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效应:中国哲学挑战的重要原因_哲学论文

弱化效应:中国哲学挑战的重要原因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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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为社会存在所接受和反哺程度,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该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和作用程度。对现实影响和作用的效应弱化,是中国哲学面临挑战的重要成因。正视这一问题的存在,探析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对于富有成效地应对挑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哲学对现实影响和作用的效应弱化,主要体现在:

1.哲学对社会转型时期观念转变的影响和作用趋弱。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把哲学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推至最高峰,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尽管这一讨论所产生巨大的作用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驱动而非哲学的自觉的能动,但毕竟在客观上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禁锢。但是,当我们以真理标准讨论为起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过程进行追踪考查,就会看到,哲学热点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运行的:真理标准讨论——生产力标准的确认——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主客体关系的探索——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鸣——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争议——哲学改革的研究。这表明,哲学热点随着政治驱动的递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离现实社会的舞台中心越来越远,对转变人们观念的影响和作用日趋弱化。

2.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乏力。从理论上讲,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尤以哲学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最为突出。科技时代要求哲学发挥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支配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为他们开拓研究事物的思路的途径,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过程中的观察、实验和理论概括。但是,从实际发生看,却出现了对哲学作用的困惑:首先,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地主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西方哲学并没有与新技术革命同步发展,而是蹈入了深重的世纪性危机;其次,科技的发展需要哲学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性认识,对构建理想大厦提出科学根据,然而,哲学理论基本上还在发现和利用规律上徘徊,很少涉及科技革命的有关问题;其三,尽管我们不否认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不否认发达国家中的科技人员中也存在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运用至少是不自觉、不系统的。那么,大而全的哲学体系作用究竟如何体现?系统地学习哲学是否还有必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哲学乏力的必然反映。

3.哲学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作用滞后。从哲学的作用特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它不能为各门科学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唯物论认识论以及其他原理和观点,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而且适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实践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错位和不当造成的一些曲折和失误,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而递减;发展市场经济提出许多哲学问题,如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观念模式转换问题等,至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理论阐释。“摸着石头过河”依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哲学效应弱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

1.自身位置失衡。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哲学,既会呈现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也会产生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步性往往出现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而不平衡性则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不平衡性的非线性演进,是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规律。以往,我们对不同步性看得更多,对不平衡性似乎很少关注。实际上,5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一直是在不平衡中前进的。先是被推向极左,成为包治百病的“尖锐武器”;继而又走上另一个极端,连自身生存都面临着挑战。我国哲学界在世纪之交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不平衡性的存在,提出了“重新定位”的观点,但其实践价值如何,很值得商榷。哲学如何定位,并不以哲学自己的意志转移。先前,哲学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运作的,重点又在上层建筑领域,精神价值成为社会首要价值。哲学由自身功能所决定,自然处于光芒四射的位置。现在,哲学之所以日子难过,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工作中心的转移,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从属于经济,并为其服务的工具。哲学作为社会意识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则只能在社会意识作用的范畴内体现价值。其自身的“定位”在那里,是由时代所决定的,并不是自身所能选择的。其自身因素只能体现在如何“定位”上。片面强调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性,孤立进行一厢情愿式的努力,并不会取得和愿望相一致的结果。哲学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价值弱化的重要因素。

2.内容取向上的偏颇。哲学作为关于世界最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不是对世界的所有具体本质和规律的简单叠加,不可能解决改革开放中各个部分的具体操作问题。在急剧变革的时期,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中,对原有经济体制中哪些应该保留、调整、抛弃,对西方经济体制中哪些应该引用、借鉴,普遍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的尺度。同时,由于缺乏可供辩证思唯的足够的改革实践经验,难以充分而科学地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遗憾的是,一些搞哲学的同志竟然看不到哲学的特殊性和实际可能,把改革理论滞后的原因归之于哲学内容的陈旧,认为当今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只是前苏联模式的次生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相去甚远。从这种认识出发,出现了以“新”、“旧”为标准,以国界论是非的咄咄怪事。当我们随机抽样取若干哲学研究文章时,不难看到,“陈旧”、“过时”、“缺陷”、“缺乏”、“不适应”之类的帽子,全部(不是“几乎”,也不是“大多数”)扣在中国当代哲学头上。对西方哲学,则只讲借鉴不讲批判。其结果,既贬低了当代中国哲学,也没能从西方哲学中找到医治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处方,更没能创造出能够指导现实的新理论体系。哲学内容上的空白,又被鱼龙混杂的外来思想和文化所充填,造成了思想意识多元化的问题。

3.理论研究目标的盲目性。作为非自然存在的理论,如果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不为社会需要去运作,必然不会被社会所接受。理论产生的效应如何,首先取决于理论的科学程度,取决于能否把外在的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理论内化为现实思考着的实践主体的科学思维方式的问题,以及怎样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去创获关于实践对象的具体科学知识的问题。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哲学研究缺乏统一目标。一是热衷于自我循环,从理论到理论,与实践需要相脱节,与社会现实相脱离;二是无“意”生“文”,明明是鸡毛蒜皮一类档次的选题,硬要扯出大块文章,搞得内部热热闹闹,外部冷冷清清;三是受狭隘的功利思想驱动,唯求“新奇特”或单纯追求学术上的轰动效应,浮躁之风盛行;四是避重蹈轻,避近求远。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重大问题研究很少。相反,对于一些新名词的堆砌,则达到了吓人的高度,考古式的追踪溯源一类文章比比皆是。理论研究的盲目性,耗费了大量不应耗费的精力,成为研究深入发展的制约因素。

4.非意识因素的影响。其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影响。现阶段,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无产阶级在斗争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曲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全局的现象,是事物的本质,是世界历史潮流中的主流,曲折只是一种局部的非本质现象,是历史潮流中的支流,但毕竟是一种现象存在,至少影响一部分人对其发展前途持怀疑态度,进而对其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产生疑问。其二,社会转型的影响。现阶段,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市场机制在各个领域不断延伸,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迅速变化。社会存在的多样性,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性,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由于社会转型引起价值观变化,人们日趋重物质轻精神,对哲学不再盲目信奉的倾向。其三,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科学技术正向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渗透,从而引起社会科学形式和内容的改变。科学技术功能的拓展,使人们在更多地使用科技手段的同时,忽视了哲学功能的发挥。

增强实践效应,是哲学应对挑战、重塑辉煌的客观要求,我们应当为此努力。

1.坚持“三个统一”,增强哲学的科学性。

坚持传统与发展的统一。在社会转型中重建中国哲学,只有坚持对传统的继承,才能真正奠定发展的根基。发展,其本身就是传统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延续。它既包括发扬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原有的优势,也包括汲取西方文化或其它文化中的合理成份与有益因素。因此,正确处理传统与发展的关系,既要反对僵化思想和陈旧观念,也要防止把继承与创新对立起来的问题。我们要求哲学发展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但不能把适应片面地理解为迎合,对一些消极的东西放任自流;我们赞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扬光大,也赞同中西互补,但不能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国度里。只有正确把握传统与发展的关系,才能减少迈向既定目标的曲折性。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而不懂得实践的意义,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开来,不能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以往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第一次把实践引入哲学,并全面地、科学地论证了实践。把实践当作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强调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大的现实。哲学必须观注这一现实,为其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只有紧密结合现实,提出新的问题,总结新的范畴,才能概括出新的理论,增强内在动力。

坚持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从理论上讲,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一致的,只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才会有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的可能,学术价值应当从其包含的社会价值中得到承认。没有社会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是,多年来,在哲学研究中,片面追求学术价值,不讲社会价值或不顾社会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哲学研究游离社会之外,禁锢在书斋之中,造成了保守、封闭、单一的思维方式。现阶段,哲学遇到了冷落,表明了哲学还存在着不合时代要求的局限性。如果对其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哲学研究正处于大繁荣状态。发表论文之多,研究视野之广,探讨争鸣之活跃,都是空前的。可叹的只是,追求社会价值者甚少而单纯醉心学术价值者甚多。往往是,一个研究成果的发表,其价值充其量只能体现作者能力之证明和他人研究之参考二个方面。重视价值因素,坚持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应当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战略问题。

2.构筑“三个系统”,夯实哲学发展根基。

构筑研究系统。以往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如重复研究、无意义争论等,都与研究工作的系统性不强有关。按着统筹规划,把握重点,突出主项,注重协调的基本思路,建立社会调查、信息反馈、课题筛选、方法设计、手段配备、机构组织、价值评定、成果推广等诸要素协调运作的研究系统,有助于在理论研究中把握发展趋势,抓住关键层次,实现整体优化。

构筑教育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由冷趋热的速度,价值的体现程度,取决于掌握与运用哲学的人的多少。哲学只有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最广泛的影响和最大的作用。以往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简单化、庸俗化了,虚的成份含量过多。构筑哲学教育系统,不能仅局限在正规大专院校,各级党校、各级理论研究部门,也都应该按各自的特点形成上下衔接配套,左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系统教育网络,最大限度地推进哲学教育向纵深发展。

构筑载体系统。哲学教育内容的传播,学术交流的进行,各类信息的获取,成果推广应用的社会化,都有赖于一定的载体。载体单一,是造成哲学研究自我循环的重要原因。注重载体的多样化,如以党课和政治理论学习讲座为载体,重点提高领导干部的哲学素养,以企业文化为载体,丰富职工的哲学知识,以新闻媒介为载体,扩大哲学辐射功能等,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在由传统载体为主向新型载体为主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各种载体优势互补。在注重现代化载体的同时,也要采取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传统载体;在以现代化手段进行专业化教育中,也要坚持采取一些为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常规教育形式,使各种有效载体都得到有效利用。

3.发挥“三个功能”,增强哲学价值效应。

发挥批判功能,增强哲学的战斗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对传统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5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哲学的批判功能被推上极端,成为哲学的唯一功能,给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近年来,在对待哲学功能问题上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境地。因此,在新的条件下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应该成为哲学重建中的重要一环。

发挥反思功能,增强哲学的思辨性。哲学的反思,从最终意义上讲是理论反思与经验反思在最高层次上的统一。人类思想的深化过程,就是反思范围的扩大和程序的深入过程。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反思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站在世纪的高度,对自身进行发展的历史反思: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向现实转化中存在的困难,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向实践的飞跃。另一方面,它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对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以指导新的实践。

发挥超越功能,增强哲学的前瞻性。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变革和超越为前提的。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对过去和现在作出总结和描述,而且在于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测。具有能动性思维活动,能够在实践中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现象中认识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增强意识的预见性,在主观上超越现实。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科学论证,使未知的“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哲学本身也需要在发挥超越功能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理论形态,不断壮大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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