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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是存在的吗？女作家看世界是有特殊的视角吗？她在陈述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有与男作家迥然相异的手法和技巧吗？女作家的语言艺术贡献，有它自己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嬗变的轨迹吗？……
当我研读女作家作品的时候，这些问题仿佛像诵经时木锤扣击木鱼一样，不断地敲打着我的思考。
女性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并获得广泛的关注，似乎是近年的事，但关于它的争议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而且说法颇多。早就有人说，衡量文学天才只有一个尺度，不用计较它是属于谁的，男性还是女性都无区别。现在仍有人在说，好作品就是好作品，何必区分它是男作家创作的，还是女作家创作的？何况当今世界男女一律平等。这种看法轻易地就把女性文学的存在给否定了。有的人似乎是承认女性文学的存在，但在嘲弄之中也等于判了它的死刑：他们称它为“婆娘文学”，把一切低劣无能的品质都加在它的身上，说它的特征就在于婆婆妈妈地反映现实，琐碎，唠叨，狭隘，短视，小家子气，造作的感伤，如此等等。
一
很多对女性文学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人，往往首先怀疑和否定女性进行艺术创作的才能，他们常常喜欢并不完全符合原意地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作为它们的论据。托尔斯泰说过，文学完全不是妇女的事业。他不承认女性在这一领域具有创造伟大作品的才能。他认为从事这个领域的事业，要求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需要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因此托尔斯泰认为，妇女“永远是中等才能的作家”。如果妇女具有不可遏止的欲望，想要在精神世界里显示才能的话，那会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恼火。
在父权、夫权、男权统治了那么久的世界里，托尔斯泰的论点应该归为最高雅的一类了。这种论断首先来源于他的妇女观。他认为妇女完全不应该走出家庭，不应该到社会上干事业，同男人并驾齐驱，而应当留在家庭里。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一种谬误，是一种把妇女引入迷途的谬误。他认为妇女的天职在于爱，在于“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他说，“如果没有女医生、女报务员、女律师、女作家，我们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没有母亲、没有内助、女友，没有那些爱男人身上一切美好品质、并且以不知不觉的暗示去唤醒并鼓励他身上这一美好品质的女性安慰者——没有上述这种妇女，活在世上会是很糟糕的……妇女主要的、伟大的、无可代替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①
契诃夫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宝贝儿》。宝贝儿以丈夫的思想为思想，以丈夫的所爱为所爱，由于先后三个丈夫从事不同职业而跟随转移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最后剩她一个人时，她就以她家的中学生的想法为想法了。她永远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人格，完全丧失了自我。
契诃夫塑造宝贝儿这个形象，隐含着深刻而沉痛的讥嘲、讽刺意味，实际上提出了妇女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重大社会问题。
而托尔斯泰伯爵认为宝贝儿的心灵并不可笑，“而是圣洁和异常优美的，她为心爱的人献出自己的整个身心。”
两位男作家关于一篇小说中的一个妇女形象的意见相左，实际上不是关于文学的争论，而是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关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人格的争论。
的确，在托尔斯泰发表这种见解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界的女作家也许没有出现过“中等才能”以上的代表，没有出现过令托尔斯泰钦佩的、能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等男性作家并驾齐驱的一流女性天才。同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得最好的女性形象，如塔吉亚娜（《叶甫盖尼·奥涅金》）、叶连娜（《前夜》）、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白痴》）、薇拉（《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娜塔莎（《战争与和平》）等等，也都一一出自男作家的手笔。
然而，这些事实是否能够成为否定女性文学天才的足够的论据呢？
首先，对作家和作品机械地进行排队划档次，说谁是上等才能、谁是中等才能，谁第一、谁第二，哪个作品第一、哪个作品第二，这种做法本身就有些牵强，很难靠得住，往往失于公允。在文学艺术领域，不同欣赏者的不同价值观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女作家们的优秀作品（例如中国的李清照的词，外国的勃朗特姊妹的小说和诗，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乔治·桑的小说，吴尔夫及艾略特的作品，等等），就未必逊色于男作家们的“高超的”艺术创造。
再说，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上的女性作家的人数、总体水平，确实不如男性作家，那么，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只能是一定时代的特征，而不能就此来衡量和判定女性的才能。只能说明历史，不能说明女性，更何况这种历史的造成，根本的症结也不在于女性。如果不是扭曲的社会现实把广大妇女禁锢在家庭的樊篱里，更多的爱是不可能夺走女性的锦心绣口，挤占掉女性的艺术才华的空间的。
女性作家在丛生的荆棘中闯出一条路来，如果不是需要更多的才能和勇气，至少是需要有与男作家同等的才能和胆识。反过来说，我们或许可以看看，在每一位最出类拔萃的伟大的男作家的背后，有多少二流、三流、平庸而不入流的男作家，那比例是否会高于女作家队伍的统计数字呢？即使比例高，我也不认为可以由此得出什么有利于女性才华的结论来，这只不过是论辩中的一句并无恶意的玩笑而已。
普希金曾经说过：妇女常常以他们的才思敏捷、感情细腻和智慧出众使我们折服、使我们惊讶，认为他们是比我们要低的造物，这不是很可笑吗？走上独立道路的女性，勇往直前，无所顾及，能够充分地展示和淋漓尽致地发挥一直被历史禁锢着的艺术才华，她们天生的感情丰沛，常常在无意中和盘托出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的一切。这个特点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女性文学中已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列夫·托尔斯泰虽然不赞成女性从事文学事业，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智者，却不否定女性艺术才能的细腻和深沉。他说：在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心灵，根据这一点来说，在中等作品中的女作家的作品更好些、更有意思些。女性有时有可能会出其不意地脱颖而出，道出心灵的最深藏的秘密。
屠格涅夫更进一步肯定女性文学，并指出它的特点，说：我们俄罗斯有许多女作家，她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出众的才能，一切隐含着痛苦和欢乐的思想感受，一切隐含着可见和不可见的秘密的生活，凡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她们也都能达到，而且分毫不减，我们只是想肯定在女性的天才中有一种不一般的、非文学的、直接从心里涌出、甚至可以说不是深思熟虑的东西。的确，女性有天生的敏感和直觉，她们对生活的欢乐和不幸、物质的丰富与匮乏、心灵的愉悦和创伤的感受，要深于男人，敏于男人，因为他们同平凡的真实生活更贴近，因此也更能贴近地觉察到和体验到善良和美德、欺骗和谎言。
二
世界是复杂的。无形的光，透过三棱镜也会放射出绚丽的七彩来。
女性，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个属于生物学范畴的概念。但是，它的内涵决不仅仅限于性别和体质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作为占半个人类的社会群体的女性，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妇女除在体质方面有别于男性之外，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领域，处于异于男人的社会境况，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女作家行文于纸上的时候，无论她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些特点不能不流露在她的笔端。如果这些特点真的不存在、不起作用，如果所谓女性文学仅仅是女作家写的作品、而不具备其他内在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确实像一些人所怀疑的那样。它就没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而存在了。
没有历史的事物不成其为事物。任何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都自有它发展演进的脉络。同样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女性文学发展繁荣的进程，往往是和女性的解放、和女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妇女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不断争得独立的人格、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各个领域不断占据平等的地位时，女性文学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逐步地繁盛起来，渐次地形成和显示出它独特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文学的品格是在历史中展现的品格，是历史的品格。只有通过历史的观察，才能对它有较为深刻的领略和把握。
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现代主义文学在俄国的发展，涌现出不少在当时以及后来在苏联时期很著名的女诗人。
当时，民粹派已经失败，革命尚未到来，俄国社会充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前景的悲观情绪。敏感的女诗人，像雨燕一样，最先感觉到了这种社会危机和悲观迷惘的情绪，她们通过文学作品，主要是抒情诗表现出来。她们的诗，讲究音律、文采、象征、意境、用词考究，对后来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季·吉皮乌斯是最早出现在象征派诗歌天地中的女诗人。她多才多艺，写小说，写剧本，写评论，当然主要成就是她的抒情诗。她还是活动家，与两位知己创办了象征派文学杂志《新路》。在这本杂志周围集中有一批诗人。俄国最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处女作，就是在《新路》上发表的。
另一位女诗人叶·瓦西里耶娃也是在象征派诗歌的孕育下登上诗坛的。阿·托尔斯泰称她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人和最忧郁的人中的一个。在苏联文学史上以写列宁题材和历史题材闻名的女作家莎吉娘，二十世纪初年发表的早期诗作，也受到了象征派的影响。著名女诗人玛·茨维塔耶娃，唱着自己的诗行：“我的诗赞美青春，歌唱死亡”，也在此时进入了文学界。这些女诗人们中最著名的、影响至今的，要数安·阿赫玛托娃了。她是阿克梅派的著名诗人之一，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在继承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属于女性独有的抒情诗园地。她有高度细微的艺术敏感和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诗风优雅和谐，情感自然婉约。
这些女诗人们像雨燕一样，极其敏锐地感觉到变化了的时代气息，她们的诗情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潮流而涌动、而发展，对俄罗斯文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四
二十世纪行将过去，回顾百年世事，使人不能不觉察到这期间最具历史影响的伟大事件之一，便是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命运的巨大改变和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当然还不是最终的和彻底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女性文学正是在这一广阔背景下蓬勃发展的。
世纪初一大批女诗人涌上俄罗斯文坛。十月革命后第一代女作家，如丽·谢夫林娜、奥·福尔什、玛·莎吉娘、拉·列伊斯涅尔等，则是以一种有别于这些女诗人们的另一种新内容、新风格的作品出现在文坛。时代改变了，妇女地位也改变了，女作家们本身也改变了，作品中出现了第一代解放了的、独立自主的劳动妇女的主人公形象。例如谢夫林娜的短篇小说《个人的不幸》和《维丽涅娅》的女主人公，就是翻了身的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生活中能够独立自主、能够作出自己的道路的选择。
稍后的女作家，如安·柯普佳耶娃，在长篇小说《安娜同志》里，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金矿的矿长，在事业上有献身精神，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能够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女性尊严。女作家加·尼古拉耶娃也塑造了一系列这样的新型女性形象：短篇小说《爱情》里的女飞行员瓦莲京娜、《莫斯科女人》中的女农艺师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长篇小说《收获》里的县委书记的妻子——女农学家瓦林蒂娜和由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畜牧专家的阿多蒂娅等。
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差不多四十年间，俄罗斯女性文学最为关注的中心，大抵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讴歌女主人公们在工业建设和农村生活中的劳动功勋，讴歌她们的爱情、她们的追求和向往、她们的美好心灵，颂扬她们独立的品格，这一直是俄罗斯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
五
战争是人和人性的一个大考场。美德和恶行、善良和残忍、刚毅和怯懦、伟大和卑鄙都会现出真的本质。俄罗斯妇女，妇女的最美好的品格，在卫国战争期间发出了最强音。据1977年《苏联妇女》一书统计：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各个兵种服役的女兵有80多万之多。而在后方，则主要是妇女在工作。
无论对前线的女兵，还是对后方的妇女说来，卫国战争在她们的心中具有长久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卫国战争一开始，女性文学就显示出它强壮的生命力，很快地出现了一大批女作家和女诗人的作品，如：瓦西列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虹》(1942)、玛·阿利格尔的长诗《卓娅》（1942，获1943年度斯大林奖金）、别尔戈利茨的长诗《二月日记》(1942)和《列宁格勒叙事诗》(1942)、卡拉瓦耶娃的《火花》（1943，与三部曲的其他两部一起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英倍尔的长诗《普尔科夫子午线》（1943，获得1946年度斯大林奖金）和《列宁格勒日记》(1946)、潘诺娃的中篇小说《旅伴》（1946、获1947年度斯大林奖金）。做过前线卫生员、立过功、受过伤的德鲁尼娜，是以卫国战争题材的诗歌开始自己的诗人生涯的，她的第一本诗集是《身穿军大衣》(1948)。另一位女作家奥·柯茹霍娃，战前已有作品发表，战争中做过护士，同样以卫国战争为她作品的主要题材，写有长篇小说《早雪》(1964)，从现在的角度，讲述三个前线女兵昔日的战斗经历和她们的命运；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一生不能死两次》(1975)，描写前线的一个女侦察员的爱情和建立功勋的事迹。
男作家中有前线作家，战壕真实派作家。女性战争文学中，同样有众多的女兵作家，有自己的战壕真实派。例如：曾在前线做过女军官、战后成为新闻记者和作家的瓦·科达科娃，写出了中篇小说《战斗的幸福》；前线战士娜·玛雷金娜出版了中篇小说《两个和战争》；前线战士柳·奥夫奇尼科娃创作了中篇小说《你的名字是女人》，描写战争中的女人命运和女人的爱。另一位女作家叶·勒热夫斯卡娅同样经历了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后来写出中篇小说《近处的要冲》和抒情中篇小说《狂热》(1984)、以及另一部中篇小说《远方的炮声》(1986)，后者描写解放欧洲的历程和对生活前景的幻想。女作家柳·奥夫钦尼科娃的《壕中街》(1985)，通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的眼睛看战争，写在死亡危险环境中的体验和感受。
女性战争文学中近年来引起轰动的是一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的女新闻记者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两部书：《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译《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和《锌制的娃娃兵》(1990)。前者集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的回忆为一书，构成一幅悲壮的女性参战图。作者历时四年，行程万里，探访了上百名在前线战斗过的妇女，她们都是平平常常的女兵。“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女人的眼睛，来看战争，战争简直比什么都要恐怖。”②书中一位中士卫生员这么说。这部书主要不是描写战争。而是通过众多的女兵对战争的回忆，通过他们的心灵和感情的体验，揭示战争。“女人的记忆往往能捕捉住战争中人的基本感情，而这种基本感情常常会被男人们所忽略。如果说，战争以其军事行动使得男人难以忘怀的话，那么女人则是用她们女性心灵的特殊方式体验和承受战争：轰炸、死亡、苦难——在女人眼里这远不是战争的全部，除此之外，由于她们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女人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在肉体和精神上强加给她们的不堪忍受的重负。”③这也是这部书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的艺术构思的特殊之处。
后者，《锌制的娃娃兵》，是以阿富汗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其写法与《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相似，由于两种战争性质不一样，因此后者不仅是去过阿富汗的女性的回忆，还有战士的母亲和亲属的体验，并且书中加强了对阿富汗战争的思考和议论。这部书一时成为了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六
以社会道德为题材的女性文学，在价值判断、道德选择方面，常常充满暴露激情，深刻揭示两种生活、两种存在、两种追求、两种心理的矛盾冲突。格·卡格拉玛诺娃的中篇小说《才能》(1986)，描写两个非亲生姐妹安娜和莉里娅。她们在一个家庭里成长，由一个保姆带大，环境是一样的。然而两个人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完全不一样。安娜是艺术家，极有天赋，有进取精神，勤勤恳恳地创作，探索和追求体现真善美的崇高的艺术形象。妹妹莉里娅。没有姐姐的艺术天赋，也没有敬业精神，然而她模仿姐姐安娜，在姐姐后面亦步亦趋。她不同于安娜的是，善于装潢、显示和“推销”自己的所谓成就。对于安娜来说，重要的是创作过程，是对完美艺术的追求，对于莉里娅来说，重要的是结果，是获得奖赏。安娜是在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莉里娅不过是在艺术市场上进行随行就市的交易。结果莉里娅获得了学者的称号，为自己争得了国家奖金，并使自己成为各种高级评奖委员会的委员。而真正的艺术家安娜，则没有称号，没有名声，然而她有丰满的生活，她有人生的无限乐趣。作家自然而然地引导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谁赢得了生活，又是谁让生活空空地过去？
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道德危机。以前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改变了。往日培养人们诚实、利他主义、自我牺牲，而今日的现实生活却教给人们另外一套。一切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面。作家娜·苏哈诺娃在中篇小说《邻居》(1976)、短篇小说《候车厅》等作品中，从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角度提出，在人生、在人的生活道路上、乃至在人的命运中，每一瞬间都要面临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问题，而这种选择和判断，不仅牵连着你自己的命运，也牵连着他人的命运，牵连着社会中的人能否继续保持真正的人的水平。
七
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女性作家积极反映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女人往往居于家庭生活的中心，家庭要靠她维系。她时时要为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操心。她在社会上还要有一份工作，为的是挣钱养家和养活自己。难怪在民间关于妇女的沉重命运有这样的顺口溜：“我又是马，我又是牛，我又是婆娘，我又是庄稼汉。”尽管如此，但她们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不正常的。
伊·格列科娃的短篇小说《洛希尔的提琴》(1980)中有三个女性：中学语文教师丽塔、开电梯的女工波琳娜·伊万诺夫娜以及契诃夫小说《洛希尔的提琴》中的老太婆玛尔法，各自存在着在生活中的地位问题。
丽塔是个单身女人，热爱俄罗斯古典文学，富于同情心，辛勤地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日以继夜，不计报酬。她挣的工资勉强糊口。
波琳娜·伊万诺夫娜有一大家人。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波琳娜·伊万诺夫娜一人身上。她辛苦工作，外加数不清的家务事，“天天忙得团团转，像个陀螺”。
格列科娃娓娓叙来，客观、含蓄，笔调细致而幽默。然而通过故事，读者可以在深层听到作家为女性命运的种种辛酸鸣不平的强烈声音。玛尔法是旧时代妇女，她的命运由时代和丈夫掌握。而丽塔和波琳娜·伊万诺夫娜已经生活在今天，可是生活为什么不能给予她们所应得到的一切、让她们获得与她们的付出相一致的应有的地位呢？
玛·加尼娜的长篇小说《我活着——就期望着》(1986-1987)中四个女主人公、柳·阿谢耶娃的《在人群中》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维·托卡列娃的短篇小说《初次尝试》(1989)中的女主人公玛拉、以及拉克莎等其他女作家塑造的众多的女性形象，都提出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问题。玛·加尼娜在她的长篇小说的结尾中写道：“只有尊重妇女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
八
近年来在女性文学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特点。柳·波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揭露现实生活尖锐到令人震惊和达到冷酷的地步。无怪批评家称她为描写灰色生活的作家。同时，这位作家在表现形式上，也时而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而且常常是单身女性。她们在空虚的、虚假的、麻木不仁的、冷酷的环境里，在道德价值翻转过来的世界里活动着，自我挣扎，与环境斗争，孤身一人，无援无助，沉沦，毁灭。她的短篇小说《自己的小圈子》(1988)，女主人公聪明优秀，有敏锐的洞察力，有仁慈的爱心，她爱儿子，爱父母。但是她不得不在时时处处都作戏的虚伪的人们中间伪装自己。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为唤起丈夫和他的女友对儿子的怜悯和爱心，她当着他们的面打了儿子一耳光。这种不得已的、被扭曲了的母爱，正是产生于扭曲了的生活。
1993年这位作家发表的几篇小说：《婴儿》、《生活的阴影》、《犹太姑娘薇罗奇卡》、《海神》、《昏睡与苏醒》，描写的也都是单身女性，带孩子的，生孩子的。她们在非人的环境里寻求过，扎挣过，失望过，幻灭过，堕落过，沉沦过，受苦爱难，命运都很凄惨。
通过这些让人透不过气的小说，作家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冷静的理智，似乎向人们提出：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者更恰当地说人不应该怎样生活。
塔·托尔斯泰娅从1986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作品不算多，然而颇有新意，颇有个性，一时名噪文坛。例如短篇小说《圆圈》、《火与灰》、《索尼亚》、《猎猛犸》、《可爱的舒拉》、《诗人和缪斯》等，描绘出一个个女主人公，不幸的，失败的，孤单的，无家可归的，不可救药的。作家嘲讽她们的动人的空虚，嘲讽她们的无益的努力和迷误，嘲讽她们沉重的、被蒙骗的命运。而作家的爱心和“不可这样生活”的呼喊，正掩藏在嘲讽之中。
塔·托尔斯泰娅笔意恣肆，语言精炼，描写人物时有心理学家的深刻入微的观察力，描写生和死时不拘形迹。
瓦·纳尔比科娃，“沉默的一代”的代表，她的中篇小说《白天的光和夜晚的星的均衡》(1988)，是对先锋派艺术的探索。
瓦·阿尔费耶娃的作品《十字架》(1989)，是对人的信仰的探索。
众多的女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都在探索怎样生活的问题。
九
八十年代以来，在女性文学中涌现出许多回忆录。然而这不是普通的回忆录，而是从一些坚毅而善良的女性心中流淌出来的关于特殊年代、特殊事件、特殊人物的充满血泪的回忆。这些回忆录构成女性文学中最具有文献价值的部分。引起广泛兴趣并产生相当影响的有：叶·金兹堡写的个人崇拜年代的编年史作品《急转弯》(1988)、奥·阿达莫瓦娅－斯里奥兹别尔格创作于六十年代的叙述性作品《道路》(1988)、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1988-1989)、著名政治活动家布哈林的妻子安·拉林娜·布哈林娜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AI写作成的回忆录《永誌不忘》(1988)、莉·楚柯夫斯卡娅写于1939年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1988)、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尼·别尔别洛娃的传记性作品《着重点是我加的》(1988)及她的长篇小说《铁女人》(1989)、叶·基尔斯诺夫斯卡娅写她四分之一世纪在集中营、流放地的艰难历程、她的体验与感受、她的所见所闻的书《刻在岩石上的画》(1990)、以及拉·瓦西里耶娃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关于父亲的书》，等等。
上述作品中，有两部例外。一部是莉·楚柯夫斯卡娅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是构思出来的中篇小说，不过也是以三十年代生活为依据的，描写普通人的被捕，探监，入狱的经历和感受的特殊历程。另一本是尼·别尔别洛娃的传记性作品。她侨居国外，作为一个自由人，她记述了她的同辈人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们。这是一本很有才气，很有趣的传记性回忆录。
其他几部回忆录，写法几乎一样，都是从被捕前开始叙述，最初都不理解为什么被捕，她们抗议，她们申辩无罪。通过作者们的叙述回忆，自然而然地现出了她们自己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强大的敌对的力量面前，在非人的环境当中，在血与泪的遭遇当中，保持了女人的秉性——爱的坚毅和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是优秀的个性，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艰苦条件下炼就了的对真理的坚强信念。
十
近年来侨民生活题材，也是热门话题之一。女性文学中也多有反映。年轻的女作家吉娜·鲁宾娜的短篇小说《在你的城门里》(1993)，是其中很有艺术特色的一篇。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叙述从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三位女性：我，丽塔，卡吉卡，在一家吉玛克出版公司做编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这更增添了三位女性在实际生活中和心理上的紧张。她们三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两种环境，两种文化，两种教养，两种心理的撞击之中，经受着无限的痛苦，遇到许多困难，失望更多于希望。
作者娓娓叙来，笔调幽默，冷静，自然，简洁，在日常生活和不经意的对话当中，常常涌出女性的独到的思考和真知灼见。
我们所作的鸟瞰，大半是从题材的角度出发的，关于女性文学本质特征，特殊艺术技巧，以及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等等，只是间或说及，并没有作专门的探讨。这既要花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长的篇幅和更专门的场合。但仅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些，足以看清一点：女性文学绝非是一种陪衬，特别是在最后二、三十年，部分男作家特意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参与意识之时，更显示出女作家们对于文学，对于艺术创作的忠贞，女性文学不单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已形成为俄罗斯文坛上的一股泱泱大潮，它的影响也将随着它的成就辉煌而日益令人刮目相看。
注释：
①《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第401-4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②见斯·阿列克西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吕宁思译，昆仑出版社，1985年。
③见斯·阿列克西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吕宁思译，昆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