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革命发生学的新路径和新视阈——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舆论论文,路径论文,话语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一些政治和文化精英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社会精神氛围业已悄然转变，一种被称为公众舆论的无形力量，成为凌驾于绝对王权之上的新权威。在他们看来，这种新兴的权威，是法国君主制政治实践的产物。它抽象无形却又无处不在，永恒公正地裁决着世间万事万物。1789年大革命的发生，给启蒙时代文人所谓的这种社会精神赋予了历史维度和意义。自19世纪以来，史学家们继续对之探幽发微，力图从中辨识出革命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动力之源。但从总体上来说，在革命史学传统里，史学家们都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或曰公众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史领域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公众舆论才成为众多论著专门关注的对象，且上升到与传统史学中阶级斗争概念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或通过话语分析路径追踪旧制度末期公众舆论的转变轨迹，或从社会大众的具体经历探测他们的政治意识世界，或利用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公众舆论的发生机制和实质内容。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们在这些研究中，一方面实践新的方法路径，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异军突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旧制度史的研究视阈，深化了我们对启蒙与革命之间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简略的回顾和评估，以就教于方家。
曾在路易十六政府担任财政总监的雅克·内克尔，在政府财政危机和宫廷斗争中遭到罢黜后，1784年出版了《论法国的财政管理》，为自己任职期间的财政政策辩护。在该书中，内克尔大力强调公众舆论在法国社会强大而合乎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路易十四时代杰出之士对美的追求催生了公众舆论，其力量自摄政时代以来在法国持续增长，如今已达到难以撼动的地步。“她统治着所有人的头脑，只要不被过度的激情冲昏头脑，连君王自己也都尊崇她。”①公众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至高的权威，按照内克尔的解释，是因为她是所有人意见的集合，是一种社会精神，她时刻监察着和公平裁判着一切，政治利益不能使她分神，专制主义不能将她专为己用，过度狂热的激情亦不能让她屈服。她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国库，没有卫兵，也没有军队，却向城市、宫廷乃至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大部分外国人很难完全理解公众舆论在法国行使的权威。②但身处权力斗争中心的内克尔，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无形的社会力量。他出版著作，希望通过争取舆论支持，以图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正说明了公众舆论的力量已然成为王权决策重要的考量因素。
内克尔的乐观情绪在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并非孤例，许多开明的知识精英都热情地赞美公众舆论作为遏制专制主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雷纳尔神父声言：“在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国度里，公众舆论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在没有给出服众理由的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反舆论之道而行事，在没有给它清楚解释的情况下，也不能无妄地反对它。”③活跃于巴黎启蒙文学界的梅西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今天，公众舆论已在欧洲具有了不可抗拒的压倒性力量。因此，在估量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产生的变化时，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好处。”④
与内克尔不同，在梅西耶眼里，这种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精神”，并非是君主荣耀的结果，相反，是因为专制政府禁止人们研究现实政治。⑤任何问题都不能自由地表达，法国人只好转向抽象的文学，作家因此成为法国社会的话语领袖，担当着引领社会精神的角色。他声称：“作家传播了这些真正的财富，给我们带来了更健康更温和的思想，激起我们平和宽容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形成并装点着这个社会。”⑥面对当时法国令人压抑的社会政治权威，他乐观地期许，这种理性开明的精神氛围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将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紧随启蒙时代发生了革命，且这种精神氛围的转变在促成革命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梅西耶这里所言的革命，指的仅是法国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即平和宽容逐步取代专横压抑。我们不能在历史构建中为了证明那场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断章取义地将之视为启蒙文人已预见到大革命的证据。事实上，18世纪法国的启蒙精英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设想那样一场革命。梅西耶笔下的那种抽象唯美的思想氛围，与随后发生的革命有何关联？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探索和建构。
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探寻大革命潜在的源头时，谈到了旧制度末期的这种精神氛围。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中央集权摧毁了传统的等级自由，剥夺了精英阶层参与政治的权利。但还保留着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的自由，文人因此成为社会的虚幻领导者。这样的背景催生了旧制度末期法国“文学政治化”和“政治文学化”的现象：一方面，文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自然权利。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他们在作品里只能凭想象构建理想社会，将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运作，“归纳为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推演而来的简单而基本的法则”。“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不同程度地从当时所有的著作中流溢而出，从长篇大论直至歌谣，没有哪一本不包含一点这个东西。”⑦另一方面，由于君主集权摧毁了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文人成为遭受不公或苦难的社会公众唯一可以诉求的力量，“因此，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为哲学；政治生活被急剧地纳入文学当中，作家们掌控了舆论的导向”。⑧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这种践行空谈原则而忽略现实复杂性的文学政治，导致法国革命按简单抽象的同一性原则重构社会的政治实践。
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实践在形塑社会文化中的关键性作用。但在他的长时段解释模式(长期的中央集权努力→旧制度末期的文学政治)中，权力实践和话语模式呈现前因后果相连的关系，忽略了两者之间平行并置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旧制度末期诸如财税改革和美国革命等诸多政治事件，都导致了激烈的话语竞争，话语竞争反过来又影响政治事件的解决。
托克维尔之后，关于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或公众舆论，陆续有其他著作问世。第三共和国初期，夏尔·奥贝丹利用当时的政治回忆录和通信，考察了18世纪法国社会公共精神的演变历程。按照他的解释，1748年，是18世纪法国公共精神转变的显著标志点，真正的18世纪自此开始。“它带来的是，对声名狼藉的政府无可救药的腐败愤怒而理性的反叛：人们将王权与国家分离开来。”⑨此后各种因素都有利于它的成长壮大，到路易十六登基时已经取得胜利，消除了君主制原则的专制和傲慢。
奥贝丹的贡献在于，他没有按照传统的文学史范式，选取少数名著进行美学倾向的、非历史的文本解读，相反，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社会道德状态的生动表达”，⑩因而把文学置于它产生和传播的社会中加以考察，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把握18世纪法国社会的精神状态。但以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奥贝丹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他的研究带着明显的目的论色彩，即18世纪的法国是不断走向1789年革命的过程；其次，他仍是从少数精英阶层的文本中得出的结论；再次，从文本到社会精神之间复杂的转换机制，即文本内容如何被社会大众所接纳，他也未能进一步开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天主教保守主义史学家奥古斯丁·高善再次将目光投向18世纪的精神氛围，希望从中探索出雅各宾主义赖以产生的历史。他借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认为1750年之后在沙龙、共济会和学院等小型思想会社中兴起的意识形态是雅各宾主义的原型。因为这种纯粹清谈的社交机构，谈论世界上的一切却从不行动，且基于抽象、普适的原则评品一切，大革命时代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切运作逻辑，事实上早已存在于旧制度最后几十年的思想会社当中。(11)
奥贝丹和高善之间的年代，见证了大革命史研究在法国的学科化，为新生共和国的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此后，以巴黎大学大革命史讲座课程为中心的法国革命史研究，长期为左翼史学家所从事。20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解释在左翼革命史学阵营中兴起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到50年代，在正统革命解释中，经济被视为决定历史进步的原因，思想文化仅是在历史进程中起着次要作用的上层建筑。在他们看来，反映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精神理念的启蒙运动和启蒙原则，只是为这个新兴的阶级推翻旧社会和缔造适应自己发展的新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这种将文化视为纯粹附属物的解释体系，仅从18世纪显赫文人的著作中归纳出在他们看来反映资产阶级诉求的启蒙原则，忽略了文本思想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没有考虑到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多样性。
在西方史学界，把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或曰社会精神作为专门对象，深入到18世纪法国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加以研究，并将它看作是历史的核心推动力，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的事。西方史学家们的研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其基本背景是6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整体变迁。
首先，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不断涌现，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氛围变革的一个重大趋势。这些新思潮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否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认为话语有其自主性，话语的逻辑决定着思维逻辑，人们对权力的认知通过话语来建构。即便在重视社会经济研究的年鉴学派内部，新一代的史学家也认为应给予精神现象以同等的重视，它们与经济和人口现象起着全然一样的决定性作用。(12)
其次，社会科学的兴起并对历史学的霸主地位发起有力挑战，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提出的研究主题，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界；它们创制的研究方法，如语言或语义分析技术等，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对社会表象史、意识形态史和心态史等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开始兴起。(13)
最后，随着政治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遭到年鉴学派贬斥的政治史，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不同于过去注重个体人物的叙事性政治史学，新的政治史广泛地汲取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语言学和心理分析等学科的成果，引入比较研究和计量的方法，关注群体的政治行为和心理，以及长时段政治现象的延续和变化。作为衡量民众行为意向的公众舆论因此成为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的主题。(14)
上述诸多变化，为以公众舆论为核心对象的法国旧制度末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但其直接的触发因素，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革命史领域传统史学和修正史学之间的激烈论战。修正主义史学家孚雷1978年出版了他的论战性著作《思考法国大革命》，成为旧制度和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该书中，孚雷针对传统的革命起源说——革命是长期的社会经济演变过程的结果，转而将旧制度末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看作是革命的动力之源。他认为大革命的概念框架首先来自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也就是君主集权体制将社会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使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出现了一种基于文人论道之上的抽象平等主义。但孚雷认为，托克维尔未能阐明大革命从1789年到雅各宾专政的激变进程。因此，他从高善那里借来另外一个概念工具：“政治社交”(sociabilité politique)。这种社交是在各种“思想会社”内进行的，它们一反18世纪法国现实体制中的团体主义和等级制度，具有民主的特征。由于绝对主义王权对现实政治的独占，这些思想会社谈论一切，渴望改造世界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能是成员获得舆论一致的工具，“它制造的是舆论而非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制造对行动毫无影响的舆论。”(15)1789年在一系列政治危机打击下，法国社会惟一的统治体系王权突然崩溃，社会需要重组。“但它只能用它所能生产的东西去占据权力领域，那就是我们称之为舆论的物事。”从此，话语竞争取代了实际权力竞争，谁取得了代表人民，或平等，或民族的象征性地位，谁就控制了实际的权力。罗伯斯庇尔就是以最纯粹的形式，使用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控制舆论，通过不断地批判权力而最终掌握了权力。(16)
尽管该著作提出的许多观点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但其新颖之处在于：首先，在历史解释方面，针对传统史学就革命起源提出的长时段社会经济解释，孚雷强调，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政治实践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意识氛围，是法国导向1789年乃至1793年的动力之源，从而凸显了短时段政治解释之重要性；其次，孚雷主要通过文本解读构建自己的解释体系，也为革命史领域的后来者效法此种研究路径提供了样板；最后，他将旧制度末期的政治实践与话语演变两个层面联系了起来，改变了以往政治史和观念史研究两分的局面。
孚雷著作所展现的新视阈，极大地激发了西方史学界对法国18世纪旧制度史的新兴趣，许多史学家重新考察启蒙时代的社会，以期更深入了解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他借用的两个中心概念——“文学政治”和“政治社交”，更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两个基本的研究路向：关注前者的史学家，通过文本解读，缕析1750年代后政治话语的演变轨迹，希图借此厘清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精神的转变；侧重后者的史学家，则着力关注18世纪法国的公共舆论领域，力图发掘出它们与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文化转变之间的关联。
在重构1750年代后法国政治话语转变方面，作出重要努力的当推法国史学家莫娜·奥佐夫和美国史学家凯斯·贝克尔。奥佐夫通过解读重农学派和卢梭主义者的文本，复原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它通过印刷物的传播，在社会公众中间形成理性一致的表达。(17)奥佐夫重复了孚雷对公众舆论的看法：公众舆论被当时代的人视为可以裁决一切的、永无谬误的全民法庭，至高无上且不可分割，其中隐含的实际上依旧是绝对主义的老思维，只不过是将君主颠倒为人民而已。(18)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奥佐夫没有完全否定舆论的社会性，她承认在发动或制造公众舆论的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比那些缺乏教育的阶层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二，她也否认了公众舆论为启蒙阵营所专有，相反，王权自身也时常参与对舆论控制的争夺。(19)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超越那种简单化的历史认知逻辑，认识到启蒙时代并非某一种声音独占鳌头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力量角逐。
贝克尔则将公众舆论产生的动因归之于“争论的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就是“提出诉求，是任何社会中个人和团体表达、协商、实现和强化他们竞争性诉求的活动”。正是旧制度末期连绵不断的政治争斗激发出来的那些旨在争夺合法性的话语，形成了公众舆论。因此，他认为，观察旧制度末期的政治思想气候，“不应是撰写某一特定的思想史，而应厘清政治话语领域，即一整套阐述可能的行动和主张，并赋予它们意义的语言模式和关系。”(20)在这种研究思路下，贝克尔从旧制度末期的文本中，梳理出三种话语类型：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司法话语、以卢梭和马布利为代表的意志话语和以杜尔哥和重农学派为代表的理性话语。正是这三种话语，界定着18世纪下半期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提供着意识形态准则。(21)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显然受后现代主义话语权力观的影响，孚雷和贝克尔等人采用的是语言学上的权力概念：政治权争夺通过话语来表达，因此话语就是权力。在此种权力话语概念下，只需从一个时代的文本中追踪政治话语演变的轨迹，就能测定该时代政治文化的基本走向。从史学方法论来说，这种研究路径，能够将政治实践和哲学思想集合在一起加以研究，避免像过去观念史研究那样，对个别著名文本进行纯哲学式的解读，归纳出超越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思想原则。从史学方面来说，孚雷等人的研究则让我们看到，在近(现)代行政官僚国家里，政治运作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乃至有形塑民族政治文化特性的能动性。推翻旧王朝的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根源可能恰恰在于政治实践本身，而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统治的社会运动，这种视角无疑丰富了我们对革命发生学的认识。
孚雷等人的解释体系，在既定的框架里似乎自成一体：政治实践创制话语形态，话语形态决定历史演进，历史进程具有一以贯之的逻辑连续性。但将这种解释放到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考量，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疏漏或疑问。
第一，他们关注的公众舆论，乃是经过缜密思考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关注的因此主要是拥有文本创作能力的精英。那么，社会大众能否理解和接受精英表述的缜密思想？能否按照精英阐述的观念原则评判事物？在孚雷等人的解释里显然不得而知。众所周知，18世纪法国的大众文化是复杂多样的，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巴黎与外省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在18世纪的巴黎，“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行，所有这些东西让巴黎的普通人或多或少地进行阅读”，(22)但从总体上看，当时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大众文化是保守落后的，“封闭占据着主导地位”。(23)革命教士格雷古瓦针对教区阅读的调查也表明，启蒙时代法国农民的主要读物仍然是宗教书籍、传奇故事或民间历书，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着迷信、寓言神话和偏见。(24)因此，社会大众不可能完全按照高深的哲学话语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相反，他们按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理解世界。
第二，孚雷等人将公众舆论视为话语建构的结果，它通过话语的逻辑力量，塑造着权威和合法性的新表象。这种解释含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认为话语的意义始终恒定不变。但话语是由人来阐释或理解的，这会导致同一话语内在意义的不同。如主权观念，价值立场不同或时代环境不同，作者对它做出的阐释也不尽相同。西耶士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坚定地宣称“第三等级就是全部国家”，它“拥有国家所属的一切”。(25)按他的表述，第三等级无疑单独成为国家的主权者，这显然不同于卢梭的说法，即把自己让渡给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主权者。君主主权话语也并未在新兴的民族主权话语面前销声匿迹，譬如在路易十六登基后出现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克劳德·甘努力证明，只有君主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因为君主制具有强劲的活力，能够“最恰当地将个人利益得心应手地聚合到公共利益当中”。(26)在这里，君主主权得到了不容置疑的重申，只不过他代表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不再是上帝的委托，而是君主体制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优越性。作者对君主主权合法性的这种新阐发，无疑是为了适应法国旧制度末期变化了的精神氛围。
第三，在孚雷等人的解释中，公众舆论实际上是作为规范性概念而存在。它被视为单一性的力量，能自主地运行，与具体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和利益诉求毫无关系，这一点尤难令人信服。维维安·格鲁德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指出，革命动员时代的作者们，针对公共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特定的观念或论点，以影响公共政策和重塑社会。因此，作者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并不经常提及启蒙哲人，只是随着显贵会议和三级会议的召开，新的政治情势和重构社会的需要，才使他们转向卢梭、马布利等人，寻求思想的启迪和指引。(27)因此，仅关注话语显然是不够的，新的政治史研究必须结合当事人的具体历史经历，才能厘清公众舆论的真实历史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莱特·法尔热和达恩顿对18世纪巴黎下层阶级舆论的研究，就是结合当时巴黎下层民众生活经历的具体语境进行的。
法尔热以巴士底狱警察档案、私人日志和非法报刊为材料，试图重现18世纪巴黎街头民众的舆论。按照她的阐释，18世纪20年代的詹森主义宗教争论，把巴黎普通民众带上了讨论国家事务的舞台。(28)因为在争论中，詹森派的《教会新闻》诉诸公众舆论的宣传策略，鼓动大众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此举无形之中培育了民众的参与意识：“如果个人被承认有能力就教会和詹森教派做出判断，那么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他们在公共事务的任何方面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看法。”(29)这样，“经过几年的詹森主义争论，王国每个行为都会激起(民众的)反响”，民众舆论由此出现。
法尔热的观点，从两方面拓展了我们对18世纪公众舆论的认识：一是公众舆论在18世纪初就已存在，而不是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二是公众舆论并非精英阶层态度的简单反映，民众也有自己的舆论。更重要的是，她将话语置于18世纪法国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考察民众在大大小小事件中的言论和态度。她发现，事件的层出不穷使巴黎民众关注的话题不断转移，因此，民众舆论显得零碎、易变，为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30)但易变的民众舆论并非没有主旨。受福柯的影响，法尔热在研究中关注断裂和边缘的物事，以避免线性的历史叙事，否认民众舆论沿着一条线性的“理性”链条演变。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出她的基本论点：在启蒙话语的影响下，民众要求拥有自己“主张”的权利。到18世纪晚期，这种要求逐步升级，他们弑君的激烈言论，实际上是在坚持要求自己的主张得到国王注意并被承认为合法。在旧制度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激进的要求。它既是对垄断一切裁判权的传统权威的挑战，同时通过强调个人是独立而理性的动物，挑战了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和观念。
美国文化史家达恩顿所研究的同样是旧制度末期巴黎街头的批判性群体。但与法尔热笔下那些喜好打探和谈论小道消息，凭借传统观念评判世界的民众不同，达恩顿关注的是聚集在巴黎的文学界下层。这些外省知识青年是在文学共和国理想的召唤下涌聚而来，梦想凭自己的才华品德，寻取荣耀、金钱和社会地位提升。(31)但法国旧制度是一个按照特权和庇护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文学界亦不例外。这粉碎了这些“巴漂族”的梦想。因为一方面，特权体制遏制了法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和职业化，使当时绝大多数文人都不能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必须在王权的文化体制内谋得职位或获取年金；另一方面，特权体制下官方文化机构的职位是有限的，只有极少数在巴黎有关系的幸运儿才能跻身其中，大多数人则沉沦下去，成为文学无产者，在孤独、贫穷和堕落中艰难谋生。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们陷入对体制的痛恨情绪中。他们通过谤文(libelle)表达自己的怨恨，整个上流社会都是他们谤文指向的目标。尽管他们的文字既没有向读者描绘新社会的蓝图，也没有任何抽象的思想，但通过祛除旧制度象征体系的神圣性，向公众传递着一种革命观，即社会腐朽正在自上而下地吞噬着法国社会。(32)
法尔热和达恩顿的研究表明，话语绝非如孚雷等人所认定的那样，是上层精英的专有，它同样渗透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下层民众中，平民阶层的舆论有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与此同时，文本也绝非话语唯一的表达场域，街头巷尾也是话语的表达之所。更重要的是，两位学者都十分注重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群体心态或思想，法尔热在导论中明确声称：“必须根据生活在社会中的行为者——他们的策略、言辞、行为和私下的行为，来建构历史客体。”(33)他们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尔热关注的是巴黎街头的公众舆论，属于那种以口头“言语”(parole)为工具，无明确意识的社会群体。达恩顿所研究的，则属于以谤文为工具，有明确意识但没有纲领的下层文人。
法尔热和达恩顿对巴黎下层民众舆论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该时期法国社会精神状态的认识，但他们所关注的历史层面，仅是丰富多样的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之一面而已。其一，就社会主体而言，除他们笔下的巴黎街头平民或下层文人群体外，在18世纪的法国，按阶级划分有贵族、资产者和平民，按居住地划分有城里人和乡村人、巴黎人和外省人，按职业划分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医生、律师、法官、神甫，不胜枚举。尽管存在着财富、地位、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但他们在社会关系上彼此关联。要言之，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组成这个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彼此隔绝的单元，因此，某一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心态及其形成机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定有着某种交流互动的关系。其二，就信息交流的媒介而言，除巴黎街头的公共场所外，18世纪的法国还有众多的信息交流机制，如书籍报刊、沙龙、共济会、学院、阅览室和文学协会等，由它们组成的“公共领域”，在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形成和政治文化转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从史学视角看，王国政府的政治实践，在“思想的社会史”视野下仅作为一种外在因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事实上它有着自身的自主性，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连绵不断的政治争论，已然突破绝对主义王权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公共领域里展开，对旧制度末期的政治文化转变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巴黎政治研究所的多米尼克·卡东在评论法尔热的著作时提到，过分强调民众政治文化的自主性，无疑会导致对多样的思想动员事业和旧制度政治争论的忽略。(34)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许多西方学者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首先，书籍报刊史得到了大量研究。(35)在对18世纪报刊史研究方面，以里昂大学的皮埃尔·雷塔和格勒诺布尔大学的让·斯加尔为核心的学者团体，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推出新的集体成果。斯加尔等力图规避传统报刊史研究仅注重个体报人和个别报刊的研究范式，充分发挥跨学科合作的优势，引入大规模计量和语义分析等方法，多视角综合地分析报刊的内容。(36)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到，18世纪法国读者面对的并非仅有少数反映王权专制政府意图的报刊。情形恰恰相反，自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到大革命前夕，曾经出现过上千种法语报刊，它们是形塑18世纪法国人思想心态的重要因素；18世纪的法语报刊，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类型也逐渐丰富，它们在培养公众阅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专制统治者，从经济利益或政治方面考量，时常容忍甚至鼓励新闻业的发展。但集体合作成果(许多是会议论文集)的不足在于，它们显得庞杂混乱，缺乏焦点，在研究路径和历史解释方面都难以形成一套清晰的体系。
其次，以新的理论视角考察旧制度的社团机构。朗·阿莱维秉承孚雷“民主社交”的概念框架，阐释了18世纪法国共济会的历史作用，将之视为抽象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源地。阿莱维提出，共济会内部人人皆兄弟的原则，消除了会员之间因社会地位或个人财富不同而带来的差别。任何人，一旦加入共济会，他就被赋予新身份，成为这个共同体里的一个兄弟。“共济会内部的身份重组，避免了俗世里将自己与同胞分割开来的自我利益，取而代之的是平等、一致、和谐”，(37)在阿莱维看来，这种近乎社会契约论的理想原则，在1773年被经过改组的共济会应用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但他在著作中没有进一步说明，旧制度末期的共济会民主，与大革命时代浸透着同样原则的雅各宾俱乐部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
按照阿莱维的阐释，共济会的原则和实践，并未直接攻击现实的社会政治，但它内部平等主义的交往模式，背离了旧制度下等级体系和团体社会的现实，因而构成了一种对现实的批判。80年代以来对沙龙社交的研究则不同，研究者们主要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38)强调它的话语批判功能。戴娜·古德曼考察了启蒙时代法国沙龙的“社会和话语实践”，并把这个由数位杰出女性主导下的社交机构，看作是启蒙舆论兴起的中心。根据她的解释，沙龙的话语实践就是彬彬有礼地交谈，这种交谈是平等的、开放的、互利的和普世的，参与者们讨论哲学和道德问题，集体为整个人类探寻真理，书籍报刊和通信是沙龙的衍生物，将沙龙里的交谈传播扩散开来。(39)古德曼对沙龙交谈给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实际上包含着与哈贝马斯同样的理论指向，即公共领域的民主解放潜能，启蒙时代法国以沙龙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开化，体现了女性在启蒙事业中的作用。但古德曼的女性主义启蒙沙龙说，难以解释如此光彩熠熠的女性，何以在启蒙哲人的著作中屡受贬斥，何以在大革命中被逐出公共领域。
近年来，其他学者的研究程度不同地否定了古德曼的观点。斯蒂文·凯尔提出，被古德曼喻为文学界总督的沙龙女主人，地位远没有想象得那么高；沙龙的社会功能是提升女主人的声望，思想事业并非它的主要目标；沙龙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是政治变迁在改变沙龙，而非沙龙在推进政治变迁。(40)但凯尔还是部分地承认，沙龙是表达政治观点和讨论哲学话题的平台。法国学者安托瓦·李尔蒂则完全否认沙龙形塑思想和舆论的作用：“沙龙不是公共领域，它们没有形成开明自由的舆论或政治上的讨论。”(41)在他看来，对沙龙的那些诗意描绘，是19世纪以来学者们怀旧病的产物。
最后，旧制度末期政治争论在公众舆论形成转变中的作用，成为部分史学家着力挖掘的领域。众所周知，18世纪下半期，以巴黎高等法院为中心的法律界在宗教、财税和体制改革等问题上，与王国政府争端频起。那么，这些政治争论中包含着什么样的酵素，能促成社会舆论的整体转变？长期研究18世纪詹森主义的两位学者——达尔·范克莱和卡特里娜·梅尔提出，詹森主义内在的宗教思想，在论战过程中被高等法院里的詹森派理论家转换为世俗的政治思想，是旧制度末期国家主权说等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促成了传统君主权威的非神圣化。(42)但两位学者在詹森主义宗教思想当中隐含的颠覆性意识形态因素上看法不一，乃至发生争执。(43)尽管同样关注旧制度司法政治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但另外一些学者关注的不是高等法院里人数不多的詹森主义信徒，而是法官和律师们的舆论宣传工作，如萨拉·马莎对巴黎法律界司法诉状的研究。(44)
上述这些研究，将思想氛围的形成归因于当时法国人的实际政治经历，规避了单纯文本解读将历史真实与抽象思想割裂开来的弊端。但他们都片面地强调法律精英的话语力量，与孚雷等人一样，忽略了社会大众思维领域的独立自主性。拿詹森主义来说，精英对神学、教会体制和教会法的阐释，包括下层僧侣在内的社会大众或许难窥堂奥，他们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形成自己的宗教理解，且大众的宗教理解是后来形成反革命立场的重要成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旧制度末期社会思想氛围转变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通过缕析它们所关注的历史主题和使用的理论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都借鉴了新的概念工具，并借助理论提供的新视角重新考察18世纪的法国历史，使以前在史学家眼里毫无用处的史料被纳入史学研究，还有许多旧史料被发掘出新的用途，因此，法国旧制度史的研究视阈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80年代的这些政治文化研究，无疑规避了观念史的不足，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整个社会思想气候的变化，厘清了促成这种转变的种种历史机制，较为翔实地展现了新思想或新思维是如何孵化，又如何传播渗透的，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从启蒙到革命还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中间地带”，革命发生的机制是如此的复杂多样，而不是某一种思想原则，压倒性地指挥着整个社会朝着某个目标前进。但研究层面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历史解释上的众说纷纭。研究启蒙哲人文本者，强调平等主义和人民主权观念的颠覆意义；关注詹森教派宣传家或巴黎法律界律师者，则声称这些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胜过启蒙哲人……究竟是谁在促成舆论转变，到底是哪种因素促成了革命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碎化”的历史让确定的解释不复存在，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对历史感到惶惑。
就18世纪旧制度史而言，这种情况显然是专题研究不断细化的结果，每个学者都把目光局限在某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但他实际想要探察的是从启蒙到革命这样的历史进程主题，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他研究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窥一斑多半不能知全豹，要解决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众说纷纭，需要有与启蒙到革命这种宏大主题相适应的概念框架，但这是需要另外研讨的话题。
注释：
①Jacques Necker,Oeuvres complètes,T.4,Paris,1821,p.49.
②Necker,Oeuvres complètes,T.4,p.50.
③G.T.F.Raynal,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T.6,Amsterdam,1773,p.429.
④Louis Sebastien Mercier,Le tableau de Paris,T.3,Amsterdam,1782,p.424.
⑤Mercier,Le tableau de Paris,tome3,p.420.
⑥Mercier,Le tableau de Paris,tome3,p.425.
⑦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 complète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T.4,Paris,1866,p.204.
⑧Tocqueville,Oeuvre complètes,tome4,p.209.
⑨Charles Aubertin,L'esprit public au XVIIIe siècle:étude sur les mémoires et les correspondances politiques des contemporains,1715 à 1789,Didier,1873,p.13.
⑩Aubertin,L'esprit public au XVIIIe siècle,p.2.
(11)Augustin Cochin,L'esprit du Jacobinisme:Une interprétation sociolog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
aise,préface de Jean Baechler,Presse d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9.
(12)Georges Duby,《hist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Le Goff & Pierre Nora(dir.),Faire de l'histoire:nouveaux problèmes,Paris,1974,pp.147-148.
(13)Le Goff & Pierre Nora(dir.),Faire de l'histoire:nouveaux problèmes,p.xi.
(14)Jaques Julliard,《La Politique》,Le Goff & Pierre Nora(dir.),Faire de l'histoire:nouvelles approches,Paris,1974,pp.241-243.
(15)Fran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78.本文参考英译本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by Elborg Froster，Cambridge，1981，p.38
(16)Furet,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48-56.
(17)Mona Ozouf,"L' opinion publique",Keith M.Baker(ed.),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Vol.I: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Old Regime,Pergamon Press,1987,pp.426-427.
(18)Mona Ozouf,"L' opinion publique",pp.424-426.
(19)Mona Ozouf,"L'opinion publique",p.423.
(20)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 Uni.Press,1990,p.24.
(21)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p.27.
(22)Daniel Roche,Le Peuple de Paris:essai sur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XVIIe siècle,Paris,1981,p.315.
(23)Robert Mandrou,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Paris,1974,pp.154-155.
(24)Roger Chartier,《Lectures paysannes.La bibliothèque de l'enquête Grégoire》,Dix-huitième siècle,No.18(1986),pp.45-64.
(25)Emmanuel Joseph Sieyès,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Paris,2002,pp.2-5.
(26)Pierre Claude Gin,Les Vrais principes du governement franais:démontrés par la raison et par les faits,T.1,Geneve,1777,p.36.
(27)Vivian R.Gruder,"Whither Revisionism?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 Régime",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no.2,Vol.20(1997),pp.249-254.
(28)关于詹森主义宗教争论与法国公众舆论产生之间的关联，可参考洪庆明：《宗教争论与18世纪法国的政治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9)Farg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92,p.70.
(30)Farg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chapitre 3.
(31)Robert Darnton,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Harvard,1982,pp.1-40.
(32)Darnton,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pp.29,34-35.
(33)Farg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p.15.
(34)Dominique Cardon,《Farge(Arlette),Dire et mal dire: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Paris,Le Seuil,1992,311 pages》,Politix,Vol.6,No.23(1993),p.128.
(35)有关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状况的评论性回顾，可参见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6)Jean Sgard & Pierre Rétat(dir.),Presse et histoire au ⅩⅧe siècle:L'Année 1734,Paris,1978; Pierre Rétat(dir.),L'Attentat de Damiens: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au ⅩⅧe siècle,Paris,1979; Jean Varloot & Paule Jansen(dir.),L'Année 1768 à travers la presse traitée par ordinateur,Paris,1981; Pierre Rétat(dir.),Le Journalisme d'Ancien Régime:questions et propositions,Lyon,1982; Jean Sgard(dir.),La Presse provinciale au ⅩⅧe siècle,Grenoble,1983; Claude Labrosse & Pierre Rétat,L'Instrument périodique:La Fonction de la presse au ⅩⅧe siècle,Lyon,1985; Hans Bots(dir.),La diffusion et la lecture des journaux de langue franaise sous l'ancien régime,Amsterdam,1988; Jean Sgard(dir.),Dictionnaire des journaux,1600-1789,2tomes,Paris,1991; Henri Duranton,Claude Labrosse & Pierre Rétat(dir.),Les Gazettes européennes de langue franaise(ⅩⅦe-ⅩⅧe siècle),Saint-
tienne,1992; Henri Duranton & Pierre Rétat(dir.),Gazettes et information politique sous l'Ancien Régime,Saint-tienne,1999; Gilles Feyel,L'annonce et la nouvelle:la presse d'information en France sous l'Ancien Régime,1630-1788,Oxford,2000; Pierre Rétat(dir.),La Gazette d'Amsterdam:Miroir de l ‘ Europe au ⅩⅧe siècle,Oxford,2001.
(37)Ran Halévi,《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 démocratie maonnique au ⅩⅧe siècle》,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Vol.31,No.4(1984),p.576; Idem.,Les Loges maonnique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Aux origines de la sociabilité démocratique,Paris,1984.
(38)Jue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by T.Burger,MIT,1989.
(39)Dena Goodman,The Republic of Letters: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Cornell Univ.Press,1994.
(40)Steven Kale,French Salons:High Society and Political Sociability From the Old Regime to the Revolution of 1848,John Hopkins Univ.Press,2004.
(41)Antoine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ⅩⅧe siècle,Paris,2005,p.405.
(42)Catherine Maire,《L'église et la nation.Du dép
t de la vérité au dépt des lois:la trajectoire au ⅩⅧe siècle》,Annales:ESC,Vol.46,No.5(1991),pp.1177-1205; Idem,De la cause de Dieu à la cause de la Nation:le jansénisme au ⅩⅧe siècle,Paris,1998; Dale Van Kley,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1560-1791，Yale Univ.Press,1996.范克莱的有关论著很多，这里所列仅是其中一本综合性著作。
(43)Catherine Maire,《Aux sources politiques et religieus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Deux modèles en discussion》,Le Débat,No.130(2004),pp.133-53; Dale Van Kley,《Sur les sources religieuses et poli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Commentaire,108(2004-5),pp.893-914.
(44)Sarah Maza,《Le tribunal de la Nation:Les mémoires judiciaires et l'opinion publique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Annales:ESC,Vol.42,No.1(1987),pp.73-90; idem,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The Causes Célèbre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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