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发展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进化论论文,深刻论文,观念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4)01－0078－05 在科学思想史上，达尔文进化论是继哥白尼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最深刻、影响最久远的革命，它和牛顿的物理学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世界观。这种革命的实质就是人类观念的彻底变革：由神走向人，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走向现代的动态社会，由近乎停滞不前走向飞速发展。简言之，由发展的辩证法取代了永恒的形而上学。“达尔文的思想在科学领域之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对于生物学或自然史的重要性。”[1]373因此，达尔文进化论一诞生，即对人类发展的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进化论思想，由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确立起来了。打击和摧毁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的历史任务，由达尔文完成了。上帝被逐出了生物学。正是由达尔文进化论的建立，进化观念普遍深入到了一般人的意识之中。”[2]达尔文进化论坚持科学的精神，对物种的生成与演化给予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彻底抛弃了神学宇宙观的“上帝造物”说，为人类在宇宙观上的革命性变革——确立起发展的、动态的新宇宙观提供了科学的证明。恩格斯曾说“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深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3]具体来说，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发展观念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从历史的角度上。达尔文进化论彻底动摇了“神创论”世界观，在有机界确立起了“发展”的观念；现实层面，为人类发展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发展观念提供了科学支撑，坚定了人类对发展观念的信念，纠正了进步发展观念的主观主义倾向)；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进化论学者斯宾塞则将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理论进一步简单化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强者为王等观念，即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将其机械地照搬到人类社会领域，用其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其学说对人类发展观念及其实践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在有机界确立起了“发展”的观念 达尔文进化论彻底动摇了“神创论”，在有机界确立起了“发展”的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西方世界，在进化论提出并被人接受之前，对于各种各样生物物种的产生，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基础的“神创论”，又称“特创论”或“目的论”。认为这些物种都是由上帝为了一定的目的一个一个地造出来的。上帝当初创造多少物种，地球上现在就有多少物种，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认为世界是一个全能上帝创造出来的信念被称作特创论”[4]。从普遍意义上说西方的整个近代史就是打倒上帝，确立人的历程。具体就表现为人与神、科学与上帝的战争。传统社会的上帝要保持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世界创造者的地位(即神创论又称特创论)，而科学则要还万物、世界以本来面目，科学要追求真理，弄清事实。如果说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近代伊始的航海探险迈开了人类(离开上帝)奔向自由(大地)的步伐，那么16世纪的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则是动摇了“神创论”根基，而17世纪的牛顿的物理学则是为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启蒙理性的鼓舞下，工业革命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将上帝从最后的一块领地上(生物界或有机界)赶了出去，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但经过深入研究和冷静地判断，可以肯定，我过去曾接受而现在许多博物学家仍在坚持的观点——即每一物种都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坚信，物种是可变的；那些所谓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通常已灭绝物种的直系后代，正如某一物种的变种都公认是该种的后代一样。此外，我还认为，自然选择是形成新物种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不是唯一的途径。”[5]12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即自然选择理论，用自然的“进化”取代了上帝的“创造”。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都不是由超大自然的力量创造的，而是通过长期的进化过程自然产生的，经过长期的缓慢的自然选择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新的物种。人类的起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进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神创论”宇宙观和世界观，不仅在生物学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它科学的进步更伟大的变化”。[1]354经过150年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达尔文进化论已然得到了世人的“公认”。达尔文学说的胜利，使人类对发展的观念深信不疑。“神创论”或“创世纪”、“特创论”、“目的论”等，都是指上帝创造一切，包括宇间万物。万物一旦被创造，就永远如此，永恒不变，是近代以前中世纪时期主导人们世界观的基础，亦即神学世界观的根基。其总的特点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追求永恒，否认万物的发展变化。达尔文进化论将科学的旗帜插上有机界，将上帝从有机界中赶了出去，用发展变化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世界观代替了静止永恒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神学世界观。从世界观的高度，推动了发展观念的确立。“在科学思想界，达尔文革命是继哥白尼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体系上最深刻、影响最久远的革命；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人类的世界观。”[5]293 二、为人类发展观念的确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科学家开始将发展赋予进化的含义。从与人类发展观念的现实关系角度来看，达尔文进化论为人类发展观念的确立提供了科学支撑，主要表现为：一是为发展观念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二是由此增强了人们对进步发展观的信念；三是纠正了进步发展观念的主观主义倾向。 一是为发展观念提供了科学支撑。进化论“从科学的角度给统治着19世纪中叶并强烈冲击着人们精神状态的社会政治状况提供了合法依据”[6]，我国学者丰子义也指出：“近代社会的发展论基本上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人类生活，进化论也就是发展论。”[7]前文提到，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进步的观念首先确立并构成人类发展观念的主要内涵，特别是经过18世纪的理性启蒙，进步的发展观念深入人心，整个西方文明沉浸在理性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乐观主义凯歌声中。但毕竟是科学的时代，以主观性为特征的进步发展观念总让人感觉到缺少了点什么。这就是科学对进步的佐证，即科学对人类发展观念的支撑。此前，受牛顿的机械力学的影响，机械论自然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在生物界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上，受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以神创论为基础的认为物种永恒不变的“特创论”及其变种“突变论”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康德的星云假说第一次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表明了宇宙或整个无机界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在科学昌盛的时代，人类初步形成的进步发展观念，迫切需要科学的支持。以自然选择为核心内容的达尔文进化论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包括人在内的有机界如无机界一样是“进步的”、“发展的”，而这种进步和发展不是上帝主宰的，也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生物自我变异与自然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是事实，是有规律的，不是任意的，随便的。这就表明了包括生物在内的整个宇宙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人类的进步发展符合大自然的法则。这样就为发展的观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支撑。自然选择要遵循有利于物种更好的存在即对环境更好的适应为原则。并不是物种想怎样变就怎样变。“我把这种有利于生物个体的差异或变异的保存，以及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5]55“对于使用“自然选择”这个术语，有的人误解，有的人反对，有的人甚至想象自然选择会引起变异。其实自然选择的作用，仅在于保存已经发生的对生活在某种条件下的生物有利的变异。”[5]55“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通过保存在某些方面的有利变异，使这些变异能持续下去。”[5]67总之，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即整个有机界都处于进化过程中，都要遵循进化的规则，人类也是逐渐从古猿演化而来的，用进化来作为发展的主要内涵较进步似乎更接近于科学。因此，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诞生，就引起巨大反响，并迅速得到普及，很多思想家都接受了其主要观点，并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甚至早在19世纪时，达尔文的进步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仅限于生物学领域了。所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富有价值的源泉中来汲取他们的科学思想的。”[8]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为捍卫和普及达尔文进化论立下汗马功劳，并创新性的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先后发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0)和《进化论伦理学》(1893)两本著作，其中的《进化论伦理学》出版不久，就被近代中国学者严复翻译成中文，以“天演论”为书名于1898年木刻出版，进化、发展的观念由此传入中国。 二是增强了人类对进步发展观念的信念。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表现了对人类进步发展观念的信任，即认为：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合乎人类善良愿望要求的方向前进。达尔文进化论诞生前，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步观念得以确立，但由于在生物领域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上，仍然是受控于神创论或特创论。所以人们对强调变化的进步观念，仍然不时的产生怀疑和动摇，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后，将“万能的上帝”从其最后一块领地上赶了出去，并为进步发展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增强了人们对进步发展观念的信念。中世纪是上帝主宰一切的时代，而近代以来，则是“科学霸权”(哈贝马斯)的时代，人类追求真理相信科学，而关于进步发展的观念，虽然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科学兴起的步伐而形成的，但在达尔文进化论创立之前，即19世纪以前，关于人类进步发展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无机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即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认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都应该遵循机械力学规律的运动，都是不断向前的、向上的“运动”过程，但人类毕竟是不同于无机界的存在，因此，人类的发展是否必然也是一个向前、向上的运动过程，难免令人产生疑问。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生物有机界的演变规律，虽然还不是直接的揭示人类本身的发展规律，但无疑比牛顿的机械力学规律要更为接近于人类的状况，实事上，达尔文进化论也确实推动了对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几乎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和借鉴达尔文进化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和揭示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使人类的发展真正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与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三大科学发现是其理论创立的自然科学前提。再从哲学角度来说，发展的观念与辩证法一词是分不开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构成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核心内容，列宁曾言，辩证法就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是辩证法的杰作，其整个理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虽然达尔文不是一个自觉的辩证论者，但在其进化学说里却处处体现出辩证的思想。例如关于矛盾的思想：生物的进化与灭绝共存，变异与遗传同在，“绝灭和自然选择是同时进行的”[5]97，发展的观念。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方面补充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不足(补充了“实证”)，同时又填补了科学界的“空白”，即在有机界插上了辩证法的旗帜，确证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界事物的存在都是向前运动的。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进步的发展观念。正如岗瑟·斯腾特在其1978年的著作《进步的悖论》中所述：“在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所带来的震撼作用下，进步的观念被提升为一种科学宗教的水平……这一乐观的信念被工业化国家广泛接受……以致于到目前，任何有关进步将会终止的说法都被普遍认为是奇谈怪论，就象早期人们乍闻地球围绕太阳转时的反应一样。”[9]达尔文进化论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体现出了人们对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前景的乐观与自信，巩固和增强了人类对进步观念的信念。 三是纠正了进步发展观念的主观倾向。达尔文进化论不仅为人类发展观念的确立提供了科学的支撑，增强了人类对进步发展观念的信念，同时，还对启蒙以来所确立的进步的发展观念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之前，以进步为主要内涵的发展观念，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精神，在发展的观念中体现了人的地位、价值、尊严，但也带来了一个弱点，这就是进步观念的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使人类的发展观念缺少了科学的精神，发展似乎是人类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人类自作主张的结果，虽然进步的观念是在近代以来，以科学的大发展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但进步的观念似乎是插上了翅膀飞翔起来了，脱离了科学的基础，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凯歌声中，人类对进步所产生的乐观主义信念和信心倍增，主体性高度膨胀，逐渐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理性“左执原理(唯依据原理相和谐之现象始能容许为等于法则)、右执实验(依据此等原理所设计者)，为欲受教于自然，故必接近自然。但理性之受教于自然，非如学生之受教于教师，一切唯垂听教师之所欲言者，乃如受任之法官，强迫证人答复彼自身所构成之问题。”(康德)[10]进化论则表明，发展不能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有客观法则的，发展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发展有其主观的一面但也有其客观的一面。发展不能丢掉客观基础。进化论不仅表明，进步发展观念的客观性一面，而且还克服了进步发展观念的线性特征。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生物的进化过程是复杂的，生物的变异也是多样的，物种的进化方向是多元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但总的方向却是向前的(有利于物种生存)。 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引起有机界的“哥白尼革命”，很多学者深受其影响，部分学者则是将其基本观点机械地照搬到人类社会的研究，用其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社会进化论思潮，并将其推向极致，从而对人类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运用达尔文进化理论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进化论学者，最为著名的就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进化论学者H.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其理论被后人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44年初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后被史学界广泛采用。H.斯宾塞与一般的社会进化学者不同，他不仅机械地照搬生物学进化原理，用来解说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机制，而且还片面的夸大其个别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态”也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等。早在达尔文之前他就提出“适者生存”的观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H.斯宾塞将“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糅和在一起，形成“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则。他将社会比喻成一个有机体，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类似于生物的纯粹自然的直线进化过程，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混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H.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建立在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曲解和误读基础上的，其运用更多的是被达尔文所扬弃的拉马克的进化观点。社会达尔主义，用进化代替进步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导致“丛林法则”的泛滥，是不可取的。人类的发展不等同于生物的进化。“可以提供论据加以证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有意识的精神因素的主导作用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属性，因为精神因素事实上创生了新的条件(发明、社会制度，等等)，而这些条件则限制和阻碍了自然选择的作用，控制和降低了自然环境的影响。”[11]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观点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存斗争理论片面夸大，并将其视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基础，虽然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其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则是严重的，20世纪上半叶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社会达文主义的流行不能说没有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为后来的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二战期间，希特勒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的只有亚里安娜的日耳尔曼民族才是优等民族，其余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都应剥夺其存在的权利和生存的空间，形成了仇视人类，屠杀、消灭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成为现代化理论(线性发展观念)的重要依据。 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针对一些学者曲解达尔文的观点，特别是将其“生存斗争”的观点进行夸大并机械地照搬到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并运用辩证法对达尔文的观点进行了解读。“在达尔文以前，他的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恰好是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王国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达尔文的学说刚刚得到承认，这同一些人便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狭小的界限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也都是同样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复杂情况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12]371－372“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12]372 总之，达尔文进化论赋予发展以客观的基础，提醒人们，不要沉浸在进步发展的狂热之中，发展不仅仅是人的主观愿望的飞翔，更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演化，发展不仅包含着主观的愿望，同时还包含着客观的基础。发展需要热情，但更需要冷静。发展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尊重客观支撑，简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发展是人的选择，更是自然的选择，人的选择必以自然选择为基础，人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必以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 收稿日期：2013－09－28标签：达尔文论文; 进化论论文; 社会达尔文主义论文; 生物科学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自然选择论文; 科学论文;