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女总统与性别平等：一条曲折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曲折论文,总统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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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主化：拉美女性的福音
1960～2009年，世界共有52个国家的71位女性登上了国家政权的第一把交椅①。在拉丁美洲，2012年有9位女性总统被载入了这一地区的史册②。女性执政在经历了因血缘关系或政局不稳定而步入政坛的第一阶段后，迎来了第二阶段，其间诞生了米歇尔·巴切莱特政府(2006～2010)、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2007～2015)③、劳拉·钦奇利亚政府(2010～2014)和迪尔玛·罗塞夫政府(2011～2015)④，上述人物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这一阶段中，女性在国家政坛的崛起与其所处的背景息息相关，尽管其中依旧障碍重重，但也孕育了新的机遇⑤。其中之一便是各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连续几任政府的励精图治；如智利、阿根廷⑥和巴西3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经历了由独裁向民主的过渡。这3国的女性领导人通过选举登上总统之位，从广义上看，她们同属进步主义阵营⑦(这也构成了她们崛起的一部分原因⑧)并均在近年来执掌政权。尽管在2010年巴切莱特领导的左翼政府被奉行传统性别观念的右翼势力所取代，但在这4位人物中，她在内阁中任命的女性官员最多，并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方面最下功夫。
虽然这些由女性执掌的政权有3个仍在任期内，因此不能轻易对其下最终结论，但对这些政权的分析使我们有机会研究她们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因为她们自身亦是这一进程中的典型象征。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份会使人们形成“她的政权可能会对社会的性别定义有所影响”的期许⑨。然而，不管这些女性领导人对性别关系采取何种立场，人们都深信她们出现在总统位置这样最为男权主义的权力中心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产生毋庸置疑的象征意义⑩。
本文将探讨从性别平等角度研究民主质量问题时的局限性，并说明诉诸于在这一政策模式下构建的比较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同时还将证明这一框架在当代拉美4位女性领导人案例上的实用性，最后的结论是有必要缩短当前民主质量分析与性别平等发展之间的差距。
二 民主质量与性别：一种不明晰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主质量研究成为拉美地区核心关切之一。起初是对那些从独裁统治向民主过渡过程中的政权更迭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为日后更加深入地分析新制度的运行质量铺平了道路。
民主质量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名为单一维度理论，认为从极权主义政权向更高质量民主制度过渡的进程具有连续性，并产生了致力于衡量“民主水平”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将民主视为一整套规范政治权力准入的程序步骤。第二个传统从一种多维度视角出发，认为民主质量取决于多种社会政治因素。因此，已实现高度民主化的政权并不一定能成为好的民主，其质量可能在其他方面会有所欠缺。
尽管很多观点都可以回答如何完善民主，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模式并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维度和指标量化这一概念(11)。因此，很多指标都被用来衡量同一个概念，但方法却不尽相同。
另外，如果将民主概念化，过于强调选举的程序步骤而忽视政治民主性造成的困境，就会导致对所谓“民主命题”的舍弃。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很多这样的研究并不重视性别问题。对于一些学者而言，有关女性政治代表性的问题仅局限在其议会席位的数量上(12)。还有些人即使考虑到性别因素，也不会明示如何具体操作，而是将问题留给以后的研究(13)。乔治娜·韦伦算是一个例外，因为她指出以下方面的分析对于性别研究以及拉美民主的巩固十分重要：(1)政治体系的属性与后过渡时期选举进程的建立，(2)政党结构及其制度化程度与意识形态立场，(3)女性运动的属性。这些结构与制度的互动方式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在性别问题上更加平等的政治体系会有所巩固。
除了上述不同的衡量维度以及对性别分析的缺失以外，还应该更加深入地将女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14)。在拉丁美洲，女性群体对公民权的行使，因被其性别条件及对男性的从属关系所拖累而相当滞后。这一点对拉美民主的现状以及民主与女性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女性群体的自主性或许受限于性别的社会建构，所以，以公民权为支柱的民主政权能否进一步深化要取决于性别平等(15)。
然而，我们发现国际组织对这一概念的衡量已经取得了进展。例如，《人类发展报告》在1995年引入了性别赋权指数，用以分析男女性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决策的可能性程度(16)。另一大贡献是最近建立的社会公民指数，这一指标聚焦于对经济社会权利的尊重，包括对体面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平水平与性别平等的衡量(17)。最后，我们重点强调的是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全球性别差异指数，这是一个根据经济、政治、教育和卫生标准将各国性别差距作为参照点的指标(18)。
这些衡量方法可能对分析具体情况非常有用，但并不足以进行比较视角的研究。因此，为了研究性别政策的全球变化，我们需要借助马拉·赫顿(Mala Htun)与S.劳雷尔·威尔顿(S.Laurel Weldon)制定的分析框架。我们将性别问题理解为“在既定环境下构建男女性别与男女特征的作用、关系与身份的政策、法律、规范等众多制度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区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与生理性别平等政策(19)。这是一个比之前更加严格的分类方法，它“更多地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常规性的异性相恋”。为了分析女性权利在各国的变化，应当重视在制度分析上的一些要素和关系，即国家能力、制度遗产、面对国际压力的脆弱性以及处于分析环境中的民主程度，这些都会对性别平等政策产生重要作用。这些要素也会影响领导人推动改革的优先选择和效率水平。
另一方面，赫顿与威尔顿将社会性别问题的分析剥离开来，并阐释这种区分是基于宗教结构和政治经济结构与分析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区分得以对说教性政策和非说教性政策进行分类，或者对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策与建立在性别身份基础上的政策加以区别。尽管不同的类别或主题决定相关的角色，但是变革推动者的权力特征便构成了整个国家政治的特点。这影响政权维护者的优先选择和战略目标，以及界定问题的方式。同理，这种纲领也将反过来决定一国环境中哪些方面将会最终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采用这一框架，分析重点则随之改变。它不再过多将民主质量看作一个从属变量去探讨由女性领导的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提升这一变量的水平，而是将民主的实现程度视为一个独立变量，也就是说，在综合其他变量后，它可以解释一国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步或者出现倒退的原因。但上述阐释向我们验证了一个悖论：从某些参数来看，有些国家的民主质量似乎达到了可观的水平，然而其在男女公平性方面仍旧令人担忧。
三 性别平等政策：代理人与社会情境的互动
接下来，为了分析近5年来拉美地区女性领导的政权所推动的性别平等政策，我们来梳理一些相关要素。
(一)制度能力
国家自上而下存在不同的干预战略，旨在制定主要类型的反歧视政策：机会均等、平权行动、性别平等主流化(20)与一视同仁(21)。
在所研究的4个国家中，可以看到各国的反性别歧视战略呈现碎片化特点。各国运用的政策组合不尽相同，而产生这种碎片化的原因也是相异的。智利、巴西与哥斯达黎加已经采取了性别主流化战略，智利在建设强大、稳定且相对有效的制度机构方面表现突出。另一有利因素是该国同一政治派别政府持续执政20余年，凭借这种优势，巴切莱特增加了对全国妇女服务组织(Sernam)的预算。该机构是拉美地区最早、制度化最健全的“性别平等机制”之一。2001年以来，它不仅致力于推动“机会均等计划”(PIO)，而且从性别视角出发努力促进“管理完善计划”(PMG)。此外，巴切莱特还决定组成性别平等内阁，这是智利乃至拉美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然而，这3个国家的政策组合相去甚远。智利缺乏平权措施，尽管巴切莱特曾承诺颁布配额法，并力图推行双提名制改革，但是没能予以落实。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其在国会中未占多数席位，二是因为“左翼与中左翼政党在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中表现得事不关己”。
在巴西，虽然罗塞夫不仅承诺推动性别平等，还提出国家“硬实力的核心”正掌握在女性手中，但负责性别政策规划的妇女政策特别秘书处组织的活动日益减少，不仅是因为缺少预算经费，还由于配额法的不作为，以至于巴西成了整个地区拥有女性代表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哥斯达黎加在颁布性别平等法案方面走在了各国前列，它是拥有女性议会代表席位最多的拉美国家之一(22)，但与此同时，由全国妇女协会(Inamu)领导的国家性别主流化政策尚显薄弱。该协会是一个专门负责协调和实施国家性别平等与公平政策的机构，但其有效性已受到质疑，因为它没有履行将性别问题引入公共机构规划与预算的义务。在钦奇利亚政府时期，全国妇女协会的角色在部委范围内被赋予厚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由于其行动能力被各级政府的冗杂事务所束缚；该机构的内部管理也出现了问题，而且与女权运动长期不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机构一直维持和以前相差无几的懈怠状态，其提案能力或修订议案的能力都十分欠缺。
阿根廷在选举配额制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其他方面有些特殊，因为尽管在女性通过选举进入政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实行持续的性别主流化战略，而且女性议员的提案能力也十分有限。这是由于“尽管女性议员在提出法案，甚至在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上限制较小，但这一群体在国会各机构中鲜少居于领导地位，导致其缺乏较大的影响力”(23)。此外，性别方面的公共政策还存在着不具连续性、缺少资金以及在定义公平时含糊不清的问题(24)。
值得指出的是，在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政府时期，阿根廷国会通过了两部法案：一部是平等婚姻法(在同性人群之间)，赋予同性婚姻与传统婚姻同等的权利；另一部是性别认同法，允许无需任何司法程序无偿改变身份证件中显示的性别。此外，2009年国会还通过了一部旨在预防、惩戒与根除针对女性暴力的综合保障法。
(二)制度遗产
上述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与不同政府执政时期的亲疏远近等因素。依靠立法、修宪以及多样化的性别主流化计划，巴切莱特能够考虑各种具体问题，如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处理(已被定性为歧视行为)和对生育工作的重视(已纳入社保改革方案)。
然而，尽管智利政府在这一领域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但一些改革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比如以共识为基础的智利政治模式存在一些局限性，或是执政联盟中基督教民主党势力的干预使得国家在维护性别权利与生育权利方面不尽如人意。在阿根廷，尽管在政党名单中的配额代表问题上有所进展，但鉴于总统自身的作用有限，想深化巩固性别平等制度仍旧前途漫漫。举例来讲，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在其任期之初实行了一系列明显有利于女性权利的措施，亲自下令成立了全国妇女委员会，但这一机构很快就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在阿根廷的选举体制下，政党制度化程度较低，这为妇女联合起来推动配额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也造成在本党派内部无法施加压力。而智利的情况正相反，因为政党体系制度化现象普及，因此各项明文规定给投身政治的女性群体展开联合行动带来了困难(25)。
巴西罗塞夫总统在不断推动全国妇女政治大会(CNPM)，而哥斯达黎加一直致力于推动所谓“行动计划”(26)。制度的连续性对于后者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国家的领导者，即便是女性，也会对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产生迟疑，而诸如公民安全、禁毒等更有可能成为其优先考虑的问题。
(三)面对国际压力的脆弱性
在性别平等与民主关系方面，这4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全球趋势的影响(27)。这种影响体现在具体措施上，如制定配额法，或者反映在特定时期，如军政府结束后建立民主政权，会产生急于获得国际尊重的强烈愿望。在阿根廷，这两种要素兼而有之，因此在1991年揭开了整个地区配额法时代的序幕。而智利方面，尽管国际趋势对其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但该国仍旧是拉美地区为数不多的性别配额制不完善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批准《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议定书时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先说巴西，凭借其经济成就与金砖国家的光芒，巴西期待能够发挥更具实质性的作用，如今在一位女性执掌该国最高权杖之时，势必可以在推动性别平等法案方面有所建树。而哥斯达黎加这个以自由、民主和稳定著称且拥有竞争性政党体系的国家，所取得的民主成就应部分归功于对性别平等的积极推动。这使其不仅保持了前进的步伐，而且得以应对国际经济开放的副作用。
(四)民主程度
我们使用的分析框架将一国民主化程度与公民社会发展以及与政府向独立组织的开放度相联系。然而，这并不能排除独裁政府在加强女性权利方面也会有所建树的可能性。
拉美地区在争取妇女权利方面取得的进步与社会运动密不可分。智利在民主回归进程中曾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女权运动团体，但这支力量被大规模的遣散行动所削弱，民主过渡必需的谈判限制了她们最初的诉求。但这为日后所谓“性别平等制度网络”(28)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该网络对巴切莱特执政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巴西，劳工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性别平等问题。至少在协商层面，这一点在不同机构和相关人员参与制定全国妇女计划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与协商内容落实的有效性相一致。
在本文所分析的4个国家中，保守势力不仅在反对派根深蒂固，而且在进步政府内部也很强大，他们在有关性别权利与生育权利的问题上不断行使否决权(29)，这在哥斯达黎加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体现在该国女总统和女权组织分道扬镳这件事上。钦奇利亚与其所属的民族解放党已中止了促进女性权利的工作。尽管人们早就质疑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更多地是由于她们新鲜的面孔，及其誓为政治注入新活力的承诺，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构建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然而在这方面，钦奇利亚政府带给人们的期望与结果之间的落差是最明显的。
纵观上述4个要素，不禁要问每个国家女性元首面对着何种政治机会结构，其政策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各国正规或非正规的标准与规则所带来的局限性与可能性的影响(30)。因此，除了要证明是否每届政府都更重视性别平等政策，还必须考虑到各国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与结构、总统拥有的宪法和政党权力的分配。总体而言，与家庭法、堕胎法与生育法相关的说教性政策面临的非难最多，这是因地区内强大的宗教势力和政治保守势力所致(31)。
因此，巴切莱特无法应对以共识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的局限性，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缺乏竞争力和参与性，它被2011年爆发的学生运动所质疑，因为后者察觉到了这种体制造成的代表性危机。在阿根廷，很多学者都对其政治制度的脆弱性提出过警示，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包括正义党的碎片化、非庇隆主义反对派的弱势、长期存在的庇护主义以及各党派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哥斯达黎加，一位更倾向于保守立场的女总统在种种党派问题中优先选择了解决犯罪率高升、公民安全等问题。而巴西的前景充满希望，因为该国女总统似乎下定决心通过政治改革修正配额法的无效性，同时力图切实改善人权和遏制腐败。
四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拉丁美洲4位女总统对社会民主化的影响，并在制度分析框架内对各国政府采取的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比较。总而言之，文章证明了当女性执政时，性别平等政策并不一定有所改善。另外，文章指出了两个重要悖论。其一是在一些所分析的社会案例中，如智利和哥斯达黎加，民主质量呈现出很高的水平，两国不断推动性别平等，但这些努力并不总是被民主质量的研究所关注。其二是尽管女性登上总统之位本身包涵着一种民主化信号，但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旨在改善社会民主质量的政治制度变革总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另一方面，本文的观点将有助于推动与民主质量的学术思潮进行交流，因为性别平等问题并未引起它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