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惯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惯性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8-0168-04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瓶颈与困难，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主客观条件，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自身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某些不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不利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的影响。所以，古代形成了发展桎梏、近代错过了发展机遇、现代遭遇了发展危难的中国高等教育，想在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亚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环境中继续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竞争力，则需要从根源上发掘，廓清过去的认识误区乃至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利面。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深入本质的分析，从而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历史的参照系。
一、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及其深刻危机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模式是清朝晚期被迫向西方打开国门、并对其高等教育模式学习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的大学来源于西方近代大学制度；同时，由于国情的特殊，以及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思维，都对中国高等教育执行西方模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作用，这也就是“西方近现代大学制度中国化”的外在表现。这种发展模式跟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近百个春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光荣与骄傲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较多的迟滞和越来越明显的差距。
1.近代高等教育勃兴因西方强入而出现。
告别了初唐的短暂繁荣以后，五代十国、南北宋朝以来自身的战乱使得文明停滞，再加上启蒙运动以来与世界文明缺乏沟通、交流，事实上，已经数千年高龄的中华民族，开始不能适应近代世界飞速发展的科技文明，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古老的民族就像一部华丽典雅的老爷车，值得尊重但却越来越慢，逐渐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闭锁的国门被欧洲列强砸开，一直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的封建当局大开眼界，被本国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所震撼。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清政府不得不主动或被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进行正面接触，不得不在各方面进行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其中，以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为主。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深为民族命运担忧，纷纷为民族寻找复兴良方。他们积极拓宽视野，掀起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表现在高等教育上，则出现了大量的新式学校，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开始向西方靠拢。
2.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深刻危机。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揠苗助长”现象，以及各方面基础的欠缺，在当时的社会中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则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也是导致今天中国高等教育陷于茫然的重要原因——基础没打好，后来的发展只能走一条弯路。
“揠苗助长”现象的产生，来源于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基本条件的不同。“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是中世纪大学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合的自然过程，普通教育的发展也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提；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时则缺乏基础教育、大学精神与社会需要等基本条件的支撑”。[1](p10)可以说，当时的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已经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充实完善过程，从社会制度上和发展程度上都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上，体系健全，基础雄厚，所以它是以相对较为成功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的。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必须真正结合中国国情，那就是：在社会制度上，中国仍是日落的封建帝国，缺乏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气息；在教育发展程度上，中国以往的“大学”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在形式与本质上都有巨大的区别，这次引入西方资本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一次推倒重来，没有与自己的教育传统很好地衔接；在基础教育的条件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兴起时，没有对基础教育率先改革，这时期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行驶”；[1](p12)从知识关联、生源状况等方面来看，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自身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毫不为过。显然，在如此基础上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后来的发展水平可想而知。在这方面，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就做得很好。日本于1869年就开始酝酿起草大学章程，1872年的《学制》，明确规定大学的目的是“教授高深的各种学问”，符合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为了确保其教学质量，政府聘请外国教师，尽量选择第一流的学者来日本任教，[2](p29-35)这是沿着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求索，符合自身规律，自然收到回报。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应该重新考虑、并且加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环境固然险恶，但是在中国人的主观面上，对“天朝优越制度”的依依不舍与迫切要求变革的矛盾心理，也给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带来了无所适从的两股相反力量。这也许是中国近代“西学中用”的思想根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多是分担晚清中国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军事责任，担当促使中国社会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政治责任，自诞生之日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就被套上了沉重的政治盔甲，显然超越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承受力”。[1](p10)其实，这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截然相反的发展顺序。西方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对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宗教束缚，代替没落的封建贵族阶层固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作用主要是启蒙人们的思想，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政治、经济和军事、宗教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相反应该是高等教育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享受的崭新面貌。但是，中国大学不但要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成为拯救社会、复兴民族的最后希望，同时还不能触及已有的政治体制，只能从技术、科学等方面进行肤浅的改变，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来说，说其是一种摧残，也不为过。事实上，“这种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自欺欺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在近代化过程中夹带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幌子与招牌”，“在具体措施上，不是按教育规律去培育与鼓励，而是把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当做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没落政府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全然不顾它的基础与未来”。[1](p14，26)
清朝政府就这样把一个不知所措的高等教育体系交给了20世纪的中国人民，其在整个世界近代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显然已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处于苦苦追赶与长期迷惘的矛盾境地中。
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逐步形成、崛起与挫折
事实上，现代大学是近代大学在经过不断摸索，确立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目的、初步建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并在取得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的，同时社会也经过辛亥革命而真正发生了重大变迁，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中国现代大学步入正轨，中国高等教育也短暂享受到了社会焕然一新的福祉。在遭遇战争摧残与严重挫折时，中国高等教育也做到了在困境中涅槃，获得重生。虽是如此，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影响仍是正负两方面的，提供的经验值得反思和借鉴，其中的教训也有必要深刻自省。
1.辛亥革命前大学的演变。
步入正轨的中国现代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以深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主要建设与构成力量，教育改革的步伐与社会制度、思想解放方面的表现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者，已经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大学的宗旨是“为求学而来”，倡导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3](p19)这也是大学追求学术自由、萌发独立意识的内在条件。管理体制也得到了优化配置，中华民国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机构、办学经费等都设置了基本法规保障，在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中国，教育管理部门主动赋予教学机构独立自主的相关权利，不能不说是一次飞跃。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罕有地得到尊重。
2.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继续发展。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环境，国内外局势平稳，社会较为安定，政府有更充足的精力来进行大学的完善与调整。在对国立大学的宏观管理方面，1912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令》及1917年进一步完善的《修正大学令》，最终形成大学的法律定义为“一、文理二科并设；二、文科兼法商二科；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或一科”，大学内部的学院类别为“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同时规定高等学校成为“大学”的条件，即“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且独立学院还“得分两科”。[4](p651)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大学的构成要件，提高了大学的设置标准。同时也是对国内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有效整合，改变了以往界限不明、大学名谓泛滥的混乱状态，净化了国内高等教育环境。
“中国的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其任务就是追赶而非创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大学都无法实现教育与研究的完全自主”，[1](p3)这个“自主”不仅指经济、政治地位的自主，更引申为教育研究目标的自主。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强调大学增强自主创新性显得尤为重要。高等教育要想真正适应社会，只有极力克服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惰性，在研究目标方面增强主观能动性。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发展方针是重视实用性学科的发展战略。虽然在那个大学普遍“偏文轻理”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发展战略平衡了二者比例，也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这种思维形成了定势，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如今，大学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开始“偏理轻文”，文理比例重新失衡，而大学过分迎合社会就业的需要，把自己变成了就业培训班，背离了大学的本来职能。这已经不是大学为社会提供人才资源服务，而是大学过分屈从社会需求，丧失自己根本职能的表现。
此外，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管理逐步加强，《大学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私立大学或私立独立学院，校董会之组织及职权，由教育部定之”，明确了政府对私立大学董事会的控制，确立了政府监管私立大学的合法性；教会大学方面，把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统一管辖范畴，收回办学权力，捍卫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弱化教会大学的宗教力量，加强与教会大学的合作，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加速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1](p106-117)经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十几年的励精图治，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个阶段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成就十分明显。
3.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中国高等教育。
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曾经受过像抗战时期中国大学遭受的那样巨大的发展灾难。[1](p139)中国大学的人员、物资以及精神损失，都是史无前例的。南开大学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惨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被日本侵略军进占。截至1937年10月，北平有14所大学被敌人盘踞，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底，全国有91所高校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5]在这中国大学面临空前危机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组织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高等学校西迁。在大转移以及整理损失、学校重建等艰难过程中，日渐成熟的中国高等教育坚持了正确的发展路线，学科与课程日趋完善，适应了国民政府提出的“推行战时课程”，“训练各种专门人员，予以适当分配，以应抗战需要”[6](p187)的口号，在支持与配合全民抗战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爱国主义得到强调，对于受教育者、高等教育本身，乃至全社会都是一次精神洗礼和灵魂升华。如果说抗战爆发前，大学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更多是通过研究、演讲、游行、示威等方式来推动国内政治民主、捍卫国家主权，那么抗战的全面爆发，改变了中国大学服务于国家与民族之最需要的方式方法，成为向国家和民族输出抗日勇气甚至武器弹药的主要阵地。[1](p153)大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报前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对其的付出，也为挽救这个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古老民族，兢兢业业地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日本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系列侵犯行动的总高潮，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打破了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学刚刚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打乱了中国大学发展的正常步骤，大学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受到了很大影响，为适应战时需要不得不强行修改原有的教学计划。
战争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高等教育本是脆弱而敏感的，其发展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循序渐进地积累经验、不断摸索。同时，教育发展的战略忌讳随意更改，为迎合一个当下面临的迫切需求，随意改动教育发展方向，容易打乱教育业已形成的发展节奏。由于教育涉及的内容相互紧密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较大的修改都会对教育本身造成伤害，甚至需要完全推翻过去的错误实践，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体系。而且由于教育的传承性，前一个阶段形成的优点和缺陷都会对后来的教育发展造成不可抹去的影响。类似的教训，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是没有，甚至，几千年形成于中国人脑海中的一些如今已经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观念，都曾经、并且正在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无法磨灭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
历史越是悠久的民族，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就越困难。因为她们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教育观念，经过时间的淘汰选择，已经深入民心，并且造就了一定的民族气质与思维习惯，而这些如要有所改变，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由于历史太过漫长，也势必影响到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与接受态度；同时，古老的民族过去总会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这必然会给当代人留下骄傲与光荣的资本，同时潜意识中也未免萌生对新生事物的不屑一顾。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适应现代世界、接受先进事物、体系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内在的困难，悠久的历史文化此刻成为了难以割舍的沉重包袱，使人们瞻前顾后，最后采取所谓“折中”的方式接受，而抛弃的恰是“内在本质”的精髓。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会好的。
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困难和危机，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直到今天，上至国家、学校，下至家庭、个人，都强烈地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教育宗旨的定义，以及种种控制性“规划”，都和古代教育目的以及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控制方式一脉相承；而社会对教育的需要也局限在教育为社会直接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一贯要求；家庭、个人把求学的价值理解为“光耀门楣”、“升官发财”，如今只是为了“找份职业”，如此功利而又肤浅的角度，更是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1.宏观方面，政府与国家缺乏必要的思想与观念基础。
没有明确的办学思想，可以说是近代高等教育的死穴。清末教育改革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清政府在败仗后承认“天朝上国”思想错误，下定决心放下架子学习西方的同时，无法排除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的仇视，不肯从制度上和文化的深层次上把这次改革看做是促使国家近代化和民族地位复兴的契机。[1](p31)以侵略者面貌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方资本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虽然从社会发展上看是进步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却笼罩着“妖魔”色彩。这时，一种强烈的不平衡感油然而生，在掺杂着惊惶、屈辱、少量不服的复杂心态影响下，这个民族选择的必然是极力保留前人的优越制度，不仅仅是封建当局强调“中体西用”，民族进步人士也只能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层面并予以被动执行。“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就是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面罩下，把改革内容限定在‘师夷’、‘制夷’的功利目的上，而没有也不可能把这次改革看做一次实现‘国家长远文明’和民族复兴的机会”。[1](p32)
如果说，对于西方教育制度不能照搬照抄，应该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那么这种结合只能建立在理解本质、掌握精髓的基础上。如果不曾把握其真谛，闹个一知半解，连西方高等教育内涵都还没领悟，就以自己的稚嫩理解往所谓“国情”上生搬硬套，只能得到一个“形式上的西方化、本质仍是落后的封建体制”的怪胎。
2.微观方面，基于古代读书人价值观，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依附与利用心态。
科举制度刚刚代替察举制度时，一种任人唯亲的落后选拔制度被更加公平合理、更加进步的考试形式代替，确实为更多无权势背景但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令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价值观，对于学术抱有一种消极态度。作为学生，其终极目标不过是为了考试，博取功名，这种动机显然不利于继续钻研学问。而家庭的教育观则更加现实：儿子参加科举，考个官当“光宗耀祖”，而罕见出于培养人才、塑造人格的目的。中国人的学习只在乎结果，而缺乏把上一个阶段的结果转化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动力的意识。
科举考试成就了状元，但是，历史上的592位状元中，绝大多数在后来的人生中再无建树，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职业岗位，都鲜有传世经典、辉煌生涯流芳百世。这充分说明科举制度在教育目的上，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缺陷：它只重视成绩。以金榜题名为终点的教育制度是可怜而可悲的，在国家看来，它只是选拔人才的工具，在个人看来，它只是达到自己职业目标的跳板。这种教育制度根本就谈不上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而以其为前身的各级升学考试，无论如何改变形式，都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子。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端，也会跟随着选拔方便的优势而来，制约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与水平。
3.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对大学的过度控制挤压了大学精神。
政府在构造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框架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政府只强调“管理”、“控制”，而忽略了其真正的重要职能是“引导”、“服务”。这是中华民族一贯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政府(朝廷)是管理机构，老百姓理所应当服从政府(朝廷)所颁布的各项规定，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则是各级各类学校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得有误。中国近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模式的建构，是中国大学凭借对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索，以及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继承与修改，探索出的一个以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为基调的发展范式。但在这种关系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大学的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也受到了削弱，使得原本就离中国学术传统非常遥远的探索真理之追求，在中国大学中没有真正扎根发芽。[1](p188)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长期摸索之基础上的、由双方共同努力塑造而成的合理模式。大学与政府形成和谐统一的平等合作关系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的不同需求，以及一代又一代教育家坚持不懈共同努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便国情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民俗传统不同，也不影响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学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科技与人才资源，而政府提供上述资源发挥作用的平台。二者并不是孤立的，相反，二者息息相关，相得益彰。社会与大学互帮互助，各供所需，形成社会与大学的和谐互动，才能带动社会与大学的良性循环。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加以总结，教训予以吸取，对传统观念中的精华加以传承，糟粕予以摒除，这种遵循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发展模式，才是既对高等教育有好处，又对民族、社会有利的正确发展模式，同时对个人的发展也是一种持续的、有益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