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里斯塔#183;沃尔夫的《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之城论文,克里论文,外衣论文,斯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德国文坛“活化石”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出版了她人生的“最后一部大书”①《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追忆德国80年来的风云变幻，回应公众对其曾任斯塔西“非正式线人”的口诛笔伐和作为“国家诗人”写作的道德质询，探讨德国人如何挣脱“工具化记忆”的羁绊和直面历史等重大问题。因此，这部小说既是一部个性鲜明的个人记忆史，也是一部民族国家的反思史，被誉为该年度“德国文坛的头等大事”。
一
《天使之城》是克里斯塔·沃尔夫借助自传体模式写成的一纸“抗辩状”。用小说写自传，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尤其是“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出现，可谓沃尔夫的神来之笔，也为小说的行文和立意奠定了基调。一来用“精神分析”探幽抉微，剖析“自我”，袒露心迹，直面心理危机；二来将自我的历史罪感推卸给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本我”，消解道德理想主义对“自我”的苛责；三是“自我”内化人格修为和精神历练，勇于脱掉“外衣”，在公众面前型塑道德理想化的“超我”。这样的叙述既可以过滤掉“自我”创伤性记忆的梦魇缠绕，又能缝补起遗留的历史记忆空白，回应公众甚至连“自我”都难以理喻的“记忆失误”——忘记自己曾经短暂作为斯塔西“非正式线人”的身份——可谓是合情合理，用心良苦。这部“大书”混合了游记、日记、独自、记忆碎片、梦境和虚构片段，时间交叠，人称交错，时而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现在，时而用第二人称“你”回忆过去，力求表明女主人公“我”非作者本人，但在读者看来，欲盖反而弥彰，小说中的“我”和现实中沃尔夫太过“互文”，以至于沃尔夫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在自我分析、历史事件叙述等方面，往往遵循真实事件，而其他个别情节是虚构的，其所占比例可能比人们想像得多。”（qtd.in Hager）然而，用小说的语言和虚构想像的手法，重新组织自己的个人历史，具有亲历、回忆、朦胧、传奇的特征，极具叙事空间的张力，反而使《天使之城》突破了“履历表”式的干瘪和无趣，以戏剧性的、完整的人生超越了作者现实的、平淡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比自传更真实，正如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所言：“只有虚构的东西才不撒谎，它开启了一扇关于一个人生活的暗门，他的未知的灵魂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暗门溜了出来。”（241）因此，这也是一部“自我”与“本我”搏斗、并最终达致“超越”的救赎小说。
众所周知，克里斯塔·沃尔夫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被前东德授予“国家诗人”的最高殊荣；而她又是一名不屈不挠的持不同政见者，故深得前西德政府的青睐。可谓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几乎囊括了德语文坛的重要奖项和荣誉。但是，一次“令人费解的记忆失误”，或曰“遗忘”，令她身败名裂，这也是沃尔夫欲借《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所要辩解的核心问题所在，而“记忆失误的表面下隐藏的是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认知取向。”（K
mmerlings）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所言，记忆有“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的差别，前者往往是仪式化和集体性的，易受意识形态制掣，并取决于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兼并”东德后的新联邦德国，利用“历史记忆”鼓励和组织民众重揭斯塔西的记忆伤痕，此时，记忆已经被国家和媒体“工具化”，为现时政治需要服务，任何溢出或遗忘“公共记忆”的“个人记忆”都将遭受质疑。而“自传记忆”尽管也是被“外在唤起的”，而且常常陷入“集体记忆”的社会装置和窠臼之中（哈布瓦赫68—69），但“自传记忆”毕竟有别于“历史记忆”，它以福柯所谓的“非认同式记忆”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以获得解读历史的“新话语”（Foucault）。尼采更进一步针对历史遗留文化和身份的惰性，呼唤“忘却的能力”，以此摆脱过去的羁绊；“与肤浅之徒所想像的不同，遗忘并不仅仅是一种惰性力，遗忘是一种主动的、最严格意义上积极的压抑能力。”（Nietzsche 57）在尼采看来，只有当我们排斥了表象现实的干扰，比如与斯塔西被动合作的“线人”身份，“意识才能营造反思意识的空间，而这正是新事物扎根所需要的空间”。（Nietzsche 58）因此，积极遗忘正是“提高思想的排除和选择功能，以确保形成人的新心态和新心理结构”。（徐贲118）这既是小说主人公“我”，抑或是沃尔夫本人忘却“线人”身份的缘由，也是德国人卸下历史重负，再创民族辉煌未来的必要所在。
二
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位原民主德国女作家，应美国西海岸“天使之城”② 洛杉矶盖蒂中心之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造访美国。小说开篇，作者用寥寥几行文字，叙述了女主人公刚刚踏上美国国土的情景。1992年9月，“我”手持民主德国的蓝色护照，抵达美国。机场工作人员翻了翻“我”的护照，显得迷惑不解；不是护照过了期，而是它所属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您确定这个国家存在吗？’‘是的。’我简短地答道，尽管我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不’。”（10）此时，距柏林墙倒塌已经三年，德国统一已经两年。但主人公似乎仍旧眷恋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新的身份下跳动的仍是那颗希望尚存的心。可是“这样真的值得吗？”（10）德国统一后，许多原东德人都经受着类似的身份缺失和认同困顿。而这段小插曲和设问就像一个谜题，引领读者进入主人公的记忆，在历史的一幕幕中寻找答案。
“我”每天穿梭于“天使之城”，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聚会聊天，谈论政治、哲学、艺术、生活，一同为海上的落日所折服。日复一日，“我”逐渐对阳光、海水、棕榈映衬下，五彩斑斓的资本主义生活欣然处之。追求享乐主义的“本我”和心怀社会主义理想记忆的“自我”缠斗在一起。在美国的所见所闻，逼仄“自我”思忆人生的坎坷历程，直至柏林墙倒塌和民主德国消亡。1989年11月4日，我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慷慨激昂的演说犹如昨日，历历在目；有那么一刻，社会主义乌托邦似乎近在咫尺，历史仿佛可以童话般完美收场，“能经历这个历史时刻，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41）统一前的动荡结束后，变革并未停歇，社会主义愿景灰飞烟灭，化为笑谈，“我”也在公众的讨伐声中备受诽谤和指责。
直到有一天，一份未曾在“我”记忆中存在过的“线人档案”曝光，更猛烈的责难山呼海啸般袭来，加之自己对记忆真实性的质询和恐惑，酿成了一场痛苦而严峻的生存考验。朋友建议“我”移民洛杉矶，但“我”断然拒绝了这一“好意”，“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吗？！会更聪明，更完美，没有过错吗？！”（71）“我”每天通过报纸和传真了解德国时局，不愿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消息。作为民主德国的拥趸和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档案事件”令“我”难以释怀。“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我知道这听上去多么令人难以置信。”（186）“本我”的无意识拒斥，使孱弱的“自我”把尘封了多年的历史抛到了记忆的九霄云外，以致其沉入忘却的海洋。
在“天使之城”这座流亡者的天堂里，③“我”倾听流亡者的经历，寻访流亡者的足迹，沉浸于悠悠历史的飘渺遗踪；“我”询问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有没有彻底忘记过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而他们告诉“我”：“事情很简单：它对您来说不重要”（272），“没有遗忘，我们就无法生活。”（205）“我”不断通过阅读、谈话、追忆、梦境闪回厚描人生，一段段影像和独自在脑海里循环往复，捡拾故我。当艺术家们从“毕尔曼事件”中察觉到“民主德国终结的征兆”，纷纷逃离时，“我”毅然留了下来。“我”的同事、哲学家彼得·古特曼解释道：“你既想让人民爱你，也想让政府当局爱你”（263），这是“我”最大的不幸和悲哀。在经历了反复自剖、精神几近分裂、身心濒临崩溃等“炼狱”般的经历后，理性的“自我”终于压倒自发的“本我”，在“黑天使”④ 安吉丽娜的引领下，脱掉掩饰自我的“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真相裸现，灵魂自赎，“我”也在探索美国之旅后重获新生。小说中梦境般的回忆与现实感触、自己的经历与他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一个个事实连起来并不能得出现实。现实有许多层面和侧面，赤裸的事实只是它的表面现象”（257），于是，记忆的片段逐渐拼贴出一幅日渐清晰的立体境像——“我们喜欢的不是国家当时的样子，而是它有可能变成的未来”，“那不只是幻象，而是一个新的社会构想，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另一个选择”，那段经历就是“一条困难的认识之路”（258）。
小说描写的“线人事件”几乎与克里斯塔·沃尔夫本人的遭际如出一辙。民主德国风雨飘摇，但社会主义信念犹存，即使在被监视的岁月，沃尔夫也从未萌生抛弃祖国的念头。她在一次访谈中宣称：“这里需要我们……我们爱过那个国家。”（Kammert
ns）面对两德统一，沃尔夫等31位知识分子联名发出倡议《为了我们的国家》，代表民意呼吁保留独立的民主德国，⑤ 倡议在民主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与联邦德国体制不同的社会。但是，她旋即陷入“德国文学之争”的漩涡，成为各派批判的靶子，沦为丧失知识分子操守、向国家权力献媚的投机分子“骑墙派”。沃尔夫曾缅怀逝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认为两德统一实为西部对东部的“殖民占领”，抨击“文学之争”是对她个人赤裸裸的迫害。1992年，身心疲惫的克·沃尔夫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天使之城”——洛杉矶，躲避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被指认曾在1959—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一贯在书中探讨真实与忠诚、历史与责任、神话与乌托邦的“国家诗人”，一夜之间沦为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间谍，被烙上“非正式合作者”的印记。她百口莫辩，秘密档案白纸黑字，将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陷入绝境的沃尔夫不愿坐以待毙，着手创作“自辩书”《天使之城》，并于1994年在柏林诵读了这部作品的部分手稿。在此后近二十年的随笔、演讲和采访中，她屡次坦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和主体危机，无助、无语，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即便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沃尔夫不愿把遗憾和“污点”带入坟墓，步入耄耋之年的她终于坦然地面对过去、直面自我。
小说主人公“我”认为，与自己长期被监视、被迫害相比，自己的“线人”行为事实上并未给他人造成任何伤害和损失，对她的攻讦实际上是主流意识形态针对她的东德身份、社会主义信仰，以及媒体互相造势、劣性竞争的结果，是国家建构“记忆工具化”、并利用舆论和新闻业不求真理，只求卖点的恶行。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女记者赖泽纲，“我感到无言以对，孤立无援。对她来说，她的问题比我的回答更重要，我所有的解释都毫无意义。”（230）“非正式合作者”，“就像法庭审判，道德上的死刑判决。”（201）尽管远在大洋彼岸，“我”还是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危机，“脑海里一遍遍重复那个问题：我怎么能把它忘了呢？我知道人们不会相信我，”（205）公众只会跟风起哄，不会追问“我”的遗忘只是普通的健忘，还是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道德过失。其实，“我”只是“最低限度”地与斯塔西短暂合作，且是迫不得已。
据历史资料显示，克·沃尔夫所在的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而民主德国每160人中就有一位全职“斯塔西特工”，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大约每6.5个东德居民，就有1人充当告密者，其结果是：东德有66％的人口受到斯塔西的监控。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情绪蔓延开来，对曝光线人“我”的谴责打击确是情有可原，但宣泄过后，公众是否也会一次次集体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无奈妥协，如果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还能如此肆意践踏吗？与其煞有介事地指责线人“我”是道德过失，倒不如承认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癫狂和人本性的阴暗作祟，而后者对群体和个人道德的持久腐蚀力，随时在为下一个不可理喻的恶行作铺垫。循着这样的思路，线人“我”有记忆痛苦过去的责任和义务吗？斯塔西已经成为过去时，不应纠缠不放，斯塔西也不该被工具化为道德魔窟，阻碍自由灵魂重生，这与马丁·瓦尔泽批评“奥斯威辛被工具化为道德的棍棒”⑥ 无异。事实上，纵使公众宽恕了作为“线人”以求自保的“本我”，深具良知的“自我”也不能饶恕自己，“我正受到来自自身的威胁。”（269）朋友们安慰道，“你没有伤害任何人。”“不，”“我”反驳道，“我伤害了我自己！”（307）确切地说是“本我”伤害了“自我”。
所以，个人的“记忆失误”便成为小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体验思考和在民主德国的经历回顾这两个叙述中心之外的又一重要主题。作者把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作为副标题，表明自己的创作理念——“小说所要阐释的不是某些事件，而是事件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及对其不知不觉产生的影响。”（Hager）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的理性意识仅仅是精神活动中位于浅表的一小部分，只代表人格的外在，而本我的无意识才是处于心理深层的精神主体。仅用理性意识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是片面的，只有承认无意识在人的精神过程中起作用，才能全面合理地解释人们的精神活动。因此，弗洛伊德宣称：“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弗洛伊德8）受无意识支配的本我，遵循“享乐原则”，逃避痛苦，“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弗洛伊德285）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掩藏着本我的赤裸记忆，具有神奇的魔力，“为处境困顿者提供温暖”（155）。它原本是“我”的朋友鲍布·赖斯受赠的礼物，后来离奇失踪；他寻找未果，只得寄希望于这件外衣落到了一个需要温暖和保护的人手中。听赖斯讲完这番话后，“我”脱口而出：“明天我开始写一本书，题目叫作‘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155），或许是因为“我”太需要这样一件外衣了。
写书自剖的过程是痛苦的，亲手揭开累累的疤痕并非易事。“如何继续？……常常质疑写作已经到达终点，我无法突破‘你永远不要碰我’的限度。”（192）“我想起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希望它可以保护我”（203）。此时，外衣悄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呵护精神几近分裂的“我”不受外界侵扰，“那是一件给你温暖，把你隐藏起来的外衣”（261），远遁尘世喧嚣和诘责，皈依本我，灵魂得以片刻的安宁。可是，一旦“抓不住弗洛伊德博士外衣的衣角，我便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漩涡，处于危境之中。”（236）“我吃下几片安眠药，入睡，失去知觉，体验着我如何死去”（237），“自我”以死抗争，脱掉掩饰“本我”的外衣，被驱赶到意识深处的记忆和“自我”渐渐浮现。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人危机在一个迷醉之夜达到高潮：“我”喝了几杯威士忌，任电话铃肆意地响着；耳边，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开始低语，“我”发现自己唱了起来，唱着“所有我知道的歌。我会很多歌，很多小节都会。”（249）民歌、儿歌、战争歌曲和教堂歌曲，一首接一首，把情节推向了高潮。危机的崩溃也是转折的开始，这一瞬间，“本我”溃败，整个生命在潜意识里的承载倾泻而出，“自我”得救了。当我再次遇到丢了“弗洛伊德博士外衣”的赖斯，他问“外衣”怎么样，我说：“那件外衣牢不可破，我很受用，但我想，我已经把他归还给你了。”（373）
剖析自我内心世界的告白和倾诉，无异于一次精神分析治疗。女主人公“我”写道：“中断想要彻底认识自己的尝试，就会像中断了维持重病患者生命的治疗”（233），这次写作“并没有摧毁自己，反而是一次自我救赎”（272）。正如克里斯塔·沃尔夫本人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中坦承，写作是她的精神伙伴，“如果不像我书里那样‘循着痛苦的踪迹’，我便无从创作。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自我反思，是对内心矛盾的分析。我写作是为了尽可能认识我自己。而这时人们是不会袒护自己的。”（Hager）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既述说无所畏惧的“自我”，也不逃避怯懦的“本我”。沃尔夫审视历史、剖析自我的审慎和坦诚，既为她赢得了肯定和青睐，也招致了莫须有的怀疑和批评，“克·沃尔夫把自己的那段经历一股脑儿扔进遗忘的纸篓。但是硬盘上的数据却无法删除。”（Widmann）
三
自传体小说的主旨不是回忆、安慰、忏悔，而是“复活”。主人公“我”的美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且私密的目的，就是为去世女友艾玛揭开一位笔友的身份之谜，线索只有女友遗赠的一卷信件，信件显示笔友名字的首字母是L.。神秘女人L.是沃尔夫虚拟的一个理想女性：坚强独立，珍惜爱情，但不依附于爱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极富批判精神。寻找L.作为一条叙事主线，贯穿小说始终，也正是她促使“我”走上了回顾历史、探索自己政治身份之谜的道路。而L.最终幻化为引领“自我”复活、并走向“超我”的“天使”意象。
“我”梦见自己要淌过一片巨大的黑色水面，“我”充满恐惧，在及膝的水里走着，岸边遥不可及。“我”无法逃脱，焦躁不安。恶性组织在健康的体内蔓延，欲将其撕裂。醒来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我耳语道：“天使之城。”（298）虽然，我的哲学家朋友彼得·古特曼悲观地告诉“我”并非所有“天使”都能拯救人类，比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天使”（141），它回顾人类的灾难，却束手无策，但“我”仍然相信“天使”，相信基督教终将拯救人类。主人公“我”来到洛杉矶第一卫理公会教堂参观，听到布道中讲述宽恕罪行的奇迹时，深受感动，甚至受了圣餐。自此，那个曾为自己打扫房间的黑人姑娘安吉丽娜神奇般地化作天使，陪伴并帮助“我”。作为“自我”的镜像型人物，健康、乐观、内心执着的黑天使安吉丽娜作为人类“一体两面”中的正面意象，象征着“我”疾病躯体中依然存活的健康因子。“她”不仅减轻“我”肉体的病痛，而且在梦境中陪伴“我”追忆往昔，并作为“我”的释梦者，以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给“我”鼓舞，犹如附着在躯体上的精神卫士般护卫“我”的灵魂。“安吉丽娜让我知道，不是所有一切都是必须要解释的。”（334）对于大众媒体的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我”根本不必庸人自扰，无罪申辩。“黑天使”安吉丽娜看穿了“我”依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保护，想逃避内心反省之苦，时常以嘲讽的目光令我无地自容，促使“我”在危机中重回反思自省的轨道。“我”对自我的认识也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最终结束了在谵妄与理性之间游走的生存状态，“自我”危机从而得以解除。“过去曾经重要的东西，现在失去了意义。……我知道，我们开始衰老，是多么脆弱。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上出现了裂缝。”（335）孱弱的内心终于破壳而出，直面自我、社会公众和历史事实。“我跟安吉丽娜说梦话，我感到她时刻在我身边，一种精神浮游在我们周围，那是安吉丽娜身上鲜活的献身精神……我们早已远离了这种精神，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给予我，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让我领悟这种精神。”（398）“安吉丽娜，这位天使，是否是我痊愈的一部分？”（326）我对安吉丽娜说：“我将重新体验什么是快乐……我害怕自己甚至连这方面的记忆也会失去。”（326）病相的“自我”终于掌握了生命的主动权，实现了对生存世界和人生观的洗礼。小说结尾，黑天使安吉丽娜默默地带我飞向天空，似乎要与这个世界告别，“我”俯视着世界，海湾的柔美线条、轻抚沙滩的大海，葱绿的山峦，成排的棕榈树，“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切；我问安吉丽娜：“我们去哪里？”她回答说：“不知道。”（415）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幻想式的突变，也许正如本雅明所说，救世主必会突然降临到历史中。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克·沃尔夫直面“档案事件”的态度，矢口否认——痛苦反思——承认事实，但承认事实并非认罪，正是主观事实的无罪，让道德的“自我”挣脱“工具化记忆”的普遍有罪推论，战胜畏罪的“本我”，以“非认同记忆”勇敢地追求更高境界的“超我”。
从蓝色护照、斯塔西、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到黑天使，《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是一部用简洁凝重的笔触，迷惘惶恐的心声编织而成的记忆之书。主人公对自我记忆的述说可信而不造作，而超越记忆的，是它留给读者的那种在无助中敢于直面历史、怀疑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也许正是克里斯塔·沃尔夫这部晚年作品的意义所在。
注解：
① 2010年，81岁高龄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在柏林艺术学院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坦承，《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可能是她的“最后一部大书”。
② 1781年，西班牙远征队在美国西海岸建立了“天使女王圣玛丽亚的城镇”，简称“天使之城”，西班牙语的音译即洛杉矶。
③ 二战期间，洛杉矶曾是德国诸多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犹太学者的移民地和避难所，例如布莱希特、福伊希特万格、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汉斯·艾斯勒、阿诺德·舍恩贝格、布鲁诺·弗兰克、莱昂哈德·弗兰克、弗兰茨·韦弗尔、阿多诺、贝特霍尔德·菲尔特等均曾获得“天使之城”的庇护，而这些德国思想界的精英俨然把这座移民城市变成了“棕榈下的魏玛”。此处译自小说《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衣》，第206—207页。
④ 与温顺驯服的白色天使不同，桀骜不驯的黑色天使因反抗上帝，被贬谪人间，与人类为邻，引领人类的魂灵上升。
⑤ 根据H·巴尔曼、CHR·林克在《我们是人民：1989年10月7日至12月17日间的民主德国日志》中记载，1989年11月24日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3％的被调查者赞同保留独立的民主德国；12月17日的又一次调查中，赞成的人数也仍然占被调查人数的73％。
⑥ 详见1998年马丁·瓦尔泽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发表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