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抵抗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日本论文,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7)01—0035—10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又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持久的、艰苦的抗日救亡运动。《八一宣言》对当时的文艺界也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左联解散后，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马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导致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期间，郭沫若正在日本政治流亡，他在1936年春天看到《八一宣言》，当时他非常兴奋。[1] 这之后他积极地参与了“国防文学”论争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现在我们重新审视郭沫若流亡日本这一段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的艰苦。在国内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通缉，在国外处在日本警方的监视之下。他不能像中国的文学者那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没有行动的自由。但他仍然坚韧地做了抵抗日帝的工作，他的古代社会研究、自传、身边小说都反映着他的爱国反帝的精神，同时也为他日后投入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身处日本国内，反而为他提供了观察日本内部的方便，比如他有机会了解日本普罗文艺的情况，又对日本的朝鲜① 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呈现出来的劳工问题作了一些具体的观察，这些都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内部的缺陷。可以说从他流亡到日本的那一天起，对日本列强的一种变形的抵抗就开始了。这里笔者特别注意到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写作的身边小说，这个时期的身边小说与早期的即日本留学时期的大有不同，最为突出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分析的态度明显化，在题材和题材的处理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在此准备通过对身边小说《鸡之归去来》的分析来阐释流亡时期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的性格。
一、流亡与抵抗的炼狱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郭沫若因为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受到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避居在千叶县市川市。因为他是被通缉的“政治犯”，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日本警察拘留起来，以后直到1937年他秘密回国，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监视下。郭沫若在他的身边小说《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中都提到了刑士的监视，在《鸡之归去来》中他用了讽刺的笔致写道：“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的。”[2] (P369)他的生活受着刑士的监视，自然也失去了言论、作品发表的自由。流亡期间他很少创作，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国内和日本对他的政治压迫和限制。他主要致力于古代社会研究、古文字研究和自传的写作上。但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正相反，他利用了流亡的这段时间和环境完成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的工作。在东洋文库中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还有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促使他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甲骨文字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他运用了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在史学界给这部著作如此的评价：“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空前创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3] (P215)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打破了以往的“国学”史观和方法，用了科学的方法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将殷代、周代的社会组织、生产状态、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理由作了一番分析。对古代社会进行阐述的目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讲得很清楚，“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 (P6)他的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要将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总结出来，为现实服务，为未来摸索出方向来。这部著作实际上标识着郭沫若的辩证唯物观点的确立，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自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传文学也是郭沫若流亡日本后开始执笔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都作于1928年至1935年之间。这些自传不是单纯的个人历史的回忆和记录，而是要“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即通过个人的历史来反思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历史的变迁，分析其“所以然”。我们仅以《反正前后》为例，这部传记在写作时间上正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重合，故而郭沫若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在自传中也随处可见。郭沫若在《反正前后》发端中，借一个未知的朋友的信来表示自己的写作态度：“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在这里郭沫若要批判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他所目睹的社会变迁的历史。他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成都的教育和经济状况的回忆，分析了海外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成为“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两重的敌人，即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旧有封建势力。他指出：“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5] (P198)
《反正前后》的重要工作是对辛亥革命的回忆和总结。他回忆了由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罢工斗争而引起全国性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最后推翻了清朝统治的历史，明确地指出这场革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5] (P231)他肯定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葬送了清廷这一层上是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但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来看，它又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其原因就在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指出：“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5] (P266)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和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以后的大众文艺论争及“国防”文学论争中逐渐澄清，向着明确的方向发展。
在《反正前后》中郭沫若每每承认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时期，他的意识并不是十分鲜明的，但在回忆过程中，他则以明确的意识来审视和反思了自己经历的往事，科学地分析出历史的教训。在这一点上，他的传记文学与史学研究是有着相同的性质的。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和自传表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运用。二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突出。三是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洞察。这些特点不但表现在史学研究和自传中，还反映在他的身边小说中，特别是第三个特点在身边小说中更为明显。在这里社会现象不仅限于中国，还涉及到日本、朝鲜，显示出一个多元的、广大的视野。又因为这个特点，使他的身边小说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与早期身边小说之间明显地划出了一条界线。
二、《鸡之归去来》与《沫若自选集》
1933年3月郭沫若在写给叶灵凤的书信中说：“我最近想把亡命来日本的这五六年的生活写出来，题为‘江丘川畔’，可写三、四十万字，现代如要时，可预定契约。”郭沫若表示他有新的写作意图。这个时期正是他的《创造十年》出版后不久，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他准备写的是一部流亡传记。“江丘川畔”大概是“江户川畔”的误写，江户川是市川市与东京的交界河，当时郭沫若避居在市川市须和田，离江户川很近。但是这篇自传后来并没有写出。《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都是1947年以后，他回国后才写的。但在流亡中，他却写了几篇自叙性的作品，淡淡地记述了在日生活的一些断片，如《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东平的眉目》、《达夫的来访》、《痈》、《大山朴》等。其中几篇后来被编入《归去来》，收入《郭沫若自传》。但从作品的性质上看，它们都应该算做身边小说。
《鸡之归去来》写于1933年9月，发表在1934年的《沫若自选集》中。《沫若自选集》中所收的作品，除了《鸡之归去来》之外，均是1925年之前的作品。郭沫若在序文中说：“这儿所选择的一些是比较客观化了的几篇戏剧和小说，为顾求全体的统一上凡是抒情的小品和诗，以及纯自传性质的一些作品都没有加入……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6] (P1)文中所说“转换了方向”，即指1924年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郭沫若思想上的发展和飞跃。他虽然承认对“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不很中意，但也以“比较客观化”的标准选出了几篇作品，编成一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那些“比较客观化”的作品中加上了《鸡之归去来》。从他的序文看，我们对《鸡之归去来》可以粗略理解为“比较客观化”的，不是“抒情的”，也不是“纯自传性的”作品。
所谓身边小说就是指以作者自身为主人公，写他自己的经历和感触的一种自叙性的小说。郭沫若的身边小说以1920年至1925年间的最为著名，如《鼠灾》、《未央》、《月蚀》、《喀尔美萝姑娘》、《残春》等。这些小说都以郭沫若自己为主人公，通过他的个人生活，描写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情绪的波动，有时也描写主人公的阴郁的心理状态和变态的性心理。有些研究者评价他的早期身边小说“是郭沫若那段时期心境图像的留真”。[7] (P87)我认为郭沫若早期的身边小说都是自传以前的作品，可以说它们是自传的习作。
《沫若自选集》中所收郭沫若的早期身边小说有《歧路》、《行路难》、《湖心亭》，而冠首第一篇则是流亡期的《鸡之归去来》，那么《鸡之归去来》与那些早期身边小说有何不同呢？为什么郭沫若将这篇作品冠在《沫若自选集》之首呢？
郭沫若在《沫若自选集》序文中暗示了他所处的环境的危险和艰难，他说：“我目前很抱歉，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写我所想写的东西，而我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在闸门严锁着的期间，溪流是停顿着的。”当时国民党对革命文学者的残酷迫害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普罗文艺运动的封锁便是郭沫若所说的“严锁着”的“闸门”，他以爱国之心和强烈的创作意欲在与环境作着决死的搏斗，流亡时期的作品都是这场搏斗的产物。或许郭沫若将《鸡之归去来》冠在《沫若自选集》之首，就是要向读者表示被严锁着的溪流仍未失去它强劲的生命力。
《鸡之归去来》在体裁上基本上采用了身边小说的形式。全篇分四节。郭沫若和夫人安娜养了几只鸡，有一天一只母鸡失踪了，大家都说是被人偷走了。不料过了数日失了踪的鸡又回来了。到底是谁偷的？为什么偷了又送回来？安娜与邻居们议论着，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也许是附近的朝鲜人偷的。郭沫若便从这“朝鲜人”展开了一连串的联想：附近的朝鲜劳工为了充饥，偷了郭沫若家的鸡，但他的同伴忠告他说：“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这一忠告打动了偷鸡人的心，最后他没有把鸡吃掉，反而偷偷地送了回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第一、二节叙述了上述故事后，第三、四节却从偷鸡的事件延伸到当时日本的朝鲜劳工问题上去。郭沫若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内容很明显已脱离了身边小说的范畴，而且郭沫若的着眼点毋宁是在朝鲜劳工问题上的。
三、朝鲜人问题与东京大地震
《鸡之归去来》第三节中，安娜与邻居议论偷鸡的人是谁，郭沫若在自己的工作室中漫不经心地听着她们的谈话，无意中听到“朝鲜人”三个字，使他的心情起了很大的波动。他这样想：“——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一样。”[2] (P375)自家的鸡被人偷了，又莫名其妙地被送回来，这本来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郭沫若的心情会如此变化呢？原因就在于他对在日朝鲜人抱有很深的同情和连带感。在《鸡之归去来》中他对朝鲜人的同情首先从东京大地震开始，小说中写道：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2] (P375)
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时，郭沫若已由日本回上海，他虽然没有经历这场灾难，但对大地震和震后发生的虐杀朝鲜人的事件非常关心。小说中“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就是指当时的虐杀事件。大地震后在东京流传出许多有关朝鲜人的流言，说他们向井里散毒、放火、杀人等，不久警察和市民的自警团便开始搜捕和虐杀朝鲜人，据统计当时被害朝鲜人达6600余人。[8] (P271)地震发生后，郭沫若从一位刚从东京回国的朋友那里得知地震时的事件，受到很大的冲击，马上在《百合与番茄》中提及这事件：
最可怕的是地震后日本人虐杀朝鲜人，连我们中国人也免不了他们的狂怒。……
因为当时有一种谣传，说地震时的火灾都是朝鲜人和共产主义者放的火。日本的什么青年团，什么自警团，简直成了狂犬一样。朝鲜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劳动者也死的不少。我亲眼看见有一群日本的劳动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两三名警察护送到什么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队青年团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便把一大群的劳动者打死在地上。(《郭沫若全集》第12卷p391)
在这里，郭沫若借F君的叙述，揭露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诬陷和残杀，同时还涉及到中国人和日本劳动者、共产主义者的受难。这反映出他对这次大地震的关注，不只限于朝鲜人虐杀事件，还有日本警方对日本劳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镇压和迫害。事实上，日本政府和警方在大地震发生后，立刻逮捕了朝鲜无政府主义运动家朴烈和金子文子；杀害了劳动会干部川合义虎、平泽计七等10人；逮捕和杀害了社会主义运动家大杉荣、伊藤野枝。日本政府一连串的逮捕、暗杀、虐杀，都是为了乘着震后的混乱，一举歼灭反政府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势力。对于日本政府的行为，郭沫若非常愤怒，他在小说中写道：“这真是惨无人道！”(《百合与番茄》)表示他对朝鲜人和日本劳动者、共产主义者的同情，表示对日本政府、警察的激愤。
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中也触及到东京大地震，听到偷鸡的是朝鲜人，便马上想起地震时的事件，再次发泄出对日本政府的愤怒。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日本的震后复兴工程已接近尾声。为了重建东京，日本政府动员了大批劳动力，其中有数百万人是朝鲜劳工。日本政府用了强掳劳工的手段把大批贫穷的朝鲜人带到日本，强制他们从事各种建筑、铁路工程、土工等艰苦的劳动。[9] 到1929年底，所有的复兴工程都完成了。地震后的焦土、废墟变成了崭新的现代城市，民众们狂热地庆祝东京的再生，各项隆重的庆祝活动从1929年4月一直持续到1930年3月。但是为东京的复兴作出贡献的几百万朝鲜劳工，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牺牲被人们忘却了。而且复兴工程的结束便意味着他们的失业。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失去了工作，为了生活他们只好去找别的工作，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打一天工，吃一天饭。再加上当时正值二战前的经济恐慌，日本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上百万的失业者流浪街头。[10] (P190)日本劳动者的失业加上在日朝鲜人的失业，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地震与虐杀朝鲜人，东京的复兴与朝鲜劳工的劳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政治意图，抹杀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关系和真相。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中把复兴后的东京比做“从火中再生的凤凰”，把贡献于复兴的朝鲜人比做“使这凤凰再生的火”，以反语的形式反讽日本人的狂热，揭露日本对朝鲜人民的残酷迫害。
四、对朝鲜劳工的关心
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的第三、四节中对朝鲜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描写的中心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朝鲜人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
2.他们的劳动和生活
3.有关朝鲜人的谣言
下面将这三点分别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1.朝鲜人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
《鸡之归去来》中写道：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浪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5] (P375-376)
朝鲜人流入日本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家产，那么是谁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家产呢？在小说中郭沫若并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日本采取的种种殖民政策害得无数朝鲜农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确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1910年日本政府强行了“日韩合并，”从这个时期开始到1919年日本在朝鲜推行土地调查事业，以自我申告的手段欺骗了文盲无知的农民，把他们代代耕种的土地兼并到日本统治者和官僚、地主手里，这样农民便失去了自己耕种的土地，成了流浪人口。[7] (P247)1920年以后又施行了产米增殖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土地改良事业和水利事业，结果使许多中小地主因付不起地租和水利组织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这样反而又促进了土地兼并的扩大。大量的农民变成了流浪人口，向城市移动，向满洲移动，向日本移动。
关于朝鲜农民的流动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因果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极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和批判。但在这极少之中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如下：
金民友《朝鲜问题》(1930年)
金重政《在日本朝鲜劳动者的现状》(1931年)
李北满《在朝鲜的土地所有形态的变迁》(1932年)
园乾治《关于我国日佣劳动者的若干考察》(1933年)
李清源《朝鲜社会史读本》(1936年白杨社)[11]
当时一些御用学者有关朝鲜统治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站在拥护日本政府的立场上，宣扬和拥护政府的殖民政策，对朝鲜人采取了贬低的态度。但上举几篇论文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对日本政府的批判态度。如园乾治在他的论文中也客观地承认了日本的殖民政策与朝鲜人民贫困的关系。金重政的论文则明确地指责了土地调查、产米增殖计划、水利事业、土地兼并是造成朝鲜农民破产——流浪——求乞的根本原因。李北满的论文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在朝鲜施行的土地兼并、土地测量等一系列土地私有制的改革，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将朝鲜的国土进行再分配，将大部分国土归为日本统治者所有。其结果是“农民确实从土地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了，但同时自由了的他们又变成失去生产手段的劳动者。(中略)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建立的近代土地私有制度比在其他任何国家建立土地私有制时对农民的土地剥夺得更“××”。(《历史科学》p61)文中“××”是为了回避当局的检查而采用的伏字，如把它们改成文字，或许是“残酷”。李北满在论文中还援引了金民友的《朝鲜问题》[12] 一书中的一些统计和分析。据金民友的统计，当时不得不流亡到满洲的朝鲜农民达150万以上，流亡到日本的达50万以上。李北满的这篇论文在当时可以说是对日本迫害朝鲜农民作了比较尖锐、明确的分析和批判的论著。还有李清源的著作《朝鲜社会史读本》，这是运用了唯物主义经济理论，从经济构造的角度来对朝鲜的社会变革进行科学性分析，在当时很少见的社会史论著。
以上介绍的几篇论文，郭沫若当时是否看到，还有待于今后的调查。但上举李清源的《朝鲜社会史读本》确是在郭沫若流亡期间的藏书中存在着的，现在我们在东京的亚非图书馆“郭沫若文库”中可以看到它。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要晚于《鸡之归去来》3年，所以不能说郭沫若在写作《鸡之归去来》时参考了它，但在李清源的这部著作的序文中提到他在写作时接受了几名学者的帮助，他们是：黑田、李北满、户坂润、朴容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李北满的名字。有关李清源和李北满，最近日本新泻国际情报大学的广濑贞三教授发表了题为《李清源的政治活动和朝鲜史研究》，[13] 报告了他对李清源和李北满的较详细的调查。据他的调查，李北满1922年来日，曾参与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的建立，1932年组织了研究小组“殖民地班”，专门研究“朝鲜的农业问题”，李清源也很有可能参与过这个研究活动。上举李北满的《在朝鲜的土地所有形态的变迁》写于1932年，可以说是他们的“朝鲜的农业问题”研究的一个成果。李清源1929年来日后参加了“在日朝鲜劳动总同盟”和“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人运动，同时还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为机关杂志《大众之友》附录《同胞之友》写文章，1933年他曾发表了《新兴？“满洲国”的朝鲜农民的生路——粉碎民族改良主义的策动》的论文。李清源的《朝鲜社会史读本》虽与《鸡之归去来》没有关系，但当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十分关注的郭沫若，[14] (P7)很有可能接触过李清源、李北满写于1932年、1933年的论文。他在《鸡之归去来》中说朝鲜农民“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的无路可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话，上述几篇论文都有可能为他提供了具体的依据。郭沫若通过具体的科学性论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待朝鲜劳工问题，在作品中暗示了朝鲜人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悲惨现状。
2.对在日朝鲜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态的关注
对在日朝鲜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态，郭沫若在小说第三节中作了具体的描写。从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恐慌的浪潮也波及了日本，日本国内失业者不断增加，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日本政府在各地开始了“失业者救济事业”。主要是组织失业人员到土木工程现场或砂石采掘现场去做劳工。当时在东京失了业的朝鲜人也到处寻找工作，向东京的边缘地区移动，他们做的工作也是一些土工等重体力劳动。据1929年东京府社会课的调查，当时朝鲜劳工从事的是“劳动时间最长，最危险、最脏、最困难的工作”。[15] 当时对他们的工作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快、不洁、过激。
郭沫若在市川市居住的时候，也有很多朝鲜劳工在那里工作，郭沫若称他们叫“放浪奴隶”。他们做的工作大多是土木工程，掘山平沼，平整建筑基地等。郭沫若时常去观察他们的劳动现场，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辇回来，二三十个辇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如的。[2] (P376)
这里对朝鲜劳工劳动的情景描写得非常具体、细致，可以使读者一读便能想象出实际的情形。证明郭沫若对朝鲜劳工的问题不仅通过当时的一些论文报告来关注，还亲临现场进行了实地观察，反映了他对朝鲜劳工问题的重视。他看到朝鲜劳工每天做着这么重的体力劳动，非常同情，说他们连牛马都不如，这明显的是在指责日本对朝鲜劳工的残酷剥削。与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相比劳工们的报酬和伙食又如何呢？小说中写道：
他们在东京做工时，一天本有八角钱的工钱，工头要扣两角，每天的食费要扣两角，剩下的只有两三角。……流到乡下来，工钱和工作的机会更少，奴隶化的机会便更多了。
他们在“饭场”里所用的饭食是很可怜的，每天只有两三顿稀粥，里面和着些菜头和菜叶，那便是他们的常食。他们并不是食欲不进的病人，否，宁是年富力强而劳动剧烈的壮夫，他们每天吃吃稀粥，有时或稀粥也不能进口，那是可以满足的吗？[2] (P377)
在这里郭沫若对劳工们的工资写的很详细，这样详细的数字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直接从劳工那里问到；另一个便是参看一些调查资料。193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在日朝鲜劳工的生活和工资的调查报告，如：秋山斧助的《朝鲜人劳动者与失业问题》、东京府社会课的《在日朝鲜人劳工者的现状》、吉田英雄的《日稼哀话》、酒井利男的《朝鲜人劳动者问题》、金重政的《在日朝鲜人劳动者的现状》、园乾治的《关于我国日佣劳动者的若干考察》等。这些调查报告和论文均承认朝鲜劳工的工资是微薄的，伙食是贫乏的。对伙食，这些论文不得不承认是“非常粗末的，只能说是仅靠米、盐、菜来维生的。”[16]
关于劳工们的工资，我们可以将上述报告和论文中提供的具体数字归纳如下：
1923年 人夫 朝鲜人：最高1.70元 最低1元
(金重政《关于我国日佣劳动者的若干考察》)
1927年 土工 日本人：2.30元 朝鲜人：1.30元
(秋山斧助《朝鲜人劳动者与失业问题》)
1931年 土木建筑 平均：1.51元
(酒井利男《朝鲜人劳动者问题》)
1931年 建筑助手 日本人：1.53元 朝鲜人：1.20元
土工 日本人：1.49元 朝鲜人：1.19元
(园乾治《关于我国日佣劳动者的若干考察》)
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朝鲜劳工一天的报酬大约是日本劳工的60％左右。特别是金重政的统计颇为重要。他在论文中说明道：“从日本资本主义安定期的大正12年(1923年)到第三期的崩溃期的现在(1931年)之间，劳工的平均收入下降了20％～40％。”就是说1931年的收入要比上举1923年的金额减少20％～40％，那么最低收入1元就变成8角～6角，这与《鸡之归去来》中的每天8角的收入很接近，证明郭沫若的观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且郭沫若和金重政所举的都是当时的最低收入。
朝鲜劳工的收入如此微薄，证明他们的生活是极贫困的，而贫困与犯罪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这个最低收入、贫困、饥饿便成了偷鸡的原因。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中详细描写了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就是为了寻找到偷鸡行为的“之所以然”，那就是日本对朝鲜劳工的残酷剥削。而且在这之中也暗示了中国与朝鲜的命运的关联。朝鲜人偷了郭沫若家的鸡，但是并没有吃掉，他接受了伙伴的忠告把鸡又送回来了。那忠告是：“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在日朝鲜人受着日本的压迫，在日中国人也同样受着日本警察的凌辱，中国人和朝鲜人一样都置身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郭沫若以他的切身感受吐出了这句话，表示了中朝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的连带感。所以他听说偷鸡的是朝鲜人时，便感到“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一样。”他说朝鲜人之所以将鸡送回来，是经过了“食欲与义理作战”，终竟义理得了胜利，暗示中朝人民的连带感的坚固和胜利。
3.造成有关朝鲜人的谣言的理由
《鸡之归去来》中描写了一段有关“朝鲜拐子”的流言，说在朝鲜人合宿的地方，一个女子被朝鲜人杀害并被煮吃了。郭沫若接着写道：“这样的流言，当然和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杀人放火的风说一样，是些无稽之谈。但这儿也有构成这流言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农民的破产、流离、低收入、贫困、无教育再加上做为人本身具有的本能，即食欲和性欲。
当时有关在日朝鲜人的教育程度和犯罪问题，东京及大阪曾做过调查，[13] 前举酒井利男和秋山斧助的论文中也有一些记述，郭沫若很有可能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在日朝鲜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他在小说中写道：
朝鲜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剥夺了，弄得来离乡背井地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每天可有可无的两三角钱的血汗钱，要想拿来供家养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没有所谓高等的教养，然而他们和剥夺者中的任何大学教授，任何德行高迈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动物，一样地有食欲和性欲的。这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这普及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要求，便是构成那流言的主要的原因。(同上P379)
郭沫若在这里用了“离乡背井地在剥夺者手下当奴隶”一句话，揭穿了剥夺朝鲜农民土地和接受教育的机会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很明显，郭沫若是从民族关系和人的本能这两个角度来关注朝鲜人问题的。所谓民族关系就是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致使朝鲜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难，还造成了一种民族间的歧视和偏见。从人的本能来看，日本人和朝鲜人同样是人，是人就必然要具备人的本能，自然食欲和性欲也包括在内。然而在生存的最低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的环境下，就容易出现犯罪，再加上日本人对朝鲜的民族偏见，许多无稽之谈的流言便流传开来了。郭沫若实际上是在控诉日本对在日朝鲜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不合理的待遇和迫害。在小说的结尾他写道：
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同上P379)
郭沫若强调朝鲜人也是人，如果继续受着不合理的待遇，就必然会发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洞察到朝鲜人问题将会变得更深刻、更剧烈，以至出现超乎日本统治者所预料的结果。12年后猖狂了半个世纪的日本在亚洲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彻底败退，结束了对朝鲜持续了36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证明了郭沫若的预见是正确的。在小说的结尾，郭沫若以释迦牟尼和孔子与朝鲜人民的生存要求并比，释迦牟尼和孔子都是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不敢否认的人物，郭沫若借此来为被压迫民族要求生存的自由，强调迫害他人，践踏不同民族尊严的殖民统治，迟早会被推翻，在日本的几万朝鲜奴隶迟早会站起来反抗日本的统治的。朝鲜劳工的“理义”将会变成对抗压迫者的强大的正义。
综上所述，《鸡之归去来》虽然采用了身边小说的形式，但实际内容却已超过了身边小说的范围，对在日朝鲜劳工的描写和问题的揭示已显示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性。我们或许可以说，郭沫若的描写主题其实并不在鸡的失踪，而是在朝鲜劳工的问题上。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他不能用一篇论文或檄文控诉，即便是写了也无法发表，所以他采用了身边小说的形式，通过身边琐事来描写社会问题，暗示问题的深刻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样的写作方法在当时也是一种尝试和冒险。
五、连带感与抵抗精神
《鸡之归去来》与郭沫若的早期身边小说相比不同的地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涉及范围的扩大，即跳出身边琐事和日常生活的小范畴，视野涉及到日本、朝鲜、中国。
2.观察和描绘的对象从家族、朋友，扩大到不同民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3.主题意识从个人的自由意识与抒情，发展到为争取自由而抗争的民族意识。
4.最重要的是对事物的观察和描写的态度变得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反映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当时闭塞的政治环境下，他把视线转向古代社会的同时，也尖锐地洞察了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在日朝鲜人问题不仅是日本的社会问题，还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郭沫若来说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朝鲜就是中国的前鉴，他清楚地看到殖民统治的悲惨后果。《鸡之归去来》的写作目的就在于要向读者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和被统治民族的悲惨状况，表示作者对朝鲜民众所感到的连带感，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
注释：
①1950年韩国战争之前，韩半岛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通称为朝鲜，郭沫若的作品中也称韩国为朝鲜。此论文的时间限定在30年代，故亦用朝鲜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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