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规则、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规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债务论文,规则论文,财政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0-8
一 引言
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两年内总金额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新增1.18万亿元)，预算赤字创纪录地达到9500亿元，国债发行规模预计在1.4万亿-1.6万亿元。这一发行规模不仅是2008年的两倍左右，而且还打破了《预算法》中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的法律约束，由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国债规模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如何在拯救经济的同时保持财政安全？或者说如何在有效控制国债规模的同时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贾康与赵全厚(2000)从公债规模对经济的影响入手，指出公债规模与公债效应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存在着最优债务规模，并据此对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是否适度进行了全面考察。郭庆旺等(2003)依据政府跨时预算约束理论，运用协整分析从动态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可持续性及其对财政安全的影响。马拴友等(2006)在一个向量自回归的分析框架内，通过考察政府债务规模对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对中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先验检验。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则在一个动态优化理论模型框架内，以中国经济为样本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政府债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但这种负面影响较小。上述研究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财政安全的影响，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加强财政制度建设以确保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更好地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Alesina和Perotti(1995)以及Milesi-Ferretti(2004)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科学的财政规则，以有效避免政治偏差导致的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政府收支规模及其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不利影响。Annicchiarico和Giammarioli(2004)与Moraga和Vidal(2004)基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的财政调整实践，利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指出，严格的赤字或债务规则(平衡预算规则(balanced fiscal rule，BFR)亦可视为其中的一种类型)对于确保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Blanchard和Giavazzi(2004)认为，相对于较严格的赤字或债务规则而言，黄金财政规则(golden fiscal rule，GFR)即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但必须保持经常性预算的平衡)，不仅有助于解决公共物质资本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从而避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有助于增强预算和政府债务管理的透明性，遏止政府借助各种隐性担保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进行融资的行为，及其对金融体系和财政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②Agénor和Yilmaz(2006)借助一个典型主体跨时优化模型，发现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动态积累路径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原始赤字规则(primary surplus rule，PSR)即非利息支出只能由税收融资，有助于扩大税基从而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带来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因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政府财政状况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本文构建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样本，通过数值模拟考察财政规则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方面的重要作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文较为全面地考虑了政府的各种政策行为。以往研究在刻画政府政策行为时往往采取较为简单的做法，Agénor和Yilmaz(2006)虽然考虑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支出政策，但他们采用的是无限生命周期的典型主体优化模型，因而无法深刻剖析政府债务、社会养老保障和公共教育支出等代际间收入转移对不同代际主体行为的影响(De La Croix and Michel，2002)。本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框架内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各种财政政策(包括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教育支出、社会养老保障支出政策和劳动所得税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
第二，本文借鉴Agénor和Yilmaz(2006)的做法，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各种财政规则即平衡财政规则、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并依据是否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将原始赤字规则划分为两种不同形式。与Agénor和Yilmaz(2006)不同，本文在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的具体设定中，还特别考虑了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及其筹资方式(单纯依靠税收收入还是允许发行公债进行弥补)问题，这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及其筹资方式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冲击影响，也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情况。③
二 模型框架
本节在郭庆旺等(2007)的模型基础上加以拓展，构建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④
(一)政府
政府预算约束方程为：
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的购买行为即满足(15)式，以及政府预算约束(4)式，进而取决于政府采取何种财政规则。借鉴Agénor和Yilmaz(2006)的做法，我们主要考虑平衡财政规则、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并依据是否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将原始赤字规则划分为两种不同形式(具体设定内容见表1)。但与Agénor和Yilmaz(2006)不同的是，在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的具体设定中，我们还特别考虑了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的弥补方式。⑥
(一)平衡财政规则
(二)黄金财政规则
现实经济中，平衡财政规则显得过于严格，且由于行政管理费等经常性支出具有很大刚性，因此政府往往会采取削减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等生产性支出的做法来确保预算平衡，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为此，Blanchard和Giavazzi(2004)提出黄金财政规则，即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而其他政府支出则只能由税收融资。进一步，我们假设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也只能由税收融资。这样，黄金财政规则可以表示为除了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以外的其他政府支出(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公共消费性支出和公债利息支付)与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之和必须等于税收收入的一个比例，即：
此时，经济均衡条件与原始赤字规则1的均衡条件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政府债务积累方程变为：
由图1可以看出，一方面公共教育支出力度即
增加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特别当很小时这种促进作用非常突出(由0增加到0.07时，平衡增长率由5.5％左右大幅提高到6.28％左右)，这也凸显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即公共教育有助于经济摆脱低水平增长困境(郭庆旺等，2007)；另一方面，公共教育支出政策变化在不同财政规则下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力度明显不同，但影响趋势基本一致，即随着的增加，政府债务规模(原始赤字规则2下为政府盈余规模)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趋势，这主要与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边际正影响递减有关。由此可见，单纯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而言，公共教育支出份额()存在着最优值。
由平衡财政规则下的均衡条件(20)式可知，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力度即
增加并不会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造成任何影响(见图2(a))。但当引入政府债务时，增加将会通过影响均衡债务水平从而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见(15)和(27)式)。在PSR1下，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完全由税收融资，增加，尽管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有助于降低均衡债务水平，但影响很小，因而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甚微。在前文所述的机制作用下，在GFR下，一个较高的不仅在短期内将导致政府债务增加，而且也使得政府债务收敛到一个较差的长期均衡状况，从而通过排挤效应抑制了家庭教育投入；而在PSR2下，一个较高的有助于政府债务收敛到一个较好的长期均衡状况，从而有助于家庭教育投入增加。但当超过一定数值后，初始债务的大幅增加将导致GFR下经济无法达到均衡，在PSR2下经济均衡的稳定性变得十分脆弱——经济均衡将由局部稳定变为鞍点稳定。尽管在不同规则下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不同，但公共物质资本对企业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见(5)和(8)式)，同时也有助于工资收入增加(见(6)式)，促使税收收入进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增加(见(2)式)，从而可以较好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其中在PSR2下表现得尤为突出。⑩
在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下，社会养老保障金支付比率(
)提高会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而对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其中平衡财政规则下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见图3)。究其原因，在于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将全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与个人养老保障联系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和父母养老保障之间的联系，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利己主义”动机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郭庆旺等，2007)。增加，在GFR下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在PSR1下有助于改善政府债务状况，在PSR2下会导致政府盈余减少，但这些影响总体上都较弱。对于劳动所得税政策变化的影响，由图4可以看出，劳动所得税率(т)提高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在于劳动所得税率提高意味着公共教育投入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这与增加的影响是一致的(经济均衡时有
=т)。而且，т增加也会导致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增加(见(2)式)，从而有助于公共物质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当然，т增加也会对家庭收入进而对家庭储蓄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不过，从本文的模拟结果来看，在合理的取值范围内，这一负面影响相对较弱。(11)此外，由政府预算约束方程(4)可知，在政府支出占税收收入份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所得税率提高意味着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进而在GFR下将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在PSR下，这一影响相对较弱，因此公债负担率(PSR2下为公债负担率的绝对值)随着劳动所得税率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政府债务规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表明财政规则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具有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原始赤字规则2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状况的改善。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主要进行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1)由于缺乏先验证据的支持，一些模型参数的基准赋值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我们尝试改变这些参数赋值；(2)为了更好地考察财政规则的影响，我们也尝试改变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设定，包括改变规则参数η的取值，以及允许政府发行公债弥补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表3(包括续表)给出具体的稳健性检验结果。(12)
对比表2和表3可以看出，当父母利他主义精神强度因子(
)由基准赋值0.271减少到0.169时，经济平衡增长率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以BFR为例，平衡增长率由6.538％下降到6.372％)，进而总体上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以GFR为例，公债负担率从14.36％增加到15.15％)。公共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子ε下降总体上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进而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但这种抑制作用相对较弱(特别的，当我们将ε取值为零，即公共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积累不存在着任何影响时，以BFR为例，平衡增长率由6.538％下降为6.526％)。不过，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影响结论与基准情况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当我们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参数
和
的取值从(9.0，10.8)变为(10.8，9.0)时，经济平衡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公债负担率明显减小，表明家庭教育效率的提高对人力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更为突出，也更有助于改善政府债务状况。由于此时家庭教育效率较公共教育效率更高，因而公共教育投入增加通过排挤家庭教育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有所增强(以BFR为例，v[，h]由0增加到0.5时，平衡增长率从6.041％增加到7.130％，增加了18.02％，而基准情况下平衡增长率从5.507％增加到6.961％，增加了26.4％)。
类似地，当我们将
的取值从0.3变为0.4时，上述结论同样成立。这意味着，随着家庭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变得越来越小，一旦超过某一域值后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将会抑制经济增长。不过，由于家庭教育投入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利他主义精神强度，意味着在父母利他主义精神强度一定的情况下，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增加对家庭教育的排挤效应相对较弱且呈现出边际递减的态势。我们的数值模拟表明，在较为合理的取值范围内，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可以有效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3)
在基准参数赋值时，我们将财政规则参数η设定为0.8，意味着GFR和PSR2下，只有当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份额()大于0.2时，政府才会借助公债进行筹资。这里，我们考虑一种极端情况，即将η设定为1.0。这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都只借助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在GFR下，这种改变将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激增，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抑制作用(平衡增长率和公债负担率分别从基准设定下的6.516％和14.36％变为6.4％和74.46％)。在PSR下，这种改变将更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改善政府债务状况：PSR1下，平衡增长率和均衡公债负担率从基准设定下的6.524％和9.45％变为6.538％和0％，原始赤字规则2下从6.542％和-2.57％变为6.56％和-13.83％。此外，在上文中，我们假设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只能由税收收入加以弥补，但也有很多学者主张通过发行公债解决中国目前较为严重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问题。因此，我们也尝试改变GFR和PSR设定，允许政府借助公债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融资。
由于我们在基准情况时假设社会养老保障不存在资金缺口，因此新规则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社会养老保障金支付比率()和人口老龄化程度(n)发生变化时：新的GFR下，增加对长期经济增长将产生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但影响依旧较弱；新的PSR1下，增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有助于更好地改善政府债务状况，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都没有明显变化；新的PSR2下，增加将导致均衡政府盈余规模出现更为显著的增加，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则导致政府盈余下降。
上述稳健性检验表明，尽管模型参数赋值和财政规则设定变化导致数值模拟结果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影响的基本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在η取值为1以及允许发行公债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融资时，随着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规模和社会养老保障支出规模增加，GFR和PSR2下经济均衡的稳定性较基准情况而言变得更加脆弱。
六 结语
本文构建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样本，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平衡财政规则、黄金财政规则和原始赤字规则等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探究了财政规则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方面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凸显财政规则对于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政府债务规模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在制定既要保长期经济增长又要保财政安全的财政政策时，应当树立“规则”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财政(政策)规则”观念是在制定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统筹”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的现实条件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保障财政安全的同时，通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是一个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强财政制度建设，确立科学严谨的财政(政策)规则或准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
第二，根据中国的国情，政府应当选择原始赤字黄金财政规则。从本文的理论分析来看，财政规则至少有四种，即平衡财政规则、黄金财政规则、原始赤字规则和原始赤字黄金财政规则。从长期来看，原始赤字由税收收入融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债务利息支付由发行国债融资的财政规则，这将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当然，即便采用原始赤字黄金财政规则，中央政府也应审慎对待大规模债务融资，以避免过度的赤字规模导致经济均衡稳定性的弱化。
第三，债务利息支付可由发行国债来融资。这一结论与过去的“理论共识”和国际通行做法不同。过去多少年来，国债管理的通行做法是，国债的本金用新增国债资金来偿还，而当年的利息支付则由正常的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来偿还。但本文的研究表明，国债利息支付也可由新增国债资金来融资，这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避免了税率增加带来的经济扭曲)带来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从而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在适度的赤字规模内也不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不良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在单一政府框架内就财政规则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基于多级政府框架考察这一问题特别是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借债特点考察政府债务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将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此外，基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考察各种财政规则的优劣，也是非常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的政府债务规模用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来度量。
②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各种融资平台为公共投资项目融资的现象较为普遍，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财政安全造成巨大潜在威胁。从这层意义讲，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而为地方公共投资项目提供一个规范、有效的融资平台，并将其纳入严格的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③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业已成为影响中国财政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据世界银行估算,2001-2075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将达到9.15万亿元。目前，国内学者主张利用财政收入、发行公债以及国有股减持等手段来弥补中国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
④郭庆旺等(2007)忽略了政府债务、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以及财政规则等问题。
⑤Agénor和Neanidis(2006)将公共资本存量引入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但他们没有考虑家庭教育的影响。关于公共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本形成影响的详细论述，见Agénor和Moreno-Dodson(2006)。
⑥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政府利用税收弥补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的情形，但在下文的数值模拟中详细考察了政府利用公债弥补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的情形。
各期公共物质资本存量，用总资本存量减去公共物质资本存量得到民间物质资本存量。依据1978-2005年公共和民间物质存量均值与产出均值的比给出具体的初值设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总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郭庆旺与贾俊雪(2004)。
⑧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局部稳定均衡点，由均衡利率大于黄金律利率(以基准情况为例，由黄金律
可得，黄金律利率为7.71％，而模拟得到的均衡利率为14.4％)可知，其为动态有效。关于OLG模型均衡点稳定性条件的详细讨论，参阅De La Croix和Michel(2002)。此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旦存在政府盈余，政府总是倾向于将其花掉。不过，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⑨本文也考察了社会环境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进程和传统文化信念演变(即
变化)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的提高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从而有助于减轻政府债务负担，这与郭庆旺等(2007)的结论相符。
⑩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公共物质资本积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但在中国现实经济中，关于依靠公共物质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1)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设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因而忽略了劳动所得税率提高对劳动供给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放松假设，允许劳动有弹性供给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限于篇幅，表3只给出部分检验结果。事实上，我们也尝试在GFR和PSR2的设定中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教育支出融资，得到的结论基本上一致。因此，本文讨论的GFR和PSR2完全可以拓展到允许发行公债为所有生产性支出融资。但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合理界定生产性支出，这在现实经济中显然是一个难以操作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Agénor和Yilmaz(2006)；二是这将弱化财政规则对政府发债行为的约束，进而可能导致赤字规模激增从而使经济均衡的稳定性变得更加脆弱。此外，我们也尝试在BFR和PSR1下，将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或公共教育支出)作为预算的调整项，这时财政政策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明显增强。
(13)事实上，在父母利他主义精神强度因子为0.169时，我们对家庭教育因子采取较为极端的设定，例如将设定为的10倍即108，将设定为1，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上限为0.15。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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