开始将加速进入去库存阶段，美豆进口的缺失势必使得未来大豆供应逐渐偏紧。
D村和S村的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是对多年来村庄选举民主实践反思的结果，它把优秀村干部的成长作为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使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展示形象，并最终成长为新时代所需要的村庄政治精英。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的，这种理性自觉根源于得到良好发展的村庄自主性。D村和S村在村支书引领下已经形成良好的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村庄自主性得以成长，进而促进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产生。
第三，它遵循精英形成的一般规律。大量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和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精英形成与转换的一般规律，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构成了精英流动的基本机理。进入新世纪以来，集体化时期的老一代村干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村干部的构成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首先，“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20世纪初，义乌作为先行者在全国最早形成具有特色的“富人治村”模式。2002年义乌村级换届选举时，在2726名村委会成员当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更占到了65%。[12]从浙江全省的情况来看，2008年浙江村级组织换届完成后，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13]其次，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明显提高。2011年浙江村级组织换届完成后，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中，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的占44.2%，比上届提高了12.3%。大学生村官进村两委的人数由上届的741人增加到了3490人。[14]
第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要灵活且具有针对性。时代在不断的改变，医改就是时代改变下的结果。因此，工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灵活运用现代科技，与时俱进；此外，针对具体的指示，要进行针对性的工作，比如，针对具体的某一类职工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院能够正常运行，保证医院职工的利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辅助国家完成发展计划[2] 。
“富人治村”和村干部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反映出发达地区村庄权力结构的新趋向，其本身就是中国“增量改革”带来社会整体性进步的成果体现。从深层原因分析，先富群体和高文化背景农民普遍当选村干部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国家农村政策从汲取型向反哺型的重大调整对先富群体和高文化背景农民参选村干部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农业税废除之后，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发展方针带来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下乡，掀起了新一轮农村发展的热潮。在农村宏观政策和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先富群体和高文化背景农民向村庄政治精英转换能够给其自身带来经济、声望等多方面的收益。其次，在压力型体制下，先富群体和高文化背景农民成为基层政权贯彻落实中央发展农村方针政策的主要依靠力量。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以来，处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末梢的乡镇政权承接了上级政府和部门大量繁重的农村发展和治理任务。“由于富人村干部具有较为丰富的财力资源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能轻易地落实下达至村庄的各类行政和治理性任务，备受乡镇青睐。”[15]170不仅如此，“富人治村”因其显现出来的效果还使其成为农村基层党建的基本思路。在“双强”“双带”等话语的指导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越来越向富人阶层靠近，进一步强化了富人治村，而乡镇一级也将基层党建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带领致富和发展经济成了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16]。
农村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向政治精英的加速转换表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已成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构成了不同类型精英相互渗透的重要作用机制。D村和S村的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遵循这一规律，顺应新形势下农村发展对高素质村干部的要求。不可否认，“富人治村”和高文化背景村干部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村庄发展始终是各方势力反复博弈的过程，还远远没有达到地方党委和政府所期望的理想目标。
(二)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生长条件
第一，村庄所处经济区位和地理位置。D村和S村具有良好的经济区位和地理位置优势，有助于集聚丰富的人力资源。首先，农村工业化是改革开放时期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这种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塑造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民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县域经济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由此而来，农民企业家、工商户、种养殖户等经济能人在一些具有良好经济区位和地理位置的富裕村庄大量涌现。其次，这些村庄人口总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人口外流主要表现为离土不离乡。同时，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一些有发展前景的村庄还出现精英回归的现象。
第二，村书记的综合素质。D村和S村的村书记作为村庄的当家人，不仅发展经济有一套，而且有奉献、担当精神，对改变村庄面貌起了关键作用。两位村书记出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都积极物色和培养村庄接班人，体现出高度的公共责任和理性精神。事实上，这样的村书记在浙江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黑格尔曾言：“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17]8。
第三，村庄的政治生态。D村和S村都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在村庄接班人培养上达成共识。D村和S村村主任是作为村支书接班人进行培养的，村主任岗位是整个培养的重要环节，而村委会选举有严格的法律规程，两位村主任要成功当选必须赢得村委会选举。D村和S村在村书记的领导下，村庄集体意识和凝聚力明显增强，村庄内部也没有明显的派系纷争，这就为村书记支持的人选成功当选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它与村庄的自主性呈正相关。有研究者将村落通过自身机制和运用自身资源解决其面临的公共问题的一种能力和状态界定为村落自主性。[9]村庄运用内部资源自主培养政治精英的能力是村庄自主性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村落的精英更替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科举制的实施不仅改变了职业官僚的来源和构成，而且也影响了民间士绅统治阶级的构成，形成了一种生产精英并维持精英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10]传统村落的这种精英再生产机制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且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要求的地方治理精英，有助于促成传统村落自主性的生成，构成村庄稳定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从基层的收缩促进了农民个体自主性的成长，但是并没有带来村庄自主性的显著发展。村民自治从其产生来看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但其推广与最终确立取决于国家权力的介入，这显然又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中，村委会选举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形成了刚性的制度体系。然而，村委会选举中由贿选、派系竞争等产生出的地痞、恶霸治村时有发生，村委会选举通常难以选出德才兼备的村庄治理精英，因而也难以带来普遍的村庄善治。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性质、农民较为狭隘的眼前利益以及宗族、宗教势力等复杂的综合因素使国家强制性嵌入的村庄选举脱离了预期的轨道。在现代化的持续冲击之下，单一的村委会选举并不能完全解决村庄政治精英的择优选拔与良性更替的问题。“选举本身无法产生好的干部出来，仅靠选举无法产生合适的当家人”，因此，“村民自治的当下任务就是要加强农村干部的培养，否则，选举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村庄治理趋于恶化。”[11]682-683
综上所述，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是在一定的村庄内部条件下生长出来的，村庄丰富的人力资源、村书记的公共责任与理性精神、村庄良好的政治生态等因素综合作用共同促进其生长。从普适性来看，由于大多数村庄缺乏充分的条件，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还难以普遍生长。
五、嵌入和内生：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建构
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赋予乡村新的价值与意义。当工业化时代兴起的一些大城市日益陷入“城市病”的泥沼甚至走向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时，乡村振兴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和机遇。当前，面对中国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整合和调整外部嵌入和村庄内生两种路径，逐步构建起科学有效的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长效机制来保障和推进乡村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一)强化执政党对政治精英培养的领导机制
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村庄政治精英培养的领导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要。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忽视了基层组织建设及对村民自治的领导，片面地理解和强调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导致村两委关系失衡甚至对立、黑恶势力操控村庄治理等问题，对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推进农村振兴和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强化执政党对村庄政治精英培养的领导机制。首先，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强化村级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发挥村支书的“领头羊”作用，把村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战斗堡垒。建立健全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完善保证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的各项机制，提升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其次，将村庄政治精英培养纳入基层党建的责任清单。明确镇、村两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压实第一责任人，细化具体职责。完善现有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政策，注重后备干部的教育培训和岗位锻炼，提高后备干部能力素质。最后，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实策。根据村庄人力资源多少、经济发展强弱的不同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综合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加强软弱涣散村的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推进软弱涣散村的转化整改工作。
(二)推广培育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机制
推广培育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治本之基。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是一种低成本、效果好、可持续的精英再生产模式。乡村振兴的实现迫切需要将目前少量村庄形成的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模式向更多具备相应条件的村庄推广和传播。首先，深化理论总结与提炼，提高内生型模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挖掘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的典型村庄，深化总结内生型村庄的成功做法，并从理论上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有指导性和借鉴作用的经验；通过新闻媒体对内生型村庄及其经验进行宣传报道，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树立先进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在重要活动场合，对内生型村庄及优秀村支书进行集中表彰，激励优秀村支书珍惜荣誉、继续发挥表率作用。通过优秀村支书现身说法和经验交流，让内生型模式得到更多的认同，引导更多的成熟村庄学习、复制成功的经验与做法。最后，建立考核机制，创新考核内容。将村庄接班人培养工作纳入村主职干部的考核内容，对不落实培养任务的村主职干部进行约谈、问责。引导和推动具有良好条件的村庄开展精英回归工作，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回村创业，争取与动员各类乡贤回村居住、创业及从事公益事业，聚合形成丰富的村庄人力资源，努力为内生型政治精英再生产的生长孕育适宜的条件和环境。
(三)优化培养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机制
优化培养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之需。在农村精英持续外流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探索从外部向村庄输入人力资本以维持村庄政治精英的良性更替，其中，“大学生村官”是目前最普遍、最广泛的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模式。从可持续性和实施成效来看，这种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大学生村官”模式始于21世纪90年代，经历初期探索、全面铺开、战略提升等三个阶段。[18]这项制度起源于一些地方解决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后优秀村干部缺乏的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农业税废除之后，“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配套政策逐渐成为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此项制度虽然在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提高村干部素质、促进农村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学生村官扎根难、融入难、发挥作用难。大学生村官普遍都把下基层作为一项临时就业的权宜选择，并没有做好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国家制度设计的大学生村官任职2至3年的期限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流动性。大学生村官还普遍存在融入难的问题，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纠纷及繁杂的工作事务，他们的心理、能力及素质往往难以承受，他们的作用发挥其实是有限的。完善“大学生村官”模式，首先，要明晰政策导向，回归到“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初衷，突出培养农村干部这一核心定位，让大学生村官安心扎根农村。其次，围绕上述目标定位，调整相关制度安排。在选聘人选方面，坚持以本地大学毕业生为主，注重质量为先，宁缺毋滥；在培养使用方面，要将表现突出、群众认可的大学生村官通过法定程序转为正式村干部，使其真正融入村庄，并逐步成长为优秀的村庄政治精英。
作为县级城市，扬中市智慧城市建设不能盲目跟风，必须从自身实际特点出发，以实际发展需求为导向，进行智慧城市某一领域的重点建设，打造出“智慧扬中”的特色。作为全国闻名的“工程电气岛”和“新能源产业岛”，扬中电力电气产业基地是江苏省首批特色产业基地。近年来扬中正努力实现由电力电气产业基地向智能电气产业基地的跨越，智慧电气小镇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接下来扬中应着力打造高水平的智慧电气特色小镇，以智慧产业推进扬中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注：依照学术规范，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考试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指导教学、推动教学，是教学反馈的主要渠道。考试最为明显的作用在于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反作用力，即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学习内容的选择。我们改革传统考试方法，通过增加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例（50%），并在平时成绩中，加入平时作业、课堂提问、讨论表现、PBL课堂表现等内容，全面评估学生在日常教学中的表现；同时在期末测评中通过增加应用性较强的案例分析题来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学生摆脱固有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提高其知识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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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9—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升社会组织中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编号：19ADJ002)。
作者简介： 晏东(1980—)，男，湖北武汉人，绍兴市行政学院文化学与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钱顺明(1962—)，男，浙江绍兴人，绍兴市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533(2019)06-0071-08
DOI :10.13975/j.cnki.gdxz.2019.06.009
责任编辑：谢青, 王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