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
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脉络、应用与主要经验①
邓敏杰，张一春，范文翔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循证教育是当今教育实证研究的新取向，被视为提升教育实践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循证医学、循证实践、循证教育三个阶段。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循证教育的总体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已在多个领域中大面积地推广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践模式，即提出循证问题、寻找最佳证据、综合评价证据、整合专业智慧、评估所做工作。为了促进循证教育的健康发展，美国不仅高度重视循证教育并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多方协作与整合，而且还持续加大对循证教育的经费投入，创建本土化的循证教育证据资源库，注重对从业人员循证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循证；循证实践；循证教育；证据
循证意为遵循证据，以确证事件或事物及其效果的真实性，是欧美教育改革和实证研究的新取向。[1][2]2015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让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以下简称ESSA），进而取代了已实施十余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以下简称NCLB），并提出简化现有联邦项目数量，优先资助基于证据的教育项目，倡导证实为有效的教育方法，强调通过基于证据的行动和方法来改善学校、提高教师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为美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了新的蓝图。[3]美国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EBE），经过近二十年的历史积淀，已走在世界前列，引领着各国循证教育的发展，并使其成为国际教育研究中一个新的领域。[4]
以四等水准高程值为真值，计算出河北CORS静态观测高程中误差为±19.7 mm，精度满足《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关于四等GPS高程测量中误差不大于±30 mm，点位高程较差不大于±60 mm的技术要求。
一、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脉络
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教育的证据文化驱动，是教育循证实践“科学化”的结果，也受到循证应用价值导向等因素的影响[5]，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以下简称EBM）到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以下简称EBP）、再到循证教育的发展脉络。
（一）复杂的时代背景驱使，产生循证医学
20世纪美国推进科学化进程的思潮、日益尖锐的卫生经济学问题、临床医学领域重视科学研究证据等复杂背景，为循证的产生提供了根本动力[6]，同时也为美国循证医学打下了快速发展的基石。
其中约束集合的交如图1所示。易见问题(3.1)是问题(2.1)的特殊情况。事实上，在(2.1)中取C1={x∈R2|‖x‖1≤1}，C2={x=(x1,x2)∈R2|x1≥0,x2≥0}。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得问题(3.1)投影算子的显示解为：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基础研究是在不考虑实际目的情况下进行，它产生了对自然及其规律的一般知识和理解，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创造了“科学资本”和“资金”。[7]此后，这种科学概念被一直使用，同时扩展到了所有学科和领域，推动了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浪潮。[8]随着科学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将理论研究直接转化为应用的实践领域，重视科学研究证据的思潮逐渐兴起。而20世纪中期后，各种致病因素繁多、发病机理复杂的慢性疾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但卫生服务的质与量都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卫生经济学问题日益尖锐。此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严重的医疗浪费现象，为缓解这一现象，美国在1973年开始极具影响的“管理医疗”，并于1989年成立美国卫生保健政策研究所，为临床医生提供治疗指南与手册，以期通过指导医生正确使用基于研究的证据来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质量。[9]此外，20世纪70年代阿奇·科克伦（Archie Cochrane）曾提出，由于资源终将有限，因此应该使用已被恰当证明有明显效果的医疗保健措施[10]；桑德拉·塔纳鲍姆（Sandra Tanenbaum）提出“公共理念”，这刚好与管理医疗相吻合，进而人们把医疗质量下降、费用增长的根源归于医生的操作不当[11]。在诸多的因素影响下，戴维·萨基特（David Sackett）于1992年11月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新方法》，至此美国的循证医学便正式诞生了。此后，循证医学便席卷世界各国，被称为震荡与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之一。[12]
（二）应用由医学辐射推广，形成循证实践
随着循证医学的不断发展，循证药学、循证护理、循证外科等也应运而生，并辐射至临近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循证作为一种新方法，其内在的应用价值驱使其在不同领域的拓展应用以及循证实践概念的发展，促成了人类实践领域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最终在国际范围内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循证实践运动。[13]
循证实践，又称“基于证据的实践”，它是一种方法，认为政策和实践应该有合理的证据来证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国际上有最佳实践、与实践决策者相关两种不同的理解。[14]首先是最佳实践，指通过符合明确标准的科学研究而确立的有效实践。选择的标准包括实践已经通过手册、准则或认证培训而进行了标准化，通过对照研究设计对实践进行评估，采用客观措施证明有价值的成果且已被不同研究小组复制使用等。其次，作为实践者的决策。这一理解归因于萨基特及其同事对EBM的补充描述，即医生运用最佳证据为患者进行医疗决策[15]，将最佳研究证据、临床专业技能与病人价值观三者整合起来。[16]因此，EBP强调的不是最佳做法，而是一个利用现有最佳证据作出判决的决策过程。严格控制的实验和随机的现场试验被认为是评价治疗或干预效果的“金标准”。它是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实践领域受到自然科学实践的影响而催生的一种实践形态，也是实践领域“科学化”的产物，势必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实践方式。[17]
显示电路采用带字库的LCD显示模块，该模块有128*64个点，可以显示汉字，通过该模块显示设定的温度及检测的温度值。该模块可以显示四行汉字，每行可以显示8个汉字，单片机与该模块的通信采用并行方式。
（三）实践驱动证据文化，出现循证教育
教育一直是美国的首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焦点话题。美国教育对证据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一是随着循证实践运动的不断持续和深入，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逐渐加大；二是人们对高等教育标准和问责制的呼吁，逐渐认为基于证据的研究在支持教育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在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一支证据文化的驱动力量。于是，戴维·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在1996年提出，教师应该像医生一样让自己的实践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18]，进而在教育领域萌发了基于证据的研究思想。
循证教育为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图景。目前，美国循证教育已在多个领域中推广使用，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改革效果，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践模式，已然成为全球循证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得益于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以及逐渐形成的学术界、实践界与行政界的协同创新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精诚合作氛围，循证教育在全美范围内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循证教育大纲，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循证教育项目，如阅读优先（Reading First）、写作教学（Writing Instruction）等，为循证教育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资源。此外，政府与社会组织还致力于创建支持循证的教育政策和评估标准，聚焦循证实践，消除实践中的误解和个人偏见。
二、美国循证教育的应用现状
进入21世纪，美国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在教育领域掀起改革的新浪潮，并发布了《美国教育部2001—2005年战略规划》《教育科学改革法》等文件。受证据文化理念的影响及对科学研究、教育改革的重视，美国于2002年正式颁布了NCLB法案，并多次提到教育要重视基于科学的研究证据。为深入贯彻落实该法案，美国教育部采取多项行动支持循证教育运动，如资助有效教学策略网（What Works Clearinghouse，WWC）来评价研究，与基于证据的政策联盟合作编写了报告《将证据驱动的进步带到教育：美国教育部的一项推荐战略》，并成立了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IES）。其第一任所长格罗弗·怀特赫斯特（Grover J.Whitehurst）极力推进循证实践运动，并效仿循证医学颁布了“循证教育”概念，即在教育过程中将专业智慧与最佳且有效的经验证据整合起来进行决策。[19]自此，开启了美国循证教育的新纪元。
美国高校也在极力推进循证教育研究与实践，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于2004年成立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主要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的研究和评估，探究与传播基于证据的研究，进而提升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质量。该中心为寻求项目有效性研究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广泛资源，包括《最佳证据百科全书》（Best Evidence Encyclopedia）、循证教育杂志《更好》（Better）、电子通讯《最佳证据简介》（Best Evidence in Brief）以及关于循证教育改革的博客等。该中心主任罗伯特·斯莱文（Robert Slavin）和该校的南希·麦登（Nancy Madden）创立了“为了所有人的成功”（Success for All，SFA）项目及其基金会（Success for All Foundation，SFAF），通过创建和传播以研究为基础并经过严格评估的计划来改造学校，以及采纳和有效实施经过验证的计划，更广泛地推动有利于学校改革的政策。目前，该实验项目遍及美国48个州和其他4个国家1000多所学校，使5万多教育者和50多万学生因此受益。
（一）多个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实施循证教育
根据格罗弗·怀特赫斯特（Grover J.Whitehurst）的定义，循证教育由专业智慧和经验证据构成（见图1）。专业智慧是个人通过经验获得的判断和共识意见，可以通过有效地查明当地情况并将其纳入教学等方式提升；经验证据主要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神经科学，尤其是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用于比较、评估和监测进度的绩效经验数据。在具体实施时，需要两者有机结合，既要适合当地情况、能在证据不足的领域进行智能操作，又要累积知识、避免偏见等。但目前教育中外来证据所占比例相对较少，随机实验使用数量更加滞后。鉴于此，美国教育部提供工具、信息、研究和培训等，以支持循证教育发展。
图1.循证教育的构成
资料来源：Whitehurst G J.Evidence-based Education (EBE)[EB/OL].(2002-10-08)[2018-04-09].https://www2.ed.gov/nclb/methods/whatworks/eb/edlite-slide001.html.
为促进循证教育发展，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积极做出多项举措。如2010年美国教育部联合规划、评估和政策发展办公室，发布了《在线学习中循证实践评价：在线学习研究的元分析与评述》，为在线学习及混合学习提供循证支持[23]；2015年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为提升初任教师效能，发布了教师入职初期运用循证教学的关键策略和上岗工具包[24]；成立了国家教育评估中心，主要用于对由联邦基金支持的教育项目进行公正和大规模的审查、评估及提供技术援助，并通过提供循证信息帮助决策者和教育者就教育项目与干预措施作出合理决定。200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会议上成立坎贝尔协作网（Campbell Collaboration），利用捐款资助优先审查项目、向相关目标群体传播审查结果并通过系统评价建立奖励，以鼓励基于证据的政策和实践研究，目前已在许多国家成立了坎贝尔中心。此外，普林斯顿于2006年成立循证教育中心，致力于帮助学校及其网络和系统改善绩效、改变实践及消除成绩差距，借鉴多元化的策略和工具以支持基于证据的方法促进学习与成长。
由于循证起源于医学，因此最先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也是医学及与其相关联的教育领域。目前循证在特殊教育、教育心理学、课堂管理、研究生教育等多个领域，逐渐得到大面积地应用实施，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例如，有学者针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开展循证实践[21]，以及针对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进行循证教学策略的研究等[22]。同时，产生了《循证教育方法》《为高等教育的循证教学》《循证培训方法：培训专业人员指南》等书籍，描述了教育领域中基于证据研究的理论及实践。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系列成果，为美国循证教育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接触者检查是掌握感染与发病的最早时点,对接触者进行X线检查,并定期追踪检查能发现相当多的病人,其检出率也高。在全人口中每名肺结核患者有家庭密切接触者2~3名,沈阳市结防所调查1个传染源平均接触4人,其中儿童1~2人,全民中有接触及接触史者占10%,对这部分人的检查,可压缩检查对象90%[1 0]。可见接触者尤以排菌病人接触者比一般人感染率、阳转率、患病率都高。
接着，鲁迅表明了原因：“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这赏金）。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这赏金）。”
同时，美国循证教育在推进中，仍存在因许多未达到规模的失败评估而导致有效项目较少、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旧创新”、在研究方法及有效性的评判上还存在分歧等诸多问题。对不同人员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为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在未来实践中还需教师、管理者、研发人员、政府等多方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完善，如选择应用经过验证的项目和实践，资助创建、评估和传播新的研究证据与项目等。
1.1 临床资料 对照组为2017年6～12月急诊科收治的胸痛并确诊为AMI的患者139例，男78例、女61例，年龄(61.51±8.31)岁；实验组选择2018年1～7月胸痛中心收治的胸痛并确诊为AMI的患者182例，男99例、女83例，年龄(68.15±6.82)岁。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自行入院，符合AMI诊断和治疗标准，需要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或者溶栓再通的患者[2]；排除标准:就诊时存在心源性休克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AMI患者。
（二）循证教育的一般实践模式
循证教育受科学研究的证据文化驱动，是教育实践领域科学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实践运动，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国际上尤其是英美循证实践推进中，都有强大的政府领导的运动，存在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建立基于证据的做法。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呼吁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找出那些对成就影响最大的改革，为他们提供资金资助，并消除那些没有产生成果的项目。”[28]NCLB和ESSA均指出，联邦基金应该支持并优先资助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支持的教育活动。在联邦政府主导下，美国教育部及教育科学研究所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与循证政策联盟、教育捐赠基金会等开展多方协作和整合，来促进全美教育领域中循证研究的实施与发展。
效仿循证医学，美国循证教育针对第一层面已形成了一般实践模式或流程，即提出循证问题、寻找最佳证据、综合评价证据、整合专业智慧、评估所做工作。[26]首先，提出循证问题。根据在教育过程中所遇情况，确定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寻找最佳证据。根据确定的问题，查看相关教育指南、手册，或者从相关数据库进行条目检索，并根据提出的问题评判搜索结果和研究包括或者排除的标准，从而获取“最佳可得”证据。第三，综合评价证据。对寻找到的证据水平、质量标准、功能方法等进行综合评价，考虑其质量、透明度和相关性。第四，整合专业智慧。将所得研究证据与专业、家庭智慧及价值观相结合，并制订整合后的实施方案。第五，对以上过程所做的工作进行评估，在保证所做工作有效性的同时，可为以后实施循证教育积累经验教训。
从宏观意义上借鉴萨基特及其同事对循证医学的补充描述，循证教育是一个包含研究者、教育者、学习者、管理者等相关人员的复杂发展体系。其中，研究者通过科学化研究提供最佳证据，教师基于经验证据和专业智慧实施教学，学生及其家长根据文化背景、偏好、价值观等因素考虑参与教育实践的决策，而管理者通过循证可以制订教育政策协调整个教育过程。[27]在这个体系下，只有多方协调与配合，才能共同促进循证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内江市花萼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工程的研究能够发现，由于其处于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区域，所以其在景观建设上充分地凸显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湿地空间设计，在绿植的种植方面也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设计，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景观资源，借以提升该城市湿地公园建设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能够发现，生态城市的建设以及城市环境及应用资源的保护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美国循证教育的主要经验
美国循证教育虽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过诸多困境和挑战。为此美国不断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并逐渐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循证教育的健康推进和本土化开展。
（一）高度重视循证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多方协作与整合
循证教育不只是一种价值理念，还是一整套原则与实践行动框架。它可在两个层级上运作：第一是利用世界范围内关于教育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文献中已有的证据；第二是在现有证据缺乏或存在疑问、不确定及薄弱的情况下建立健全的证据。[25]第二层面属于较高层级，此时教育工作者需要能够规划、执行和发表符合科学研究与评价最高标准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主义和解释性学科的方法。在这个层次上，循证教育的目标是确保未来的教育研究符合科学有效性、高质量和实际相关性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有时在关于教育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现有证据中是缺乏的。第一层面上的循证教育，属于各级教育工作者都能进行实施的，也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循证教育。
此后，为推动循证教育的快速发展，在美国2005财年预算资助的九大优先研发领域中，针对教育的资助重点就是要成功开发与执行NCLB法案中提出的循证教育大纲和方法。[20]后来，许多国家为推进各国循证教育的发展，纷纷组建了独立机构，如英国的实效教育研究院、荷兰的循证教育学研究所、德国的德意志国际教育研究院等。近年来，循证教育日益受到全球教育研究者与相关行政部门的重视，已成为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股新的推动力量，正在勾勒一幅以证据为基础的未来教育系统蓝图。
（二）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为循证教育深入推进提供必要保障
近年来，美国对循证教育改革越来越重视，并不断加大研究和传播力度。具体体现在：一是大量增加教育中的随机对照实验数量，二是借鉴循证医学发展的经验，或从其他领域的循证实践中，思考如何改变教育领域实践者的行为甚至文化，从而促进贯穿全美各级教育从业者决策的证据文化形成。为促进循证教育的实施，美国对循证教育、培训、辅导和继续教育进行大量投资，在构建有效证据及权威知识库的基础上，注重创造一种真正的证据文化氛围，期望从根本上改变与完善循证教育实践。
2009年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中，美国建立了投资创新基金以支持创新实践的实施。该基金下创新投资计划（Investing in Innovation，i3）是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标志性的分级证据资助计划，它将核心教育改革领域的赠款供资与有效的严格证据联系起来，实施至2016年底已收到4000多份申请，并向50个州的学校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提供了172笔共14亿多美元的赠款，同时配以超过2亿美元的私营部门配套资金，对全美循证教育的实施与改革产生了极大影响。[29]近年来，美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在不断改善其实践领域证据文化的同时，也为循证教育实施提供决策支持及为循证教育成效提供经费保障。
（三）严格进行证据审查，创建本土化的循证教育证据资源库
在循证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证据的不确定性，进而带来不相关、不清楚、不可用等一系列证据问题。同时，证据何其之多，又各有不同，如何才能审查并保证研究者所提供的证据为最佳证据，已成为循证教育得以健康实施的首要前提。而证据审查可以在回顾总结证据的基础上，明确有效和无效的证据。因而，类似于循证医学，美国教育部依据所用研究方法的严格程度将证据分为六个等级，即随机实验或者真实验、比较组实验或者准实验、前后比较研究、相关研究、案例研究、趣闻轶事。[30]其中所用方法越严格，所得结果越接近事物本质，从而对应证据的级别自然也就越高。
为推进循证教育快速发展，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美国按照证据的六级划分标准对证据进行审查，在严格把关有效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本土化的证据资源库。如有效教学策略网，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提供有关教育中不同项目、产品、实践及政策的现有研究信息，以供其选择有效性的最佳证据，并将干预报告、实践指南、个人研究综述及数据等证据，以分级的形式形成证据资源数据库；ESSA的证据资源网站，由多方合作制作并免费提供有关符合ESSA证据标准的课程信息等；《最佳证据百科全书》旨在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关于支持为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生提供的各种项目证据强度的公正和有用信息等。
（四）以循证教育方法为指导，注重从业人员循证实践能力的培养
循证教育的实施，需要教育工作者评估其需求并在已被证实的干预措施中作出选择。针对每个领域都有许多经过验证的干预措施这一现象，美国政府提供资金帮助教育工作者实施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并协助他们作出明智选择并妥善执行，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教育领域中的科学实践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循证教育是“由研究支持”的自上而下的行为规范及为教师提供研究支持的一般原则，当然也并不是让一线教育者成为研究人员、要求每一所学校发明自己的认识研究方法等，而是要求从业人员在以此方法为指导的同时，提升自身循证实践能力，促进教育研究、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教育互动共赢。
美国循证教育的实施取得突破性成功，除了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循证教育产品与服务外，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实施了大量的从业人员教育。它不仅指循证教育实习，更重要的是在专业实践决策等方面。从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到职后培训等人才培养的多个环节入手，不断提升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的循证实践能力。美国教育部及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培训、讲习、考察等多项措施，鼓励更多的教育决策者及实践者转变为拥有循证教育知识和方法的专业人士，使其能自主、合理决策，并参与循证实践改进政策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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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Main Experience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NG Minjie, ZHANG Yichun, FAN Wenx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is a new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today, and it is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of edu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evidence-based education.After nearly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level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It has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 many areas,and has formed a characteristic practice model that consists of posing an answerable question, finding the best evidence, appraising evidence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ing with professional wisdom and values, and evaluating the work don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and carries out multi-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continues to increase funding for evidence-based education,creates a local evidence base for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bility of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4-0091-07
①本文受江苏高校教育学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资助。
作者简介： 邓敏杰，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张一春，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但是，转念再想，在平素里，我们这些要钱不要命的人也的确是愚蠢至极，大脑太过浅薄，太好叫人欺骗了。这世界但凡上当受骗的事情，似乎早给我们这些人准备好了。我们像一条条甘愿上钩钻网的愣鱼儿，被人家钓了去或者网了去，然后上灶煎了炒了清炖了，然后，就被当做下酒菜，吃了。我们似乎活该这样。
范文翔，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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