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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累计总额已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已突破1100亿美元。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问题也逐渐显现，国家实施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我国利用外资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3年）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第一个对外借款高峰。1979-1981年年均实际借款达28亿美元，1982年和1983年分别下降至24.32亿和10.65亿美元；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则处于试探性阶段，年均不足3.6亿美元。由此形成年均借款与直接投资比重高达6.53∶1。
第二阶段（1984-1986年）的基本特征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借款交叉剧烈波动。由于受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优惠政策实施效应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1984年协议额和实际使用额均增幅近1倍，但马上受到国内交通、能源、原材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后两年持续降温，1986年年增幅只有12.8%。与此同时，对外借款在1984年保持低水平，但到1985年实际借款额猛增109.02%，1986年又增长86.14%，第一次突破年借款50亿，形成又一个增长高峰。
第三阶段（1987-1991年）相对稳定增长。国家陆续制定和实施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出口型、技术先进型企业的政策和注意产业导向，外商（特别是美国、日本、西欧、台湾地区）投资踊跃；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控制对外借款增长速度，加上这期间的治理整顿，利用外资总量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受到1989年政治因素影响，对外借款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第四阶段（1992-1995年）进入高增长、高波动。协议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在1992和1993年均成几倍增长，实际利用额亦连续两年翻一倍半。对外借款实际利用额年增长速度从1991年的5.42%上升为1992年的14.85%和1993年的41.44%。这种超常规增长在宏观调控条件下得以扼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94到1995年连续下降，实际利用额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到1994年的22.80%，1995年与上年大体持平。实际利用对外借款在1994年出现第二次负增长（－17.17%）。
这种速度型波动状况是与我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外延型数量扩张特征紧密相关联的，并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速度型波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影响这种速度型数量扩张的因素特别是地方经济增长对利用外资依赖性和刺激性因素强盛，在未来发展中速度型波动仍难以避免。
在华外资结构的近期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利用外资的主导形式。
整个80年代直到1990年，外资进入总额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对外借款。1991年以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92年首次超过对外借款实际利用额。1992-1994年我国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借款实际使用额之比分别为1.4∶1、2.45∶1和3.64∶1。1994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对外借款累计额，并在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中比重过半，达52.74%。这两个实质性的变化使我国减少债务风险利用外资总量结构趋于优化。
从国际比较来看，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据初步统计估测，中国在1995年继续保持这种领先地位。
从债务方面来看，到1994年末，我国中长期外债为810多亿美元，当年偿债率为11%，远低于20-25%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安排债务的折现值代替外债名义额计算，中国属轻度负债国。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我国在借用外债方面尚有一定的潜力，但由于我国已进入外债偿还的相对集中期，加上外债结构中国际商业性借款比例增加，提高外债使用效益已成为主要问题。
第二个变化是外资来源地趋于多元化。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相通性，使港澳台地区作为特殊类型的“外商投资”捷足先登，在投资总量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截至1994年，港澳台商人在大陆投资累计额已达678.83亿美元，占外商投资累计总额的70.86%。进入9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对华投资正在加速发展。在1994年外商来华投资累计排行榜上，美国（77.28亿美元）和日本（72.89亿美元）分别占总数的8.07%和7.61%，而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欧洲的法、英、德、丹麦、意大利等国亦不断通过官方互访及民间渠道增进了解，扩大投资，形成华夏逐鹿之势。
在对外借款中，除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借款中，开始阶段85%以上来自日本和香港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随着来自欧美的资金增加，日本和港澳地区的比重已经下降。这有利于减少债务风险。
第三个变化是大型跨国公司主导趋势正在形成。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大型跨国公司，仅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就占有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1/3。由于受整体投资环境的约束，整个80年代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很少，多数处于观望状态。80年代末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大型跨国公司更是犹豫不前。反映在项目协议利用外资额上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为91万美元和92万美元，明显低于80年代平均155万美元的水平。
进入1992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政治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早就关注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信心迅速增强。来自欧、美、日、韩、新加坡、香港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财团投资热情高涨，至1995年初步统计，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者已逾200家。
跨国公司投资的结构效应
大型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中国后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大致上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使1992年以来在投资大幅度增长情况下项目协议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为174万美元，已超过80年代平均水平。跨国公司投资集中的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地，截至1994年，协议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天津为120余家，占协议项目的1.5%，但协议外资额却占全市的31.8%，上海市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1%和70.1%。整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利用外资规模已增至220万美元，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分别达到312万和400万美元。
其二是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形式的结构性变化，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一直是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主导性倾向，而其最有效的方式是独资经营。从上海和天津的情况来看，协议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中独资企业比重远高于其在三资企业总量中的比重，而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中，独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技术先进的工业项目中，合资、合作企业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业、运输及我国已有相当基础的工业项目中。就全国情况来看，以项目个数、协议金额、实际利用外资三项指标中所占比重来衡量，1985年以前以合作企业形式为主体，独资企业所占份额不到6%；1986年以后合资企业所占份额迅速上升，在三项指标中的比重到1989年高达60%以上，而独资企业持续下降；1990年以后独资企业开始迅速上升，到1994年三项指标中的比重已达27.35%、26.55%和25.82%，同期合资企业稳定在50%左右。
其三是带动外商直接投资由单纯的产业资本外延式扩张向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方向发展，由原来的靠实物资产增量为主体内容的三资企业形式向证券投资、企业兼并、海外上市、控股投资公司、投资基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资企业或股份公司方向发展。目前以直接投资于中国企业或实施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国际性投资基金正在不断增加，外商在华设立投资公司的意向强烈。这些趋势都值得我们关注。
外资大量进入的资金影响
通过利用外资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一条充满机遇和风险之路。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一方面刺激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经济生活多方面对外资依赖趋势的形成。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方面是有着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另一方面资本不足仍是约束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直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投放，促进劳动力就业的增加，进而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3年和199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中，利用外资分别占7.28%和10.81%。若按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计算，则分别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8.14%和22.97%。到1994年底三资企业就业人员已占全部非农就业人数的4.49%和城镇就业人数的7.49%。考虑到资本产出比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外资进入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应在25%左右。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高达35%以上的积累率应能支持我国GDP8-9%的年增长率的需要，但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投资效率低下和资金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企业大量沉淀现象长期存在，使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资源短缺和浪费并存问题严重，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的进入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资本形成和产品供给，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使GDP更高速度的增长成为可能。
但在外资大规模进入的同时，外资资金到位率较低，国内企业自筹资金不足，对信贷资金的要求相当高，目前三资企业资本负债率平均高达160%以上，有相当一部分外商投资项目和国际信贷项目难以落实。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外资依赖的同时，也形成了外资对我国信贷资金的依赖。其成因，一是迄今利用外商投资的形式仍集中在新建项目的外延式数量扩张上，对国内资源增量压力较大；二是对外债务完全由政府和银行承担，并主要使用于上新项目并都附有较高的配套资金要求；三是我国信贷资金市场化选择改革进展缓慢，外资对信贷资金的要求超出了现行银行体制的承受能力。这种状况的延续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的不稳定因素。
应该引起重视的依赖危险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外汇、技术和管理作为稀缺性要素约束长期存在，仅通过一般贸易实施进口品替代战略的步伐就非常缓慢。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一揽子资源转移的特点，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转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一，大型跨国公司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生物化学、现代通讯设备和海洋石油等现代科技生产领域。一方面带动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大批老企业设备得到技术改造。
其二，外商在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也大都以设备、技术、管理一体化方式进入，使我国一大批宾馆、商场、通讯、广告设施与服务加速现代化。
其三，受市场前景和国家鼓励政策的诱导，外商在电力、交通、原材料、城市基础设施上的大项目近年来明显上升，加上我国利用外国贷款亦主要投向这些部门，外资对我国基础产业的影响不断加强。
其四，外商投资在扩大我国的进口额的同时增强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渠道。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88年的5.2%，上升到1994年的28.1%；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1993年为15.2%，1994年为32.4%。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过程中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趋势已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而是正在成为现实。
首先，对极富潜力的中国市场长期回报率的良好预期和占有更大市场份额的垄断性动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大规模扩资的最主要动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保持在中国市场的中长期优势”正是外商在我国轿车工业、移动通讯、自动电梯、生化制药等行业大规模投资的基本行为特征。
其次，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过程中转移的基本是相对先进的成熟技术，但他们仍是千方百计设法控制对关键技术的转移速度和规模，以便通过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的延续实现其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
其三，由于经营体制和投资体制上的原因，我国许多已拥有先进技术装备和一定技术开发能力的企业难以扩张和发展，不得不转向利用外资以图发展。但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外商对这些企业大都实施股权控制式的兼并，即使开始占少数股权，在其后的发展中也不断通过扩资甚至买断国际营销渠道的方式加以控制，但都很少进行科技开发的投入。这种情况在我国先引进技术后实行合资的洗涤剂、化学制药、彩色显像管工业中比较突出。
其四，一些跨国公司还利用我国科研与开发利用体制上的问题，通过广揽科技研究与开发人员把我国具有长期研究经历的科技力量纳入他们开发中国市场的体系之内。这是大型跨国公司集中投资于上海、北京、天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五，跨国公司国际销售网的高度完善和国际市场信息渠道畅通及财务管理体系上的灵活性，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销售渠道及价格制定的主动权几乎完全操纵在外方手中。长期在生产、贸易相分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内企业则基本上处于背动。
如果我们国内企业在投资体制和科技研究与开发和市场扩张一体化体制，包括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创新机制上不能尽快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就难以改变，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以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为主要趋势的外资依赖性将会不断增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深化改革，加速培植以我国为基地的科研、开发、市场扩张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已迫在眉睫。
外资区域选择的双重影响
利用外资对我国沿海、沿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也使这些区域的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资依赖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当前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指向，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产生约束性的负面影响。
1991-1994年，津、沪、粤三省市利用外资占各自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33.29%、28.18%和37.90%，1994年当年更高达48.90%、30.90%和46.51%，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资料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特征更是明显，已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区、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五大外商投资密集区。1991-1994年外商投资总额占去了全国的70.77%（整个沿海地区占88.99%）；1994年外商投资占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6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
1991-1994年，在我国引进外商投资总额前15位的省、市、自治区中，除沿海省区和北京市外余下三位即沿江的湖南、四川和湖北，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在内的外商投资总额占全国的23.91%。
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沿海、沿江地带的集聚，除强化了这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对外资的依赖（在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上海市主要支柱产业形成中40%左右依赖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还强化了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因为外商投资在沿海地区的集聚，还带动了内陆地区人才、技术、资金向这些地区的集中。在我国即将实施的发展重点北上西移战略中，对外资利用寄予了相当的期望。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感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指向集中于沿海、沿江中心城市的趋势，近期内只会强化不会减弱。十分着重综合环境优势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作为未来在中国发展的基地进行投资，主要以产品向内陆市场扩张，真正的投资渗透过程将较为缓慢，因为在他们面前已没有关税和非关税限制。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地方利益得到强化。由于各地方竭力实施的现代化赶超目标中对外资依赖度都较高，在政策优惠减少情况下，地方政府极力推进综合环境建设，而外商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投资的市场回报率高于内陆地区，而内陆地区最具优势的能源开发又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对外商开放，内陆地区在投资环境上与沿海沿江地区的差距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第三，受到劳动成本和租金水平上升较快的影响，外商投资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投资从深圳、广州、上海外移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对他们构成现实吸引力的主要是条件相对优惠的这些地区的腹地和更优惠的周边国家的沿海地区。
由此可见，非税费优惠性环境建设竞争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地区间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国家对利用外资实施有效的区域性调节的难度增大。
引资成本过高的制度原因
利用外商投资加快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现行管理体制对大规模利用外资的不适应已经成为我国引资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展不畅情况下，为了适应引进外资的需要，先是在三资企业的审批、管理、税收与外贸体制上网开一面，形成了较为廉洁、高效的审批、税费征收体制，并在事实上成为我国深化企业审批、管理、税收、外贸体制改革的先声，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暴露出现行体制的弊病：
首先，自上而下外商投资管理上的严重脱节，尽管大多数地方都建立了“外资办”或外资服务中心，但权限基本上是审批完为止，缺乏完整的统计、监督、审计，一些地方甚至把这些必要的外资管理工作视作禁区，唯恐惊跑了外商，实际上这些工作对于善于经营、遵纪守法外商是一种信誉上的支持，对于不法商人则是一种约束。由于我们自己勤于引进而疏于管理，致使外资到位严重不足，大约有20%左右的无外资的“三资企业”照样享受政策优惠，高达160%的资本负债率已严重影响企业收益的提高；同时对严重的转移定价造成中方收益大量流失缺乏应有的财务监督和约束，放纵了一些外商的投机行为。
其次，国家产业规划政策导向界限上的不清晰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加上地方普遍存在的盲目追求引资数量，甚至不顾市场状况和当地电力、资金配套能力以“优惠竞赛”招徕客商，给外商以误导，使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波动较大。就协议外资金额来看，1985年工业占37.7%，房地产及公用事业占35.9%；1986年工业只占27.7%，房地产及公用事业占57.1%；此后工业投资急聚升温，到1990年占84.4%，房地产及公用事业只占6.9%；由于1992-1993年房地产热的带动，房地产及公用事业所占比重接近40%，工业下降为45.9%，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房地产投资出现大面积亏损，投资下降；到1995年上半年工业又上升到63.4%，房地产下降为26.0%。外商资本产业投向的不成熟性和低效率正是我国引资体制不合理的反映。
国家政策调整的目标选择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对利用外资存在着总量紧缩和加快步伐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
从迄今为止利用外资数量扩张的速度型波动为主要特征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形成的不利影响和对我国信贷资金规模控制造成的冲击以及总体效益不佳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政策导向不应以各地非常热衷的加快步伐为基调，否则利用外资上的盲目性将持续下去，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利。
同时，结合前述分析，我们认为总量紧缩政策导向亦不可取。这是因为：
其一，前述分析已经说明，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上述问题表现在总量上，但原因在于利用外资的形式过于集中于新建项目、政策的区域性倾斜时间过长和管理体制上的脱节等结构性问题上，解决问题只能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环节；
其二，国民经济增长和区域增长对外资的依赖趋势一旦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就具有某种刚性，国家经验亦表明，利用外资政策波动过大影响的不仅仅是外资的利益，更会对本国经济造成剧烈波动；
其三，若要实施总量紧缩，必须要实施限额体制，必将造成新的区域性矛盾并和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趋势相背离，而不具有可行性。
由此，我们认为国家政策调整的总的趋势应是：以结构优化为基础实现利用外资总量上的稳定增长。
实施结构优化为中心的政策调整的内容：
结构优化性政策调整表现在利用对外借款上，就是要逐步转变对外债务的主体，在严格控制政府债务的同时逐步开放企业、项目的国际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对外债务完全由政府和国家银行承担，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政府间优惠贷款减少和商业贷款增加，使国家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的风险和国家银行配套信贷资金压力过大，国际信贷资金使用上的高度计划分配模式于资源优化配置不利，且阻断了我国非国有经济利用国际金融公司优惠贷款的渠道。从创汇能力强的外向型民营企业试点开始逐步放开大型企业和项目的直接对外融资权，市场选择的自由和风险由企业和国外金融机构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债务压力，分离外资与银行信贷资金的必然联系，而且可以优化外资与国内资源的配置，增强企业对国外债务的消化吸收能力，减少债务风险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不利影响。
优化外资结构的实施方案
结构优化性政策调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
第一，明确政策、建立规范，积极利用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新的投资形式改造老企业，减轻外资过于集中于新建项目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压力。证券买卖、产权购并、控股公司、建立基金参股已成为国际投资发展的重要形式，用其实施对老企业的改造在国家不投或少投资金的情况下即可消化吸收更多的外资进入，现在的问题是政策不清晰、操作不规范，亟待明确政策建立规范的市场评价机制和操作程序，应对设备老化、产品落后，国家又无力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的老企业以优惠政策向社会开放，向外商开放，否则任其固定资产闲置、产品积压、贷款发放工资只能造成国有资产更大的流失。
第二，实施利用外资的区域政策调整的关键在于突出中西部利用外资的优势，突破其难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在于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三线工业和科技人员潜力较大，其劣势集中在资本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落后、老企业负担沉重、思想观念保守。由于现有地区利益格局和外商投资区位指向的约束，利用税费优惠等常规措施进行区域政策调整将十分困难。要发挥中西部利用外资促进发展的潜力，一要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初期阶段以资源换投资、换技术将是难以避免的选择；二要加强国家对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方式和流域资源滚动式总开发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三要对中西部地区国有老企业引资改造给以更优惠的条件。
第三，实施配套措施，把产业政策导向落到实处。在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时，要重视引资策略，防止外商的垄断，主要包括（1）对我国已具有较先进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的行业除非外商能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应主要从国内企业集团的发展上多下功夫；（2）对我国无法生产的领域亦不搞行业的单独引进，而应实施多国引进策略，形成跨国公司间的竞争；（3）制定和实施限制垄断的法律条例。
关于国民待遇的若干设想
对外商投资实施国民待遇是我国实施政策调整的中心内容之一。它将有利于扼制假合资、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必将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由企业制度决定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和由投资体制决定的创新能力短缺，使得国有企业面对来自跨国公司竞争和技术垄断显得背动、不适应。一些人士怀着对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憎恨和对国有企业的关怀，指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技术进步，相反其垄断行为将葬送民族工业的前程，提出引资不如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不如实施产品解剖仿制的思路。我认为体制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不仅不可能在实施高度保护下解决，而且只能在高度保护下衰减。一方面体制因素决定的引进一项技术从立项到审批到投资到试制、投产、扩散周期之长在改革的年代仍十分严重，而消费者偏好却并不等你的周期完成后再发生变化，外资不进入洋货照样充斥市场，而外资的进入在增加市场竞争的同时毕竟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实现进口替代。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是必然的，而打破这种垄断的根本力量在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制步伐，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使科研、开发、投资、扩张在企业实现一体化。国内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本来就是一对矛盾，随着我国对外资产业准入和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宽，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现有企业都将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而目前体制上的不适应使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不得不依附于外资才能发展正是民族工业的可悲之处。
其次，对外商投资实施国民待遇还必须与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结合起来。目前一方面是外商对非国民待遇意见纷纷，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一些外商得益匪浅。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就是要在对外商投资的信息服务、审批手续、资金到位、合同履约、财务税收审计、生活服务、生产配套、执行法规等进行全面的服务、监督和管理，作为过渡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起一个具有功能综合的权威性服务协调监督机构，待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实施并轨。
最后，我国的一些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投资市场在对外商开放时却对国内非国有经济单位封锁，造成新的不公平市场环境，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限制较多，随着对外商投资实施国民待遇和其他政策调整，对国内非国有经济实施国民待遇亦应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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