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代的幼王出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时代论文,幼王出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幼王出镇是南朝历史上产生的一独特的政治现象，具有反世族政治的色彩。客观上它是南朝政局动荡、皇权移换迅速的产物，主观上则蕴含着南朝君主企图抵消世族政治、提高宗室地位、加强皇权的动机。在风云变幻的南朝政治舞台上，在纵横交错的统治阶层内部斗争中，出镇幼王既是皇权倚重的筹码，又往往是胜利者祭坛上的牺牲。它诞生于南朝政治，又给南朝政治带来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南朝政治 方镇 幼王 皇权
在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上，有一非常独特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幼王出镇现象。镇即方镇，系地方军事、行政单元。具体讲，是指那些兼有军区性质的州郡或都督区等〔1〕。不言而喻， 方镇在南朝时代的国家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对中央政府态度的向背，往往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以未成年的，甚至是幼儿的宗王出任总统方镇的首长，在南朝以前则十分罕见。这一破天荒的举措，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对南朝历史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
南朝历史上的幼王出镇制度，源自西晋开始的宗王出镇。东汉末年发生的国家结构的变革，将州由中央政府的监察区划变而为地方政治、军事的核心。地方政府由郡、县二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州的作用及其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陡然提高。延及三国时代，随着州刺史兼将军、都督，或将军、都督兼州刺史的大量涌现，具有军事、行政职能的方镇便应运而生。方镇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三国时期却没有宗王出镇，更没有幼王出镇现象，究其原因是三国政府遵循汉代以来抑制宗王势力的传统，不给宗王控制方镇、控制地方军事政治的大权。目的是防范宗王，遏制其觊觎社稷的野心。汉魏时代防范宗王的思虑与措施无疑是正确与成功的。然而颠覆曹魏政权的，不是宗王而是异姓权臣，皇位的主要危险来自宗室外部而不是其内部，这促使西晋政权的建立者对汉魏宗王政策进行思考。西晋建立伊始，批评汉魏宗王政策，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宗王政治的议论雀起，朝野上下，一派分封宗王的呼声。在这股舆论的推动下，泰始元年（265），晋武帝颁布了大分封的诏书，上至其从 祖父，下至其兄弟，宗室二十七人同日封王。西晋的分封，一改汉魏时代宗王无权、无力的面貌，大大提高宗王的地位，宗王有封国、有封户、有军队，更重要的是，汉魏以来禁止宗王参政的传统被一朝打破，宗王开始大量涌入国家政权，陆续担任相国、丞相、录尚书事、侍中、尚书令、中书令、太宰、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等要职，控制了国家权力中心，与此同时，宗王对方镇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宗王以各种将军、都督军事或监诸军事的名号出镇地方，建立军府，掌握了地方军队的统率、指挥权。西晋统治五十二年间，先后有二十九位宗王分别出掌邺城、豫州、关中、兖州、青州、徐州、扬州、雍凉二州、荆州、梁州、并州、宁益二州、沔南、秦雍梁益四州、河北、安定、扬江二州等十七个方镇，足迹遍布全国，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广泛的宗王政治局面。
大规模的宗王出镇，没有给西晋带来长治久安，没有达到维护司马氏家族统治的目的。羽毛丰满的宗王不仅没有成为屏晋的藩篱，反而成了“执干戈以图社稷”的叛逆。尤其在晋武帝司马炎逝世之后，宗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迅速激化，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长达十六年的诸王战乱，不仅埋葬了西晋王朝，也将人民推入了苦难的深渊。黄河流域胡马奋蹄，中原大地尸横遍野，千家万户流离失所，国家的统一被打破，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的序幕就此拉开。
西晋的宗王出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宗王战乱，给人民、给国家所带来的灾难，留给人们的记忆是沉重与苦涩的。
痛定思痛，播迁江东的东晋政权重建之后，对西晋的宗王政治以及宗王出镇政策进行反省，祸国殃民的宗王出镇及宗王干政现象受到遏制；同时，在自相残杀中已极度衰败的宗王群体也难以制造出强盛的宗王政治，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则是代之而起的世族阶层中的强盛家族，宗王们已被抛到偏僻的角落。东晋统治一百零四年中，出掌方镇的宗王只有八人，而京畿所在的扬州、重兵鸠集的荆州及各主要方镇的将帅则几乎都是异姓世族，与西晋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历史却总是以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向前发展，当东晋结束，历史翻开新的一章，南朝宋政府建立后，昔日宗王出镇的灾祸已被完全忘却，南朝政府重蹈复辙，一度沉寂的宗王出镇制度，又被重新推出。
不过，南朝推行的宗王出镇，却不是西晋历史的简单重演，南朝出镇的宗王，除成年者之外，大量的皆是未成年的儿童，这些年幼的宗王，长者十六、七岁，幼者只有三、四岁。例如南朝宋：
临川王刘义庆，“年十三，……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并如故。”〔2〕
刘义真，年十岁，“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3〕
刘休胤，“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十二。”〔4〕
刘义恭，任“监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代庐陵王义真镇历阳，时年十二。”〔5〕
衡阳王刘义季，年十三，“为征虏将军”，十六岁“领石头戍事”，十七岁“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右将军、南徐州刺史。”〔6〕
彭城王刘义康，“年十二，宋台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又领司州刺史，进督徐州之钟离、荆州之义阳诸军事。”〔7〕
南郡王刘义宣，“年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仍拜左将军、镇石头。”〔8〕
南平王刘铄，九岁，任“都督湘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湘州刺史。”〔9〕
建平王刘宏，年十四，“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出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10〕
刘景素，年九岁，任“监南豫、豫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南豫州刺史。”〔11〕
晋熙王刘昶，年十六，“为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12〕
晋熙王刘燮，“年四岁，以为使持节，监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郢州刺史。”〔13〕
始安王刘休仁年十四，“为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寻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14〕
晋平王刘休祐，年十三，“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寻迁东扬州刺史。”〔15〕
巴陵王刘休若，年十一，“为冠军将军、南琅邪、临淮二郡太守”，十三岁“出为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16〕
竞陵王刘诞，“年十一，封广陵王”，十二岁任“监南兖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出镇广陵。”〔17〕
庐江王刘祎，“年十岁，封东海王”，十四岁，“为侍中、后军将军，领石头戍事。”〔18〕
武昌王刘浑，“年九岁，封汝阴王”，十六岁任“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19〕
海陵王休茂，“年十一，封海陵王”，十四岁，“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20〕
桂阳王休范，“年九岁，封顺阳王”，十岁，“为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太守”，十二岁“为江州刺史。”〔21〕
豫章王子尚，“年六岁，封西阳王，食邑六千户。仍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22〕
晋安王子勋，“年五岁，封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兖州、徐州之东海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23〕
松滋候子房，“年五岁，封寻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冠军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六岁，“迁豫州刺史，将军、淮南太守如故。”〔24〕
临海王子顼，“年五岁，封历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六岁，“迁使持节、都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始安、临贺三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25〕
始平王子鸾，“年五岁，封襄阳王。”六岁，“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太守。”〔26〕
永嘉王子仁，“年五岁，监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竞陵、随二郡诸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27〕
始安王子真，“年五岁，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七岁，“迁使持节、监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始安、临贺三郡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28〕
邵陵王子元，“年五岁，封邵陵王”，七岁，“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29〕
淮南王子孟，“年五岁，封淮南王”，七岁，“为冠军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30〕
武陵王赞，生而封王。年七岁，“出为使持节、督南徐、兖、青、冀五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31〕
邵陵殇王友，“年五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32〕
随阳王
，年七岁，“为使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33〕
以上共检得宋代出镇幼王三十二人，其中十岁以下者十九人，十一岁至十七岁者十三人。在两个年龄组中，尤以五、六岁者与十二、三岁者居多。由此可见宋代出镇幼王的低龄化。
南朝齐，是南朝史上存在最短的一个王朝，时间只有二十三年。但其也大规模推行幼王出镇制度，年龄可考的出镇幼王有下列数例：
武陵王曅，年十六，“出为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军事，会稽太守。”〔34〕
安成王暠，年十四，“除冠军将军、镇石头戍，领军事。”十六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晋熙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35〕
鄱阳王锵，年十四，“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竞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36〕
桂阳王铄，年十五，“出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37〕
始兴王，年十四，“为持节、都督益、宁二州军事、前将军、益州刺史。”〔38〕
江夏王锋，年十三，“为辅国将军、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39〕
南平王锐，年十七，“出为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40〕
宜都王铿，年十七，“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41〕
晋熙王銶，年十六，“出为持节、督郢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42〕
河东王铉，年十四，“为骁骑将军，出为徐州刺史。”〔43〕
安陆王子敬，年十三，“出为持节、监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44〕
晋安王子懋，年十三，“出为持节、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将、南豫州刺史。”〔45〕
随郡王子隆，年十四，“为持节，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东中郎将、会稽太守。”〔46〕
建安王子真，年十一，“为辅国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迁持节、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47〕
西阳王子明，年十岁，“为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48〕
南海王子罕，年十岁，“为北中郎将，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49〕
巴陵王子伦，年十一，“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南中郎将、南豫州刺史。”〔50〕
邵陵王子贞，年十二，“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51〕
衡阳王钧，年十四，“为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52〕
巴陵王昭秀，年十岁，“为宁朔将军、济阳太守”，十二岁，“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梁将、荆州刺史。”〔53〕
桂阳王昭粲，年四岁，“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54〕
南朝齐代，出镇年龄可考的幼王有二十一人，尚有数人年龄不可确考。但已由此可见其幼王出镇之盛。
南朝梁代与宋、齐相比，政治上有一定突出特点，是皇权的稳定。由于梁武帝的高寿与政治的相对稳定，梁武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间，没有通常由于国家最高权力的位移而发生的政治动荡，梁代也因此而没有宋齐时代那样新旧帝王交替时的大规模分封，但幼王出镇制度依然推行，先后出镇的幼王有十余人。如：
南康王绩，年五岁，“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绩时年七岁。”〔55〕
南康王绩之子会理，“年十五，拜轻车将军、湘州刺史，又领石头戍军事。”〔56〕
庐陵王续，年八岁，“拜轻车将军、南彭城、琅邪太守。”〔57〕
邵陵王纶，年约七一十岁。〔58〕“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59〕
寻阳王大心，“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诸军事、轻车将军、郢州刺史。时年十三。”〔60〕
安陆王大春，年十一，“为宁远将军、知石头戍军事。”〔61〕
新兴王大庄，年十七，“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宣毅将军、南徐州刺史。”〔62〕
西阳王大均，年十二，“出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二年，监扬州、将军如故。至秋遇害。时年十三。”〔63〕
武宁王大威，“出为信威将军、丹阳尹。其年秋遇害，时年十三。”〔64〕
建平王大球，“出为轻车将军、兼石头戍军事。其年秋遇害，时年十一。”〔65〕
义安王大昕，“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镇遇害，时年十一。”〔66〕
绥建立大挚，“为宁远将军，遇害，时年十岁。”〔67〕
哀太子大器，年十六，“授使持节、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中军大将军、扬州刺史。”〔68〕
陈代幼王出镇的规模大体与梁代相仿，可考者有：
始兴王伯茂，“除使持节、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诸军事、彭城太守”，时年十岁。〔69〕
鄱阳王伯山，“为缘江都督、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时年十五。〔70〕
晋安王伯恭，“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佐史，时伯恭年十余岁。”〔71〕
衡阳王伯信，“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不满十岁。〔72〕
庐陵王伯仁，“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年十余岁。〔73〕
江夏王伯义，“为宣惠将军、扬州刺史”，年十余岁。〔74〕
武陵王伯礼，“为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不满十岁。〔75〕
永阳王伯智，“出为使持节、都督东扬、丰二州诸军事、平东将军”，不满十岁。〔76〕
桂阳王伯谋，“为信威将军、丹阳尹”，不满十岁。〔77〕
河东王子恭，为“军师将军、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年八岁。〔78〕
新蔡王叔齐，“出为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不过八岁。〔79〕
晋熙王叔文，为“轻车将军、扬州刺史”，不过八岁。〔80〕
岳阳王叔慎，年十五，为“智武将军、丹阳尹。”〔81〕
后主第四子深，不满十岁，为“军师将军、扬州刺史。”〔82〕
另后主第二子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镇南将军”；第三子永嘉王彦，“为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进号安南将军”；第五子南海王虔”出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第八子会稽王庄”除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皆不满十岁。〔83〕
纵观南朝四代，幼王出镇是一非常普遍的现象。其担任职务之重要，出镇地区的广泛性及年龄的低幼化，令人叹为观止。
二
南朝历史上为何会出现如此盛大的幼王出镇现象？它包含着什么政治意蕴？问题颇值深思。
历史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历史活动者的主观动机。幼王出镇制度的背后，也有着南朝统治者的政治思考。
首先，推动南朝皇帝实行幼王出镇的动机，是为了抵消世族政治的影响。鼎盛于东晋的世族政治，使南朝皇帝印象深刻。在东晋，世族阶层中的强大家族垄断朝纲，轮流执政，将衰弱的宗室排挤到冷落的一角。晋元帝即位，要与王导“升御床共座”，成帝“见导，每拜。又尝与导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84〕君臣关系竞颠倒如此，皇帝在权臣面前竞如同一个唯唯嚅嚅的婢女。桓温手控政权时，更是大模样，将自己出镇的军府变为中央政府，每逢国家大事，不是自己赴朝庭议决，而是皇帝派人赴他的军镇听受裁决。东晋百余年的历史是世族统治的历史。控制权力中心，出镇地方的，大都是世族阶层的成员。权力中心的重要职位录尚书事、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尚书仆射等，世族任职的比例高达91%以上。〔85〕百余年中，只有两位宗王控制权力中心，八位宗王出镇地方，与西晋五十余年历史上有十一位宗王控制权力中心，二十九位宗王出镇地方的状况，对比鲜明。由东晋历史汲取教训的南朝皇室，痛怨世族的权力垄断和宗室权力的失落，出自抵消世族政治影响的愿望，与世族开展了争夺方镇控制权力的斗争。
第二个机动，是提高宗室的地位。皇帝出身于宗室，与宗室属同一利益集团。封建政治家往往把臣民比作土壤，把宗王比作拱卫皇室的林木，“夫树犹亲戚，土犹土民”，只有提高宗王的地位，扩大宗王的势力，培植根深叶茂的宗王之林，方能“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86〕
以宗王出镇，就是培植宗王势力，为宗室地位提高和成长创造沃土的重大举措。
第三个动机，是加强皇权。在南朝以前的历史上，为提高宗室地位，扩大宗王势力而推行的宗王出镇行动，所派出镇的，大都是能主任一方，生杀专己的成年宗王，而以未成年的甚至是刚离襁褓的幼童出镇，个中缘由何在？宋武帝刘裕与其母亲争论扬州刺史人选的对话，透露了其中奥秘。事载《宋书·宗室传》：
刘裕任其年幼的儿子“庐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
寄奴，刘裕小字；车士，义真小字；道怜，刘裕之弟。这段对话，道出了刘裕任幼子出镇的动机，用儿子出镇是名，自己控制方镇是实。它的目的是要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方镇的控制力。
这也表现出了南朝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复杂心情，在与世族力量的抗衡中，既要用宗室包括自己的兄弟，但又对成年的宗王是否忠诚心存疑虑，只有用幼子出镇，将方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才能心平气稳。
当然，从客观上看，幼王出镇局面的形成，也有南朝政局动荡，皇权转移频繁，皇帝大多年青，皇子未及成人的缘故。
三
幼王出镇现象，产生于变幻复杂的南朝政治，同时，它又给了南朝历史以重大影响。
从政治变动的态势看，大规模的幼王出镇，确实实现了南朝君主抵消世族政治，提高宗室地位，加强皇权的目的，但它并没有给南朝带来君主所期望的皇权统治下的政治稳定。反而留下了消极影响。
首先，由于出镇的幼王没有从政、治军的能力，方镇军政大权例由军府长史摄理，或由“行府州事”（简称行事）代理，在方镇造成了形式权力中心与实际权力的分离。长史、行事有行政之实而无统率、管理之名。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之间关系不稳定，容易形成方镇军、政的紊乱，造成国家不应有的损失。
例，刘裕北伐，曾攻破长安，取得重大胜利。但刘裕为京师有事，自回建康，临行，以其年仅十岁的儿子刘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87〕以王修为安西将军府长史，义真未有理政能力，军政大事由王修摄理。然而，王修有号令之实而无统率之名，诸将不服，关系难以协调。王修行施权力，收斩违纪将领，本属正常，但周围的人歪曲事实，对刘义真说王修谋反，刘义真不辨真伪，当即令人杀掉王修。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实际统帅被杀，无疑自毁长城。“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88〕众军大乱，被敌一击即溃，全军覆没。
年幼宗王出镇的弊端还表现在，某些辅佐任非其人，心怀异端，常常放纵幼王骄奢不法，或挑唆其反叛中央，掀起战乱，给国家带来兵燹之祸。
例，武昌王浑，被任命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浑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年号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89〕被孝武帝获悉，免为庶人，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海陵王休茂，于大明二年被任命为左将军，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雍州刺史。受佞臣挑唆，举兵叛乱，结果身首异处。《宋书·海陵王休茂传》：
“左右张伯超至所亲爱，多罪过，主帅常呵责，伯超惧罪，谓休茂曰：‘主帅密疏官罪过，欲以启闻，如此恐无好。’休茂曰：‘为何计？’伯超曰：‘唯当杀行事及主帅，且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集征兵众，建牙驰檄，使佐吏上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黄铖。”
叛乱的军队与反叛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叛军失败，刘休茂被擒获斩首，时年十七。这场战争，就像一场儿戏，由刘休茂随心所欲的挑动，结果玩火自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倘若他年长一些，政治经验丰富一些，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幼王出镇的弊端并非人们视而不见，许多有识之士已有鉴于此，呼吁政府取消幼王出镇，以利己、利民，使国家减少动乱。宋代周朗曾上书曰：
“王侯识未堪务，不应强仕，须合冠而启封，能政而议爵。且帝子未官，人谁谓贱？但宜详置宾友，选择正人，亦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而为贵哉！”〔90〕
然而建议未被理睬。
出镇幼王除了给国家制造动乱，为害人民外，自己也往往成为受害者，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经常发生的南朝宗室争夺皇权的斗争中，无辜的幼王，特别是出镇的幼王，也往往被对手视作为潜在的威胁。新上台的君主，对前任君主委任出镇的幼王总是大开杀戒。在他们看来，把这些幼王扼杀在童年里，比让其来日羽毛丰满时再判断其政治态度的向背，显然安全。宋孝武帝，前废帝，明帝等上台后，都对前朝出镇幼王进行过大屠杀。孝武帝刘骏有二十八子，十个夭折外，十八个儿子都是被残杀的，其中被明帝刘彧一人所杀就有十六人，最小的东平王，被杀时年仅四岁。南齐明帝肖鸾，由宗室篡夺皇位后，为消除隐患，他先发制人，大杀无辜的齐高帝、武帝诸子。大规模的屠杀就有三次。“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91〕齐明帝诛杀出镇幼王，都委派州府典签执行，多数幼王“悉典签所杀，竞无一人相抗。”〔92〕这些儿童被杀时求生的呼喊，亦十分悲惨。明帝委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时，“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赎死，不从，见害。”〔93〕宋代始平王刘子鸾被杀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出镇幼王的悲剧，使人怜悯。它是封建政治的悲剧。封建帝王与宗室们用自己建造的高墙将自己与人民隔离开来，在人民的生命没有保障的时代，他们自己的生命也难以得到保障。
史学家肖子显论曰：“帝王子弟，生长尊贵，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图已极。……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弟，宜屏皇家。……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驰之要，莫敢措言，行事执其权，典签制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94〕
南朝的幼王出镇制度以及宗王政治既给人民、给国家带来苦难，也使君主与宗王们的灵魂与肉体难得安宁。
注释：
〔1〕方镇用以称呼具有军事作用的州郡，见诸南朝史料。 如《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上既杀休仁，虑人情惊动，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
〔2〕《宋书·宗室传》。
〔3〕刘义真都督雍凉秦三州的年龄，本传作“年十二”， 当为手民误植。“年十二”，应作“十二年”，即晋义熙十二年，本年刘裕北伐关中，义真从行，刘裕南返，留任义真，见《宋书·武帝纪》。本传讲义真于景平二年（424）被杀，“时年十八。”溯至义熙十二年（416），时当十岁。
〔4〕〔5〕〔6〕《宋书·武三王传》。
〔7〕《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8〕《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9〕《宋书·南平王铄传》。
〔10〕《宋书·建平王宏传》。
〔11〕 《宋书·建平王宏传》附景素传。
〔12〕 《宋书·晋熙王昶传》。
〔13〕 《宋书·晋熙王燮传》。
〔14〕 《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15〕 《宋书·晋平刺王休祐传》。
〔16〕 《宋书·巴陵衰王休若传》。
〔17〕 《宋书·竞陵王诞传》。
〔18〕 《宋书·庐江王祎传》。
〔19〕 《宋书·武昌王浑传》。
〔20〕 《宋书·海陵王休茂传》。
〔21〕 《宋书·桂阳王休范传》。
〔22〕 《宋书·豫章王子尚传》。
〔23〕 《宋书·晋安王子勋传》。
〔24〕 《宋书·松滋候子房传》。
〔25〕 《宋书·临海王子顼传》。
〔26〕 《宋书·始平王子鸾传》。
〔27〕 《宋书·永嘉王子仁传》。
〔28〕 《宋书·始安王子真传》。
〔29〕 《宋书·邵陵王子元传》。
〔30〕 《宋书·淮南王子孟传》。
〔31〕 《宋书·武陵王赞传》。
〔32〕 《宋书·邵陵殇王友传》。
〔33〕 《宋书·随阳王传》。
〔34〕 《南齐书·武陵王曅传》。
〔35〕 《南齐书·安成王暠传》。
〔36〕 《南齐书·鄱阳王锵传》。
〔37〕 《南齐书·桂阳王铄传》。
〔38〕 《南齐书·始兴王传》。
〔39〕 《南齐书·江夏王锋传》。
〔40〕 《南齐书·南平王锐传》。
〔41〕 《南齐书·宜都王铿传》。
〔42〕 《南齐书·晋熙王銶传》。
〔43〕 《南齐书·河东王铉传》。
〔44〕 《南齐书·安陆王子敬传》。
〔45〕 《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
〔46〕 《南齐书·随郡王子隆传》。
〔47〕 《南齐书·建安王子真传》。
〔48〕 《南齐书·西阳王子明传》。
〔49〕 《南齐书·南海王子罕传》。
〔50〕 《南齐书·巴陵王子伦传》。
〔51〕 《南齐书·邵陵王子贞传》。
〔52〕 《南 书·衡阳王钧传》。
〔53〕 《南齐书·巴陵王昭秀传》。
〔54〕 《南齐书·桂阳王昭粲传》。
〔55〕 《梁书·南康王绩传》。
〔56〕 《梁书·南康王绩传》附会理传。
〔57〕 《梁书·庐陵王续传》。
〔58〕 纶之生年，史无明文。其卒于大宝二年（551）， 《梁书》本传言其“时年三十三”，然距其封王出镇之天监十三年（514）已三十八年，“三十三”必误，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纶排行第六，梁武帝第五子续生于天监三年（504），第七子元帝生于天监七年（508），则纶当生于天监三—七年之间，出镇之年当七—十岁。
〔59〕 《梁书·邵陵王纶传》。
〔60〕 《梁书·寻阳王大心传》。
〔61〕 《梁书·安陆王大春传》。
〔62〕 《梁书·新兴王大庄传》。
〔63〕 《梁书·武宁王大钧传》。
〔64〕 《梁书·武宁王大威传》。
〔65〕 《梁书·建平王大球传》。
〔66〕 《梁书·义安王大昕传》。
〔67〕 《梁书·绥建王大挚传》。
〔68〕 《梁书·哀太子大器传》。
〔69〕 《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70〕 《陈书·鄱阳王伯山传》。
〔71〕 《陈书·晋安王伯恭传》。
〔72〕 《陈书·衡阳王伯信传》。
〔73〕 《陈书·庐陵王伯仁传》。
〔74〕 《陈书·江夏王伯义传》。
〔75〕 《陈书·武陵王伯礼传》。
〔76〕 《陈书·永阳王伯智传》。
〔77〕 《陈书·桂阳王伯谋传》。
〔78〕 《陈书·河东王子恭传》。
〔79〕 《陈书·新蔡王叔齐传》。
〔80〕 《陈书·晋熙王叔文传》。
〔81〕 《陈书·岳阳王叔慎传》。
〔82〕 《陈书·后主十一子传》。
〔83〕 《陈书》诸王本传。
〔84〕 《晋书·王导传》。
〔85〕 见拙著《两晋南朝政治史稿》。
〔86〕 《三国志》卷二十裴注引《魏氏春秋》。
〔87〕〔88〕 《宋书·武三王传》。
〔89〕 《宋书·武昌王浑传》。
〔90〕 《宋书·周朗传》。
〔91〕 《南齐书·鄱阳王锵传》。
〔92〕〔93〕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
〔94〕 《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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