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进行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学科的研究，是文学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平行”研究甚至跨学科研究，可以对本民族的文学特点加深了解，同时也增加各民族文学彼此之间的认识，从而做到取长补短，互补共进。
当台湾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于1966年的课程拟议表列上“比较文学”课程（实际未开设）的时候，香港大学早在两年前（即1964年）就开设了比较文学课。当时校方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是为不熟悉法、德、俄等国的欧洲文学的学生提高对西方文学的认识。1966年，该校又开设了中西文学关系等课程，重点放在中国文学研究上。从此，比较文学课程在香港正式为人们所承认。1973年至1975年间，中文系和欧洲语文学系分别成立了中文和比较文学研究所。1975年，欧语系易名为英文研究及比较文学系。从1974年起，香港大学开始培养比较文学研究生。1978年以来，该校已培养出多名博士生。该校的课程安排开始时以西方文学为主，后来渗入大量的中国文学内容。这种风气的改变，和国外著名的布莱希特学者安东尼·塔斯娄的帮助分不开，也和香港大学的教师陈炳良、钟玲的鼎力相助有关。
香港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镇是香港中文大学。该校在1963年6月成立时，就规定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为了和这一宗旨相符合，该校的比较文学研究强调用中国观点，并于1974年正式在大学部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80年成立文学硕士班，大力倡导中西（英）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博士班则在1989年开设。
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个独立研究机构是1978年成立的比较文学研究组（CLRU），主任为袁鹤翔，秘书为美藉学者李达三（John J.Deeney），另7位研究人员为周兆祥、周英雄、陈清侨、陆润棠、潭国根、王建元、黄维梁。据达三介绍：这个研究组的基本宗旨是“从中国观点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以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以达到文化共识和沟通”。[①]中文大学办学宗旨也正好是“兼重中西学术之研究，以求其综合融通”。[②]此组和英文系紧密配合，不时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来该校作学术访问。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也分批到该校作短期研究。该校还从内地招收硕士研究生。主修的科目有《比较文学方法导论》，《东西诗学比较》、《英美现代主义》等。
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除在高等学府讲坛上开展外，还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推动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1981年，香港大学的马文彬和何重礼策划了一系列将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挂钩、重点不在具体比较研究的会议。1981年和1986年，安东尼·塔斯娄主持了两次布莱希特会议。香港大学主办的会议，视野开扩，题旨涵盖中西方文化，如1985年的“中国：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性”、1986年的“人类的革命：中国现代化观念与文化的重要性”等。
致力于使用中国视角，以弥补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缺陷的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也不甘落后，召开过不少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79年，首次会议的论题为“东西比较文学：理论与实际诸问题再探”。袁鹤翔在会上作了《对东西比较文学可能性的探讨》的长篇学术报告。1980年11月，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中心与别的单位合办“艺术的起源与本质”的学术会议。1982年3月、1985年9月、1987年8月召开的会议主题分别为：“东西比较文学方向——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西叙述文体之探讨”、“中西比较戏剧之探讨”。
由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两校学者的努力，香港比较文学学会（HKCLA）于1978年1月正式成立。据李达三介绍，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为：（一）发掘中国文学之特点，并予宏扬，俾为世界文学增华。（二）提倡西方区域以外之比较文学研究（如中、日、韩文学之比较），俾对文学理论及批评之发展有所贡献。（三）阐明东西方文学之比较研究应与西方文学之比较研究同受重视，俾使比较文学研究之范围真正普及全球。（四）促进东西方文学观之融会贯通，以期国际间能有共同的认识，盖此观点虽以国家为单位，亦能以阐释东西方文学之际不为国界所限。协会组织结合了香港这个国际社会的众多学者，参与各种不同的大型会议、专题讨论、公开演讲及小组讨论会等活动，为种种长远目标而努力。[③]
这个学会于1981年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中心、英国文化协会与歌德学院合办“布莱希特在东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会上，香港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塔斯娄作了“今天的布莱希特——美学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演说。来自大陆的黄佐临的讲题为《布莱希特：中国戏剧艺术的陌生化效果》。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香港不像台湾，有专门的《淡江评论》那样的比较文学刊物，甚至像《中外文学》那样以发表比较文学论文为主的刊物也没有。但他们有《香港比较文学会通讯》，另有创刊于197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出版的英文杂志《译丛》，里面时有刊载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此外，有些学校举办的文学周也不时请学者发表有关比较文学的演讲，然后结集出版。如1982年3月，浸会学院中文系举办“由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学双周活动，周英雄的报告题目为《从比较文学的观点试谈中国小说研究的几个重点》，黄国彬的题目为《中西诗的比较》，这些文章均收集在《由传统到现代》[④]一书中。
翻译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香港学者不甘落后，如1988年出版的第29—30期《译丛》，就曾将许多优秀的香港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传播。被称为媒介学的翻译研究在香港更是活跃，仅林以亮就出版有《林以亮论翻译》[⑤]、《文学与翻译》[⑥]。蔡思果与李达三在1979年10月亦作过《翻译与比较文学》专题报告。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在香港得到蓬勃发展，一是香港为国际开放城市，是中西文化交汇所在地。有这种肥沃的土壤，比较文学自然比较容易生根开花。二是香港不仅是经济上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自由港”，各种西方新思潮及其文化均很快在这里得到传播。香港的比较文学学者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按各人的专长和兴趣任选题目进行研究。三是英文在这里高度普及，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
由此也可以看出香港比较文学的一些特点：一是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如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组，编制出不少文学批评词汇，以及将一些权威说法编入比较文学手册中，这均有利于不谙门径的青年人自学。此外，将一些外国文论尤其是介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著作翻译出来，也为比较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精神粮食。二是大力倡导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大家知道，比较文学一直以欧洲为本位，各地学者几乎都在做研究欧洲各国文学的关系题目。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欧洲为本位的研究路子仍在美国盛行。在美国高校里，连美国的文学也排不上队，更何况东方文学。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者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在转移中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由周英雄、袁鹤翔及李达三编的第三本文集，在征稿启事中开宗明义提出：“本书的焦点为东西比较文学的最近趋向和问题，用批评的方法比较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⑦]这种提倡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以及李达三所主张的“中国学派”，和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所主张的“中国派”正好相呼应。三是研究方法多元。他们不仅运用新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象征批评等方法，而且还直接将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最新文学理论运用到比较文学研究中。与此同时，还将现代语言与美学分析联姻，对中国文学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审视。四是有一支可观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大部分出自英文系（与大陆出自中文系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且多半在国外（或在台湾）获得过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有的人不仅精通英语还懂数种外文，且对西方文论和欧美文学十分熟悉，故写起论著来常常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香港的比较文学起步尽管比台湾早，但后来的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因为作为“英文”体制中学科范畴的一个旁支中西比较文学，无法摆脱英文文学研究模式的种种规范。殖民地的英文教育政策，使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中西文学只能透过本地边缘文化时空的中介而吸收。中文系与英文系的文学研究又老死不相往来，故要求他们在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上达到更高的境界，无异是苛求。退一步来说，即使达到较高的水准，可由于受商业化的影响，不少比较文学论著无法面市，只好拿到台湾出版。在香港发表园地很有限，这也极大地挫伤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积极性。再加上不少科班出身的学者，既搞创作又搞评论，评论又不限于比较文学领域，致使一些本可做出更大成就的学者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注释：
① ③ ⑦李达三：《台、港、大陆比较文学发展中》（谢惠英译），台北，《中外文学》第17卷第11期。本节在前半部分参阅了此文的研究成果。
②见《校长报告书：1978年至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④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会1982年版。
⑤台湾，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⑥台湾，皇冠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