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基于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的考察
颜德如 李 过
摘 要：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在整体性研究方面经历了起步、转变、进一步发展等阶段，取得的成绩主要有：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述与评价不断趋向理性、客观与多元；研究范围逐渐扩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不少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得以运用。但其不足也是显明的：写作体例比较僵化；研究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局限于主流；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学科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解释概念过于笼统、单一；缺乏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今后，应在处理如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关系中不断改进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事实”与“价值”、“历史主义”与“世界主义”、“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
关键词：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通史性著作；现代政治知识体系
刘泽华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①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总序”，第1页。 ，“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精神是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门径之一”①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左”倾思潮，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进入常轨。四十年来，众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既有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对中国近代（1840—1919）80年间的政治思想史做整体性、贯通性的研究，也有以某一人物、某一主题等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做专题性的研究，还有大量的思想史、哲学史、法律史等方面的著作与论文从各个方面涉及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
本文集中考察前述第一个方面，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状况。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考察，主要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国家治理结构现代转型亟须政治学提供理论资源，而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因此，提升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质量的意义尤显重要；另一方面，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会转型、知识转型过程中我国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深度困境。
原发性输卵管癌是一种少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最常见的输卵管癌是输卵管腺癌，而原发性输卵管癌肉瘤是十分罕见的，约占妇科恶性肿瘤的0.1%～0.5%[1]。癌肉瘤即一种恶性苗勒管混合肿瘤，是由恶性上皮成分(癌)和恶性间叶成分组成的恶性肿瘤。输卵管是癌肉瘤最不易发生的部位，因其少见性、临床表现不典型，故临床诊断困难，由于其恶性程度高、转移迅速故预后不佳。现就其病因、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等相关方面做一阐述。
一、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之回顾
通过对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包括学术类著作和教材类著作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将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20 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起步
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正如邵氏在该书“后记”中所言，其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尚无专著问世”。根据邵氏自述，这本书是作者被安排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工作时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而编写，以供中共党史和政治学两个专业使用。① 参见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413－414页。 可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恢复之初，就被划在政治学学科之下。然而，邵氏在该书的“绪论”中却明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是一门历史学科，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和它的组成部分。”②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1页。 可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从一开始就处于学科定位不明的尴尬境地。
对于烤房建设时配置的控制系统、排湿系统，完全忽视了其作用，仅仅使用了循环风机排湿、水温探头看温度。未利用自动排湿系统，全凭自己的眼法和手感来固定进风量排湿，对于加热助燃的鼓风机却直接不安装、不使用。
邵德门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绪论”中探讨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对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由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根本上属于地主阶级，虽然由于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系而不得不涉及它，但在严格意义上，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属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③ 参见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3页。 因此，该书的重点内容是总结旧民主主义时期各种进步政治思想。④ 参见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4页。 他强调，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反对“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⑤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15页。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著作，邵著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具有典范意义，它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形塑着同类著作的思路。比如，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桑咸之、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鱼俊清、余子明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均认为，进步政治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内容或主要内容。而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划入史学分支，倡导研究为现实服务则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同类著作的共识。
邵著呈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全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与评价各个派别与人物的政治思想。这一特点也是整个20 世纪80年代同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姚凤莲、郑裕硕认为：“政治思想是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中阶级性最鲜明、最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① 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桑咸之、林翘翘则引用毛泽东与列宁的观点解释“政治”，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到政治的涵义时，公开承认政治的阶级性”② 桑咸之、林翘翘编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并认为，思想史就是列宁所言的“思想斗争史”③ 桑咸之、林翘翘编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6页。 。总体而言，整个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基本不出邵著的框架，但研究内容有所充实。桑咸之、林翘翘提出要重视“劳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④ 桑咸之、林翘翘编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3页。 ，并首次在著作中专章论述义和团农民的政治思想。同时，介绍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刘师培、吴稚晖、张静江、刘师复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张馨、汪玉凯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则介绍了吴樾的个人恐怖主义思想。
除了上文所述著作之外，这一时期的同类著作还有田子渝、李资源、张春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钟康模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有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知识出版社，1993年），田海林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许光枨、林浣芬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与朱义禄、张劲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三本著作。
（二）20 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转变
纵观全市土地流转工作的实践，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在少数地方也存在着因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农户恋土情结较重、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预期过高等而导致土地流转不畅，以及违背农民意愿、采取行政手段搞土地流转、“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严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有些问题从表面上看并不突出，但其实是矛盾被暂时掩盖，尚未充分暴露；有些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或者目前在其他地区比较突出，但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为此，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引起关注。
其一，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合在一起编写。许光枨、林浣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第一本采用这种写法的著作，在此之前，学术界一直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分开著述，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开设了，因此处于“一门学科两门教材的状况”⑤ 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几年后，谭双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则直接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时段规定为1840年到1949年。
其二，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许光枨认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还要研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治国方案”① 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2页。 ，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进步政治思想的范围。他指出，对进步政治思想，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满足于歌功颂德”，对被淘汰或击败的政治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抽象批判”。② 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10页。 许著以“经世致用学派”“早期新学派”代替“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传统表述，并在论述的过程中“尽力取新的角度阐明我们的研究心得”。③ 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11页。 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放置在近代化的宏大视野中予以审视，以是否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作为判断政治思想进步与否的标准。在此新的分析视角下，该书第一次对洋务派及其政治思想作了较积极的评价。之后，辩证地看待洋务派及其政治思想逐渐成为同类著作的主流观点。刘健清、李振亚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甚至认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闭关自守”等做法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爱国”。④ 参见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其三，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分期和列传式的论述结构，并将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朱义禄、张劲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引入西方“政治文化”的概念，运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逻辑进程中，以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互动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该书还第一次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顽固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作比较研究。同时，其章节题目采用了不同以往著作的、充满学术性与文学气息的表述，如“时代蜕变中的‘前路先锋’”“幻想与激进的交融”以及“社会巨变前的躁动”等。事实上，在朱著之前，许光枨、宝成关、刘清健等人已经注意到从社会思潮入手研究政治思想并作了相关尝试。
由表1看出，4个样品的浓度相差不大，一段浓缩机溢流和一段浓缩机底流的浓度仅相差40.9 g/L，一段浓缩机溢流的浓度也接近300 g/L，说明这两段浓缩机未起到浓缩作用，溢流浓度相当高，不能作为循环水使用。
（三）21 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上文已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著作皆采用史学方法编著而成。而单纯的史学研究方法所导致的问题则是过多地局限于史料的罗列、史实的考订，缺乏逻辑思辨、理论建构与现实关切。另外，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皆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一些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可适当引入，比如，对一些核心概念的出现频率进行数理统计以发现思想演变的规律。当然，这一方法要注意文字与实际意义的差距。同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如现代化的视角、西学东渐的视角、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等等。
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如前述谭双泉著作一样，将1840年到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述时限，并将全书分为“变局与改革（1840—1895）”“维新与革命（1895—1911）”“新探索与新革命（1912—1931）”等五编。朱俊瑞等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政治关系”“国家观”“群己之辩”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为主题，以时间为轴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流变。刘泽华主编，刘刚、李冬君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将全书分为“引论”“通论”两部分，“引论”提出以“近代性”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的观点，“通论”则以“近代化”为线索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在近代政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并力图改变传统的写作体例。同时，开始注重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在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上述张星久、朱俊瑞和刘刚、李冬君的三本著作可归为学术类著作。其他著作如姚米佳、王剑华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陈志勇编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王光俊、章征科著的《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孙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还有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皆可以归于教材类著作。
顾泠沅教授指出，从学生接触正式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机会上看，PISA测试中成绩高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大多处于高正式，低应用象限[4]，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生则大多具有较高的创造力和应用能力．蔡金法教授曾用简单的计算题、问题解决题、过程限制的复杂题、过程开放的复杂题4种不同的题目去测试中国和美国六年级的学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在前3种题目的测试中，成绩远高于美国学生，而美国学生在开放题中的测试成绩却高于中国学生，这样的样本所代表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两国整个群体之间在数学教育上的差别[5]．
二、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其一，写作体例比较僵化。虽然如上文所述，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以述论、上下卷等形式安排著作结构，但整体而言，绝大部分著作没有超出由邵德门奠定，由姚凤莲、桑咸之等完善的写作体例，即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划分为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思想、太平天国时期农民的政治思想、洋务派的政治思想、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政治思想、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义和团农民的政治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几个发展阶段。以思想派别为经，以人物思想为纬，逐章论述。
（一）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取得的成绩
其一，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述与评价不断趋向理性、客观与多元。20 世纪80年代的著作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诚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指导，但这一时期的著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时，却表现出浓重的教条主义取向，机械地以进步与反动、前进与后退、主流与逆流、革命与反革命、统治与被统治、正确与错误等二分的、对立的观点进行简单的阶级归类。片面地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解释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因此，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显得内容干瘪，结构刻板，各个派别与人物的政治思想脸谱化、标签化十分突出。经过20 世纪90年代以来许光枨、宝成关、朱义禄、张星久等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胡适等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及其政治思想不再进行简单地、武断地批判与否定。意识形态的淡化使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具有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者能够运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政治思想史进行更加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挖掘，将最真实、最丰满的思想历史呈现出来。
总体而言，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不如人意。今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需要针对上述不足进行大力的改进，尤其需要处理以下三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关系。
（二）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不足
通过上文对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文本的回顾，可以看出，学界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
其二，研究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局限于主流。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玕、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这些主流人物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主要论述对象。众多思想深刻，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却由于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甚至连简要的介绍也没有，如杜亚泉、高一涵、辜鸿铭、吴稚晖等。另外，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些边缘人物如刘大鹏等，除了秋瑾之外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震、金天翮、吕碧城等，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化有重要影响的西方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都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同时，对政治思潮、思想命题、核心概念等还缺乏深入的专题性研究。
其三，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学科规范。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众多著作主要是由历史研究者编撰而成，他们通常也主张将之作为历史学的分支，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缺乏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四十年来，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合计约二十多本（教材类著作占绝大多数，学术类著作寥寥无几）。其中，绝大部分皆属于史学著作，而非政治学著作。作为政治学与历史学融合的学科，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还未凸显鲜明的政治学学科特色以及建立起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学科规范，按照任剑涛的说法，它缺乏“学科规训”① 任剑涛：《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东岳论丛》，2012年第11 期，第7页。 。
进入新世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张星久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采用“述论”的新形式（上编以论为主，中下编以述为主），并打破以1919年划分中国近代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传统，集中论析了中国近现代几个主要派别和人物的政治思想。该书简明扼要，诚如作者所言：“即使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思想流派，如学术界已有详细的讨论，而本人又没有多少自己的话要说的，也尽可能笔墨简洁、人详我略，以收压缩之功。”① 张星久：《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作者还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著作的观点。比如，太平天国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从世俗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冲突、“全能”神话的脆弱性、“神性”与“人性”的交战以及对儒家思想的矛盾心理四个方面予以分析，这迥异于之前著作对太平天国思想的分析。张著的最大特色是褪去了意识形态色彩，以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
扬中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市”和“国家园林城市”，2017年人均GDP达15.9万元。2017年入选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县。扬州市于2017，2018年“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第23位，2017年“中国县域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县（市）”排第9位，是目前发展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的县级城市，然而区县级城市目前仍然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摸索阶段，建设路径上还没有相对成熟的“范式”可以借鉴。扬中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能为全国县级城市打造智慧城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以及为其他县级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降低成本，提升效能。
其五，解释概念过于笼统、单一。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众多著作习惯于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演变作概念化的解释。比如，几乎所有著作都围绕“国家政权”来定义“政治”，进而定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以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作为解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或线索；将革命与改良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两条基本路线；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局限性的原因解释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等等。当然，这些解释并没有错，却失之笼统，显得陈旧、单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深化需要新的、更加多元的解释框架。以“政治”的定义为例，除了“国家政权”，“权力”“利益”无疑也是政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范畴。
其六，缺乏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存在与学界脱节的现象，数十年来，其编写体例仿佛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观点、结构、表述方式、分析视角等方面鲜有突破，大部分内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事实上，四十年来，整个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及与之相关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20 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的方法论已经不再局限于阶级分析，而是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一些研究者已经借鉴和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力求在研究中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思维理性。① 参见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年第5 期，第145页。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一直未能及时吸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含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含中国近代哲学史）等涉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严重滞后于学术界。
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之前瞻
其二，研究范围逐渐扩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不少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得以运用。从20 世纪80年代将进步政治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到90年代主张对社会各个阶级，包括所谓“反动”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从主要研究精英人物的政治思想到强调重视对劳动人民政治思想的研究；从主要研究近代主流人物的政治思想和主流政治思潮到对一些边缘人物比如吴樾，以及之前忽视的政治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等也给予一定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有了相当的扩展。同时，对已有的研究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由将洋务派笼统地等同于洋务官僚到将之划分为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经济活动的企业家和从事舆论宣传与科学研究的洋务派知识分子三个组成部分。① 详见鱼俊清、余子明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121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宝成关、曾永玲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田子渝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朱义禄、张劲则将洋务派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奕䜣等清朝中央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依附曾国藩、李鸿章的冯桂芬、薛福成等深谙洋务的官员以及与曾国藩、李鸿章声气相通的王韬、郑观应等人。参见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一些著作还开始从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的互动方面进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引入近代化、政治文化等新的分析概念，打破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阶段划分，并尝试新的论述结构。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事实”与“价值”
任何研究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与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特定的价值判断。研究者在研究时，必然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176页。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对过去思想的重新诠释，研究者与作者处于迥然不同的时空，这种先入之见会更加凸显。从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可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派别或人物的政治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论述与评价。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面临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需要厘清“事实”是什么，因此要区分“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③ 邵汉明编：《冯友兰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长春出版社，2017年，第3页。 。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字不一定就是思想家的思想。比如，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能否作为研究戊戌变法的可靠资料，真正反映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一直无定论。为此，茅海建耗时数年，一条一条地考订《自编年谱》，著成《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以辨其真伪。而日记、通信是否可以作为“信史”则是存疑的。这就需要首先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文本作一番考订，剔除其中不真实的部分。同时，作为“事实”的“经验的文化体系或资料”“不仅是指某些观念在典籍中是否出现过，更重要的是指它们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特定内涵与意义，是指其在历史运动中所发挥的真正功能，它不仅应该体现在诗歌、小说、书法等文学艺术中，体现在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中，而且还应该体现在这一文化系统内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运动中”。① 杨阳：《方法与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兼论政教合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齐鲁学刊》，2000年第2 期，第75页。
马克思·韦伯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价值”与“事实”是互相独立的两个领域。他认为，教师在教室应该做到知识上的诚实，保持价值上的沉默。如果他感到，其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到生活的市场上，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② 参见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第36－43页。 韦伯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孤岛”，将教师的“价值”完全隔离在“孤岛”之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可借用这一方法，先将现代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习惯性看法、刻板影响等成见，甚至长期以来接受的权威性观点等先入之见祛除或者说“暂时‘悬置（而非泯灭）’起来”③ 颜德如：《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当前应如何认识与对待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论坛》，2014年第17 期，第25页。 ，只做史料真伪的辨别和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研究者需要构建一整套以政治学为核心，引入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文本”为中心，并“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④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43页。 将自己放在当时的“情景”中与作者进行完整的对话。所谓“完整的对话”，意味着研究者要在把握作者思想全貌的前提下，从中得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而非裁剪其中一个片段。对话之所以可能，在于“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①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23页。 。这就需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除了具有扎实的历史学的考据功夫之外，还必须具备雄厚的现代政治学，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知识基础，并应了解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概言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大致需要走一个从“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到“价值”与“事实”的融合的过程。
（二）“历史主义”与“世界主义”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的隆隆炮声中被迫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在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变中，中国人对西方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使得国人历来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以文野区分夷夏。按照梅尼克的划分，传统中国属于典型的“文化民族”②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4－5页。 。然而，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有效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在此情形下，近代中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由文化上的极度自大走向文化上的极度自卑，金观涛以“价值逆反”来解释这一现象。③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2011年。 同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国人又简单地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分别同落后与先进划等号。由此，全盘西化成为必然，文化的民族性完全被文化的世界性遮蔽了。实际上，在19 世纪到20 世纪初这一时期，“历史主义”在西方兴起，反思与批判启蒙运动以来普遍理性的“世界主义”传统，突出民族的多样性以及精神世界的多元化，强调“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④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页。 。在近代中国极力追求西化的时候，斯宾格勒却宣告“西方的没落”。建国后，由于阶级斗争的泛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资产阶级精神产品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学术社科研究中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依然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整体性研究即是显例。可见，“历史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突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百年难题，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21 世纪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仅要在政治经济上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而且要为世界做出知识与思想上的贡献。中国只有在精神领域影响到世界，才能真正参与到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构建中。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国家富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拾尊严。如果说近代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自近代一直到当代中国，则是“富强”压倒“启蒙”。在此主线之下，一切皆成手段。正因如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很容易渗入太多的民族情感与工具理性。梅尼克指出：“整体上的世界历史在实质上是一个宏大的特殊过程，是民族发展与普世发展之间紧密缠绕与努力分离的进程。”① 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11页。 中国的学术研究要正确处理民族国家的独特需要与发展路径同人类普遍价值之间的关系。既要有民族立场，又要有世界视野，既要防止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又要防止跌入历史虚无主义。西方的优秀文化不是西方独具的，而是人类共有的。同样，中国近代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五四时期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些思想资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宝贵思想遗产。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只有立足本土，并融入世界知识与思想的激流中接受锤炼，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大师与思想成果。
式中，P(i， j)为第i个聚类中与真实标签j中相同的数据个数，P(i)为聚类i的数据个数，P′(j)为聚类j的数据个数，N表示数据总数.
(2)若部件任务th的下属工序任务中存在并行工序任务，由定义6，设pts1,pts2,,ptsc(c≥2)为th中存在的一组最底层并行工序任务串。根据式(18)，部件任务th的工序任务层数据世系可表示为DLth=(pth0,pth),pth={pth1,pth2,,pthk}，这里pth0为虚拟节点，表示部件任务th开始时的初始状态；pth为处理步骤的集合，即按顺序排列的已完工工序任务的集合。
（三）“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
前文已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从邵德门的著述开始就强调要为现实服务，此后的众多著作皆持此主张，并在不同时期针对时代的变化提出了学习、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现实用途。四十年来，窒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太过追求“有用”。实际上，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秉持的理念。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取向与世俗色彩，追求内圣外王，讲求经世致用。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不仅是经师、教育家，还是政治说教者，为以后儒家人士做了干禄的榜样。①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1页。 因此，中国传统的思想家们，往往是政治家，或与现实政治具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很难提出超越现行制度框架的政治理念，即使喊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黄宗羲（他是当时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复社”的活跃成员），其政治主张也不过是“民本的极限”。② 参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虽然儒家也追求道统，蕴含着思想相对于政治的独立，但其“圣王”理想又自我消解了这一发展趋势。作为“帝王之学”的儒家远没有道家那么超脱，在接受权力赐予的官学地位的同时也被关进了权力编织的笼子。故此，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之下，“述而不作”成为儒家规避政治风险的最好治学方式，所谓“我注六经”。注疏式的治学传统导致中国的传统思想显得知识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传承有余而创造不足，这也是千年来我国历史学发达而哲学萎靡的重要原因。整部中国历史证明，过于追求思想为现实服务，学术与政治靠得太近，损害的不仅仅是思想本身，而是整个政治社会的发展。如何处理思想有用与无用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面临的第三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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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两千多年前庄子对“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庄子通过几个故事来阐明无用之物却有大用的道理。在第一个故事中，一棵成为社树的栎树枝繁叶茂却没有像楂树、梨树等一样遭到砍杀，原因在于其“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第二个故事中，在宋国荆氏，适宜种植楸、柏之类质地细密的树木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砍掉以作各种用途，此即“有用之材”招来的祸患，而“不材之木”却能长得高大茂盛。庄子遂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③ 《庄子》，孙通海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83－90页。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当然要致力于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虽然人类思想具有“历史性”，但“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之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历史的东西”①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5页。 ，而“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② 孙晓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天府新论》，2015年第4 期，第14页。 。但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又要避免传统儒家思想遭遇的困境与四十年来自身发展的窘途，做到“致用”与“穷理”之平衡发展，在关注现实政治的同时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越“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对立与分裂。
四、结语：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推动着中国社会加速世俗化，中国人步入价值多元的领地。“终极关怀”的失落导致国人面临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与价值取向危机。现代性一方面是个人权利的不断张扬；另一方面也是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价值理性的急剧消沉。现代中国同时面临着民族国家的激烈竞争和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承受着文化保守主义与“历史终结论”的双重压力。这一时期，知识形态与知识分子角色发生深刻裂变，知识的专业化与学科化程度不断加深，科学主义全面侵入人文知识系统。知识付费时代到来，知识分子真正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以学术为“志业”变成以学术为“职业”。③ 参见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7－49页。 在此社会与知识急速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旧的知识体系迅速解构，新的知识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折射出我国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深层困境：整个知识体系不断分化，各个知识领域如何在划分出较明晰的知识畛域，建立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学科规范的同时，相互借鉴学习，互相促进？如何突破传统的治学理念，超脱权威与经典的束缚，在研究方法、分析视角、解释框架、写作体例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展整个知识体系的边界？尤其是，如何在形形色色的价值冲撞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整套融汇古今，调和中西，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兼顾民族性和普世性的理论体系？如何恰当地用这一套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对客观的、真实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诠释，产生出超出时代性和地缘性的研究成果？如何正确处理知识、思想与权力的关系？作为构建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个知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思想是历史的灵魂，正是思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就此而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颜德如，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过，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 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6ZDA 104）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刘学斌）
标签：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论文; 整体性研究论文; 通史性著作论文; 现代政治知识体系论文;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