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的负面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论文,城镇化论文,效应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工业化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各种原因，幅员辽阔的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还非常低，1999年城镇化水平只有21.04%，（注：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远远低于全国同期30.9%的平均水平，（注：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城市规模小，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化的滞后导致生产集聚效应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城镇的市场集聚效应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城镇的市场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在该区域各个地方按照相同的发展速度、程度同时表现出来，而只能集中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毋庸置疑，城镇才是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因为它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集聚产生市场集聚效应，从而获得集聚经济效益。
市场集聚效应是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市场机制将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组合到一起，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个调节过程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即资源的合理配置过程。在市场要素的组合过程中，从集聚到扩张是要素流动的基本原理。
市场集聚包括生产、消费的集聚，投资的集聚，人才的集聚，信息的集聚和综合配套的集聚，通过集聚上述市场要素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引导生产组织由分散向集约化发展；促进信息交流，有效地连接生产、流通、消费，创造投资机会，激活民间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改善；创造就业机会，达到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目的。
在市场集聚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城市和城镇。城市和城镇实际上就是居民、厂商和企业的空间聚集。城市和城镇的出现，使市场集聚获得集聚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效益首先表现为厂商和企业集中而形成的规模经济，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或成本节约。这既可以是由于扩大经济规模而增加利润获得的效益，也可以是分工或规模利益而形成地区性规模经济，还可以是由消费者和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人口聚集扩大了市场需求规模，不仅使企业在生产规模的扩张中受益，而且也降低了诸如运输、储存等方面的销售费用；居民的聚集所引起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提高，使企业受益等。除了规模经济效益外，城市和城镇对生产要素的市场集聚，还会产生节约场地和人工成本、提供多样化产品、创造众多择业机会等作用。总之，城市和城镇在空间上对生产要素的市场集聚，不仅会在微观上为城市企业和居民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而且会吸引企业和家庭的进一步聚集，从而使城市和城镇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生产要素更大的集聚。
与西方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下完成市场集聚的条件相比，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市场要素的集聚不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计划经济痕迹更明显，政策因素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更鲜明。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建立市场机制和形成市场集聚效应间的互动关系，在培育市场机制的同时，以城市化为手段，形成市场集聚效应。以市场集聚功能的发挥，获得集聚经济效益带动的区域发展。
（二）城市和城镇是市场集聚力最强的区域发展中心
西方城市经济学家认为，集聚经济是由整个城市地区的规模所产生的空间集中的效益。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把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划分为以下10类：“(1)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2)大规模的本地市场能减少的实际生产费用；(3)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人口（即城市规模）；(4)某种工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为当地主要工业重新训练劳动力并提供情报；(5)与同类企业在地理上集中特别相关联的更进一步的集聚经济效益，是日趋积累起来的熟练劳动力汇集和适合于当地工业发展所需的一种职业安置制度；(6)有才能的经营家和企业家的集聚；(7)金融与商业机构条件更为优越；(8)能经常提供范围更广泛的娱乐、社交、教育以及其他设施；(9)利于工商业集中的面对面的打交道；(10)集聚经济效益的一种相当有力的象征就是处于地理上的集中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注：［英］K·J·巴顿著、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城市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23页。）
对城市的这种市场集聚效应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聚变引力效用定律。这一定律认为：“在城市经过程中，人口的集中……会释放出一种新能量。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集中的规模越大，释放出的新能量就越多。这种能量多到一定程度，并且只有多到一定程度，便会创造出全新物质的和精神的城市文明，一方面对其周围的乡村或小市镇产生了强大的直接引力效用，使该城市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又对其他中小城市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它们纷纷仿效，形成一种间接引力效用，从而这些小城市中某些竞争力强的城市便发展成为大城市。”（注：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实际上，我国在探索通过市场机制集聚市场要素的道路实践中，城镇化也表现出了巨大的中心集聚功能，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中心。参见表1。
表1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1995-1999年间总人口及GDP的增长情况
总人口（万人）GDP（亿元）
1995
1999
增长(%) 1995
1999
增长(%)
长江三角洲 7371
7471
1.4
8863.3 13,740.3
55.0
珠江三角洲 2607
2772
6.3
4125.2
6670.7
61.7
珠渤海地区 6691
6835
2.2
5479.9
8154.2
48.8
总人口为地区总人口，包括市辖县，GDP增长比较按可比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之二十——我国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http://www.stats.gov.cn，统计分析栏目。
1999年，三大城市群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565.2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9%，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56.1%。由此可见，城市群在经济上的贡献是多么重要。
由于民族地区目前还没有形成大的城市群的条件，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
（三）城镇化滞后对市场集聚效应的弱化
由于城镇化对于区域发展具有巨大集聚作用，城镇化滞后，就导致市场集聚效应的弱化。在1999年中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排序中，民族八省区除内蒙古、新疆、宁夏受国家政策特别是三线建设推进的影响，城镇化水平排序靠前（分别列第7、9、10位）外，青海列第15位，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列28到31位。（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人口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而同期中国市场化统计则显示，民族八省区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广西列第18位，其他省区列第25到30位。（注：参见樊钢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引自http://www.neri.org.cn。其中，全国31个省区的资料里，西藏暂缺。）这充分反映出城镇化与市场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城镇化水平高，其市场化水平也高，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对比这一地区城镇化时间序列的发展状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市场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可以说，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呈正相关关系是不争的事实。民族八省区在市场化水平方面，除广西外，其他省区皆列在后几位；而在城镇化水平方面，有多数省区列最后几名。因此，城镇化滞后导致市场化滞后是可以接受的结论。
此外，城镇化对区域产业结构也有重要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到，西部城镇化率比中部低近6个百分点，比东部低13个多百分点。反映在产业结构上，第一产业的3项指标（增加值比重、从业人员比重、劳动生产率）都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第二产业低于东、中部，第三产业也低于东部，西部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的特点非常突出。由此可见，城镇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主要影响是：城镇化水平越高，区域内第一产业比重则越低，第二、三产业比重则越高；反之，城镇化水平越低，区域第一产业比重则越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则越低。
表2 1998年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及城镇化率情况表
西部
中部
东部
全国
第一产业
24.6
23.0
15.6
18.4
增加值比重(%)
第二产业
39.6
44.9
44.9
48.7
第三产业
35.8
32.2
39.6
32.9
第一产业
63.7
53.3
40.3
49.8
从业人员比重(%)
第二产业
13.4
19.0
27.3
23.5
第三产业
22.9
27.6
32.5
26.7
第一产业
0.39
0.43
0.39
0.37
劳动生产率(%)
第二产业
2.96
2.36
1.64
2.07
第三产业
1.56
1.17
1.22
1.23
城镇化率(%) 20.74 26.62 33.81 28.3
资料来源：夏代川主编《2002年四川重要经济问题实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的负面影响
城镇化滞后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区位、政策等原因，这种制约作用就更突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生产资料低效益使用
没有城镇作为中心，市场不能有效集聚生产和消费，使民族地区有限的生产资料低效益使用，导致严重的后果。
后果一：形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很快；民族地区城镇化严重滞后，使得大量的人口居留在农村，从而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表3 民族自治地方人口与耕地变化表
年份
人口（万人）
农业人口（万人）
耕地面积（万公顷）
1952
5600.95 4967.73
1347.97
1999
16,784.0113,253.11
2128.23
增幅
199.7%
166.8%57.9%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本表中人口数据未考虑区域变动因素。
从表3可以看到，1952年到1999年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增加了199.7%，其中农业人口增加了166.8%，而同期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57.9%，民族地区人均耕地从3.61亩减少到1.9亩，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从4.07亩减少为2.4亩，减幅分别达47.4%和41%，低于3.75亩的世界人均耕地拥有量，人地关系已经非常紧张。
后果二：生产和消费的集聚功能不足，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就地转移不易，异地转移非常困难。
先来看就地转移。就地转移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发展农业来容纳这些剩余劳动力。民族地区的耕地资源极其有限，耕地呈零星分布，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信息闭塞，销售渠道不畅，生产力无法集聚。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太低，城镇人口少，非农业人口更少，城镇里的居民很多都有一块或大或小的属于自己的土地，生产自己所需的农副产品，因此他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有限。没有消费的集聚，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农业比较效益低下，靠发展农业来容纳剩余劳动力非常困难，因而这种方式转移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地转移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吸纳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以城镇对生产和消费的集聚为基础。城镇化滞后使得乡镇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度低，不能有效利用公共设施，不能形成良好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网络。民族地区乡镇企业自身尚且举步维艰，更不用说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了。1999年，东、西部乡镇企业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东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而西部则增长乏力，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生产上看，1999年东部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66,164亿元，增长13.67%，西部完成总产值7833亿元，增长3.54%；东部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98年60.20%上升到61.02%，西部的比重则由1998年的7.82%下降到7.23%。从销售上看，西部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东部。1999年，东部乡镇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652亿元，增长8.61%，东部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58.42%，而西部为9.56%。从经济效益看，东部增长速度高于西部。1999年，东部乡镇企业实现净利润2875亿元，增长17.07%，西部实现净利润589亿元，增长2.75%；净利润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为53.32%，比上年上升了0.35个百分点，西部所占比重为11.1%，比上年下降1.4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东部增势强劲，西部则继续滑落。1999年，东部乡镇企业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7083亿元，增长14.41%，西部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102亿元，下降17.74%；在全国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中，东部占91.48%，西部占1.31%；在全国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当年净增额中，98%来自东部。由于西部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滞后于东部乡镇企业，因此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西部与东部的产值差距由1998年50,640亿元，扩大到1999年的58,331亿元，营业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42,782亿元扩大到1999年的49,309亿元。（注：参见陈新增：《对东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对比分析及启示》，引自http://www.china.org.cn。）民族八省区都位于西部，而且是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落后的省份，因此，依靠乡镇企业转移劳动力的困难很大。
再来看异地转移。总的说，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流动方式有所变化，除了以前求学、从业、招工、调动、婚嫁等方式外，还增加了经商、外出务工等流动迁移方式。但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于边远山区，一般形成相对独立而狭小的生活圈，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加上受到文化、语言、风俗习惯、传统习惯等各方面影响，向外流动相对困难。
后果三：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城镇化滞后，众多的人口不得不滞留在农牧区，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依赖于日趋减少的土地以求生存。其必然的后果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农民不得不高强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包括耕地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草原过度放牧、森林过度砍伐等，导致土地板结、地力下降、草原沙漠化、森林水源涵养力越来越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族地区大部分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由于盲目垦殖，森林和草原面积逐年减少，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的土地出现荒漠化。例如，青海省总共有1亿多亩可利用草场出现退化，占青海省有效草场的1/5左右。草场退化产生了土地的沙漠化，沙漠化又以每年100万—200万亩的速度侵吞草原。云南省宣威市1956年有森林面积430万亩，20世纪80年代初时，其森林面积仅剩38万亩，减少了90%以上。（注：参见来仪：《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述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后果四：限制了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
东部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和农村的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作为市场要素的中心，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是强有力的发动机，而城镇化滞后使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完全脱节，农业产业化便失去了动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内靠农业专业人才和资本积累，外靠市场需求不断扩展。从农村内部看，由于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滞后，一方面，农民难以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放弃土地，致使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难以全面展开，农业效益很低。从外部看，城镇人口比重过低，农产品市场扩展困难，农产品严重过剩。
后果五：制约了土地的集约使用。
土地作为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其使用效率直接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特点。
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不利于土地的集约使用。如前所述，民族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因此必须十分节约使用每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使城镇化滞后却阻碍着土地的集约使用。城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村民居住分散，人均居住用地大大高于城镇，导致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居高不下。城镇化滞后，乡镇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度低，使本应依托城镇相对集中连片发展的乡镇企业布局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既不能有效利用城镇公共设施，又增加了用地规模。
（二）没有城镇作为集聚的能量中心，市场不能有效集聚投资和信息
城镇本应是一定区域内的工业发展中心、商业服务中心、交通运输中心、财政金融中心、信息咨询中心、科技教育中心、政治文化中心的交汇和集合体。但从民族地区城镇的现实状况来看，多数城镇往往只是当地的政治中心或只是简单的商品集合地，城镇的其他功能都还很不具备，加上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不能产生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对周边地区较大的辐射功能和扩散效应。可见，民族地区的城镇还很难有效集聚投资和信息，发挥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
后果一：导致投资与市场脱节，加大了扶贫成本。
民族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1994年，中国政府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7个，占43.4%。民族八省区农民人均年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贫困县比例几乎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4）。
表4 民族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和贫困县比例表
内蒙古 广西 西藏 宁夏 新疆 云南 贵州 青海 全国
农民人 1981
1971 1231 1721 1600 1387 1334 1424 2161
贫困30.69 25.45 6.41 33.33 26.04 57.03 55.81 32.56 20.68
资料来源：根据李建新《西部开发中的人口与环境问题》（《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1期）相关数据整理。
在民族地区扶贫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建设基本农田、兴修小型水利工程、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修建乡村道路、科技培训、推广农业适用技术、支持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等措施。但是，由于民族地区人口分散分布在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之中，扶贫的成本极高，电力设施、道路、供水管网的利用率很低，电损率和水损率很高，维护费用也较大，因此加大了扶贫成本，影响了扶贫效果。
后果二：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滞后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市场扩张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部特别是制造业内部技术结构的升级；二是三大产业之间比重的转换，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内部技术结构升级通常是通过大城市将传统的或低技术的生产扩散给中小城市，从而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并实现一轮又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偏低，使这样的产业升级受到严重影响。从三大产业的转换来看，民族地区第三产业发育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市场需求。从市场结构来看，市场需求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市场、消费资料市场和服务业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需求来自于企业，但是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发展迟缓，生产资料市场相对萎缩；民族地区消费资料市场和服务业市场则明显分为城、乡两个集团，城镇是比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集团，乡村则是比较低的消费需求集团，城镇化过程正是将低消费需求向高消费需求转化的过程，城镇化滞后则限制了这一转化的规模和速度，从而限制了民族地区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市场扩张。
后果三：导致内需不足。
城镇化对需求的创造来源于人口城镇化创造出来的消费城镇化，即消费完全商品化，指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后，与土地完全脱离联系，其消费完全实现商品化。消费城镇化使市场需求获得数倍扩张的能力。城镇化不但能减少农村人口，还会腾出农业资源，使剩下的农村人口人均资源增加，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比农村优越，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比农村居民宽广，因而城镇化速度越快，所创造出来的需求就越多。有关数据表明，1998年，城镇化每提高0.48个百分点所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为236.4亿元。（注：参见曾令华：《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城镇化》，《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3期。）
下面，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表5 甘孜藏族自治州城乡居民收入状况表
年份农民纯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
（元／年）（元／年） ／农民纯收入
1978 133334 2.51
1990 5381639.36
3.05
2000 7335065 6.91
资料来源：甘孜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编印《甘孜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资料1949-1988》，《甘孜统计年鉴1991》、《甘孜统计年鉴2001》。
从表5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甘孜州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幅度就小得多。其实，就业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必然会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甘孜藏族自治州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34元上升到2000年的50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元增长到733元，前者增加了14.2倍，后者增加了4.5倍，前者高于后者；再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来看，1978年是2.51倍，2000年是6.91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很多。即使考虑到农民的自给自足消费，甘孜州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况且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还带来隐性收入。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影响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消费水平来看，按可比价格计算，甘孜藏族自治州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2000年为478元／人，同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2899元／人，后者是前者的6.1倍。而同年农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5.51倍。（注：参见甘孜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编印：《甘孜统计年鉴2001》。）
城镇化滞后对消费需求增长的抑制，实质是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分散、封闭的消费环境抑制了消费需求，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只有适时推进城镇化，使已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村民消费向市民消费升级换代，才能推进城乡消费需求质和量的全面增长，有效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过早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三）没有城镇作为集聚的能量中心，市场不能有效集聚人才和科技，不利于教育现代化和民族素质的提高
民族地区人口最大的特点是居住分散，使得教育规模不当，单校规模过小、班额低，学校总数偏多，布局分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州所有小学及教学点的平均在校生人数分别为66.9人和67.4人。倘若按照班额40人标准编班，那么校均人数还不能组成两个班。如果按照小学六年制计算，那么两州年级均生数只有11.2人。（注：参见四川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四川民族地区1999-2000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表》，1999年。）学校规模小、布局分散造成师资、经费分散，各校难以改善办学条件，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利于教育现代化。资料表明，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和作为民族地区对待的云南、青海、贵州的成人识字率分别是83.22%、84.88%、45.94%、74.17%、88.48%、74.48%、56.38%、74.12%，总入学率分别为55.4%、52.7%、38.5%、52.4%、55%、50%、50.6%、49.3%。另外，除新疆和广西外，其余的大多数民族地区文盲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文盲率15.78%的水平。（注：参见胡鞍钢、温军：《西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城镇化滞后在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使这部分人难以分享城市公共服务，使得更多的国民远离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严重限制了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不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城镇化严重滞后，对民族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当前民族地区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无不与城镇化滞后相关，并以此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所以，民族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通过种种努力，尽快扭转城镇化滞后的不利局面，并以此为契机来带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民族地区，政策因素对市场集聚效应的影响很大。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培育市场机制和建立市场集聚功能互动的原则来制订新的政策，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政策，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促进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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