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前行者——论姜维艺术形象的构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者论文,孤独论文,形象论文,艺术论文,姜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姜维形象，历来读者只简单地将其看成此书主角诸葛亮的影子，认为其缺乏个性。然而仔细研读作者罗贯中塑造姜维形象所动的笔力以及投注于其身上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发现，姜维形象实则是作者在小人当道、社会动乱的现实环境下郁郁不得志却苦苦挣扎寻求生命价值的另一投影。姜维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孤独，其与诸葛亮所共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元典精神。
关键词 姜维 精神本质 理想 现实 孤独性 倾向
“小说之作，所以发表理想；叙述历史，本非正旨。”〔1〕罗贯中在“陈叙百年，赅括万事”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典型，在他们身上倾注着自己“拥刘反曹”的感情色彩以及追慕仁君贤相的儒家政治理想。“一个典型常常可以由多个原型合成，反过来说，一个生活中的真人也可以被融入多个艺术形象，成为不同典型的原型。这首先就是作家自己。”〔2〕众所周知， 诸葛亮是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最着力刻画的典型，他寓含了儒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对道德人格的价值追求和以“道”自任的文化心态。“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3〕可以说， 罗贯中的“有志图王”思想以及“忠义”精神实质上就是诸葛亮典型的原型之一。然而，在“孔明秋风五丈原”后，作者所寄寓理想的典型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等都一一死去，姜维的典型刻画就成了罗贯中另一时期、另一方面的思想精神、经历遭际的影子。姜维的出现正是西蜀元气大伤，三国归晋日子不远的时候，诸葛亮时代所有的蓬勃进取、君贤人和的气象已转化成苟且偷安、君庸臣懦、宦官为祸的局面，这与罗贯中生活后期的背景极为相似，可以说，从诸葛亮典型转到姜维典型刻画的过程，其实就是罗贯中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社会的过程。如果说诸葛亮的赍志以终可以给人理想失落的悲壮美的话，那么，姜维的刀下惨死则可作现实社会的长歌一哭。本文试图从姜维形象的构造出发，而不再着重于历史事实及其简单的性格特征去发掘罗贯中对姜维所赋予的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一
“所有的艺术创作，常各以其道而把物象单纯化”，而这种单纯化“是人生某个侧面、某个角度的单纯化。”〔4〕作家的任务不在于摹写人物与人生一切方面的详细情节，而在于艺术地、充分形象地昭示人物的灵魂、人生的真谛、人与社会的本质联系，作家从原型那里采取的主要的也就是与本质相关的东西。对于历史小说尤其如此。如何将作家主体的情感意识在不改变历史的基本轮廓和基本流向的前提下，贯注于小说中所要描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关键是攫取人物的精神本质进行典型塑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姜维的素材，主要源于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而陈寿等人对姜维这一历史人物贬责颇多，罗贯中又是把姜维置于自己所倾向的刘蜀集团的性格系统中，姜维不仅是作者所肯定赞扬的对象，而且还是作者理想人物诸葛亮的延续者，因此，选取素材与作者所要刻画的姜维的精神本质有关的东西，是罗贯中创作时的重要任务。首先体现在给姜维形象一个当时人们所赞同和接受的整体构造。历史上对姜维批驳得最凶的要算是孙盛，他在《晋阳秋》一书中罗列了姜维的一系列罪状：“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从封建的传统道德规范和才能智谋两方面对姜维进行了否定。在《三国志·姜维传》中，郤正所引的众人评论也是人们对姜维颇有贬低的一面：“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对姜维的降魏行为指出其气节的不高。而陈寿则对姜维的自不量力，以卵碰石的北伐中原得出其“志立功名而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结论。对于这些指责，罗贯中在“拥刘反曹”的倾向基础上，在不违背基本史实和结局的前提下，参照裴松之注引的许多史料，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虚构和思想精神，对这些看法进行了一一澄清。
第一，对“不忠”、“不义”、“不节”的气节问题和事主精神进行合理阐释。姜维在《三国志》的本传中确有反覆于逆顺之间的史实，其一表现在天水之役中的降蜀，其二表现在后主刘禅下令投降后的降钟会。如何为其正名？罗贯中抓住本传中的“疑维等有异心”及裴注引的《魏略》中太守马遵对维等的猜忌事实补充，尽量扩大姜维降蜀时的“逼不得已”的客观因素和姜维对诸葛亮的才能及“知遇之恩”心服的主观因素，从而使“违君徇利”、“加害旧邦”的指责失去接纳的基础，姜维的降蜀行为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可。同时，小说虚构的姜维识破诸葛亮“调虎离山”之计、以及打败常胜将军赵云的智谋武略又为诸葛亮死后，其为“兴复汉室、恢复中原”大业的接班人埋下伏笔。正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评的“维则不独为母屈，而直为孔明屈矣。”陈寿的《三国志》对姜维蜀亡之后又降魏的反复无常斥为“投厝无所”，实际上却隐瞒了姜维伪降的真正原因，对此裴注引的《华阳国志》揭开了事实的真相：“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连孙盛也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罗贯中依照这些史实将其写入书中，并虚构了姜维利用智谋离间钟、邓，并私献给钟会蜀国山川图以助钟会反叛称霸的野心，又以“君疑臣必死”的话语来激钟会叛乱等情节，攻破了孙盛指斥的“败不死难”及众人所议的“投厝无所”，并且突出了姜维忠蜀复蜀的苦心和忠贞。
第二，对“疲民以逞”、“翫众黩旅”论调的否决。“儒畏天命，修身以俊。”〔5〕儒家一贯把知天达命视作理想人物的一种境界，但并不意味着人只能成为天命支配下的玩偶而被任意驱使，它在表现和张扬天命的同时，十分肯定和赞扬“尽人事”的价值和作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儒家肯定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陈寿以“治大国者独烹小鲜”的轻蔑口气指斥姜维的以卵碰石，自不量力，甚至将亡国陨毙的结局原因归到姜维身上。罗贯中颇不以为然，他在裴松之肯定姜维“尽人事”观点的基础上虚构了吴臣薜珝和魏臣荀勋对蜀国内政和国情的评析，从而揭示姜维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以及逆天行事的崇高。“近日中常侍黄皓等用事，公卿多阿附之。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鹊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鹊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6〕，“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惟用黄皓声政， 大臣皆有惑乱之意。今姜维在沓中屯田者，乃为此也。若令大将伐之，无有不胜。”〔7〕“寿岂不知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 孰与伐之？”〔8〕从这些“旁观者”的谈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亡国的原因正是魏强蜀弱、蜀主昏庸，上下离心的事实。
第三，对“不智不勇”、“身死宗灭”说法的委婉回击。其一表现在姜维九伐中原（实则八伐中原）战绩上的维护。史实记载姜维伐中原，胜少败多，罗贯中在不违背姜维失败的基本事实前提下，对蜀国的胜利极力渲染，使之显现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对蜀国的失败一方面显示其失败的悲壮美，另一方面则将其归咎于天命，姜维诚然有自负好胜的性格弱点以及不如诸葛亮的智谋，然而他在大将缺乏，蜀国兵力极弱，内又有宦官作乱的重重逆境中依旧取得了几次大捷，并且险将司马昭困死铁笼山，这不能不表明其不负诸葛亮“既有胆义深解兵意”的夸奖。而“铁笼山之困，水从地出”的天意帮助司马昭得免不死，实非姜维之计所能及也。其二表现在伪服钟会串通其反叛的事上，晋王崇在《论姜维》篇中指责姜维不知道抓紧时机反攻邓艾，叹其“筹笇相应，优劣惜哉！”孙盛则认为姜维“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9〕这些都不同程度上批评了姜维的智勇谋略之不如诸葛亮远甚。罗贯中将之归结为天命之不可违，他虚构了钟会入蜀时祭诸葛武侯墓及诸葛亮托梦显灵的话；“汉祚已衰，天命如是”以及邓艾度阴平见“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七争衡，不久自死”的丞相诸葛武侯亲题的石碣，预示了蜀亡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虚构了当姜维策反成功后想杀诸将，尽坑魏兵时却突然心疼的场面，其仰天大叫的“吾计不成，乃天命也。”正是作者罗贯中无法逃避结局却又不甘心的长叹。
仅仅给姜维恢复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攫取其精神的表象对表现姜维及作者的本质所在还远远不够，要使姜维成为蜀汉集团后期的一个忠勇的典型，还必须对其本质特征进行强化。作为诸葛亮典型精神的延续者和罗贯中现实背景下理想道德人格规范的体现者，姜维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主要表现为继承诸葛亮“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志和“士为知己者死”，对蜀汉政权忠贞不二的精神两个方面。贯彻执行早年诸葛亮隆中决策中“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的战略构想，是姜维继承诸葛亮精神的具体行为，六出祁山，诸葛亮遗恨而终，九伐中原，姜维以身殉国。罗贯中通过虚构几次姜维上表伐魏及表中内容的慷慨激昂来强化姜维“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志向。如抓住敌国内乱的时机起兵即是一例。当魏国的夏侯霸降蜀兵，姜维即以其为向导要求伐魏：“目今司马懿父子专权，曹芳懦弱，国势渐危。臣在汉中历有年矣，粮足支用数年，人强马壮，军器皆整。臣正欲奏诸陛下以图进取……臣愿领王师，效丞相之志，克复中原，重兴汉室，虽万死不辞也。”〔10〕表达出极强的战斗精神和锐气。此外在司马师新亡后，诸葛诞叛乱、司马昭弑主篡权等敌国人心失和有机可乘的情况下多次起兵，其中就包括六伐中原时大败邓艾正图进取，却因后主昏庸，中了反间计而被召回，大业半途而废。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身被谗言，后主疑心的状况下，他依旧高举北伐旗帜：“臣再出师伐魏，恢复中原，上报圣主之恩，下继武侯之志”，忍辱负重，忠心报国。姜维对蜀汉的忠贞，很大程度上是与对诸葛亮的敬重和知遇之恩结合在一起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主要是感刘备托孤之重，报刘备知遇之恩，从这方面来说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道德人格，虽然这种道德人格是以维护君臣关系和宗法制度为前提的。正因为姜维把实现武侯之志看得高于一切，所以当他屡遭文武大臣之阻拦，黄皓屡次挑拨他与后主的关系时，他没有退缩，也不意气用事，而是以国家大局为重，虽为避祸隐身沓中，却一刻不忘保卫蜀国，在路下四十余营，如长蛇之势，成为司马昭的“心腹之患。”并多次写表申奏后主请求派将把守阳安关和阴平桥，但因黄皓隐匿，良计未从，致使蜀灭亡的进程加快。另外，罗贯中还加入了姜维投降后给后主的密书和虚构了姜维挑拨钟、邓关系以图复蜀的情节，让人们感觉到姜维忠贞不二、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强化了姜维形象的光彩。从他身上感受到作者罗贯中“拥刘反曹”、“崇尚仁义”的儒家理想人格。而罗贯中为姜维的极力辩污和设身处地的构图，更让人感受到姜维作为一个现实困境追求者的艰难和可贵。
二
性格是小说人物生命的表现和标志，性格的本质是个别的，是一个“这个”，它包含并且表现着一般，但是最忌一般化。当然，每个性格都有起主导作用的性格素质，但无论何时何地，性格素质都不能从性格总体中游离出来而单独存在，性格永远是一个整体。正是性格的整体性决定性格的个别性，“在这个整体之内的那种机能性的结合……有着难以形容的复杂性、严密性和深奥性。”〔11〕姜维作为刘蜀集团正面人物性格整体中的一员，自然要具有其集团的典型性性格—“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然而作为一个“这个”，他又在这个整体内因与其他集团之间以及本集团里的众多人物的相互关系而呈现出个性化的曲线波动，这正是他与诸葛亮典型相区别的地方。如果说诸葛亮代表着君贤臣良、内外统一环境理想下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由的发展，那么姜维则属于郁郁不得志的在小人当道、社会动乱的现实环境中苦苦挣扎、寻求价值的殉道者，他正是罗贯中自己在现实中的投影。他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的孤独。其一表现在与本集团性格整体中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上。同样是为着“兴复汉室、恢复中原”的政治目标而战，后继者的姜维却没有诸葛亮所具备的那种环境。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的那样，蜀之所以能为鼎之一足，无疑是由于占了人和的优势和“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策略。晋代王崇曾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昔世祖内资神武之大才，外拔四七之奇将，犹勤而获济，然乃登天衢，车不辍驾，坐不安席。”认为“非渊明弘鉴，则中兴之业，何容易哉！”〔12〕可见创业及守业君主的素质。而后主刘禅却是个庸常之君，诸葛亮六出祁山时虽也是他为君主，然诸葛亮的老资格和打下江山的功劳以及先主刘备赐与他“王者之师”的名号，使得诸葛亮干什么事都不受约束，君王也不相疑，宦官一干政，他就“将妄奏的宦官杀之，余皆废出宫外。”并且还可以指责君王及辅政的大臣，使他们喏喏唯是。而姜维则不同，虽然他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并委以军事大计的将领，但诸葛亮一死，他身为羁旅托国之臣的地位以及“累年攻战，功绩不立”的无效使得宦官黄皓一弄权于内，他就得避祸沓中，并且刘禅还听信黄皓之言想以他人代之，姜维想杀黄皓却又被后主极力袒护杀之不得，大臣们却都明哲保身，使姜维在施展其才略时无法尽其用，君臣之间已潜伏着一种危机。在继承诸葛亮统一大业遗志的问题上，姜维更是具有孤独感。还是在诸葛亮生前，蜀国的大臣之间就隐含了以战养生与恃险苟安的路线之争，只是由于诸葛亮的权势才能盖主，以战养生的政策才占了上风。到了姜维时代，由于姜维的根底不深，大臣们的苟安之声不断响起，尤其是诸葛亮生前指定的丞相接班人费祀更加阻挠北伐：“伯约只宜藏器待时，以候天命”，“我等皆不如丞相多矣；丞相尚不能恢复中原，何况我等耶？不如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勿望侥幸以决成败也。”就连武将张翼、廖化也认为北伐“强欲行难之事”，多次劝阻姜维出兵。姜维不仅“内无胥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13〕，而且还要冲破重重阻力以及提防小人之乱。在这种情况下，姜维如同独行者一人举着北伐的旗帜冲过荆棘和坎坷，与众多的敌人作战，旗帜一挥，众声哑然，这是何等的孤独艰难！其二表现在外交环境上。吴、蜀弱而魏强的事实是明摆着的，然而依靠着结盟和互相援助、共同对外的策略，吴、蜀得以和魏三为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也还能得到东吴东西犄角的遥相呼应，当时东吴孙权在位，陆逊是继周瑜、吕蒙之后的又一员大将，可谓仍处于君贤臣和的升平时期；而姜维九伐中原时，东吴内乱四起，君主更替频繁，贤臣得不到重用，与蜀国的联盟已是貌合神离，无暇兼顾了。而原本国力强盛的魏国一直由文武双全，智谋出众的司马氏家族掌政，邓艾、钟会等人中之杰辈出而能得到重用，这使得曹魏集团的锐气更加高涨，一统天下的野心得以不断膨胀。面对这样的强敌以及自己的势单力薄、内忧外患，姜维的继承大志的孤独感无疑加上了重重的压力，有着“无力回天”的感叹。即使到了后来降魏，他竭尽全力想使“社稷死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但依然只是孤军奋战，没有得到蜀国大臣们的一点帮助，就连他以死相报的后主刘禅都已“乐不思蜀”，让司马昭都感叹：“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亦不能辅之大全，何况姜维乎？”这份对蜀国的忠心、对诸葛亮“知遇之恩”的相报是何等的孤独和无奈！
要之，强烈的尊刘反曹倾向以及对理想的渴求，使得罗贯中运用艺术手段淡化着历史演变的过程，他不愿在“孔明秋风五丈原”也就是刘蜀集团中最后一个理想实现者灭亡后，去放手铺写曹魏灭蜀的历史流程，而是把笔墨泼洒到他情感偏重的现实奋进者——姜维的悲剧过程上。“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和渗透，正是其对历史生活中属于自己的艺术感知，他对历史生活进行反映时，所把握的不是现实时空的全部，而是其心理结构所选择和接纳的那一部分，即审美创造需要的那一部分。”〔14〕正是通过对姜维形象的构造，作者在其身上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触，从而透视到“孤独的前行者”这一作者在姜维典型中的原型，反射出创作者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识。体现着创造者赋予的意义和沉思。
注释：
〔1〕管达如：《说小说》，引自朱一亥、 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第507页。
〔2〕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0页。
〔3〕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 引自《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4〕[日]木村毅：《小说研究十六讲》，北新书局1930年版， 第204至205页。
〔5〕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上海书店1990年版。
〔6〕〔7〕见《三国志通俗演义》第2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4卷本。
〔8〕〔9〕见[日]卢弼：《三国志集解·姜维传》， 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0〕见《三国志通俗演义》第22卷。
〔1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2〕〔13〕王崇：《论蜀后主》，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第11页。
〔14〕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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