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战略选择——以大开放促大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2)02-0059-08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高瞻远瞩、面向新世纪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无论是对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乃是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发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潜在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以此带动当地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西部资源开发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西部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缺乏的正是资金和技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问题无法通过政府或计划来解决，只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对外开放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对西部对外开放必然性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在实践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吴仪同志所说的那样，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以大开放促大发展，是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发展的重要途径。西部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外开放，都必须与他国进行经济循环，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手段。更何况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浪潮势不可挡，只有顺应潮流，才能在国际竞争与分工合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西部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无任何经验的条件下展开的，所以只能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形式，客观上必然经历一个不断扩大和提高的过程。开放初期，开放只能局限于局部，即各方面条件都较为优越的东南沿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开放经验的积累，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要逐步向四周其他地区扩展：一方面，国家要通过扩大开放范围，获取更多、更大的开放利益；另一方面，各封闭地区出于本地区发展的考虑，也有对外开放的要求。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对外开放的扩大。事实上，我国对外开放正是沿着这一轨迹，由沿海向内地沿江、沿边、沿线，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依次推进，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
实际上，西部对外开放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开放进程的加快，与东西部区际利益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正是它导致了对外开放较快地由局部转向全方位，迅速由东部扩大到西部广大地区。
改革开放前，西部的经济活动基本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它与沿海的地域分工是垂直型的，彼此间的经济联系相对固定、简单。与此同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两者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也呈缩小之势。但这种关系随着“六五”以后国家生产力布局政策的调整、各方面向东部倾斜，以及东部的开放而发生变化；东西部差距的重新拉大，使其彼此间经济利益关系出现较为尖锐的矛盾冲突，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
1.利益脱节与失衡。由于西部深居内陆，远离沿海，加之交通等条件的制约，使沿海从开放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通过区际层层传递到西部时，已所剩无几；而近年来中央财政随着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协调区际利益的能力已大为削弱，从而使“沿海开放、内地开发、东西联动”的初衷难以实现，“开放利益”与“开发利益”无法协调，严重脱节。
2.产业关联羸弱。沿海开放所带来的东西部产业协作，大多属单向性联系，即通过沿海产业的后向需求，带动西部某些上游产业的发展，却不能扩大东西之间的水平分工。这种单向产业关联（产业链）存在着明显弊端：不仅不能加快西部产业结构的演进，使西部在全国分工循环体系中的位置得到改善；反而可能削弱西部经济的内在产业融合度。再加上沿海在发展战略上力图采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循环模式，就更加使沿海与内陆不发达地区的产业链出现断裂，沿海开放与内地开发之间的联动效应更趋微弱。
3.市场摩擦。沿海开放的一个重要初始目标，是向外扩展市场，向内腾让市场。即重点以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外向输出，向海外同类市场扩张，同时进行相应的产业升级，把传统产业的市场尽可能让给内地，由中西部充实改造传统产业，占领和扩大国内市场。然而，沿海产业的外向化和高级化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和水平：沿海相当多本该出口的产品和大量的传统工业品竞销内地，“西进”、“北上”势头强劲不减；而沿海未经多少“深加工”便转手“出口”到西部的原料性产品，也非个别现象。由此，“商品逆流”引发的市场摩擦频繁。
面对自身发展利益的损失，西部反响强烈：一是不愿将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半成品低价供应给沿海，由其加工出口，或要求就地加工增值，或要求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二是不甘于充当沿海外贸“二传手”的角色，特别是在沿海一些工商企业利用国家的外贸优惠政策，以“买断”的方式收购西部原材料产品（如铝锭、硅铁等）转手出口的情况下，西部试图自行出口、直接出口的愿望与倾向就更加强烈；三是不愿坐等国外先进技术由沿海先行引进、消化后，再向内地转移扩散，而主张直接引进吸收与地区发展相关的先进技术，以缩小与国外及东部的技术差距。
西部的上述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沿海局部开放的条件下，都又存在消极之处或负面影响：首先，外经外贸的分地区多头对外，虽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由于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缺乏协调与配合，因而降低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效益；其次，我国原有的对外经济联系和出口市场本来就比较集中与狭小，如西部的目光一味向东，与东部在国外争市场，不仅势必力不从心，而且会两败俱伤；再次，对沿海的收购与竞销，如“反击”过当，则可能产生市场封锁，统一市场的整体效益（效率）丧失；最后，西部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虽可加快自身技术进步，但如若重复引进或选择不当，造成无法吸收或关联性小，则很可能导致规模经济不足，或先进技术游离于传统产业之外，形成“经济孤岛”。
由此可见，局部开放的局限性，已在很大程度上给东西部区际关系的协调带来困难，并且已经制约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整体利益，而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则一定程度上抑制或弱化了区际利益摩擦，增强了区域的内外分工与互补；但要从根本上协调东西部区际关系，消除区际利益矛盾，只有把对外开放由东部沿海扩大到西部边陲，才能实现。
再次，从一般动因来看，西部对外开放（可分为“输出”和“输入”两个方面）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1.市场规模。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国内市场规模的增长滞后于生产的现实规模的增长，而导致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另一种情况是，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只有当其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是合理的、高效的。这是规模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从理论上讲，在生产要素供给有充分保证的条件下，单个产业（企业）的经济规模可以达到最优，只有市场规模或消费才是它的唯一约束。这样，一国或地区的产品出口就成为突破国内或地区市场规模制约而维持与扩大生产的关键因素。
2.比较优势。一国经济即便没有供求矛盾或生产增长与消费规模的缺口，也会由于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相应的比较劣势的存在而使商品出口与资本流动有利可图，并且会在寻求比较优势的外向投资中，形成市场寻求型投资、成本降低型投资和资源保障型投资等不同的动机类型。而就一国的进口来说，即便不存在短缺，也需在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同时，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以换取较低的生产成本或较高的分工利益。
3.产品生命周期。产品消费客观上存在依次继起的三个阶段：导入阶段、普及（传播）阶段和更替（衰退）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生产达到高潮，而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故对产品创新（开发）国来说，在产品国内需求趋减的第三阶段，如能将该产品适时推向国际市场，引导和满足国外同类需求，借助空间转移来延续产品的生命周期，即可获得产品（产业）的“先行发展”优势与利益。
4.要素禀赋。世界资源禀赋的不同和要素分布的不均衡，是各国产生物资余缺与生产结构差异的自然基础。它使得稀缺性进口或丰腴性出口成为进出口的基本形式。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主要与经济扩张相联系的发展性稀缺，正在逐渐取代由资源原始分布不均所造成的原始性稀缺，趋向于成为稀缺性进出口的主因。
最后，除了上述各种一般性因素外，西部对外开放（包括“输入”和“输出”），还有一种更深层、更根本的机制性动因，这就是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及水平相联系的工业化利益。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开放），主要基于两类不同的利益，即贸易利益与工业化利益，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根本、更为重要。西部对外开放应主要追求一种“后发”的工业化利益，即通过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流，借助其先进的技术、资金、市场和经验，以较高的“参照”水平，缩短工业化的时间与进程，达到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单纯的贸易利益相比，由于这种利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长远的和深层的发展要求，所以，其意义要大得多。工业化利益是贸易利益的基础；如工业化在水平较低，贸易利益会由于低度化的出口商品结构和不利的贸易条件而受到削弱。因此，实现工业化利益既是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动因，也是其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通过开放达到加速开发的目的，则是工业化利益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犹如一部加速器或一剂催化剂，使西部对外开放更加重要和迫切。西部大开发使西部经济流量无论是输出还是输入，都比以往大增。大开发的最终直接目标是实现西部工业化和现代化，它不仅需要不断加大资金、技术、设备等要素的输入量，以弥补自身的短缺，投入开发过程中，而且需要扩大商品和原材料的输出量；开发出来的原材料、制成品只有不断的输出，大开发才能持续不断地正常进行。可见，对外开放在西部大开发中担负着保障西部与国外循环通畅的重要职能，没有对外开放，大开发就会受哽阻。
正是因为对外开放在西部大开发和西部经济发展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才将其作为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大工作重点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措施之一，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集中力量抓好、抓紧。
二、西部对外开放的现状
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是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即在由局部向全方位扩展的过程中，于20世纪90年代初真正开始起步的。其标志是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1992年上半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开放伊宁、瑞丽、凭祥等13个沿边城镇，对其实行税收等优惠政策，允许其创办边境经济合作区；随后又开放所有内陆省会及首府城市，批准其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待遇。此前，西部虽也有少量进出口及外资利用，但总体上仍是封闭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地外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外向性差，西部地区对外经济交流少，且局限于少数几种商品的进出口。对外贸易除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受到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束缚，大多数企业无进出口经营权。对外开放，特别是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对外经济贸易焕发了蓬勃生机与活力，不仅商品进出口增长迅速，而且利用外资、技术引进、劳务输出、国际旅游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全面发展，为西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对外贸易高速增长。
表1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七五”计划所划分的“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九省区；考虑到内蒙古、广西为自治区，且经济发展水平低，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其列为“西部”的范围，特此说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贸易额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4亿美元，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60亿美元，再增加到90年代末的145亿美元，年均增长16.74%，其中1984-1991年为20.25%，1991-1999年为11.58%；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991年的4.4%上升到1999年的7.4%，出口依存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出口商品种类增多，结构得到优化，效益得到改善。
2.利用外资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部利用外资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的向西推进，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的施行，外资纷纷进入西部，成为西部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截止1999年底，西部地区合同利用外资237亿美元，实际利用99亿美元（不含广西、内蒙古）。分别占全国的3.88%和3.17%，兴办三资企业1.6万家，三资企业出口近7亿美元。
表2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情况（截止1998年） 单位：亿美元
3.边境贸易占据外贸重要地位。作为西部独有的贸易形式，边境贸易在西部整个对外贸易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疆、云南、广西等省区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边境地方和边民互市贸易，使边境贸易额大幅度增加，成为推动整个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1998年，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四省区的边贸额分别为3.9亿美元、8.7亿美元、1.31亿美元和3.67亿美元，各占总额的28.16%、56.75%、6.43%、12.3%。边境贸易有力地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而且使边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迅速脱贫致富。
4.劳务输出、国际旅游成为开放新领域和外贸新增长点。过去，西部对外贸易一直以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几乎是一片空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发挥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优势，西部各省区把对外劳务输出和吸引境外游客作为对外开放的两项重点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
表3 西部12省市区1998年国际旅游业情况 单位：万人、亿美元
表4 西部劳务合作情况(1998) 单位：项、美元、人次
5.与国外的科技、人员交流增多。针对技术与管理落后这一现实，西部各省区有意识地采取多种途径，加强与国外的科技、人员交流，请外国专家到国内传授技术或进行合作研究与开发，解决技术难题，联合攻关；派出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学习，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使自身在工农业领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对外开放虽有一定进展，取得一定成绩，但对外开放度仍较低，与东部仍有较大差距；据统计，1999年，西部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比例不到4%，实际利用外资额不到全国的3%，旅游、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新兴服务的发展更是滞后。西部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主要有：
1.基础薄弱。对外开放是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但这种发展壮大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所以，对外开放，即意味着与国外开展平等竞争，而竞争是要凭实力的，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实力，也就没有竞争力，也就难以在竞争中取胜。西部虽资源丰富，但整体实力不强，经营粗放，质优价廉的产品不多，所以外贸规模不大，主要靠出口缺乏弹性、价格疲软的原材料和一些轻纺产品，市场容量有限且日趋饱和。
2.投资环境和配套条件较差。近几年，为改善投资环境，西部各省区下大力、投巨资兴建了一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使投资硬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投资的审批，手续的办理、法律保障、对外资企业的管理等软环境，远不适应外商投资的需要，使一些外商对到西部投资缺乏信心和积极性。另外，外商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跨国优化配置行为，它要转化为生产能力，离不开劳动力、原材料及厂房设备，还要有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这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外资的配套条件。如没有充足且符合一定素质要求的熟练劳动力，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或导致生产效率达不到要求；如产品出口环节多、手续繁，就无法顺利出口，从而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等等。这些都会成为外商投资的障碍。西部劳动力素质差、资金配套能力弱、服务体系不完善，不能为外资企业提供外部规模经济和有保障的前向、后向联系，使外商投资必备的一些配套条件难以满足，外资规模必然受到制约。
3.外经贸人才缺乏，远不能适应大开放的需要。具有足够数量，能够胜任开放工作的人才是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开放成效的关键因素。西部不仅从事外贸营销、招商引资、外资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数量少，而且业务水平偏低，导致市场开拓和资金引进及管理乏力，造成对外开放的停滞不前。
4.开放层次较低，有待深入、提高。主要表现在：①出口商品结构欠优化、合理，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较大，深加工、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少；②外资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大多是一些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项目，技术先进、规模大的外资企业很少，有的甚至是技术过时的高污染企业；③边境易货贸易作为一种传统的初级贸易形式占一定比重。边境贸易虽灵活、简单易行，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品种、规模易受限制，运作、管理难以规范化等。
三、扩大西部对外开放的对策
针对西部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以保障其不断深入和扩大，更好地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部经济建设。
1.充分利用国家赋予西部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为了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东西差距，发挥对外开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国家不仅于1992年开始实施了沿边开放战略，而且在2000年初制定出台了进一步促进西部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优惠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将70%的国外优惠贷款用于西部；加强产业引导，制定了《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目录》（此目录比国家以前制定的全国性目录鼓励类项目更多，限制、禁止类项目更少，一些过去在全国性目录中列为限制、甚至禁止投资的项目，而在中西部目录中却列为鼓励类项目），此目录内项目可享受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项目政策：其进口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放宽西部吸收外资领域和设立外资企业条件，放宽外商持股比例限制；投资西部鼓励类项目的外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期满后3年内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被确认产品为出口型，且当年出口比例达70%以上者，可减按10%征收所得税；放宽外商在西部投资的领域及其他限制，外商对零售业的投资将逐步扩大至西部省会（首府）城市；外资企业西部再投资项目，投资比例达25%以上者，可享受外资企业待遇；多方式、多途经利用外资，除合资、合作、独资外，还可采用BOT、证券融资等方式引资；允许沿海外资企业到西部承包经营管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允许西部各省市区在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办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外汇平衡方面，减少并逐步取消对技术水平高、国内确有需求的项目产品必须出口的比例限制，对重要的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项目，政府可帮助其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对西部有优势的农牧业开发、资源开发、环保、教育、旅游、能源和原材料工业项目，给予特别鼓励，把利用外资与发挥西部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落实，必将对西部对外经贸，尤其是利用外资产生重大影响。西部各省区应从本地实际出发，用足用活上述政策，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使外资规模有一个大飞跃。
2.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加大引资力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交通、通讯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外商投资西部的积极性；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使旅游者望而却步；加上管理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劳动力素质低、配套条件差，外资进入寥寥无几。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除依靠国家投资外，应更新观念和思路，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如利用外资，采用BOT等方式办电、修路，组建合资电厂、荒山成片有偿转让等。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作为建设重点，所以，可以预料，随着它的实施，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将会有较快较大的改观。在搞好“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软件”要素的培育，对西部更为重要，因为西部软环境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加快有关经验、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进出口管理体制、交易和合作规范、售后服务体系等，此外，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形成与外资进入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办事程序等，尽快改变西部对外开放环境中“软件”比“硬件”更落后的状况，为提高对外开放的效率和规模，创造全面和深层的条件。
3.夯实工农业基础，为贸易提供物质支持。大量生产出质优价廉、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农产品，是贸易发展的前提。西部出口的扩大主要受制于缺乏充足的货源和市场开拓乏力。要使出口较快地上一个新台阶，必须在广开货源，增强生产能力上大做文章：一要壮大工业基础。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实行制造业产品出口战略之前，必须建立一定的工业基础和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工业基础的状况，不仅直接决定着西部产业包括资源开发的能力，而且间接决定着工业产品的结构以及出口工业品的结构。工业基础的薄弱，一般表现为工业生产能力（存量）规模和产出（产值）规模较小、工业部门的装备技术水平较低及工业结构低度化等。这一薄弱状态，会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开发与开放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抑制了西部工业内部后加工产业（产品）对前加工产业（产品）的需求，如原材料工业对矿产品采掘业的需求、深加工工业对材料初加工工业的需求等；另一方面，也导致在供给结构包括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深加工工业品的比例偏低。此外，在西部工业基础和供求结构方面，还存在着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中间需求不足或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率低，由此导致工业生产结构的“遇回”度（指在地区投入产出结构中，一生产者与其他生产者——而不是最终消费者——相互提供需求的程度）和关联度不高，进而成为制约工业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提高的深层次因素。因此，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西部工业基础的积累和调整，从开发与开放的双重需要出发，形成既能提高西部工业化水平，又能满足国际市场对产品品种、技术等级、质量规范等方面要求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部门结构。
二要加快和提高初级产品的加工——增值转换。在工业产出结构中，深加工产品比重的增大，是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一个侧面，它本身与工业化的方向、进程也是一致的。目前，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均存在明显的价格“剪刀差”和某些非经济性的政策“歧视”。在国内，产品比价倾斜于加工度较高的“下游”产品，不利于粗加工的初级产品；而同时，国家又对某些市场短缺的原料性商品实行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政策。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普遍低于高附加值产品，由其比价下降所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已成为普遍趋势。鉴此，西部不仅要以优势资源为基础，大力发展原材料及其加工工业，培养出一批骨干、“拳头”产品；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大优势资源产品的加工比重与深度，对某些初级产品，如镍、铜、铝、铅、锌等金属材料和石油、煤炭、盐类等能源化工原料，以及毛、棉、中草药等农牧土特产品等，加大就地深加工份额，更多地进行增值性传换。为提高加工层次与效益，也可与东南沿海企业合作，以实现“内内”结合基础上的外向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推动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刺激中间需求的扩大，提高工业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从根本上提高创汇水平，获取开发与开放的双重效益。
4.发挥地缘优势，大力开展边境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我国近2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有1.8万多公里分布在西部；与我国接壤的15个国家，14个与西部省区相邻。与多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这是东部所无法比拟的。西部应发挥这一优势，不仅与中亚、东南亚各国开展边境地方贸易和政府间贸易，而且要扩大合作领域，丰富交流内容：应利用分别依托新亚欧大陆桥和长江黄金水道建立的陇海——兰新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以其为后盾，依靠它所提供的便利，使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西北应利用新亚欧大陆桥横贯东西、而自己居中的优势，当好“窗口”和“桥头堡”，东联西进，向中亚、西亚，乃至东欧、西欧挺进，使新“丝绸之路”重新繁荣起来。西南则应借助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立体交通网，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积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各国彼此互补互济、互惠互利，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5.把旅游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一大重点。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第一，旅游业作为“无烟工业”，符合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第二，西部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陕西、云南等省为国内旅游强省，且已将旅游业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已形成一批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名牌产品”（景点、线路）；第三，长期制约西部旅游业发展的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近年已有较大改善；为了使旅游业成为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乃至“领头羊”，除了加强景点建设、开发新的旅游产品（项目）、提高旅游接待能力、进一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外，还应加大营销及对外宣传力度，加强旅游管理和队伍建设，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改善旅游环境与市场秩序，使西部旅游更有吸引力、竞争力。
6.办好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促进对外开放的有力措施之一，特区在我国东南沿海获得了巨大成功，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同样作为特区形式之一的西部边境经济合作区则是“小巫见大巫”，没有那么幸运了。它虽兼有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职能，但无论是在直接进出口或转口、获取商业利益方面，还是在加工出口，获取工业利益方面，都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作用不大。它们虽创办快十年，然而至今不仅规模小、区内企业数量少，而且贸易、加工层次低，实力弱，难以肩负外拓内带的重任。为此，必须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提档升级；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各项优惠政府的同时，赋予其更大的权限，围绕转口贸易和加工出口，下大力气扩大招商引资规模，重点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入驻，使经济合作区真正成为西部对外开放的一扇明亮“窗口”，既有规模，又有整体实力。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我国吸收外资和外贸出口等各项外经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西部要利用国家允许西部各省区在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办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难得机遇，创造条件，使原来级别较低的开发区升级，扩大外资利用和技术引进的规模，使其成为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的试验地和窗口，在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的示范、幅射和带动作用。
7.办好“昆交会”、“乌洽会”，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举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国际经贸洽谈会是扩大进出口、引进资金、技术、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扩大对外开放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南有广交会、东有华交会、东北有哈洽会、西北有乌洽会、西南有昆交会的会展格局。昆交会、乌洽会作为分别主要面向东南亚、中亚和俄罗斯的两个区域盛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多届。它们在活跃各自区域对外经贸气氛，推动对外经贸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今后应精心筹办，搞好招展、客商联络、对外宣传等项工作，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会促贸，以贸带工。
8.加快外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增强干群的开放意识。外经贸人才缺乏和开放意识不强是制约西部外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加快外经贸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业务精、懂经营、善管理的开放型人才，为西部大开发和外经贸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应对现有外经贸干部和业务人员加强培训，帮助其增强开放意识和专业素质；要通过有组织的干部和人才交流，使东西部的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既要选派西部地区干部到沿海地区培养锻炼，吸取沿海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又要支持和鼓励优秀外经贸干部到西部去挂职工作，让东部地区的干部把自己在开放中积累形成的好的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经验带到西部去；东西对口支援应将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20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