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清代论文,汉宋兼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5—0124—08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该问题发生甚早，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立场各异，由此导致某些学术现象的出现，甚至引发嘉道之际的学术转换，为理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某种契机。所以，以汉宋之争和汉宋兼采为线索，探讨嘉道之际的汉宋关系问题，有其学术上的意义所在。
一
所谓“汉学”，原本是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在清代，考据学是学术之主体。考据学以考经为主，是儒家经学发展到清代的产物，由于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故也可称汉学。也就是说，汉学即清乾嘉学派所治之学的统称，尤其在与“宋学”对称之时。所谓“宋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程、朱和陆、王两派的理学，同“汉学”相对。此外宋学又有广义，即泛指宋代的学术，非专指理学。不过清人眼里的宋学一般仅指理学，非广义之谓。
乾嘉之时，理学被笼罩在汉学氛围下，有远见的理学之士大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屏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反过来，汉学家也不是一味规避义理，不少汉学家秉求道理念，以训诂求义理，时有新见问世，开出义理新局。所以，汉、宋两学在当时并非截然对立，判若云泥，而是有相通的地方，至少有相容之处。不过，乾嘉之际的学者虽说大都对汉、宋学有持平之见，但汉、宋两学究属不同学术体系，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各具特色，所以双方时有争议是很正常的现象。广义上说，这样的争议都可笼统归为汉宋之争，有清一代皆贯穿之。狭义上说，所谓“汉宋之争”，则指嘉道年间江藩① 与方东树② 围绕汉宋问题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
清代汉学家最重家法，吴派学者尤为严守师训，江藩自少追随吴派门人，被培养成为纯正的汉学家，一直以维护汉学自任。他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即有这方面的用意。他说：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1](卷1,P8)
从这段文字来看，江藩写《汉学师承记》的动机很明显，就是通过为清代汉学家修史立传的方式，将惠、戴已经昌明的汉学延续下去。嘉道之际，汉学既处于发展的顶点，同时又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开始走向衰落，所以江藩要效仿先人，借助于学术史的编修，明确汉学传承，承袭汉学家法，从而延续汉学血脉，并力求将其发扬光大③。
起初江藩只编了七卷，其收录标准，以依据汉人之说研治名物制度、小学训诂者为主，而对于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黄宗羲、顾炎武，则屏之不录。他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卷8,P158) 后以二人之学术地位非可轻予否定，始编为第八卷，附于全书之后，使全书编制明显失调。由此可以看出，该书门派家法色彩之浓。在江藩眼里，阎若璩、胡渭之学是真正的“专门汉学”，宜放在卷首，而黄宗羲、顾炎武既“深入宋儒之室”，又“以汉学为不可废”，实为“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即黄、顾主汉宋兼采，不专宗汉学，所以不能作为乾嘉汉学之先导。由于要专门为从事纯汉学研究的汉学家立传，故除黄、顾外，江藩此书对于汉宋兼采者一概不予立传，其独尊汉学的编修意图十分清楚。
作为吴派门人，江藩在治学上谨遵师教，其学具有尊汉信古的特色。撰著《汉学师承记》，也不例外。在该书里，他对乾嘉汉学吴、皖等派学者的评述，强调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异点，而是相同点，即都突出他们在学术要旨上尊汉信古的特色。实际上，吴、皖两派学者治学上颇多相异之处，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这方面的归纳总结，但江藩对此不作强调，却有意突出他们作为乾嘉汉学学者的共同之处，显有大力彰扬汉学、突出其学术正统地位的用意。不仅如此，江藩还专门编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汉学师承记》之后。该《目录》之编撰，是基于以下缘由与原则：
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为玉也。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2](P178)
从这些文字看，江藩欲以《经师经义目录》补《汉学师承记》之不足，进一步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所以专选那些“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来编入，将“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排斥在外。此种做法，更可见其用心。
对于江藩独尊汉学、甚至不无门户之见的《汉学师承记》，当时即有学者认为不妥。该书初编成时，自认是江藩晚辈的龚自珍就曾致信于他，指出该书“名目有十不安”，建议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信中言：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3](P346—347)
从这段文字来看，龚自珍所以建议江藩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主要理由在于“汉学”二字不能概括清朝开国以来的学术，其本身也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尤其在汉宋问题的处理上，实存偏差。所以，这样的写法，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不易为世人接受。
龚自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汉学师承记》不满，特别是宋学家表示了强烈反对之意。为此，江藩不得不略示退让，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调停。他说：
藩少长吴门，习闻硕德耆彦谈论，壮游四方，好搜辑遗闻逸事，词章家往往笑以为迂。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贴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4](卷上,P187)
这段文字，表面上看对宋学抱尊崇态度，实则仍未脱离汉学家基本立场，江藩只不过是谨遵师说而已。吴派惠氏主“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认为能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也就是说，他们对宋儒立身制行之长是肯定的，所否定者只是宋儒性理之学。在这个意义上，江藩说自己撰《宋学渊源记》“实本师说”，当然不差。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惠氏的这种立场，大体亦是汉学家对待宋学的共同立场，江藩自也不例外。
前已言及，清人眼里的宋学一般指理学，所以《国朝宋学渊源记》实际是为清代理学家所立之传。以往学者修史立传，大都意在表彰传主及其所代表的学术，江藩此书虽也对传主有所彰扬，但因其以汉学家立场为宋学家立传，故对宋学多有贬抑，名为调停汉宋，实仍未脱尊汉抑宋窠臼。如在谈及汉、宋两学关系时，他说：
汉兴，儒生攟摭群籍于火烬之余，传遗经于既绝之后，厥功伟哉！东京高密郑君集其大成，肄故训，究礼乐。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赵宋，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义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4](卷上，P186)
由此言可判定，江藩心目中的宋学离不开汉学。宋代理学大儒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所读之书，皆为“先儒之义疏”，正是读了先儒义疏之书，方得以“阐性命之理”，而此义疏之书，主要是东汉郑玄等人之作，在这个意义上，“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所以，宋学对于汉学具有依赖性。相反，汉学可离开宋学而独存，汉儒之“肄故训，究礼乐”，可达宋学义理之境，所谓“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即汉儒之名物训诂，已使“正心诚意之学”和“修齐治平之道”“自明”、“自成”，无须宋儒再度阐发。这样的论调，显然有尊汉抑宋的用意。
《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偏颇，时人看得很清楚，伍崇曜在为该书作跋时，便曾指出：“郑堂专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5](P231)
若将《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联系起来考察，当更能清楚地看出江藩的编修意图。有学者就此作过考察，其结论是：“如果说，《国朝汉学师承记》的编修是将汉学作为清代学术史的主线，旨在重振汉学，突出汉学的地位；那么，《国朝宋学渊源记》的编修则是将宋学作为清代学术史的辅线，旨在彰显汉学，而不是突出宋学。这是江藩编修《国朝宋学渊源记》的真正意图所在。”[6](P385—386)
二
对于江藩在汉宋学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见，当时即有学者表示不满，但公开站出来发难的极少，其中以方东树的问难最具代表性。
方东树少承家学，究心古文，步趋姚鼐，为桐城派后劲。中年以后，专意理学，崇尚程、朱，于考据学风多所批评。他说：
慨然想见朱子当日所以集群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遗文教泽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后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尽察也。……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7](卷5)
可见朱子之学在他心目中地位之高。他又评价清儒之学曰：
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8](重序，P411)
这无异于说考据家之学上不能及于道，下不能及于用，治这样的学问，不仅无裨于世，而且会“使人狂，使人昏荡”。此类评价，充分表现出桐城派学者的特色，内中可见姚鼐的影子。
正由于方东树有此立场，所以他对江藩尊汉抑宋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一类著作不能不深致不满。当江藩刊刻二书时，方东树亦在广州，曾目睹二书在阮元幕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但对他而言，引发的则是怒火，尤其是《国朝宋学渊源记》中的内容。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江藩为39名理学家立传，却唯独“遗漏”了自居理学正统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诸人，其中的真意不言自明。此前，桐城派即已与汉学家结怨。桐城派主将姚鼐年轻时曾欲拜汉学大师戴震为师，但为戴所婉拒，此事向为桐城派引为大辱，方东树尤为其师不平。所以，读到自奉汉学正统的江藩所作排斥桐城诸儒的宋学家传记，方东树不能不予以回击。
方东树回击江藩的著作即为著名的《汉学商兑》。该书共上中下三卷（卷中又分上、下），核心内容是攻击汉学的缺失，同时为宋学辩护。在《序例》中，方东树曾言其著述之意：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
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
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东树居恒感激，思有以弥缝其失。[8](序例，P235—236)
概括起来，这两段话无非是两个内容：一是表达了对汉学家扬汉抑宋的强烈不满；二是指称宋儒之学、程朱义理方系孔子儒学的真传。程、朱发扬“正学”，厥功甚伟。正是以这两层意思为核心，方东树展开了他的论述。
作为论争性文字，《汉学商兑》的写作方式是先摘录论敌原文，然后以按语等形式予以驳斥。只要被方东树认作与汉学有关的人物，无论前驱或者后进，都在攻击之列。但它也表明，方东树并非乱箭齐发，而是集矢于戴震一系，尤其是扬州学派。全书用引文形式指名攻击的清代汉学家言论，连同《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被引及的十五段在内，阮元、汪中、焦循、江藩四名扬州学者的见解，便居过半[9](P18)。
这毫不足怪。对方东树而言，所要卫护的是程、朱“正学”，所集中火力攻击者必为对程、朱“正学”威胁最大者，而戴震一系学者，特别是扬州学者阮元、汪中、焦循等人，恰是对程、朱挑战最力者。江藩虽不属戴震一系，但究属扬州学者，与扬州诸儒声气相通。所以方东树将攻击的对象集中于扬州学者，自是顺理成章。
《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批驳，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指斥汉学家之所为系出自门户之见；二是抨击汉学家钻在故纸堆中，严重脱离实际；三是对汉学家所讲之义理予以系统驳斥；四是从汉、宋两学关系着手，得出对汉学极不利的结论。
在方东树眼里，清代汉学之出现及其发展，乃至一些主张的提出，与其所具有的门户色彩分不开。他说：
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波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以求圣人之意，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 [8](卷上，P259—260)
在这里，方东树虽指出“专标汉帜”始自惠栋，但其最为不满的显然是始自戴震的“厉禁言‘理”’，认为戴震此举，是要将唐、宋诸儒的精妙之论，当然主要系程、朱之“理”，“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而江藩、阮元之作亦是谨遵汉儒古训，不越雷池。可见，方氏所针对的汉学门户，是与宋学相对的门户，尤其是那些不满程、朱义理并欲“尽翻之”者的门户。这为他所深恶痛绝，故指责这些学者是“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此一前提下所发之论，“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
除有门户之见外，方东树认为汉学家治学的另一弊端是脱离实际，实事求是其表，内里则“虚之至也”。他说：
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8](卷中之上，P276)
在他看来，汉学家自认己之学问为实事求是之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实际上是“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对身心家国都“了无益处”，这样的“实事求是”，可谓“虚之至”矣。相反，程、朱义理表面虽“虚”，但“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所以，“实事求是，莫如程、朱”。这样的评价，完全颠倒了人们心目中汉、宋两学的形象，使汉学的弱点被强化，宋学却又增加了长处。至于此一见解是否真正合于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则另当别论，也是论辩中的方东树不愿深究的。
对于汉学家所讲之义理，方东树极为不满，《汉学商兑》中征引大量例证，一条条予以驳斥。如戴震曾说程、朱以“意见”为“理”，“以理杀人”即“以意见杀人”，对此，方东树反驳道：
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见乎？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 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8](卷中之上，P278)
按照方东树的这一说法，程、朱之见“其义至精、至正、至明”，而戴震所言“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是只顾“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再如戴震之后的汉学家，颇有主张“以礼代理”者，对此，方东树也予以斥责，说：
自古在昔，固未有谓当废“理”，而专于礼者也。且子夏曰“礼后”，则是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
今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又所以称礼者，唯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益失其本矣。使自古圣贤之言，经典之教，尽失其实，而顿易其局，岂非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乎！夫谓“理”附于礼而行，是也；谓但当读《礼》，不当“穷理”，非也。“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 [8](卷中之上，P294)
在他看来，“‘理’是礼之所以然”，而且“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所以，“礼”只能是“理”的一个部分，不能“以礼代理”。汉学家主张“以礼代理”，仅从“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入手，系“失其本矣”，因“理”、“礼”相较，“理”是根本，“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理”的地位不可动摇。
除了这些，方东树还对汉学家的其他义理新见一一驳斥，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不过就对汉学的贬抑而言，这些还不是关键所在，最为关键的应属方东树从汉、宋两学关系着手所得出的结论。
对于义理之寻求，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一向主张要从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明义理。这可谓是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方东树于此是颇有非议的，他说：
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汉学诸人，皆祖是说。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8](卷中之上，P300)
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窃谓古今相传，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亦孰不由训诂而能通其义者？岂况说经不可废也，此不待张皇。若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8](卷中之下，P311—312)
综合这两段话的内容，可以看出，方东树心目中的汉学家之讲义理，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这种做法“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并未求得真义理。所以如此，他解释是由于“训诂多有不得真者”，古来经籍，“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若不明此，“以训诂齐之”，必有舛误，而且“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六经之言，也是“一字数训”，但“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义理本于这样的训诂，自是不可信。在基本否定了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之后，方东树又从汉、宋两学的地位着手做文章，以贬低汉学。他说：
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子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8](卷中之下，P320—321)
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8](卷中之下，P323)
在这里，他将学问区分为小学、大学，小学为训诂、名物、制度之学，当然指的是汉学，大学则是从“明”、“新”、“性”、“道”说起，当然是指宋学，两学名称上的大小区别，已见其心目中的地位高低。他还进而指出，汉学家不明此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故虽“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所赖以成名立身者，亦仅限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尚未进入“大学”境界，等于为学“不知本末”。这样的学问，“可谓门径不误”，但远未“升堂入室”，而要达到“升堂入室”的地步，还是得走宋学老路，即“入圣之阶，端由知行”。于是，他又再度强调以训诂求义理，应以义理为主，甚至可以义理为标准来订正训诂。谈及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到方东树之师姚鼐曾特别着意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关系的问题，对此，方东树是认同其师之主张的。他说：
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奈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之，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8](卷中之下，P360)
姚鼐提倡为学要兼有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文章相统一；三者之中，必以义理为根本。方东树认为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从这些说法来看，方与姚一脉相承之关系至为显明。同时，方又再度指责汉学之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实际上，方的这一指责是以偏概全，汉学家中，戴震等人并非“立意蔑义理”，而是非常看重义理。应该说，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某种意义上是受了戴震的启示而提出的，而且戴震也认为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中，义理为本。表面看来，姚、方、戴三人在这一问题上见解一致，都认可义理的核心地位，但究其实还是有不一致之处的，即目标相同，而手段歧异。戴震所主张的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求义理，文字训诂是明义理的唯一方法手段；方东树则对这种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在了解古圣精髓的过程中，义理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因素，“理”应时时在学者心中，不能离开“理”而治经，而且“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8](卷中之下，P321)，这样的内容属于人的心性，非文字训诂之学所能穷尽。也就是说，在戴震眼里，古圣先贤之“理”通过文字训诂即能通晓，而在方东树眼里，这些义理仅靠文字训诂手段是无法全部企及的，宋学家一向擅长的直达义理之途仍有效用。实际上，两人所强调的还是各自之学的重要性，尤其方东树所争者是宋学的优先地位，以此压制汉学。综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宋两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基于宋学家的基本立场批驳汉学，其中不少言论主张带有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就像他说汉学家具门户之见一样，他的看法其实也充斥着门户之见。这样一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一个理念：汉学压迫下的宋学岌岌可危。他曾总结自身对汉学的批评，说：以上略举诸说，以见汉学家宗旨议论，千端万变，务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统而已[8](卷中之下，P373)。
在如此的心态下，他自是要不遗余力地为宋学争正统、争地位，用语的尖刻，看法的褊狭，自亦成为《汉学商兑》的特色之一。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方东树的主张也非一无是处，如他对“理”、“礼”关系的阐发，对汉学家义理学方法论的分析与批评，是存在某些合理因素的，门户之见并未全然掩盖理性的光辉。
前已言及，狭义上所谓“汉宋之争”，即指方东树与江藩的这场争论。不过究其实，只有方东树对江藩著述的批驳之声，未见江藩的反击，因目前所能见到的《汉学商兑》最早版本，是在江藩去世后刊行的，所以双方也无从进一步争论。而且这一争论的实际影响也并不很大，尽管方东树的弟子苏惇元曾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汉学火焰“遂渐熄”[10](卷首)，但此言得不到事实的证明，明显是夸大其词。当时在《汉学商兑》重刊本上题词赞赏的有7人，主要来自桐城、 阳湖两派，这样的门派背景，不能代表“并时学者”的一般意见④，而汉学诸人并未对该书表达看法，这种冷漠和不屑一顾，无形中已经限制了它的学术影响力。所以，对它的影响要客观估价，不能夸大⑤。
三
《汉学商兑》之问世，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以致这种极力维护宋学、大肆诋毁汉学的著作能够大行其世。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当然，学界领袖的倡导、推动亦是关键因素。在这方面，阮元⑥ 发挥了巨大作用。
阮元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11](P634)。其主要著述有《〈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诗书古训》、《性命古训》等，除专书外，著述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
作为身居高位的学界领袖，阮元的学术主张颇有官学色彩，即兼顾经学与理学、汉学与宋学、道与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12](卷2,P37)
鉴于此，他以无所偏执的态度对待汉学与宋学，倡导为学要“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总的精神是“兼”，“兼古昔所不能兼者”。所以如此，在于汉、宋学各有其“蔽”，必得兼采汉、宋，各取其长，各弃其短，才能收无“蔽”之效。阮元这样说，亦这样做。
他利用自身的名位和财力编印了大量书籍，但非凡书必采，对激烈攻击程、朱的著述便进行删节或不予编人，如在编《皇清经解》时，他就未将戴震立异程、朱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收入其中。这样做恐亦有调和汉宋的用意。
关于阮元治学的集大成和不拘门户、兼采汉宋，龚自珍曾有过一个概括，认为其学“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 [13](P274)。也正由于阮元不抱门户偏见，力持汉宋之平，所以方东树才敢于将深诋汉学的《汉学商兑》献给他，并希望他在汉、宋学的问题上主持公道。实际上，《汉学商兑》中多有对阮元之学不满之辞，但方东树却又如此厚望于阮元，不管他的真实意图如何，至少说明阮元兼采汉宋的宽容学术态度已得宋学家的认可。
阮元是学界公认的汉学领袖，他的学术主张的影响力非普通汉学家可比，故而其兼采汉宋的学术态度不仅强化了部分汉学家已有的同类立场，而且促使一些汉学家改变以往对宋学的态度。所以，嘉道之时，为学调和汉宋甚至兼采汉宋已非个别现象，就连门户之见较深的学者如江藩，也非对宋学之长一概视而不见。当然，作为汉学家，基本的学术立场还是如一的，对他们而言，兼采汉宋是以汉学为根本、为出发点采纳宋学，义理由训诂而衍生，主次分明。若细加分疏，这里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吴派惠氏所代表的多数汉学家的态度，即“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认为能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所以能容纳宋学的地方主要在立身制行方面；另一种情形是戴震、阮元等所代表的部分学者的态度，这类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依靠训诂证明义理，而是欲以汉学之长发展宋学义理，所以他们对宋学的吸纳并不局限于宋儒立身之学，也包括宋儒性理之学。
作为一个时期的学术趋向，汉宋兼采并非只是汉学家单向兼采宋学，宋学者对汉学的采纳也十分普遍。前已述及，乾嘉之时，理学被笼罩在汉学氛围下，有远见的理学之士大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屏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嘉道之际，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就连极力维护宋学门户的方东树也不例外。在《汉学商兑》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其所采用的手法却大多是汉学考据方法。他往往在引证作为靶子的汉学家言论后，以考证的方式对之施以批判，从而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学内部冲击它的目的。他能如此做，与其具有较高的考据学素养关联甚大。据载，在阮元幕中，他曾将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用卢文弨手校《十三经注疏》原本“详校一过”，发现阮刻脱讹多处，于是“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详明”[14](卷8，P210)。正由于方东树对汉学考据手段非一概否定，所以他才说出这样的言论：“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8](卷下，P403)
按此意，方东树对汉学家在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等方面的成就是肯定的，他所反对者是汉学家由训诂以明义理的义理学方法论，只要汉学家的考据学成果不涉义理，他还是能客观看待并赞赏的。出于对汉学考据方法的认同，他甚至不承认此方法为汉学家所专有，而是说宋学家也同样运用得当。
这无疑是说宋儒未尝废考据之学，而且为宋学者懂得考据之学，就能了解宋儒之说之由来，从而于义理探讨更为有利。“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二者不能相混，即方东树仍是认为不能完全通过考证明义理，对宋学家而言，考证只是用来使义理更明晰的手段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汉、宋两学关系的问题上，以方东树为代表的宋学家所认可的是汉学家无关义理的纯考据成果，所采纳的是有助于认识义理的考证方法，而对汉学家由训诂以明义理的义理学方法论则不予认同，对汉学家由此所得之义理更是嗤之以鼻。这就是宋学家兼采汉宋的基本立场，以宋学为根本，拿来汉学考据方法为己所用。
总之，嘉道年间，汉、宋两学的关系展现出既相争又相融的特色，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注释：
① 江藩（1761—1831年），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人。年少时受业于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通惠氏之学。与扬州地区的汉学家汪中、焦循、李惇、刘端临等，都有深交。乾隆时，曾襄赞《四库全书》的纂修。嘉庆间，入两广总督阮元幕中，参与修撰《广东通志》，乘便刊行所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又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此二书为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② 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主人，安徽桐城人。曾受业于姚鼐执教的钟山书院，毕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主要著作有《仪卫轩诗文集》、《汉学商兑》、《昭味詹言》、《书林扬觯》等。
③ 通过编修学术史的方式助于学术振兴与发展，江藩之前不乏这样做的学者，如黄宗羲之撰《明儒学案》。
④ 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朱文还认为《汉学商兑》之所以在同治末到光绪中的三十年间较为流行，原因亦在学术之外，是得益于方东树弟子方宗诚、戴钧衡借助曾国藩、李鸿章、倭仁等的政治力量，将其刊行并广为传布。
⑤ 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中，王汎森指出，《汉学商兑》一书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我们可以说它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4、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此论于《汉学商兑》评价甚高，但若考量该书问世之时学术界的总体状况和该书实际所生之影响，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⑥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等，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达。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